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庇古与福利经济学- -Tag： 庇古 福利经济学 庇古与福利经济学阿瑟塞西尔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剑桥学派马歇尔的学生，被视为剑桥学派正统人物及主要代表。他由于财富与福利 （后称福利经济学 ）一书而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福利“经济学之父” ，成为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庇古的主要著作：工业和平原理和方法 （1905） 、 财富与福利（1912） 、 论失业问题 （1914） 、 工业波动 （1927） 、 公共财政研究 （1925，1956） 、 失业理论 （1933） 、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比较 （1937） 、 静态经济学 （1935
2、） 、 就业与均衡 （1945） 、收入理论 （1946） 、 凯恩斯“通论”的回顾 （1956） 。 福利经济学是要“研究在现代社会实际生活中影响经济福利的重要因素。”本书包括两个主要部分：第一、根据边际效用价值理论提出一套有关福利，特别是经济福利的概念。第二，从国民收入量的增加和国民收入分配出发，推导出增加社会福利的一些重要因素。 （一） 第 l 卷论述经济福利的有关概念，以及经济福利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是建立在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庇古对福利这一概念提出了两个命题：“第一，福利的要素是一些意识，或者说是意识之间的关系，第二，福利可以置于较大或较小的范畴之下” 。
3、这就是说，福利表示人的心理状态，寓于人的满足之中，福利的大小是可以衡量的。但庇古强调，福利包括的范围很广，在经济学中并不讨论一般福利，而只讨论与经济生活相关的福利，即能够直接或间接地用货币尺度所衡量的经济福利。这种经济福利与一般福利是相关的，对一般福利有决定性的影响。庇古把福利作为满足，用效用来表示满足。而效用可以用一个人为避免失去某种满足而愿支付的货币量来衡量，即可以用单位商品的价格来衡量，为了衡量和计量效用，庇古假设货币的边际效用是不变的。在这种经济福利的概念之上，庇古论述了经济福利与国民收入的关系。他指出， “正是由于经济福利是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与货币量相联系的那部分总福利，国民收入是可以
4、用货币衡量的那部分社会客现收入所以，这两个概念，经济福利和国民收入是对等的，对其中之一的内容任何表述，就意味着对另一个内容的相应表述。 ”这样，就把对经济福利的研究变为对国民收入的研究。庇古使用的是马歇尔给国民收入所下的定义，即：“一国的劳动和资本作用于它的自然资源时，每年生产一定的纯商品总量，其中有的是物质的，有的是非物质的，各种服务也包括在内” 。这就是指扣除折旧与中间产品消耗之后的国民生产净值。这种净值大致与一国的货币收入相等。庇古从经济福利转到国民收入间题，这样就接着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国民收入量的变动，这种变动的衡量。及其与经济福利的关系。他说明了在消费者嗜好与购买力分配不变的情况
5、下，国民收入的增加使经济福利增加，但由于国民收入量的变化又会引起产品结构的变化，所以国民收入员变动与经济福利的关系也相当复杂。只有在社会成员对新增加的产品比对所消失的产品愿意支付更多的货币时，这种增加才真正代表经济福利的增加。第二，国民收入分配及其对经济福利的影陶。他说明了如果在国民收入并未减少的情况下，国民收入由富人转向穷人，即国民收人分配的平等化，有利于增加经济福利。这是因为边际效用是递减的穷人收入增加所带来效用要大于富人等量收入减少所减少的效用。（二）第 2 卷中心论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因为国民收入总量增加是经济福利增加的主要源泉，所以，如何增加国民收入就是福利经济学的中心问题之一
6、。庇古强调，要使国民收入增加就必须使生产资源在各个生产部门中的配置达到最优状态，如何才能实现这种最优配置就是这一卷的中心。庇古用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的关系来说明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的标准。边际私人纯产值指私人增加一个单位的投资后，投资者收入所增加的值，也就等于边际私人纯产品乘以价格，或者说是生产者支出的边际私人生产成本与增加投资带来的边际私人收益的差额，边际社会纯产值指社会增加一个单位的投资后收入所增加的值，也就等于边际社会纯产品乘以价格，或者说是社会支出的边际社会生产成本与增加投资带来的边际社会收益的差额，如果把个人投资作为社会投资的一份，边际社会纯产值就是在边际私人纯产值之外再加上由
7、于这种生产给社会上其他人带来的利益或损失。换句话来说，个人的生产活动给社会带来的有利影响是边际社会收益，个人的生产活动给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是边际社会成本，两者之差即为边际社会纯产值。如果在边际私人纯产值之外，社会还得到了好处，则边际社会纯产值大于边际私人纯产值；反之，如果在边际私人纯产值之外，社会受了损失，则边际社会纯产值小于边际私人纯产值。如果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相等，则社会资源配置达到了最优状态。庇古认为，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通过竞争与资源自由流动最终会使边际私人纯产值等于社会纯产值。但是，在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往往并不相等。这些原因主要是：第一，市场
8、信息的不完全引起对投资收益估计错误，影响资源流动。第二，某些耐久性生产要素(如土地、设备) 的所有权与使用极不一致，使这些生产要素得不到应有的维护而损害社会收益。第三，外部经济或外部不经济的存在，例如，工厂对污水的流出不予治理，其代价由社会承受，对工厂而言是外部经济，而对社会则是损失。第四，收益或成本变动而引起的背离。这就是说由于各行业的规模经济不同，在成本递减的行业，规模扩大使边际社会纯产值大于边际私人纯产值；而成本递增的行业规模扩大则情况相反。第五，垄断的存在使边际社会纯产值与边际私人纯产值的差异扩大。根据以上原因，庇古主张由政府对资源配置进行干预。其干预办法包括：对事关全局的产业，如铁路
9、、电力、自来水等实行国有化，由政府经营；对不适于国有化的产业实行特殊鼓励和特殊限制的政策，例如对引起污染的产业征以重税，而对农业这样收益大的行业进行补贴。限制垄断，保护竞争等等。（三）第 3 卷讨论国民收入与劳动的关系。决定国民收人大小的主要是劳动，所以，第 3卷所涉及的问题相当广泛，诸如，一般的劳动纠纷、工作时数、工资的支付方式、影响劳动在不同地区及职业间分配的因素、提高工资的可能性、减少失业的方法以及公平工资和最低工资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既有理论分析，又有政策建议。庇古论述了劳动在各地区各职业间的配置问题。他认为，即使各类劳动的需求价格及工资在不同的地区与职业间均能相等，而劳动在不同地
10、区与职业间的配置却达不到理想状态。这主要是由于工人的无知，流动所需要的费用(包括交通费用与离乡背井的心理代价) ，以及传统与习惯对流动的人为限制。劳动配置中的失误会引起失业，减少国民收入与经济福利，解决这种失业的办法则是政府采用干预手段，例如，由政府提供必要的费用，或使工人终身受雇等等在工资方面，庇古重点讨论了公平工资问题，公平工资就是在所有地区与职业中支付给工人的工资等于其劳动的边际净产值，并使各种工人在不同地区与职业间的配置使国民收入达到最大。由这一标准看，不公平工资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虽然不公平，但在工人所从事工作的地区与职业中等于劳动的边际净产值的，另一种是有剥削存在，工资低于劳动的边
11、际净产值。前一种不公平耍通过促进劳动在地区与职业间的流动来解决，后一种要由政府进行干预来解决。此外，即使工资是公平的，但如果低于最低生活工资，也应制定最低工资法来提高工资。总之，庇古从增加国民收入与经济福利。（四）第 4 卷详细讨论了国民收入分配与经济福利的关系，并提出了收入均等化的政策建议。庇古关于收入分配对经济福利的影响的论述是从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出发的：“以下情况中的任何一种情况，即或者使国民收入增加，而不减少穷人在其中占有的绝对份额，或者使穷人占有绝对份额增加，而不减少国民收入，都一定会增加经济福利” 。这里所研究的主要是后一种情况。 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庇古假设货币的边际效用也是递减的，
12、即一个人的货币收入众多，其边际效用愈小；而货币收入愈少，其边际效用愈大。因此，穷人的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大于富人，把货币收入由富人转移给穷人就可以增加社会的总效用，即增加经济福利。庇古认为，在“经济萧条、工会力量强大和舆论坚持要求等情形存在时” ，把富人的收入转移给穷人以增加经济福利就是十分必要的。而为了实现这一点就要求国家采取收入均等化的政策。庇古指出，实现收入的转移可以有自愿转移与强制转移。自愿转移就是富人自动出钱举办教育、娱乐、保健、科学、文化等事业。但他也感到仅靠自愿转移是不够的。这样就需要国家实行强制转移。强制转移就是征收累进的所得税与遗产税，并把这种收入向穷人转移。转移的办法分为直接
13、的与间接的。直接转移就是举办社会保险与社会服务，诸如养老金、失业补助、免费教育、医疗保险等。间接转移就是对穷人最需要的产品的生产进行补助，例如，对农业生产、交通、住房建筑进行补贴，以便这些行业的产品以低价卖给穷人，使穷人间接受益江 山 代 有 人 才 出 -剑桥经济学之百年漫谈（上） 孙 霈 剑桥大学经济系始创于 1903 年，迄今已近百年了。但与其它许多古老的科系（如神学、法学等）相比，它实在也仅算个“新兴学科“ 而已。不过这并不奇怪，因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中完全分离出来，也不过于 19 世纪末叶才得以真正实现。这一点仍可从现在经济系的正式名称（Faculty of
14、 Economics 科学化“，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它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经济学从“古典“ 向“新古典“的最终转变。同时，确认了均衡概念在经济学分析中的核心地位，就等于确认了价格机制在经济运行与资源配置中的中心地位，即价格的变动反映了商品稀缺程度的变化并进一步调节着供求水平使其最终实现平衡，即经济学中讲的“市场出清（market clearing）“。这样，亚当 o 斯密的“ 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此理论框架中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可见，在现代经济学发展伊始，剑桥的经济学是相?quot;新古典“ 的，并未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调控。只是到了 20 世纪30 年代凯恩斯在其阵营内部发动“革命“
15、 ，与其同事和弟子们共同创建了大名鼎鼎的 “凯恩斯学派“，才使人们反而觉得这才是剑桥经济学的传统所在。1907 年马歇尔退休，由其年仅 30 岁的门生亚瑟 o 庇古（Arthur Pigou）出任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庇古从总体上来讲仍延续着马歇尔的学术传统与分析框架，但他已从生产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分离中看到了“市场失灵“的表现与政府干预的潜在可能性与合理性。比如说，工厂生产自己产品的成本是私人成本，但生产本身可能造成污染，危害环境，因而它因自身生产而给社会其他成员（如工厂附近的居民）带来的外部效应-经济学中称为“外部性（externality）“-会导致企业生产的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但由
16、于企业在自身生产时只考量私人成本，因而市场本身似无力使这两种成本相等，这就为政府矫正“市场失灵“的干预行为（如通过向制造污染的工厂征税来补偿受损者，简称“庇古税“）提供了合理化的依据。上述观念包含在 1920 年庇古出版的著作福利经济学原理中，而该书是公认的当代公共经济学的开山之作。虽然庇古的学术成就是无可厚非的，但不幸的是，他却往往受到左派与右派经济学家的联合夹击。一方面，凯恩斯等人对其在宏观经济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中仍沿用传统?quot;新古典“范式颇为不满，对其理论的批判可见于凯恩斯的巨著通论中；另一方面，尚且不谈在冷战伊始的“麦卡锡时代 “庇古曾荒谬地被怀疑为前苏联间谍，仅从学术上讲
17、，新古典主义者又对他关于政府干预的论调大不以为然， 1991 年诺贝尔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的科斯（Ronald Coase）在其 1960 年的著名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中对庇古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并非只有政府才能解决“外部性 “问题，只要产权界定清晰，交易费用足够低，当事人之间可通过自行协商、讨价还价来将外部效应“内部化“ ，因此市场本身并非没有解决 “外部性“的机制。至于到底应用何种方式解决“外部性“ 问题，应视政府与市场运作的成本比较而定。下面要出场的人物大家也许已经猜到，那就是在 20 世纪经济学中应该是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约翰 o 梅纳德 o 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
18、凯恩斯成长于一个典型的英国精英家庭，曾在著名的伊顿公学（Eton）受教育，其父也是一个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与马歇尔一样，凯恩斯也在剑桥读数学，不同之处有二：第一，他在国王学院而非圣约翰，使得前者至今仍留有较强烈的左翼色彩（譬如布莱尔工党的“第三条道路“ 理论的创立者吉登斯在担任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院长之前便是国王学院的院士） ；第二，他的数学成绩似不如马歇尔，当然也不差， 毕业时位列第十二名。值得指出的是，凯恩斯当时也是马歇尔非常欣赏的年轻人之一，同时凯恩斯在初期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信奉者，只是到了20 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经济大萧条的出现以及传统的马歇尔经济学理论对此
19、现象的异常乏力的解释才使得他最终下定决心离经叛道地走到了他老师的反面。与马歇尔的另外一点不同是，凯恩斯不仅是一个著名的学者，而且深深涉足于公共事务之中，对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很大的影响力。1906 年他从剑桥一毕业便加入了英国政府的公务员队伍。1909 年凯恩斯返回剑桥成为国王学院的院士，直至去世。但在一战期间（1914-1918 ）他又供职于英国财政部，并因其出色表现作为劳合 o 乔治首相的助手之一出现在战后巴黎和会的英国代表团中。然而，凯恩斯强烈反对英法对德国过分激烈的报复措施，特别是强加于德国的巨额战争赔款，于是他于 1919 年出版了他的成名作-和平的经济后果
20、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在此书中凯恩斯分析了战前欧洲经济的运行机制，并指出这种报复性巨额赔款不仅会给战败国德国的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而且还会打破战后欧洲经济的脆弱平衡。正是这本书使凯恩斯第一次成为了耀眼的公众人物，但同时也使他在政界的前景变得不那么乐观了，于是他又回到剑桥进行学术研究。1921 年，凯恩斯出版了反映他当时对哲学与数学深刻思考的著作论概率 （A Treatise on Probability） 。尽管该书遭到了当时剑桥数学天才拉姆奇（Frank Ramsey）的挑战，它仍对凯恩斯自身后来的学术观点有重大影响。此书中凯
21、恩斯将概率看作一种“客观的信念（objective belief）“，而认为“不确定性“ 是无法用数学公理体系如概率论来识别、测度的，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对事物的未来状态是一无所知的?quot;We simply do not know“） 。无巧不成书，也是在这一年，大洋彼岸芝加哥大学的奈特（Frank Knight）在其后来成为经济学名著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也对“ 不确定性“ 做出了同样的诠释。笔者并未考证二者之间是否有任何联系，但这里要强调的是，凯恩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理解无不贯穿于其今后发展的经济理论中，如经济主体对未来预期的形成、投资决策、现金持有决策等。整个 20 年代，凯恩斯仍然活
22、跃在公共政策的争论中：他激烈反对英国回归到战前的金本位制度，批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主张用公共工程建设来缓解失业，认为财政部对预算赤字的担心并无必要。更重要的是，凯恩斯在这一时期已开始反思并逐渐偏离传统的马歇尔的经济学体系。譬如，他更重视短期的政策性分析，对马歇尔经济学只强调经济系统均衡状态在长期的可实现性颇有微词。在其 1923 年出版的关于货币改革的小册子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中，凯恩斯作出了以下著名的评论：“ 长远看我们都将死去。如果经济学家仅能告诉我们暴风雨过后海面将恢复原来的平静，那他们真是给自己制定了一项极其简单而又无用的任务。“同时，凯恩斯日益意识
23、到货币在宏观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并抛弃了传统的“货币中性“ 的新古典观点。在马歇尔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货币只是实物经济的一层“面纱“ 而已，即货币仅作为交易媒介出现在经济活动中，它与价格、产量、就业量等经济基本面指标的决定无直接关系。凯恩斯在 1930 年出版了两卷本的论货币 （A Treatise on Money） ，虽然马歇尔经济学的影响尚未完全消散，但凯恩斯已明确指出货币至少在短期内对产量与价格有真实影响。在理论上，他指出货币不仅具有交易媒介的功能，它还是人们用来对付未来不确定性的贮藏手段，人们持有现金以增加资产流动性来规避风险，这就是他“流动性偏好“ 理论的基础。总之，他力图通过货币政
24、策的设计来消除或至少是缓解一战后剧烈的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对经济的破坏作用。 凯恩斯曾希望此书能成为自己学术上的杰作，但是当时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任教的右翼经济学家、1974 年诺贝尔奖得主哈耶克riedrich Hayek）对该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然而幸运的是在 30 年代，凯恩斯的周围聚集着一批二、三十岁的天才的青年经济学家来共同对付右翼的挑战和发展崭新的激动人心的理论。这些年轻人包括后来大名鼎鼎的罗宾逊夫人（Joan Robinson） 、斯拉法（Piero Sraffa） 、卡恩（Richard Kahn）和 1977 年诺贝尔奖得主米德（James Meade） 。他们组成了名叫“Cam
25、bridge Circus“的讨论会，并将每次讨论的内容与结论由卡恩汇报给凯恩斯。在大家当然主要是凯恩斯的努力下， 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简称通论 ，这一 20 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之一，终于在 1936 年诞生了。正如凯恩斯本人在 1935 年元旦给友人的信中所写的那样：“我相信我正在写的这本经济理论著作即使不是在现在，也会在未来的十年中对世界看待经济问题的方式产生革命性的转变。“的确， 通论开辟了经济学一个新的时代，宣告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从此宏观经济学与以新古典均衡框架为
26、基础的微观经济学平起平坐，成为经济系最重要的两门核心课程。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西方世界的经济大萧条无疑是促成凯恩斯发展自己理论体系最重要的动力。大量的商品、劳动力过剩和需求不足是当时的主要“症状“ ，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这种现象即使存在，也是不会长久的，市场与价格机制的作用在长期内会调整供求数量重新实现均衡状态，因此过多的政府干预是不必要的。但在一个失业率已有 30%的社会里，这一理论的说服力是可想而知的。凯恩斯则认为总需求不足在宏观经济中是会长期存在的，是总需求的水平决定了经济中的产量和就业量，供给自身不会创造同等数量的需求。总需求为什么会不足呢？简单地讲，总需求本身可分为消费需求和
27、投资需求，就消费需求而言，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即消费的增长幅度一般来讲要小于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就投资需求，即资本家对机器设备、厂房的需求而言，影响其投资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未来的不确定性或投资者对投资收益的预期。一旦经济陷入衰退的境地，只要投资者对未来悲观的预期不改变，价格机制并不能使其投资量有显著的提高。可见，仅靠市场的力量来解决总需求不足、非自愿失业等问题是不够的，价格机制远没有地心引力那样强大的力量使均衡成为经济系统运行的常态。解决的办法很明显，就是要发挥政府的作用如公共投资建设等来人为扩大总需求，使经济走出衰退的旋涡。 通论的出版在西方学术界和经济决策领域中都引起了轩然大
28、波，正如一位美国政治家所言，所有人都知道新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差劲的政策，但现在他们也意识到它们同样是差劲的经济学。然而由于健康原因，凯恩斯于 1938 年退出了当时仍进行得如火如荼的辩论，但这并不是他职业生涯的结束。二战爆发后，他重出江湖，提出了许多政策建议来缓解战时由于资源短缺造成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在凯恩斯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忙于战后经济秩序和国际金融制度的重建工作，特别是于 1944 年参与了在布雷顿森林国际会议上确认各国货币对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和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一系列重要的活动。他生前所做的最后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劝说英国政府接受为获得美国贷款而必须遵守的苛刻条件。1
29、946 年 4 月 22 日，伦敦泰晤士报的讣告栏中写道：“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勋爵因心脏病突发于昨日在 Tilon，Firle， Sussex 逝世。他的去世使这个国家失去了一个非常杰出的英国人。“时光荏苒，从他去世至今又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凯恩斯经济学也依旧毁誉参半。但对于笔者个人而言，难以忘却的并不是其具体理论的孰是孰非，而是凯恩斯以下似乎有些夸大其辞的论述，反倒能使我在求学道路上彷徨气馁时，在感叹“百无一用是书生“时得到一丝慰籍（因本人对自己英译汉的能力实无自信，请允许我将中英文一并附上）：“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论其对错，都比一般人想象的要有力得多。实际上这个世界就是
30、被这些思想统治着的。讲求实际的人们以为自己能与所有精神世界中的影响绝缘，却到头来只是某位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而已。位于高位之上的疯子们，似乎是空穴来风似地决策，但实际上他们的激动与疯狂仅来源于几年前某个文痞的作品之中。我确信与思想的蚕食能力相比，隐含的利益的作用是被大大高估了?quot;“The ideas of economists and political philosophers, both when they are right and when they are wrong, are more powerful than is commonly understood. Indeed
31、the world is ruled by little else. Practical men, who believe themselves to be quite exempt from any intellectual influence, are usually the slaves of some defunct economist. Madmen in authority, who hear voices in the air, are distilling their frenzy from some academic scribbler of a few years back
32、. I am sure that the power of vested interests is vastly exaggerated compared with the gradual encroachment of ideas.“社会成本问题的外部性视角http:/ 2003-9-17 北望经济学园 这是我探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社会成本问题论文的一部分,我认为仅仅从外部性视角很难有效分析社会成本问题.社会成本问题的外部性视角自马歇尔首先提出“外部经济”概念以来，外部性视角一直是经济学分析社会成本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最初庇古（Arthur Pigou）提出的“庇古税”理论到科斯（Rona
33、ld H. Coase）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论，再到张五常、杨小凯对外部性理论进行的反思，外部性视角的局限性逐渐显示出来。本文认为，外部性现象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是普遍存在的，但并不能由此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社会成本问题直接归结为如何消除外部性的问题。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社会成本问题首先需要超越外部性视角。一、庇古的“庇古税（Pigou Tax ） ”理论社会成本问题来源于福利经济学对个体福利（成本）与社会福利（成本）不一致现象的关注。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一个基本预设就是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个体福利（成本）与社会福利（成本）的一致性，而其思想渊源则来自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
34、出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即个体在市场中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行为“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亚当斯密，1880/1974，下卷：27） 。但是亚当斯密由个人福利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直接过渡到社会福利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论断与社会现实存在很大的差距。在现实的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个人的利益最大化行为往往并不带来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其中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市场中的大量机会主义行为导致了社会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正是针对这一问题，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1922 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提出，在判断社会整体资源配置的效率时，不能仅仅以私人的成本收益核算为依据，
35、更要以社会成本收益核算为依据，通过合理地分配资源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个体福利（成本）与社会福利（成本）的不一致问题呢？福利经济学用“外部性（externality） ”概念来解释这一问题 。在经济活动中当一个行为主体的行动直接影响到另一个或另一些行为主体的福利时，就意味着前者的行动对后者具有外部性。所谓外部性，是指某一经济主体的活动对于其他经济主体产生的一种未能由市场交易或价格体系反映出来的影响，从而导致资源配置不能达到最大效率，即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 ”。由于这种影响是某一经济主体在谋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产生的，是对局外人产生的影响，
36、并且这种影响又是处于市场交易或价格体系之外，故称之为外部性。外部性分为两种，一种是负的外部性（外部不经济） ，经济学经常举的例子就是工厂生产过程中烟囱排放的烟雾影响了周围居民的身体健康，也就是说在工厂的生产经营成本之外，周围的居民也承担了一部分成本；另外一种是正的外部性（外部经济） ，例如在没有专利保护的情况下，发明成果同时也为社会其他成员所享用，即是发明所带来的收益不仅为发明者享有，同时也为其他社会成员享有。根据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假设，当存在负的外部性时，生产者的一部分成本实际上转嫁给了社会，边际社会成本大于边际私人成本，导致了这种生产活动的过度供给，反之则会出现供给不足。因此，按照外部性理论
37、，无论边际社会成本大于还是小于边际私人成本，个体的利益最大化行为都不能实现社会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既然在边际私人收益与边际社会收益、边际私人成本与边际社会成本相背离的情况下，依靠自由竞争是不可能达到社会福利最大的。于是，以庇古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家就提出应当由政府采取适当的经济政策，消除这种背离。庇古认为，政府进行干预的原则应当是对边际私人成本小于边际社会成本的部门实行征税，对边际私人收益小于边际社会效益的部门实行补贴，从而通过把外部性的影响内部化来消除私人收益/成本与社会收益/ 成本的背离，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庇古，1999/1922 ） 。这种征税与补贴政策建议后来
38、就被直接称为“庇古税” 。在科斯提出“交易成本”理论之前， “庇古税”理论一直在外部性的内部化问题上占据着支配的地位，而且至今在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等经济活动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二、科斯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 ”理论英国经济学家科斯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因他“发现和澄清了交易成本和财产权对经济的制度结构和运行的意义” ，荣获了 1991 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科斯获奖的成果在于两篇论文，其中之一是其 1960 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 ，而社会成本问题的理论背景就是“庇古税”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说，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就是在批判“庇古税”理论过程中形成的。科斯对“庇古税
39、”理论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开门见山地指出，外部性往往不是一方侵害另一方的单向问题，而是具有相互性。例如，按照“庇古税”理论，如果甲的经济活动对乙产生负的外部性，那么就应该由甲对乙进行补偿。但是，科斯指出，避免乙的利益受到损失的同时也会对甲的利益造成损害。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判断究竟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科斯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从社会总体成本与福利的角度避免较严重的损失。其次，科斯指出，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下，无论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都可以实现社会成本的最小化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因为甲和乙可以通过自愿协商实现资源配置的最大化。如果
40、在产权是明晰的，交易双方就可以通过自愿协商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而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和调节，因此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庇古税”没有存在的必要。最后，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情况下，外部性的内部化需要对各种手段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成本收益加以权衡才可以决定，也就是说， “庇古税”方案既可能是有效的制度安排，也可能是无效的制度安排，而问题的关键则在于产权是否明晰（科斯，1991/1960 ） 。上述三点批判构成了“科斯定理（Coase Theory） ” 的主要内容，即如果交易成本为零，无论权利无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和自愿协商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如果交易成本不为零，资源的最优配置就需要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与选择来实现。由此可见，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并不是完全否定庇古的理论，而是从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立场上对庇古理论进行的扬弃，从而使人们对市场在解决外部性问题时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尤其是在所谓“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 ”问题上， “科斯定理”说明，市场失灵并不是政府干预的充要条件，同时政府干预也不是治理市场失灵问题的唯一办法。更重要的是，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首先并不是针对外部性问题提出的，而是针对“庇古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