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的“诗史”传统字数：2624来源：读书 2012 年 9 期 字体：大 中 小 打印当页正文中国是一个深具历史感的国度。以至于凡是在诗歌史上被称为“诗史”的作品几乎都被视为是伟大的，因为这些诗歌的内容指向了确凿可证的具体史事，因而其价值不证自明。而我们在阅读诗歌时，也早已习惯从诗歌中寻找各种历史信息，诸如作者的生平、家世、交游等，以为谈史的资助；而罔顾诗人殚精竭虑地在格律和形式之间铺排、展开其诗艺、美学、情感和思想。这种阅读倾向不仅在普通读者中常见，即使对于具有良好文史修养的专业批评家而言也是如此。但与普通读者喜欢在作品中搜索年、月、日、地理、人物等直接的历史信息不同，目光如炬的批评家往
2、往更喜欢从诗歌的比兴、美刺、讽喻等修辞中去窥测诗人的政治态度和立场，从而将多义的诗歌指向具体而又特定的历史语境。久而久之，我们已习惯在诗歌阅读中另辟通往历史的蹊径，并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阅读方法“诗史互证”来配合这一阅读目的。清初以来，著名学者钱谦益、朱鹤龄、仇兆鳌、浦起龙等人注释杜诗，姚文燮、王琦等人注释李贺诗，朱鹤龄、姚培谦、冯浩、张尔田等人注释李商隐诗，都试图将孟子“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理论与“诗史”理论结合起来，通过对诗中的比兴等修辞手法及典故、词义的训释来阅读诗人如何在诗中传达对重大现实事件的看法，从而形成一套娴熟运用于诗歌阅读并服务于历史学的“诗史互证”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经
3、过近代著名学者刘师培、邓之诚、陈寅恪等人的发挥，至今仍广泛而又深刻地影响着学术界。需要追问的是，这种以诗为史的观念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诗史”一词从晚唐本事诗开始正式成为文学批评概念。本事诗里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可见在其语境中，所谓的“诗史”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是杜甫在安史之乱中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歌；其次，杜甫在写作这些诗歌时，记录了他流离陇蜀时的全部事情，连十分隐秘的事也不例外，甚至没有任何遗漏。两者缺一不可，构成“诗史”的内涵。此后，“诗史”一词的内涵得到不断地增衍。如果加以简略概括，大致有十七种之多。其中较为重要的，比如新唐书里
4、专门强调“善陈时事的律诗”，理学家邵雍则将之理解为一种“追求普遍性的诗学”，还有强调“知人论世”的，杜诗忠实记载客观事物如酒价、时间、地理、数字、人物等，杜诗的叙事功能，杜甫忠君爱国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诗史”的内涵，影响大多止于一时、一地甚或一人。综观历代的“诗史”说，其间贯彻着一个基本的核心精神，那就是强调诗歌对现实生活的记录和描写。从孟棨本事诗强调杜甫流离陇蜀时记载所见所闻的诗歌开始，“诗史”说就不断强调诗歌对于外在现实世界的记录和描写。宋代的“诗史”说虽然繁杂，但无论是新唐书所说杜诗中“善陈时事的律诗”，还是其他的论述强调杜诗的实录、史笔、知人论世、叙事等，实际上都指向同一个基本的文学
5、理念：诗歌的内容须记载、反映外在的现实世界。而明代复古诗论中的大量论争以及清代王夫之、钱谦益、施闰章、陈沆等人的论述，也都是在不违背此一理念的情况下展开的。可以说，强调诗歌记载现实生活的“诗史”说，起源于晚唐，到明代就基本稳定下来，成为中国传统诗学中一贯要求诗歌描写现实、反映现实、记载现实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诉求。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诗歌须描写现实既是“诗史”说中的一个基本内涵，也是历来中国诗歌理论中的一个常见论说。方孝岳曾在中国文学批评中提到左传赋予许多诗经中的诗歌以本事，即表明在中国早期的文学观念中诗歌是要以具体的现实生活为依据的（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八六年版，
6、1719 页）。到了汉代的毛诗序，更是清晰地表明诗歌要记载“一国之事”和“天下之事”，诗歌和现实之间由此产生了密切的关联。至唐代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说：“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核”即真实的意思（许慎如此解释“核”（）：“，实也。遮其辞得实曰”，许慎撰、徐铉校定说文解字，中华书局一九六三年版，158 页）。白居易说诗歌背后的事“核而实”，即强调诗歌记录事件的真实性。在这种观念下，诗歌就要尽量做到对现实的忠实模仿。较之汉代毛诗序、中唐元白新乐府运动等理论，“诗史”说在对于诗歌如何记载现实生活的问题上无疑概括得更为简洁与凝练。“诗史”说不但继续强化了诗歌对现实模仿的创作倾向，而且它的众多内涵
7、从各个方面、诸多层次给了这种创作倾向予具体而微的指导、说明。诗歌记载现实的观念和创作倾向，正是由于“诗史”说的推波助澜，自宋代以后才得以深入人心。从中国诗歌史的历程来看，自觉运用诗歌来记载重大历史事件的行为，无疑始于杜甫。宇文所安发现，当时除杜甫外很少有其他诗人记载安禄山的叛乱（盛唐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四年版，224 页）。宇文所安的观察十分敏锐，他注意到杜甫这一自觉的创作行为实际上已经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对于诗歌本质的理解宇文所安并未对此做出说明。本文需要补充论述的是，杜甫对诗歌本质的理解无疑已经开始转向诗歌须记载重大历史事件，这种对诗歌本质的新理解一旦转化为创作实践，就使得杜甫在诗国里不
8、断地得以开疆拓土。而杜甫这种注重诗歌记载重大历史事件的创作观念之所以能在后世形成广泛的影响并被普通作者接受且运用，乃是自晚唐孟棨以来诸多“诗史”说推波助澜的功绩。“诗史”说同时也促使产生了将诗歌创作简单视为史料记录的观点。宋代“诗史”说中就已经强调诗歌忠实记载外在的世界，如记载年月日、尺寸、地理名词、人名等，并开始用杜诗来证史；这个倾向由明代的杨慎进一步光大，到清初钱谦益、黄宗羲的手里发展到极致。由此，不仅在理论上诗歌已经成为史料，而且在创作实践中很多诗人写作诗歌的目的就是为了记载历史。这些现象的产生绝非突兀，均受到“诗史”说中要求诗歌忠实记载外部世界的影响。当然，强调诗歌记载外在世界的论说并
9、不代表“诗史”说发展的唯一方向。历代的“诗史”说，也一直强调诗歌在记载现实时要重视诗歌的文学性。比如新唐书的“诗史”说强调杜甫的律诗，宋代邵雍重视诗歌的本体，其他宋人强调杜甫诗歌的叙事功能或者杜诗的春秋笔法，明代诗论家如杨慎、许学夷、王夫之等希望诗歌通过比兴、美刺等写作手法来记载现实，从而可以保持诗歌含蓄蕴藉、委婉甚至情景事合一的美感。 历代的“诗史”论述尤其重视诗歌中“情”的作用。本事诗一书就强调“情”，到了明代这种倾向更为明显。如杨慎认为诗歌要“道性情”，而非记录事件。又如王世贞认为，被称为“诗史”的诗歌在创作上均使用“赋”，他引用李仲蒙的话说：“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也。”（王世贞：艺
10、苑卮言卷一，载历代诗话续编，954 页）可见，王世贞认为赋是用来言“情”的。许学夷则认为“诗史”要“述情事为快”，将“情”和“事”并列。王夫之提倡“情景交融”、“情景事合一”，对“情”尤为重视。可以说，他们“诗史”说的重点并不在于诗歌是否反映现实，而是在如何反映现实的基础上通过强调比兴、美刺等创作手法，保持诗歌抒情的美学特征。这部分“诗史”说实际上契合了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陈世骧曾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提出中国文学拥有一个“抒情传统”，他认为抒情传统起于诗经，因为诗经是一种唱文，“弥漫着个人弦音，含有人类日常的挂虑和切身的某种哀求，它和抒情诗的要义各方面都很吻合”（陈世骧：中国的抒情传统，载陈世骧文
11、存，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2 页）。陈世骧之后，学术界沿着他开辟的思路继续加以深入，逐渐认为“情”的内容不仅仅包括个人的层面，还应该包括社会的层面。我们可以进一步说，以诗经、楚辞为基准的中国诗歌传统，使得诗人在创作时，往往将个人的情感和家国的记忆交杂在一起。这一点，传统诗学中自诗大序开始就给予了充分注意。陈世骧以来逐渐建构起来的中国抒情传统，经过蔡英俊、郑毓瑜等人，也一再强化这种认识。可惜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抒情传统建构还基本集中在唐代以前。而自唐末发展起来的“诗史”说，在保持诗歌抒情本质的前提下，通过美刺、比兴等手段，将诗歌中原本属于作者个人的情感，提升到整个国家、社会的集体情感。不但充
12、分满足了诗歌记载外部世界的要求，还补充了抒情传统在唐宋以后建构的不足。抒情传统虽然使得“诗史”说不断地反省和增加诗歌抒情的部分，但诗歌反映现实的观念非常强大，使得“诗史”说也慢慢地拓展出一些抒情传统所无法笼罩的内容：这就是延续白居易为代表的诗歌忠实记录外在世界的观念，这个观念在宋代“诗史”说中已经得到讨论，到清初发展到极致。诗歌由此成为史料，而写作诗歌就是为了保存历史。也就是说，到清初的时候传统诗学中强调作品对于外部世界忠实的模仿很有可能突破抒情传统，形成另外一套类似于西方诗学中的模仿（Mimesis）理论。但与此同时，另一条发展线索也表明，从宋代苏辙开始经过明代何良俊直至清代的王懋竑，均对元
13、白诗歌的叙事有所批评，可以看到诗论家对于诗歌忠实记载现实有着很多的不满，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元白的诗歌缺失了诗歌本身的美感。这种模仿理论和抒情传统的冲突，直到清代才得以解决。清代大量的诗歌笺注者利用以诗证史的方法来阅读诗歌，开始重新重视诗歌的文体特征，强调诗人通过比兴、美刺来委婉地传达对现实重大事件的看法，从而将强调模仿的“诗史”说重新纳入抒情传统之下。可见，“诗史”说虽然一度强调诗歌忠实记录外在世界，但终因与强大的抒情传统完全背离，因此难以充分发展出一套模仿理论。尽管如此，经过不断争辩，诗歌要在保持抒情美学特征的基础上记载现实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这种观念，因为同时满足了抒情传统与诗歌模仿现
14、实的需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不仅影响到诗歌的创作，而且还影响到后世阅读诗歌的习惯，并慢慢与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等观念结合起来，形成一套“诗史互证”的学术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经过近代学者陈寅恪的发挥，其影响一直到现在。然而对“以诗为史”的反省从来没有停止过。清代著名学者纪昀在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开始评点瀛奎律髓，他评论杜甫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简院内诸公一诗时说：“此老杜独有千古处。然自诗史之说行，注家句句关合时事，亦多有非老杜本意处也。”（方回选评，纪昀勘误，诸伟奇、胡益民点校瀛奎律髓，黄山书社一九九四年版，560 页）纪昀不能认同的是将每句杜诗都联系上时事来解释。稍后的毕沅也对“以诗为史
15、”的阅读风气表示不满，他希望通过杜诗来引导当下的风气，使之回归风雅的传统。这自然是毛诗序中“美教化、移风俗”的延续。不过，毕沅既有此想法，自然就不满足于将诗歌的功能直接归结于历史了。晚清以来，“文学”作为西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大学的教育体制，从传统的“词章之学”逐渐向讲究“美感”、“虚构”等西方观念过渡，慢慢地被国人所接受。尽管史学家和多数的文学史家仍然痴迷于“以诗为史”的阅读方式，并将之贯彻到现代的学术研究之中，但很多学者开始反省这种阅读方式的弊端。一九六二年，杜甫诞辰一千二百五十周年。大陆学术界对杜甫大加褒奖，与“现实主义”的荣誉紧密相联的就是“诗史”。但郭绍虞在上海冷眼旁观，指责“诗史”
16、的说法：大抵自“诗史”之说兴，而注杜者遂多附会史事之论。杜诗反映了当时的现实，史证诗，当然无可非议，但强加附会，则失之凿，甚至捏造史实，则更近于妄。（郭绍虞：杜诗镜铨序，载照隅室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二九年版，487 页）不过，反对更为激烈的则是钱锺书。早在一九四八年，钱锺书在谈艺录中就批评“诗史”。他说：“谓诗即以史为本质，不可也。脱诗即是史，则本未有诗，质何所本。若诗并非史，则虽合于史，自具本质。”（谈艺录，中华书局一九八四年版，3839 页）在这里，钱锺书试图区分诗歌和历史的区别，他认为，诗歌的本质并非历史。这些想法，他在一九五七年所作的宋诗选注序中再次加以强调：“诗史”的看法是个一偏之见
17、。诗是有血有肉的活东西，史诚然是它的骨干，然而假如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信而有征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那就仿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里来鉴定图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了。（宋诗选注序，载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3 页）在“文革”后问世的管锥编中，钱锺书依然对“诗史”问题持一贯的否定态度。当他提到历代研究李商隐诗歌的情况时，对“诗史”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盖诗史成见，塞心梗腹，以为诗道之尊，端仗史势，附合时局，牵合朝政；一切以齐众殊，谓唱叹之永言，莫不寓美刺之微词。”甚至嘲笑这些学者是“远犬吠声，短狐射影”（管锥编第四册，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版，1390 页），言辞不可谓不激烈。不过
18、，尽管钱锺书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对此方法一直表示不满，并试图加以批评和纠正，但是，他所反对的这一长达数百年的阅读传统如今依然在实际的阅读活动中行之有效。特别是在今天，学者们在强调专业化的同时还追求学科间的融合，因此，游移于诗歌和历史之间的“诗史”说反而能得到文学和历史两个专业的同时认可。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对于“以诗为史”的阅读传统的追捧，在很大程度上是盲目的。在现实的研究中，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大量生硬的拼凑，或以纪史功能作为诗歌的主要价值，或将诗歌中的比兴、美刺牵强附会于上层社会中重大、秘密的政治事件，更有甚者，将“诗史”作为一种阅读标准，强加于古人甚至于今人的各种不同类型的诗歌之上，只要
19、诗中出现与时事交涉者，即可誉其为“诗史”。这一阅读方法的滥用非但不能为现有的研究开拓新的思路，反而遮蔽了诗歌阐释的丰富的可能性。实际上，“诗史”一词的适用范围极其有限，是不可随意运用的。历史上仅有宋末、明末清初两个时代的诗人被当时或后世较多地尊称为“诗史”，这两个时代都存在史官缺席、史料贫乏的问题，而诗歌因为篇幅短小，诗人可随时随地利用诗歌这种形式来记载所思所感，所以，诗歌可用来补充历史叙述的不足。然而，对宋元以来的绝大多数时代而言，公私的历史记载均十分丰富。相对于整体的历史记载（上至帝王的起居录、实录，下至民间的野史、笔记）而言，片段的、经验性的诗歌中的历史记载实在渺小到可以忽视。或许个别杰
20、出的诗人的触角涉及到历史记载所忽略的地方，但这也是因为创作观念的转变，使得诗人乐意记载和描述某些重大或特殊的历史事件。特别是同治、光绪以来，诗歌的纪事功能更是在不断地被边缘化。作为新式媒体的报纸、杂志，可以记载一个人、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日常生活。我们又何必通过诗歌来了解历史呢？时至今日，铺天盖地的网络写作在极尽铺陈之能事的同时，已变成一只自己可以变形的巨兽，吞噬着所有固定的价值。“诗史”安在？这么说，自然不是一笔抹杀诗歌的记录功能。诗歌本是诗人面对世界的重要思考结晶，但凡人生所要面对的事情，诗歌自然均有所涉及。记载历史，本是诗歌众多功能中的一项。诗歌当然可以帮助我们进入历史的阅读。今日来看，“以诗为史”的阅读，可以让诗歌在政治史、文化史、社会史、物质史、情感史、性别史、医疗史等众多不同的历史研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不过，上述的阅读必须建立在如下认识之上：充分明白诗歌是一种特殊的文献，而非用来简单证明历史的文献材料。阅读者要充分了解诗歌的体制和美学，掌握语言文字的细微之处，熟悉同一时代诗歌文本的趋同与差异，才不至于对诗歌的意义产生错误的把握，从而导致对某些历史信息的误判。最后方可曲径通幽，由诗歌的微妙门径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真实、丰富的历史阐释空间。（中国“诗史”传统，张晖著，“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三联书店即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