1、越共高 层权 力结构解析总书记弱势成惯例，太子党力量崛起 内容摘要：越南共产党因为其建党建国的特殊历史，没有出现过“家长制” 、缺乏党内民主乃至党代会召集随意等党的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较早就形成了一种在最高层互相制衡的集体领导体制。其高层权力的构成也有更明晰的规律和制度可寻。 而较少的历史包袱，也使越共在适应时代变革时，有更从容的空间，敢于采取更大胆的制度性尝试。越共十一大一如往届般“胜利召开”，产生由 14 人构成的中央政治局，基本勾勒出越南最高权力层的人事蓝图，同时也给越南未来的政治经济路径定下方向。国会主席阮富仲成为新任越共总书记，这是十一大前国内外观察者人所共知的“秘密”。前 总书记
2、农德孟和现任国家主席阮明哲退出政治局，亦是意料中的事。越共十一大未满足众多大力赞扬者的“变革期许 ”，放言在决不改变现行制度下继续进行经济和行政方面的变革，但越共相对缺少历史包袱，腾挪空间宽裕，未尝不会趟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转型之路。作为东亚最早形成“集体领导”的执政共产党，越共高层权力变动较早形成了一条有规律和制度可寻的脉络，纵有背后的人事博弈，但在公开层面，它的 评议、投票、意识形态修补等环节仍有亮点，中央政治局的结构与产生也有独特之处。而且，目前越共最高层权力结构产生的过程细节不为外界所知，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其最核心的政治局人事名单产生在“会前 ”而不是“会后” 。高层权力安排的规律化
3、第十一届越共政治局名单为：阮富仲、阮晋勇、 张晋创、阮生雄、 冯光青、黎鸿英、范光毅、黎清海、苏辉锐、丁世兄、吴文 谕、阮春福、 陈大光、丛氏放。越共目前没有“政治局常委”，2001 年越共九大取消了这个机构，复设中央书记处，其成员除总书记外，称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九大之前，政治局常委也称为“五人小组”，为越共高层的“核心之核心” 。取消政治局常委之后，中央书记处并不等同于政治局常委，不过也不意味着越共没有了“ 核心之核心”。 总书记为书记处成员自不必说，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内政部长、中央检查委员会主任,一般来说既是政治局委员也会成为中央书记处成员，其它书记处成员则未必来自政治局，但肯定是中执委
4、(即中央委员)。因此，中央书记处成员是由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构成。新一届政治局成员中的唯一女性丛氏放，是八大、九大的中央 书记处成员，但直到今年才进入政治局。十一届中央书记处名单和工作分工也已揭晓，除阮富仲为总书记外，张晋创继续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一职，公安部长黎鸿英负责内务工作、苏辉锐接管组织部工作、吴文谕主政中央检查委员会、丁世兄管宣传，以上人 员全是政治局委员，他们进入中央书记处为政治局的安排，其余的中央书记处成员则为“ 选举”产生。根据越共官方 2 月 10 日的说法，总书记阮富仲代表政治局签批了安排部分政治局委员进入新一届书记处的决定，但是 1 月 18 日的越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
5、第一次会议选举了吴春历(人民军总政治局副主任)、张和平(高法院院长)、何氏洁(民运部部长) 、阮氏金银(劳动部部长)进入中央书记处，但他们均不是政治局委员。因此这届中央书记处有成员 10 名，比上一届多两名。越共九大之后，“核心之核心”到底在哪里，一般被视为是由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组成的“ 三驾马车” ，不过近年来由于国内外政改呼声甚高，国会作用凸显，加上国会主席，也有了“四驾马车”的说法。这种权力“核心之核心” 的转移，多少有“党化色彩 ”削弱的意味。越共九大开始，高层权力变迁即逐渐出现有规律可寻的迹象。前任总书记农德孟曾经担任过国会主席，新任总书记阮富仲的职务目前仍是第十二届国会主席。“
6、四驾马车” 一般都曾有担任过河内市委书记和胡志明市委书记的经历，1996年八大开始，这种规律日益明显。作为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越南两大城市，当地党委第一把手的地位相当重要，有过两市市委书记的历练， 进入越共核心权力圈自不在话下。 这种惯例似乎可以追溯到越共改革开放的思想交锋挣扎时期。改革派干部阮文灵曾任胡志明市市委书记，因作风较为开明大胆，进行改革试验遭到保守力量攻击被免职，阮文灵邀请元老长征到胡志明市考察，争取到他的支持;也因为深受从苏联和中国刮来的国际性改革 风潮影响，随后阮文灵被启用，1985 年进入中央政治局，1986 年六大当上越共总书记。目前已从政治局退出，但还担任国家主席的阮明哲
7、，曾经是胡志明市市委书记;刚上任的总书记阮富仲，曾是河内市市委 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张晋创，亦曾是胡志明市委书记。有趣的是，越南第三大城市，中部第一大都市岘 港的党委书记及军区政委，八大和九大时曾进入过政治局，但之前和之后，再也未出现过这种情况。越共十一大，党的高层权力交接已经完成， 职务 分工也已明确，但是在 “法理”上，中央政府方面的位置目前还各司其职，新的国家主席、国会主席、总理还得等到五月份第十三届国会产生后确定。虽说如此，但是总书记之外的另“ 三驾马车”的轮廓已相当清晰了，逃不出政治局成员的范围 ，更不会与现在的排名相去太远。不出意外，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张晋创将接任国家主席，河内市委
8、书记范光毅将当上国会主席，阮晋勇还将继续留任总理。若这“四驾马车” 真的成型，来看基本背景：总书记阮富仲，北方人，工作长期偏意识形态;国会主席范光毅，北方人，工作性质同上; 总理阮晋勇，南方人，军人出身，当过封疆大吏，后来长期在政府部门主管经济;国家主席张晋创，南方人，当过经济中心胡志明市市委书记，任过经济部长，后长期在中央主管党务工作。再看老“四驾马车” 中已退的总书记农德孟和将全退的国家主席阮明哲(党职已退，元首职务还未到期)，前者是北方人，技术型的农林干部出身，后者南方人，知识型的团派干部出身，老“四驾马车”的搭配方式与新“四驾马车” 大致相同。这样的最高权力构成，南北派干部搭配，新老混
9、合，实干型与意识形态型官员平衡(外界 认为是开明与保守之搭配)，是一个四平八稳的班子。分散的越共高层权力越共实行改革开放之后，被认为对中共亦步亦趋，处处学习效仿，从很多方面来看的确如此。不过越共也有较多独特之处，从高层权力结构来看，越共没有政治局常委，且政治局规模从来不大，仅有 1996 年的八大例外，出现了 19 人;总书记是中央书记处成员，不担任国家元首之职;总理实权较大，但无军权和党权，国家主席有名义上的军权和政权，总书记有模糊的实际军权和有限的党权，却无政权，国会主席职权虽虚但近年有一定充实。简言之，越共高层权力分配有相当程度制衡性，总书记弱势化，地方干部的 权力反倒比中央要集中，很多
10、省委书记同时兼任人民委员会(越南的地方政府)主席或副主席。2001 年九大之前，国防部长、 总参谋长、人民军总政治局主任这三个重要军职中，国防部长必然要进入政治局，此惯例系受苏联国防部地位较高影响所致，另两位则或一位或同时进入政治局，亦有军区政委进入政治局的先例，到九大时形成惯例，只有国防部长进入政治局。不过中央书记处总有一名成员来自军队，如人民军总政治局主任黎文勇在九大和十大均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却从来没有进入过政治局。新一届中央书记处成员之一吴春历，目前军职只是总政治局副主任。 1997 年 12 月的八届四中全会上，总政治局主任黎可漂曾接替杜梅当上过渡性总书记，成为继长征之后，任期最短的总
11、书记，九大即交棒给农德孟， 这是军方人士最后的一次辉煌。越南自 1945 年到 1979 年，经历了三次战争，因此军方在党内高层的势力相当强大。告别长期战争之后，抓经济搞改革成为当务之急，党政系 统干部地位上升，军方在高层地位下降; 在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 过程中，随着年代推移， 军队出身的元老日渐凋零，影响力消退，党政系统自然成为高层人才吸纳的主要来源。未来无太多悬念的“四驾马车”结构，现任总理阮晋勇可说太过强势，他不仅是四任政治局委员，早在 1996 年的八大上，已成 为五个政治局常委中最年轻一员(第二年年底八届四中全会常委更换时退出常委)，挂帅中央经济部，九大时成为第一副总理，十大之后当
12、上总理，在越南公 检法系统的根基深厚，于 军中也有相当人脉。阮晋勇还有“经济沙皇”和“ 改革派共主”的别称，“经济沙皇”可能多少有点名副其实，阮是典型实干型官员和强势总理，又系 经济开明派，但 “改革派共主”则是外间期许愿望过高者，过于天真而赋予其的浪漫想象。实际上， 维护现行制度的稳定和国家秩序的稳定，以可控的民主和技术性修补，来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乃是所谓“改革派 ”及“保守派”的共识。根据越南的法规，总理有相当大的权限，可批准省级人民议会选出人民委员会成员，可自行罢免或革除人委会主席和副主席;省 级人委会主席的指令，总理可停止执行或将其废除。2006 年 1 月，越南交通部官员裴进勇挪用
13、 800 万美元政府援助开发款项赌球一事被揭露，紧接着交通部副部长阮越进涉嫌受贿被捕，部长陶庭平引咎辞职，成为震动全国的大案。此事导致总理潘文凯道歉，与其他八位政治局委员未到任期即请辞。阮晋勇接掌总理之职后即挂帅反腐，成立防贪委员会，国会通 过反贪法。阮晋勇上任四个月，查办贪腐案 1700 余起，获 得众多赞扬，但据 BBC 报道，在揭露贪腐方面最有力的越南青年报、正义周刊等媒体及记者亦遭到了严厉惩处。尽管越南宪法规定国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且越南国会近年在监督和选举改革方面亦有不少上佳表现，但实际上它仍是越共和政府决策的事后承认机构，所以国会主席一职还是较虚，权力主要仍集中在总书记、国家主席
14、、 总理“三驾马车”上。越南国家主席相当于国家元首，宪法赋予国家主席多项通过国会才能实现的行政权力，如向国会建议选举或罢免副主席、 总理、两院院长等，但最终人选须得到由党领导的国会“ 程序 ”上认可，而真正的人选决定由党的高层做出，元首又不是党的第一把手;所以，国家主席的 权力，多具象征性。国家主席还是“越南所有武装力量总指挥”及“ 国防安全会议主席”，是名 义上的人民军最高统帅，但人民军的最高决策机构实际是越共中央军事党委，即中央军委，一向由总书记兼任军委主席， 总书记才是军队实质上最高统帅。国家主席和总书记又非一人兼任，国防安全会议的副主席是总理，其他成员还有国会主席、公安部长、外交部长等
15、，国家主席并不能独自左右 这个会议，仍然是“象征性 ”权力。根据越共党章，党代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原则上每五年召开一次，由党代会选出中执委，中执委选出中央政治局，并从中选出总书记。 2001 年九大修改党章，明确规定总书记任期不得超两届，算是对第一把手的限权。总书记产生后，设立书记处，由 总书记和政治局指定的部分政治局委 员以及由中执委选出的人员组成，在总书记和政治局监督下，越共中央设立了很多直属部门领导各种工作，这些部门到底有多少个，是哪些，具体怎么活 动?还有总书记产生的具体细节，权责范围， 对外界来说仍然充满谜团。党章 仅简单描述了中央军委、中央公安党委、人民军总政治局等机构的职能。有
16、一点可以确定，越南的最高权力实际上在党的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是有影响的人物，但在目前的权力分配关系和资历大致平辈的政治局架构下，决无也不可能有“ 独裁权”。越共改革开放之后，逐渐形成强势者任总理，温和稳健的弱势者分任国家主席、国会主席、总书记的态势。在越南，党委、行政、立法方面并不存在外界所过分夸大的“真正自由 选举”，但不可否认，在越共高层，从个人和条块的党政军权力相当分散，呈现相当程度的制衡色彩，既不同于朝鲜、古巴等共 产主义国家，也不同于民主国家，甚至与很多威权国家也不相似。特殊历史造就的“越南例外”拥戴“弱势总书记” 在越共而言早已是不成文的惯例。精通越南语、长期研究越南政治法律
17、问题的广西民族大学政法学院越南法律研究所所长吴远富对十一大投入了大量精力观察，“ 越南媒体公开报道了政治局委员得票排名，张晋创、冯光清、阮晋勇得票位居前三，阮富仲得票第八，却当上了总书记，这说明总书记的产生并不完全由中央委员会的选票决定。”吴远富认为，此次十一大，中央委员会独立意志增 强，不完全受政治局 摆布。据他了解，大会开幕前，政治局提名阮伯清(岘港市委 书记)、阮善仁(副总理)、阮氏金银(劳动荣军社会部长)三人进入政治局，代替将退休的几名老委员，但提议被中央委员会否决。越共高层原本想将政治局人数从 14 人扩大到 17 人，也被中央委员会否决，还是保持了原有规模。党代会的作用此次更显得实
18、化，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提名新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中，有十位部长候选人最终没有当选，包括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家谦、计划投资部长武宏福、交通运输部长胡义勇、内 务部长陈文俊等， 这些人落选，有年龄因素，也有因社会评价较差，被党代表投下反对票。失去中央委 员资格的部长将在今年 5 月召开的国会会议上被改选。共产党国家很容易形成一个早期共有的特征，即因为战争原因，凭借着资历、军功、人事运作，总书记( 或党主席 )能凌驾于政治局之上，从而凌驾于中央委员会，若再借助残酷的清洗整肃， 还可凌驾于全党全军全国，出 现万马齐喑、疯狂个人崇拜的景象。一旦出现政教合一型的“超人领袖 ”，则党纪章程被彻底破坏，党代会
19、召开与否或何时召开完全凭其个人意愿。越共历史上不乏权争派斗，但表现形式总体较为温和，既未有过急风暴雨的大整肃，也没出现过“超人领袖”，即使“胡志明伯伯 ”亦是如此。相比而言，越共的意识形态一向也不是特别激进。“越共例外” 既非越共比较成熟，它的民族主义特性强过马列属性，亦非越南人性格温和，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复杂的历史机缘巧合。从越共精神领袖胡志明在越共历史地位的形成即可见一斑：早年，胡志明在法国轮船上打工，得以游历欧洲，后在法国参加共 产党，接下来，胡奉莫斯科之命回国整合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那三个在共产国际前互相攻讦争正统的共产党，1930 年胡在香港将它们合并为“印度支那共产党” ，名义上是越老柬三国共产党，实际由越共主导，“印支共”便是越共前身。胡志明是地地道道的“莫斯科空降干部”，长期在中国和苏联活动，本土根基不深。“印支共”建立后， 发展相当不顺，胡一直未能把各派凝聚起来，但胡大部分时间都是莫斯科认同和信赖的人，同中共交往也不浅，这是本土派干部所无的稀缺资源，胡一生都忠诚于莫斯科路线。三十年代，胡志明曾在党内派系斗争遭排挤出局，丧失领导权。早期越南的“国共合作”中，反对派指控胡志明向法国人出卖民族老革命家潘佩珠(越南国民党创始人)， “印支共” 再度分裂涣散，胡在党内和莫斯科失势，出席共产国际七大时，他居然成为自己昔日追随者黎鸿峰的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