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重写翻译史孔慧怡 伦敦大学哲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任。我们谈论重写历史之前，大概应该先回答一个后现代问题：在这个提倡只有文本而没有史实的年代，不少人认为历史只是由写史的人虚构出来的叙述，我们为甚么还要写翻译史呢？历史哲学方面的探讨并不是我的专长，但过去十多年国际上不少史学家针对后现代主义带来的冲击，作出相当深入的思考，正好有助于我解答为何写史这个问题。艾文斯（Richard J. Evans）并不否认后现代观点对于如何理解写史和读史有一定的启发，但他也同时展示后现代主义者很多关于历史的说法相当偏颇，常有夸大其词或以词夺理之嫌1。如果我们对任何事物都采取极端的相对主义，那么不但写历史
2、是不可能的，所有人类知识也都会失去稳定的立足点。再说，相对主义也并不是后学创造出来的，事实上自从二十世纪中叶，史学界就相对主义已有持久的辩论，其中两人所用的譬喻更是很多人耳熟能详的了。柯灵乌（R. G. Collingwood）以下一段话，曾经令他被视为历史事实的怀疑主义者 2：圣奥吉斯坦用早期天主教徒的眼光看历史；泰拉蒙特用十七世纪法国人的眼光看历史；吉本用十八世纪英国人的眼光看历史如果要问那一个观点才算正确，那是毫无意义的。上述每个人都只可能用他本人的眼光看历史。比他晚一代的卡尔（E. H. Carr）针对怀疑主义，作出以下响应 3：一座山从不同的角度看，会有不同的形状，但我们不能因此说这
3、座山完全没有形状，又或者是有无限量的形状。长久以来，逆主流观点来看事物是史学研究的重要法门，公元五世纪的希罗多德（Herodotus）可说是批判性历史（critical history）的始祖。我深信引用这个方法来研究中国翻译史料，不但可行，而且应该有相当价值。启发这篇论文的材料，是中国二千多年翻译活动的文字记载。以近年种种后潮流来看，覆盖如此广的论文不免要惹来独断式叙事（master narrative）的嫌疑。先不说我对潮流没有兴趣，即使真的顺着潮流角度看，这份担心也是多余的，原因如下：第一，我对中国翻译史的重新思考，本身就是对现有的主流权威叙事作出的反应，这个过程的产物称之为反叙事更为合
4、适。第二，本文提出种种概念，目标是以新的眼光重看中国有史以来的翻译活动，找寻前人没有看出的意义，显示前人未曾察觉的架构，藉以加强我们对于翻译活动与中国文化发展相互关系的理解，而并非评价翻译活动的优或劣、宜或不宜。这篇文章最基本的目的是向人文学科特别是翻译研究的学者指出，如果肯认真审视存世资料，我们会发现中国翻译史学到目前为止仍是一块未开发的园地，值得我们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对整个题目重新思考。 二 关于重写上一节交代了我目前对历史及中国翻译史的基本看法，这一节应该把注意力转到重写了。说重写而不说写，自然是因为论述的背后有几项基本假设：第一，目前已经有一种或多种专著谈这个题目，而这些出版物在整个文化
5、体系里形成了主导性话语；第二，建议重写的人认为现有的作品有不足之处，或是研究资料欠缺与错漏，或是研究方向或方法有问题；第三，建议重写的人心目中有一份纲领，此纲领可能是建基于新材料，或是以新方法分析现有材料，又或是两者兼备，而结果都是要建立一种新史学；第四，建议重写的人相信从这个新角度入手，不但可以在有关学科范围之内提升大家的理解，同时也能突显这门学科与其所处的文化体系有怎么样的关系；也就是说从深度和广度都能有所推进。在这里我们先谈第一点和第二点，也就是现有的中国翻译史和它们隐藏着的问题。虽然翻译研究在中国是新兴学问，而撰写翻译史更是一个近期现象，但过去 15 年中，尝试用史学角度来叙述中国翻译
6、活动的作品已超过十种 4。在这里我们无法逐一分析其性质与写作目标 5，只能简洁地综合这些作品的共同特性，分列如下。（甲）文学倾向过重直到目前为止，在中国有关翻译的话语都带有极强的文学偏向。造成这个现象，有几个显而易见的原因。翻译活动首先进入中国知识主流文化，是通过十九世纪末兴起的小说翻译运动，这个运动的顶峰期是二十世纪的头十年 6。由于小说翻译运动以民族自强革新为目标，扎根于一股力量庞大的爱国主义，所以文学翻译也因此打进了意识形态的中心位置。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标榜文学的地位，此一传统深入人心，对于文学性的文本（包括翻译文学）在文化体系中保持优越地位，实在大有助力。自从中国共产党兴起，特别是
7、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文学被视为重要的宣传工具，这也有助于加强或维持文学作品在意识形态舞台的中心位置。最后一个因素，是中国翻译研究建基于 1980 年代初，此时在国际翻译研究方面兴起了一股新风气，起主导作用的是一群有比较文学背景的研究者，而翻译研究的话语亦自此出现一大转变。这个国际风气大概加强了中国学者的信心，认为聚焦于文学翻译是很正确的做法。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中国翻译研究这个领域，文学翻译的中心性是由多方面的支持建立起来的，包括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及文化经验，中国传统文化对文学的一贯抬举，政府意识形态和政策，与及在某一时期文学翻译似乎在国际学术圈子占了优势。问题是，文学偏向是否对中国翻译研究
8、的发展造成障碍或阻力呢？我的看法是：的确如此。文学偏向掩盖了一个事实，就是在中国悠久的翻译经验中，文学不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学偏向也给人一个错觉，以为用于文学翻译的研究话语同时也可以引用于其它形式的翻译活动。最重要的问题是，从史学观点来看，文学偏向妨碍了研究者寻找各类型翻译活动的共通点，以至让大家认为中国翻译史上各时期、各类型的活动是互不相干的。（乙）极度依赖间接资料现有的翻译史引用的多半是第二三手数据，同时也颇爱引用名人评语，很少再加考证或思考；这个缺陷在叙述或讨论二十世纪以前的翻译活动时，尤其明显。要明白造成这个现象的因素，其实并不困难。要对中国悠久的翻译经验作出初步了解，所需的专门知识
9、光以量来说，就足以教人望而却步。除了整个二十世纪的社会、文化与文学发展之外，研究者起码要懂得中国佛教史中翻译活动的基本层面，同时也要涉猎西方传教士在华的文化活动，更不能缺少对中国各朝历史的基本知识。当然，上述各种学科也有些学者会从他们本学科的角度探讨某些翻译活动，但是这类探讨一来并不以翻译为中心研究对象，二来也只会涉及特定时期或特定活动类型，不可能对中国翻译史作出整体的观照。要全面了解中国的翻译经验，还需要依靠专门从事翻译研究的人。问题是，中国大陆的翻译学者大多出身于外语系，工作单位也多半是外语系，他们对古文的掌握和对古籍的知识，都不足以让他们直接大量搜寻及钻研原始材料，因此也就无可避免地要依
10、赖其它学科如历史、文学、中国佛教、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者所做出来的成果。但我们应该知道，中国翻译研究为这份依赖实在付出了代价。出自其它学科的专论，自然以他们本学科为中心，翻译活动只占次要或边缘地位；同时，任何有关翻译的记载，也是通过这些学科的筛选角度才进入其叙述范围，筛选的原则并不以翻译为主要考虑。假如翻译研究者对这类资料隐藏的问题不是时刻警觉，又对中国历史背景缺乏透彻的理解，那么他们笔下的历史或叙述，轻则让翻译问题失去比例上的平衡，重则让翻译问题埋藏于其它学科的主题之下。假如对依赖二三手资料可能造成的失误缺乏基本了解，其研究成果也就只是柯灵乌所说的以剪刀和浆糊拼凑成的历史7 而已。（丙）观点与理
11、解问题 现有的中国翻译史几乎全部建基于以下几种分期或分类方法：一，以朝代为分界线（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把二十世纪历史分为 1919 年以前的近代，1949 年以前的现代，及 1949 年以后的当代）；二，以个人成就为焦点，亦即以个别有名的译者为叙事单位；三，以文本种类划分，例如佛经、圣经、科学、文学等。根据不同的分类形式，这些翻译史的叙述或按历史时间顺序编排，或按名家生平或文本性质编排，乍看都似乎顺理成章。但历史学家如兰克（Leopold von Ranke）就曾经指出，历史与年表或大事纪录这类文本有一种最基本的分别，就是后者只是一连串事件的记录，而前者则展示出表面看来独立的事件有怎么样的内在关
12、连 8。写史并不只是收集历史资料，更重要的是找寻各种历史事件的意义与模式，让我们对整个题目和相关的事情达到更深的了解。从这个角度来看，现有的中国翻译史，不少似乎称之为活动纪事录或资料汇编更为恰当。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面对历史资料时，能否持开放的态度，是否愿意让历史数据向我们显示背后的故事，又抑或是早有固定的框架，用来套在历史数据上，强迫数据去说我们认为它应该说的故事。很不巧，现有的中国翻译史著述都受到很大的限制，大多紧跟着主流政治意识形态来理解历史活动 9。下面的引文录自一篇有关新疆（史称西域）语言及翻译情况的论文，正好说明意识形态的局限如何妨碍研究者真正把关注集中于翻译问题10：语言是信息的
13、载体，而翻译则是转换各种语言载体的桥梁。在二十一世纪千禧之年，我们新疆各族人民在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政策的雨露滋润下，在祖国大家庭的温暖怀抱中，一定会奔向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这段引文让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写作风格，而是它如何不自觉地显示出在中国约束着翻译研究的因素。文中用上一般只见于政治宣传文字的高姿态赞词，其实正显示它的主题具有极度政治敏感性。我写这篇论文的目的不是要在现有的翻译研究作品中找岔子。我们都知道，不管是写史的人还是他们的作品，都无可避免地染上他们的社会、政治和学术背景的色彩；要是说到学问功夫，相信没有认真的学者会认为自己是全才，做研究时总有盲点和障碍。因此最重要的是让写史和读史的
14、人都知道，偏见和障碍是肯定存在的，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其中一个好方法就是提出其它角度来观照历史 11。三 新观点在这一节我会尝试指出连贯各历史翻译活动的脉络，而我捉摸到这些脉络，是通过大规模（但绝不是全面）地阅读历史资料，包括中国各朝的正史、翻译文本、有关中国佛教的学术研究、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与及二十世纪的各类翻译活动。依循这些脉络来重组中国的翻译经验，我们会看出文学翻译并不是中国翻译史的焦点。更重要的是，过往被视为没有关连的各种翻译活动，通过这些脉络都可以联系起来。这固然有助于我们理解翻译作为文化活动的特性，同时也会让我们更了解中国作为翻译活动主体文化的特征。（甲）中国的双线翻译传统提到译者一
15、词，我们对于他们的基本能力和工作方式都会有些假设，可能是按他们所译的文本种类分为几类（例如文学译者、商务译者），又或者按他们的沟通方式与媒介来分类（例如口译与笔译之别），又或者按他们服务的环境和处境来分类（例如小区传译、法庭传译、会议传译等）。就中国历史翻译活动而言，我在这里建议可以分成两大类，划分的基础是译者本人如何看待他们与所处的小区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一类是事务性译者，另一类是文化性译者。从最简单的角度看，两者分别如下：事务性译者满足他们的雇主在翻译方面的需求，依循的是雇主定下的工作守则，和这类工作赖以运作的一般架构。他们的角色是促进现行制度顺利运作，从而加强制度的稳定性。而文化性译者则正
16、好相反，他们察觉到一个社群面对某一种文化转移的需要，因此尝试通过翻译来填补这需求，藉以推动他们本人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往往要挑战现行制度和架构。从这个分类法看翻译活动，中国提供了特别有趣的例子，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从事翻译活动的人明显是两大类。二者分别不但在于文化定位，而且更延伸到其它领域，直接挑战我们对译者的语言能力和翻译过程的传统假设。事实上这两者之间有那么大的分歧，我们可以说中国有一个双线并行的翻译传统。以下列出这两类译者的特征，藉以说明中国历史翻译活动的双面性：（1）语言能力：事务性译者都通双语或多语；而参与传统文化性翻译运动的人，大多数却只懂一种语言 12。（2）运作方式：事务性译
17、者通常单独工作，而文化性译者包括懂双语或多语的在内则从事合作式或团队式工作。后者的工作方式，以及只懂单语的人介入翻译过程，让文化性翻译工作经常带有口译的部分。（3）目标听读者：事务性译者的服务对象是小众或者个人，处理的是个别性的翻译处境或事件。文化性译者即使眼前有读者或听众（如佛经译场），他们的目光也必定超越眼前这一群人。（4）工作需求：事务性译者要跟从已经建立好的一套翻译方法、文本形式及翻译方针；文化性译者可以作出自由的试验和创新。事实上要向一个文化气候不断转变的国家介绍外来文化因素，译者除了试验和创新外，亦别无选择。（5）能见度：事务性译者的工作与他们所服务的制度挂 ，而不是与他们本人挂
18、，因此他们的存在是隐性的，也是无名的。文化性译者如果要在眼前及未来大量听读者群中造成影响，就必须加强其个人形象和权威性，所以不论他们本人、同道人和追随者都会极力尝试加强他们的公众形象。事务性与文化性两类译者在能见度和文化定位两方面的差异，正是文化性译者吸引翻译研究者的最主要原因。但事实上，事务性翻译的传统同样值得我们研究。撇开别的不说，光从教学角度来看，这也是必要的，因为大多数在大学里念翻译或传译的毕业生，他们要走的道路正是事务性翻译的路。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学生要寻找职业上的承传，他们的目光应该往历史性事务翻译看。在这里我必须清楚说明一点，就是翻译文本的性质与翻译目标对译作质素没有任何直接影
19、响。事实上，历史上的文化翻译活动一再向我们显示，文化翻译工作并没有甚么质量管理。另一方面，事务翻译工作则一向定有起码的标准，对质素有一定的保证。两者的分别，在于基本属性不同，组织方法迥异。一般中国翻译研究者和业外人都相信，文化翻译工作的质量通常较高，这其实只是第二节提到文学性偏向的一个自然后果，属于未经查证的假设，而不是事实。（乙）种族背景和语言政策中国翻译活动最早的记载始于周代，自此之后每朝都有一些记载，但各朝翻译的性质和工作量差别极大，而决定因素是各朝君主的种族背景。中国人口以汉族为主，但在中国历史上却有不少时期由非汉族人统治（见图 1*号）。数据显示，外族统治的历史时期中，翻译工作的性质
20、与流量都与汉族统治时明显不同，原因很简单：汉人的王朝只在外交方面才需要翻译，而非汉人的王朝则在政府各阶层的运作都要推行双语或多语政策 13，因此不但从事翻译的人数大增，译者的前途亦比较好，既可以在翻译的编制内升迁，亦可以晋身行政架构。虽然中国各朝的官方译者都处身低位，大多数不入九流，但在非汉人统治的朝代，却有特别的招聘考试让译者直接加入行政队伍14。因此只有在非汉人统治的朝代才有翻译出身的人拜高官、名留青史的例子。另一个只见于非汉人统治的朝代的现象，是为了管治目标，把重点文化典籍由汉语译为统治者的语言。所有汉族朝代都有极强的文化优越感，因此把外语文本翻译成汉语从来不是汉人政府的中心关注 15。
21、至于由外族入主的朝代，则一贯感觉到需要加强社会与行政组织，因此在该民族早期发展时往往借助于输入汉文化。汉族人也许是被征服了，但通过翻译汉文中心典籍，统治者也承认了汉文化的优越功能。经常被选入翻译之列的典籍包括五经和资治通鉴，前者成为非汉人政府用其母语推行科举的基础，后者当然是为统治者提供治国的一面镜子。虽然上述这类典籍文化性极高，但我认为这些文本的译者不宜归类为第三节（甲）提到的文化译者，原因是他们的文化定位、目标读者和翻译目的都有不同。把中国典籍翻译为外族语言的，都是政府行政官员，其目的是加强政府的运作能力，他们的读者人数有限而且界线分明，而他们的报酬也同样显而易见得到君王的赏识，加官晋爵。
22、如果上述论点言之成理，我们就要承认，文本种类可能不是分析翻译工作的最佳指标。我们也许应该把政府翻译活动看作一个总类别，包括一般行政、外交文件与及某些高层文化的文本。至于政府译者，也不限于事务性译者，同时也包括曾翻译个别文化性文本的人。这会很大程度上改变我们对政府翻译活动的理解。历史上中国固然有过在文化与政治上称霸的时期（例如由汉族人成立的汉代与唐代）16，但也曾长期让外族统治，因应现实需要而推行异于汉族规范的语言政策。通过观察今日的世界，从事研究翻译的人可以清楚看到，一旦推行多文化及双语或多语政策，不但会改变翻译行业本身，亦同时影响别人如何理解和观照翻译活动。另一方面，殖民经验也告诉我们，语言
23、能力往往被视为对政权效忠的指标。中国历史上政府翻译活动提供的数据，可能证实我们已有的想法，也可能挑战现有的想法；不管如何，结果都是加深我们在这方面的认识。（丙）大型翻译运动现有的翻译史一般把中国文化翻译活动分为四或五个高峰期（或称大潮），分界线或是文本种类，或是参与人的背景。这些高峰期分别是：佛经翻译（公元二世纪中至十一世纪初），耶稣会士翻译（公元十六世末至十八世纪初），西学翻译（公元十九世纪中至二十世纪初），小说翻译（二十世纪之交）与及社会科学翻译（1980 年代）。 我们也许可以用更开阔的历史观来看翻译活动，以参与翻译运动的人希望达到甚么目标来厘订分界线。这会让我们得到一个全新角度，显示中
24、国到目前为止只有过两个大型翻译运动，而这两个运动进行时，中国人都视文化输入的源流为一个单一的外来文化。第一个翻译运动是佛经翻译，关注的是性灵的知识，参与此运动的人希望启发主体文化内所有人，把他们带入佛家最高境界。因为这个运动涉及的文本（源于印度次大陆的佛教著作）和参与者（佛教僧人和一些在家的信众）性质都很单纯，因此它作为一个独立运动是所有翻译史家认同的。至于第二个翻译运动，始于十六世纪，至今仍然持续。不论从文本或参与者的背景来看，这个运动都复杂得多，以至直到目前为止，大家都认为这是几个不同的、为时短暂的个体，而不是在同一个运动中有几个冲刺期。与佛经翻译不一样，第二个翻译大潮关注的是物质文化，而
25、文化的来源是西方17。这个运动由耶稣会士奠基，他们翻译的文本包括物质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前者是他们作为中国政府钦天监官员的工作，后者则是作为传教士所做的工作。但这个运动的最主要冲刺期是十九世纪中、后期；中国屡战屡败，终于被迫承认自己有不如西方列强之处，为了求存自保，对西学产生兴趣，目的是以子之盾、抗子之矛，因此这个时期的焦点是军力与国力。虽然当时前卫的知识分子对西方政治、社会机制发生兴趣，但他们的最终目标仍是民族改革自强；至于小说翻译成为二十世纪之交改革话语的焦点，同样出于这个背景。虽然这个翻译运动在不同时期由不同的文本类别领风骚，但其中心关注始终是国力。这个运动最近的冲刺期是 1980 年代的
26、社会科学翻译。社会科学怎样和整个西学翻译运动结连起来，可以从 1980 年代其中一个翻译策动人所说的话看得清楚：他指出 1980 年代的活动实际上是五四启蒙运动的持续，其间只不过是让国家某些政策打断了 18。翻译策动人自觉地说明思想传承，正好划出过去百余年翻译活动的脉络。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1980 年代的翻译策动人比译者起了更大的文化影响力，而这些翻译策动人不一定懂译本原语。语言能力正好是我们在第三节（甲）就文化译者与事务译者基本分别提出的其中一项，因此这一点也把 1980 年代的活动与自十六世纪以来的西学翻译串连起来。既然中国第二次翻译运动目前仍然持续进行，我们很难预测它未来的走向。但过去
27、120 年的经历显示了一个现象：前卫知识分子通常都会争取超越物质文明的界线，而政府对此则非常有保留；这正好是一个典型现象，说明政府翻译传统与文化译者的目标存在重大分歧。同时这也向我们展示，如果要了解任何翻译运动对主体文化造成的影响，我们需要把眼光放得多么远。 四 结 语假如第三节的叙述让大家得到一个印象，以为连贯传统翻译活动的脉络是三条直线，这只是一个假象，源于论文不得不以直线方式叙述本来是互相交织的概念。虽然我深信从这些新角度来分析历史资料，会展示出中国翻译传统的宏观图画，但我们现在仍无法预测这幅图画的全貌。不过，有两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图画展示出的各种模式都不会是规则和对称的，而其中的零星事
28、件和灰色地带，亦远超过上述简单分类可以包容的。更重要的是图画中会有空白地区。存世历史数据从来就不会为我们原原本本地提供整个故事，一个好例子就是我们缺乏有关商业翻译活动的记载。中国有很长的国际贸易历史（早期史料中往往称之为外域朝贡），但对贸易翻译活动却几乎全不提及 19。这一点正好提醒我们，没有任何一种史学规划可以向我们展示图画的全貌。但我们可以期待新的脉络让我们看到中国翻译经验未为人注意的层面包括历史及当代翻译活动。本文提出的个别体系，也可以作为当今中国翻译工作者及研究者自我分析的工具：例如翻译文化性文本的人可以先观照自己与政府的关系，重新审视自己的翻译策略与选择。就这个角度而言，著名翻译家杨
29、宪益对他半生英译中国文学作出的自我评价，实在语重心长 20：不幸的是，我俩实际上只是受雇的翻译匠而已，该翻译甚么不由我们做主，而负责选定的往往是对中国文学所知不多的几位年轻的中国编辑，中选的作品又必须适应当时的政治气候和一时的口味，我们翻译的很多这类作品并不值得我们为它浪费时间。虽然杨宪益夫妇译的是高等文化的文本，但他仍自视为政府译人，由此可见他对于约制政府翻译工作的种种条件，实有深入理解和体会。杨宪益作为局内人的看法，和我对政府翻译工作特色的描述，都让我们无法逃避一项挑战：重新分析中国翻译研究目前的运作模式。中国大陆的大学教育由政府直接控制，在这个教育系统中，不论是训练译者或是研究翻译，种种条件都与约束政府翻译活动的规范非常相似。与此同时，出版渠道受到严密控制，亦约制了文化翻译活动挑战现行架构的机会。这样的制度和架构对翻译研究肯定有影响，其影响范围包括学者的心态、学科的文化定位与发展路向。翻译研究在中国到底是否能走上比较客观的学术道路，值得我们深思。 孔 慧 怡 伦 敦 大 学 哲 学 博 士 ， 香 港 中 文 大 学 翻 译 研 究 中 心 主 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