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际，中国已成为全球高地上公认的新兴大国。像经贸、金融、社会、文化等领域一样，中国在军事和国防领域为自己确定的目标，已经并且将持续对全球和平与稳定形势产生重大影响。作者从研究兴趣和对外关系的整体需要出发，探讨新阶段建立在和平崛起、国际稳定前提上的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目标，解释它们的内涵和特点；文章的重点是揭示中国安全需求的组合，列举关键的指标和指向，而不是面面俱到地讨论所有与国家安全有关的领域，列举相关的争论及证据。需要指出一点，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学界、智库和官方目前并不存在完全一致的看法，本文表述的只是一家之言。应对主要大国间的摩擦从大国安全关系衡量，
2、对于中国决策层设置符合现今情势的安全战略，防范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冷战时代的终结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苏联解体和海湾战争等重大事件，标志着国际政治和安全格局演化到一个新的阶段。不管此后出现了哪些局部战争和地区热点，国际关系的基本特点都受到后两极时代的限定；以美国是惟一超级大国为显著标志的“一超多强” 的金字塔型力量结构逐渐形成，全球统一的市场、贸易和人员流动过程迅速占据了各国当权者议事日程的靠前位置，全球各主要大国之间全面对抗乃至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大大下降。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而言，这一局面的形成是于中国有利的：它恰好与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入新时期相吻合，有助于中国
3、在“无大战” 危险、无被入侵之忧的国际环境下加快国内现代化步伐。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战略机遇期”主要不是对外性质的，而是指中华民族成长的特殊机遇，指国内建设、发展与改革方面的绝佳机会。至少在目前阶段，中国安全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外部的某个大国或国家集团，而是来自自身发展的放缓甚至停滞不前，是由此带来的严重社会经济问题。就大国关系的冲突面来看，美国对华关系保持接触和沟通的同时，并没有放弃防范与遏制的一手。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它在亚洲地区的军事存在，依然是对中国未来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同样是解决统一难题的主要障碍，是各种台独势力竭力寻求的最大“保护伞 ”。不过也要看到，目前，这
4、个超级大国受困于它在穆斯林世界自找的各种重大麻烦，对美国国土及海外利益主要的威胁多来自“基地 ”组织这样的蒙面敌人和内贾德这样的强硬对手，至少眼下美国无暇四处伸手、不分选择地干涉，从而对中国在东亚和周边其他地区的安全压力有所减小。日本对中国的崛起一直存有严重疑虑，近些年防范中国的成分居多；考虑到与日本的各种主权纠纷将长期存在，中国始终对日本的军事大国化举动有所防备。但总体上判断，中日在可预期的未来发生直接军事对抗的可能性仍然有限，不仅双方经贸及人员往来的深厚基础有效约束了这种可能，两国外交努力也是一个调节杠杆。至于俄罗斯、印度等其他周边大国，虽然与中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局部问题（如非法移民或划界
5、方面的分歧） ，彼此间政治对话与合作的势头是积极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冲突需求。中国与包括欧洲在内的其他地区主要国家之间，不存在任何大的安全冲突隐患，中国被迫卷入其他区域的热点战事的可能性可以排除。安置涉及中国的多种主权纠纷和平崛起阶段中国国家安全的另一重要目标是，在加快建设有效军事威慑力的前提下，巧妙而稳妥地处理与多个邻国之间存在的主权纠纷，避免因周边安全形势的恶化而损害中国国内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国既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也是全球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但多数中国民众不了解，根据1994年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中国还拥有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作为幅员大国
6、，中国不仅拥有漫长的陆地边界，直接接壤的邻国有十四个，而且具备广阔的海岸基线，隔海相望的近邻另有十几个（如日本、韩国、中亚一些国家和东南亚的多数国家） 。拥有如此众多邻国的情景，在当今世界是非常少见的。它不仅给中国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交往便利，也造成了棘手的安全难题。单从捍卫主权角度讲，中国面对的争议和麻烦，非一般国家所能比：历史上和现实中，有十数个国家与中国发生过或至今仍然存在着主权纠纷，分别涉及陆地边界、沿海水域、岛礁、海湾、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等不同情形的归属判定；早先姑且不论，单是最近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印度、苏联、越南等国先后与中国发生过围绕领土边界和海洋权益的军事冲突，这些冲突或大或小
7、地影响了中国的国内发展和社会氛围。解放初期，新中国曾巧妙地解决了与缅甸等国的边界划分问题，冷战结束后的这些年又成功地划定了与俄罗斯间有争议的地段归属，但尚未解决与日本在钓鱼岛问题及海洋边界的归属划分问题，尚未解决与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争端以及两国陆地边界的划分问题，尚未解决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南海等水域存在的多种分歧。看上去这些主权问题似乎属于国家间的双边争议和谈判内容，处理起来却经常涉及第三方或多边机制，比如讲中日矛盾的背后总有美国人的影子（美日安保同盟无形中是对中方的一种牵制） ，有“台湾因素 ”的存在（譬如说论及钓鱼岛及其周边水域的权益，包括三方的渔业纠纷） ，中国与东南亚某些国家的主权
8、冲突可能导致东盟所谓的“集体行动约定 ”；在近十个与中国存在主权争议的国家中，既有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贸方面与中国交往频繁、相互依存度很高） ，又有发展中世界的成员（其在人权讨论和国际斗争的其他场合往往站在中国一边） ，还有昔日的“同志” 和“战友”（它们的内部体制和指导思想同中国有相似之处，人民之间的感情仍然存在） 。此外，宏观而论，涉及中国主权及国家安全的周边区域，有着其他地区少见的庞大军事集结（比如有安理会五常中的三个，全球八个公认拥有核武国家中的五个，世界前十二位军事强国中的八个） ，有着国家内部或民族间的多重宿怨与对峙（日本与东亚邻国之间、朝鲜与韩国之间、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中国大
9、陆与台湾之间等） ，有着诱发新的矛盾与对抗的消极事态（如分离主义势力的抬头，霸权主义行径的实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国间的战略误判等） ，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稍有不慎就可能诱发对抗，直至毁掉整个地区的安宁。中国国家安全的首要目标之一，当然是维护领土疆界的完整性，在有争议的区段努力捍卫自身的权益。然而，在新时期、新环境下维护国家主权，又不是几句口号所能解决的事情，它不仅需要扎实细致的准备，还需要新的意识和战略。首先，现阶段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必须适应防范重点的变化。在冷战结束之前，与中国有主权冲突的情形多半发生在陆地边界上，主要的威胁来自北方（苏联）或西南方向（印度） ；与之相应，中国陆军承担了捍
10、卫边界的重担，海空军及其他兵种起着辅助作用。今天，陆地方向的主权争议及威胁已大大下降：中国与俄罗斯、越南、哈萨克斯坦及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的陆地边界划分告一段落；尽管与印度等国的陆地边界划分仍在进行中，然而中印关系明显朝着改善的方向发展，发展中世界这两颗最大的“希望之星 ”，都不愿意再次见到彼此间战争冲突的场景。因此，保卫中国的陆地疆界，未来一段时间主要是“边防” 性质的驻守，而不大会面对大规模战事的危险；与此相应，中国陆军的相对缩减在所难免。在另一方向，中国面临的海上主权挑战及纠纷却有严峻化趋向：台湾海峡风云变幻带来的阴霾自不待说，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和强硬对待涉及中国海界争端的立场日益明显，东北亚
11、和东南亚一些地方同样存在若隐若现的潜在麻烦，此外在大洋彼岸还有惟一超级大国的强大干涉力量。不论从什么角度说，中国的国防与外交正在把工作重点置放在相邻的亚太地区尤其是海洋方向。客观分析，就军队现代化建设而言，落实“时刻准备打赢高科技、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这一要求，将落脚在面向东南方向的各种可能的海洋冲突上，海军、空军及海军陆战队等高科技含量的军兵种之大力发展乃题中之义；除了原先已拥有的“杀手锏” 之外，还将规划航空母舰等远投力量，及相应的海洋军事经略。中国军队的“守土之责”在新时期将充实新的内涵与视角。在这方面，外交工作须有前瞻性和先手棋，配合国家间政治大局和国际格局变迁的需要，积极开展多种
12、形式的整合与吸纳工作，使与中国存在主权纠纷的国家在有关问题上不采取激化矛盾的立场，逐步把它们推向共同建设新亚洲、妥善与妥协性处理争端的轨道上。特别要指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边界主权不受侵犯，不只是军人的事情，不仅限于国防现代化的范畴，还必须考虑国家总体的布局，协调多个部门的工作。 “战略机遇期”的中心目标是国家的建设与发展，是国内各项重大改革开放措施的落实，是提高全体国民的生活水平。主权问题的思考和应对，务必与这个大局保持一致。因此，在整个和平崛起阶段，解决涉及中国的主权纠纷的大思路，依然是沿袭邓小平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精神，营造良好周边氛围，推动建立“稳定压倒一切 ”的共识，实现对
13、各种分歧的 “安置”。案例讨论：突破南海困局的新思路南海问题好似一个试金石，测试中国和平崛起及和谐整合周边的能力与路径。站在外交与国际关系角度，南海问题的重要性与复杂性在于：第一，从全球范围观察，南海是世界上争议面积最大的海域，涉及岛礁、水面、大陆架、沿海经济区的多重主权争议，以及外大陆架划界问题，卷入争议的有中国与东盟的多个国家。在联合国海洋法生效的最近十多年间，全球范围新一轮的“蓝色圈地运动”高潮迭起，其中表现最显著、争夺最激烈的，当属南海区域。第二，历史上看，各国谈论自身主权权力，都有各式各样的理由及证据，而且均能从不同时段的历史上寻找到物证或史料说法，是极为典型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
14、理” 。其他地区暂且不论，南海主权争议的各方，近期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缔约国提交的各种照会、划界案文或声明，使得国际社会表达公议相当不易，通常国际法庭也很难对此做出迅速而明确的判定。第三，长期存在的南海主权纷争，随着新世纪初期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中国海军开始走出近海，最近一段时期变得险象环生、更加扑朔迷离；一些声称拥有主权权力的东南亚国家，恰恰是华人华侨大量居住的区域，是“文革”期间和之前一段时间与中国产生尖锐政治对立和外交摩擦的地带，现在的中国快速崛起，引起它们的消极联想和反应。 “中国强权政治论”、 “中国海上扩张论 ”等版本的“中国威胁论 ”，在南海地区各国有升温的迹象。第四，在上述背
15、景下， “世界警察” 美国当然不会放过插手介入的机会，尤其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即：中国军力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已使亚太地区美国长期建立和支配的权力平衡结构发生某种倾斜，威胁到超级大国在东南亚一带的安全和政治利益，因此，美国高调返回亚洲，警告和抵消中国的“扩张” ，帮助东南亚国家“抗拒外来压力 ”。第五，在这些不利于中国的态势或复杂性面前，中国高层及公众的思想准备不足，缺乏深入的研讨和科学合理的应对方案。举例来说，国内学界和相关部门对于邓小平当年所说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方针，虽然基本赞同，却有大相径庭的理解与诠释；国内各方面对于双边谈判还是多边处置的交涉路径，也有很不一样的看法与建议；尤其是
16、如何综合运用中国的军事、经贸、外交、文化实力，统筹设计和经营南海问题，军方和外交部门不完全相同，军队内部也有争论，商贸部门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差异，涉及海洋渔业、海权海监及石油开发的各个领域均有自己的利益和诉求，它们有些重合或近似，有些完全朝着不同方向。能否妥善解决南海争端，全方位运筹南海大势，将是新阶段中国外交能否展现“创造性介入” 成效的重要案例。区分双边谈判与多边协商的不同领域和问题，破除对多边机制的担忧心理和不必要的自我束缚，分层次和有区别地处理南海重大问题。双边谈判的对象，主要还是中国与有关国家在南海水域和岛屿的争端问题；鉴于情况各异，不同国家与中国争执的海域各不相同，涉及历史证据和现
17、实要求差别甚大，因而很难用统一的模式与办法，尤其是在多边的场合讲清楚问题的原委，谈出合理的解决办法；这种情况下，双边谈判和达成妥协是仅有的选项。但在非核心主权的其他范围及领域，尤其是涉及国际公共水域和集体安排的各个方向上，如第三国关注的国际航行自由问题、海洋法公约规定的国际海洋资源的共同利用问题、马六甲海峡通行规则的遵守及相关国家的安全保障问题、多国联合搜救演习、各国海军对于国际渔业争端介入（或不介入）的规则商定问题、大国武装力量在该地区遵守东盟国家集体约定和安定周边的相关问题等，更多属于可用多边方式协商对话、缓解矛盾、推进合作的议题，中国尽可姿态高一些、态度缓和一些。利用多边机制和国际制度解
18、决国际间纷争，是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和外交领域的总体趋势，在这方面中国过去理解不深、运作得也不够漂亮。今后，应大力熟悉、学习和改进多边制度的观念与手段，掌握国际议事规则和区域问题解决的话语权。南海、东海、黄海的联动。南海问题的解决，势必给东海、黄海方向上的各种类似纠纷的解决，提供可资借鉴的样本。统筹南海大势的过程，同时是东海、黄海问题处理的雏形版本；不管具体存在哪些差别，统筹考虑的思路是一样的。比方讲，中国海军未来在东海必须有突破传统岛链封锁的策划，它同时应当与人民解放军在新时期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维护世界稳定的外宣攻势结合起来，与中国在东亚地区构建安全合作框架的主导性设想结合起来；既有建造更
19、大吨位、更先进装备、能与美日抗衡的海军舰队的设计，又有巧妙介入美国日本安全同盟的策略，而且包含经贸和能源领域对东海油气资源的开发利用。毫无疑问，中国在三海的联动统筹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主动推进还是“撞击反射” 的问题。对南海大势的统筹和宣示，关系与中国大陆毗邻三海的未来，涉及中国在东亚的获益与新亚洲建设的主导权。简言之，中国的目标，应是尽最大可能和用最大诚意争取和平谈判解决南海主权争端问题、推动海洋资源的合作协商开发利用，学会和掌握双边谈判和多边周旋多种应对方式，在扎实推进中国渔业捕捞舰队、矿业运输船队、海军护航编队走向深海大洋的同时，打主动牌和下先手棋，使南海成为有利于中国崛起并惠及周边地
20、区各国的和平之海、繁荣之海，并为东海、黄海等中国毗邻海区的类似前景提供经验和创造条件。 保障不断扩大的中国海外利益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各方面发展的新形势下，中国国家安全还具有了以往不具备的内涵与特点，其中之一是如何保障不断拓展的海外利益。它要求把视野投向全球范围，根据国际关系的准则，依靠军事实力、外交博弈和商业策略及其他手段，有效维护中国公民人身及财产的安全，譬如说，逐步为与中国相关的各种国际“通道”（如石油、天然气和其他能源的管道及作业平台， ）及周边区域的安全稳定提供支持，对中国海外利益遭遇的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加以防范和遏止。 “非传统安全威胁 ”涉及的面更广，包含的国际行为体更多，因而应对这类威胁，要有新的手段和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