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湘潭历史考述第一章 拓荒之歌 远古至战国人猿相揖别 只几个石头磨过人是从类人猿进化来的， “人猿相揖别”就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而制造工具又是从打击、磨制石头开始，这样就揭开了人类历史的第一页，进入了石器时代。毛泽东把这划时代的历史进程，用诗人的眼光写入了他的咏史贺新郎中：“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 ”我们的历史长河就从“小儿时节”湘潭先民的童年时代说起。今天的湘潭，土地面积只有 5014.96 平方公里。它处于湖南中部偏东，湘江从境内流过，涟水、涓水两大支流犹如叶脉状分布于境内，它们就是哺育我们上万年、十万年，以至百万年的母亲河。从地貌看，这片土地属于湘江下游，洞庭湖尾闾地区，沉
2、积物发育良好，是一块梯状阶地，是十分发育、层次分明的河谷地带。它南有衡山山脉，西有雪峰山脉的余脉蜿蜒入境。而湘潭的仙女峰（南岳志称为碧岫峰）则是衡山的第七十一峰，峰下曾有碧岫寺，至今峰下的村子仍名碧岫村；在湘潭境内南岳所属七十二峰中还有屏障峰，位于石坝乡与花桥乡交界处，当地人称之为天马山；在天马山西两公里处又有一峰称日华峰，当地人称日华山，并赞之为“日照九州、华光万里” ；此外在湘潭与湘乡（今双峰）交界处还有灵应峰，为昌山主峰，当地人称为锦鳌峰。在湘乡、韶山境内则为雪峰山余脉，以褒忠山最高，以韶峰最著名，雪峰山脉逶迤而入宁乡。全境几十万年来一直地壳稳定，气候宜人，无酷暑严冬，但四季分明，土地肥
3、沃，林木茂密，野果遍布；飞禽走兽群集于此，河水滔滔，溪流潺潺，为古人类蕃衍生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长江流域是中国古人类的发源地之一，现已知的元谋人有 170 万年历史了，长阳人也有 510 万年历史。而在境域内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物为 2002 年发现于湘乡牛形山的形成于 20 万年前（一说 3040 万年前）的网纹红土中的砍砸器，因此这件石器距今至少有 20 万年。它是已知的湘江流域中下游地区的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物。湘潭周边还存在较多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但其年代都迟于牛形山的砍砸器。这是不迟于 20 万年前，湘潭就有人类活动的铁证。此外如湘潭县三门（今属株洲县）六斗坪就有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距
4、今在 1 万年以上，它处于湘江左岸的三级阶地上，已采集到打制的刮削器，是用石砂岩打制而成的。这个古人类遗址说明，远在 1 万年前湘潭先民就已进入了母系氏族社会的晚期，狩猎仍是主要的生活物资来源之一。先民们为避湘江洪水，选择阶地居住，当然，他们过的是穴居、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 “上古穴居而野处” （周易系辞 ） ，就是这个时期的写照。新石器时期，长江流域的代表是大溪文化，它距今已有 65007000 年左右。湘潭是大溪时期文化较集中的地方，它拥有老虎坑（湘潭县荆州乡金棋村） 、堆子山（湘潭县锦石乡太阳村）两大遗址，被称为湘中大溪文化的四大遗址的一部分。这些遗址中，陶器残片多泥质陶、白陶，陶器上多
5、戳印纹。陶器制作时的夹砂，是避免烧制过程中开裂而加入的，说明制陶技术有所提高。从陶器的器形看，种类繁多，有豆、壶、杯、碗、甑、罐、鼎，这些陶器均为日用器具，其中不乏炊具如甑、鼎等，证明人们当时已熟练地用火进行烹煮，脱离了茹毛饮血阶段。特别是陶片上的纹饰有弦纹、篦点纹、绳纹、篮纹以及刻划纹，前几种纹饰均为已有物品在器物泥坯上压制而成。而刻划纹则是在制作中以竹片或树枝、石片、骨片在泥坯上刻划而成，是先民们有意识地记录某一特定事项的证明。它常被看作记事的标识，也就是说不能排除是一种原始的文字模式。新石器时期稍晚一点的，我们称为屈家岭文化（它距今约 50006000 年左右）和龙山文化（距今 4500
6、 年左右） ，其中多夹砂陶。湘潭县境内有锦石乡苍场村的堆子岭遗址，荆州乡新福村的茅柴山遗址，雁坪乡羊鹿村的塘湾遗址，碧泉乡桂花村的左家山遗址，龙口乡董家坪村的韩家坳遗址，花石镇超上村的白竹湾遗址，留田乡桐梓村的桐梓坪遗址，石鼓乡万家村青州坪遗址，石鼓乡海云村马颈坳遗址，河口乡双板桥村的老树山遗址。湘乡境内有龙潭村岱子坪遗址的二三期，石柱乡石柱村的团鱼山遗址，石柱乡石头铺村的状元洲遗址。这些遗址中以岱子坪遗址最大，约 1.8 万平方米，其次为青州坪遗址和马颈坳遗址，分别为 7500 平方米和 6000 平方米左右。岱子坪遗址为一大型居落遗址，仅从发掘的 347 平方米就清理出墓葬 97 座，出土
7、器物有陶器鼎、鬹、盆、碗、钵、簋、豆、杯、盂、罐、壶、甑等，出土多空腹尖足鬹，尤以宽扁足鼎最具地方特色，其纹饰又有用手指按捺出指窝的按捺纹。生产工具有石斧、石锛、石凿、石铲、石镞等，此外还有玉簪、陶纺轮。其遗址还存在一些灰坑，坑中除草木灰、炭渣外还有兽骨。其他遗址也曾出土石刀、石矛、陶釜及陶窑。从大溪文化晚期到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这 2000 年左右，都属于父系氏族时期直至原始社会崩溃时期。这些文化遗存大多在涟水、涓水流域的溪流边的台阶地上。岱子坪遗址仅发掘 347 平方米就发现 97 座墓葬，而且其中不乏二次葬及众多的随葬品，最多一座墓坑就有 48 件随葬品。随葬品如此丰富，正是父系氏族晚期
8、存在等级、贫富差别的表现。在岱子坪遗址中因发掘面积不足遗址的 2%，据推断这里应有房屋遗址存在。从新石器时代的出土物看，既有了石镞，无疑是狩猎工具，而弓箭的出现，是先民们的一大发明，它提高了狩猎的效率。马克思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 “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器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 ，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石锄的出现则是农耕文化发展的标志。所谓“刀耕”其实最早就是用石刀、石铲进行的，只不过是将它们绑上木柄而已。农业的出现，定居就成为可能。石斧、石凿的出现，说明木材加工的存在，砍伐较小的树木作薪炭用或作为工具，或用以作早期的房屋，所谓“架木为巢”的材料。纺
9、轮的出现，证实了原始纺织的出现，人们可以缝制兽皮，编织遮体掩羞的织物了。众多的釜、甑、鼎的出现，说明熟食已经从单纯的烧烤进化到了蒸、煮。有陶器必有陶窑，韩家坳遗址的陶窑就是一个代表。以岱子坪为代表的一批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出土，说明湘潭远古先民已步履蹒跚地走出“小儿时节” ，向着文明时期进发。而它又具有某些十分独特的内涵，可成为具有湘潭特色的文化遗存的代表。除了这些遗址外，湘潭境内居民在农村山野常可捡拾到一种民间称为“雷公錾子”的东西，用来垫塞房梁、避邪魔。 “雷公錾子”就是新石器时代的石斧，在雷鸣电闪之时、山洪冲刷之际，露现于原野之上或山坳之中。可见新石器时代并不是什么神秘的时代，只是人们把石头
10、经过打击、磨过，作为工具使用的一个历史时代罢了。炎帝南下 少昊开疆汉代孔安国作尚书序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神农氏始见于史籍。 易系辞下又称“庖羲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 。晋代皇甫谧作史记集解说：“易称庖羲氏，神农氏作，是为炎帝。 ”今人将炎帝与神农氏连称，因为他们就是一个人，或者说是一个部族。炎帝神农氏的陵墓在今炎陵县塘田乡鹿原陂。炎帝神农氏本在今山东半岛一带活动。 帝王世纪说：“炎帝自陈（河南、安徽交界处）营都于鲁曲阜。 ”还说，神农氏姓姜，母亲是任姒，她是少典的妃子。任姒游历于华阳的时候，有一龙首的神使他感应诞生了炎帝。相传炎帝是人头，牛的身躯，在姜水
11、边长大，奉火为德，所以人们称他为“炎帝” ，也可以把他看作是一个以牛为图腾的部族，至今，炎帝陵的午门内还雕有一个巨大的牛头。古人称他首先制作了耒和耜两种耕具，又提倡种粮食作物，因此又称他为“神农氏” 。班固也说：“教民耕农，故号神农。 ”据此神农氏部族是一个能有效地控制火、使用火，从狩猎、采集转而以农耕、种植为主的部族。史记五帝本纪云：“轩辕之时，神农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 ， “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 。这是黄帝与炎帝作战的原因、经过的最早完整记录。这是说轩辕的时候，炎帝神农氏的势力已经衰微削弱，所辖的诸侯（应为下属部族）互相攻战，百姓受侵
12、害，而炎帝神农氏却无力征伐、平息他们。于是轩辕氏乃起兵，以征伐那些不尊奉炎帝的诸侯。这时候，各路诸侯都臣服于轩辕氏。轩辕氏修明政治，整顿训练军队，安抚百姓，广种五谷，使各地百姓能安然居住。轩辕氏强大了，遂与炎帝神农氏争夺天下的统治权，与炎帝在阪泉（今河北桑干河畔涿鹿县境内）进行战斗，经过三次大战，轩辕氏打败了炎帝神农氏。 礼记祭法说：“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 ”汉郑玄注：“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或曰烈山氏。 ”所指烈山即刀耕火种，以火烧荒。神农氏即炎帝，又称烈山氏，或称厉山氏。炎帝既败，其部族不愿臣服轩辕氏的遂开始迁徙，原始社会，这种迁徙是司空见惯的事。炎黄两大部族均兴
13、起于黄土高原，本均属少典部族， 国语称：“少典妻有虫乔氏女，生黄帝、炎帝。 ”晋代皇甫谧的帝王世纪称：“神农氏，长于姜水（今陕西西部岐山县岐水）初都陈（今河南东部淮阳及安徽西部亳州一带） ，又徙鲁（今山东曲阜一带） ”这就是炎帝部族的最初迁徙路线之一。阪泉之战，神农氏既败，遂从鲁又南迁（这时再东迁已不可能） ，把地盘让给战胜者，在古代这不足为奇。炎帝南下后进入另一大江流域，去开辟一片新天地。 隋书地理志衡山郡下说：“湘潭平陈，废茶陵、攸县、阴山、建宁四县入焉，有武阳山，有厉水。 ”厉水则为厉山氏所在的地域。 明一统志说：“厉水即涓水。 ”作于清乾隆年间的衡湘稽古录说：神农“都长沙，号厉山氏，以
14、长沙（府）为厉山国” ，炎帝曾驻足湘潭也就顺理成章了。所以才有晋代皇甫谧的帝王世纪的炎帝“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葬长沙”的说法。宋代罗泌作路史也说：“炎帝死后，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 ”罗泌之子罗萍进而作注：“炎帝（陵）在今麻（应为鹿之误）陂。 ”所谓一百二十年是部族南下后经历的时间，绝非阪泉之战时的炎帝在位一百二十年。炎帝部落首领的后继者，仍称炎帝。所以曾国荃等总纂的湖南通志上说，葬于茶陵的炎帝名榆罔，正是炎帝的后裔。炎帝葬茶陵，最早见于正史为宋史 。 宋史礼志先代陵庙说：淳熙十四年，衡州守臣刘清之奏称：“史载炎帝陵在长沙茶陵。祖宗时，给近陵七户守规，禁其樵牧，宜复建陵如故事。 ”湖南通志
15、载：“炎帝神农氏，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所谓天子墓者。 ”炎帝既败，率众南徙，非一日而达茶陵。渡大江，沿湘水南迁，溯洣水而上。漫长的徙迁，且行且驻，徜徉于湘中地区（当然包括湘潭先民居住区域） ，给南方带来了中原文化，这是中原文化对湘中土著文化一次零距离的接触和撞击，促使两者融合。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炎帝的南下，增添了湘中文化的多样性、加快了社会进展步伐。继炎帝后又有少昊（亦作皞）来到湘中。少昊与湘中地区的关系，见于记载的有二。宋代罗泌作路史称：少昊“始于云阳，胙土长沙” 。胙土，就是以土地赏封给功臣、子弟。明崇祯长沙府志也说：“长沙开疆，源自云阳少昊。 ”云阳在今河南东部至安徽亳州一
16、带。这两处书证均认为长沙（即湘中一带）的开拓源于少昊。少昊是什么人。 左传昭公十七年云：“郯子来朝，公与宴，昭子问焉，曰：少昊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说：少昊是我祖先，当他受封时，有凤鸟到来，他就以鸟为官名。这说明少昊是以鸟为图腾的部落首领。 考德称：“少昊曰清。清者，黄帝之子青阳也，名挚。 ”史记鲁世家说：“封周公旦于少昊之墟曲阜。 ”然则少昊为黄帝部族成员，且居于炎帝原统治中心曲阜。 世本帝系说：少昊又称金天氏。曲阜东四公里有少昊陵，呈覆斗状，石砌，为中国最古老的金字塔形建筑，顶端平台上有少昊庙。而楚宝称：“茶陵州，其地有云阳山，所谓云阳氏之墟也，其上有少昊金天氏冢。 ”路史称：“于云阳
17、山得少昊之冢是也。 ”若如此，则少昊氏葬于湘潭之南。黄帝战胜炎帝后，炎帝南走，曾尾随追击。 史记五帝本纪称：“天下有不顺（从）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南至于江，登熊、湘。 ”也就是说炎帝部族入湘后，黄帝曾率兵入湘追击，登湘山。 括地志称：“湘山一名艑山，在岳州巴陵县南十八里。 ”可见黄帝曾入湘北，而登其地高山湘山作纪念。湘山是什么， 水经注湘水称：“是山，湘君之所游处，故曰君山矣。 ”则湘山即今岳阳的君山。黄帝亲自追击，以显其威，防炎帝再起，他做到了。为防患于未然，又命其子少昊“胙土长沙” ，即赏赐长沙这块土地给少昊。则少昊都于奄（曲阜）又得封土于长沙，黄帝以少昊驻湘中切断炎帝北归之路，逼
18、其继续南迁。炎帝向南直迁至洣水之尾斜濑水的荒蛮之地。由是对湘中地区而言，继炎帝之后，少昊又至，且“开疆于此” ，则是少昊将中原文化传播于此，有力地推进了湘中地区历史发展。出土的 5000 年前的文物，证明此时湘中文化，既有大溪文化后期或称屈家岭文化的特征，又具有山东龙山文化的痕迹。湘潭尹氏家族仍自称为少昊金天氏后裔，故现存的尹氏宗祠门联的上联为“金天帝胄” 。这恰恰是这个时期少昊将中原文化与湘中土著文化融合的证据。总之，自炎帝南下，到少昊开疆，作为湘中地区重要组成部分的湘潭历史，在这一时期不能不写上中原文化与本土文化相碰撞、交流、融合的关键历程。虞舜南巡三苗湖南中部，为古三苗之地。三苗是湖南土
19、著居民的祖先，现在湖南的少数民族是其后裔。三苗在尧舜时期，势力一度较大。 史记五帝本纪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 ”国语楚称“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 ，三国时吴人韦昭作注说：“三苗，九黎之后也。 ”三苗的活动范围， 战国策魏策说得比较具体。它引述吴起的话说：“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 ”古衡山为霍山， 尔雅释山称：“霍山为南岳。 ”所指霍山，即天柱山，汉以前衡、霍不分。前提及史记五帝本纪曾载“三苗在江淮、荆州” 。唐代杜佑通典州郡载“潭州右三苗之地” ，都明确地描绘出三苗的活动中心。不论是左彭蠡（指今鄱阳湖）也好，或是右洞庭也好，其核心区域，恰好就包括潭
20、州（今长沙、湘潭）一带。或把霍山（古衡山）作为北界来看，则昔楚人所在地也正是三苗故地。三苗何以为乱， 山海经海外南经中有晋代郭璞的注称：“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 ”这道出了三苗作乱的原因。三苗不同意尧让位于舜，不但作乱，而且“数作乱”以致其首领被杀，部族遂向更南的地方迁徙， “入南海” （这里的南海指今天湘南、两广一带） ，以避杀身之祸。舜， 史记五帝本纪称：“虞舜者，名重华。 ”墨子尚贤中篇载：“古有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奉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 ”据史记五帝本纪载：尧向四岳询问，谁可当继承人的时候，四岳都荐虞舜，
21、尧同意了，于是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舜居妫冫内，内行弥谨。尧二女不敢以贵骄事舜亲戚，甚有妇道。尧九男皆益笃。舜耕历山，历山的人把耕地让给他；到雷泽捕鱼，那里的人都让出自己的住所；在黄河岸边作陶器，那里烧陶成功率高，极少次品。一年而所居成村落，二年成市集，三年成都邑。说明舜即位前，尧对他进行了详实的内外考察。证明舜事亲孝悌，他不但生产技能超群，而且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戴，百姓跟随他，相继拥舜而居，以致成村、成集、成邑。三苗既据江淮、荆州，数度作乱，今湘潭，古荆州之地，尧曾予以征战。 吕氏春秋召类说， “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 。古丹水在今陕西、河南境内，在湖北丹江口入汉水
22、，而南蛮即三苗。三苗居于荆， 诗经采芑称为蛮荆或荆蛮，所以称“蠢尔荆蛮，大邦为仇” 。因此，三苗、南蛮、荆蛮都是不同时期对居于荆湘一带同一部族的不同称呼。舜即位后，仍继续征三苗。 战国策赵二有“舜舞有苗”的记载。古舞与武可通。 尚书舜典中记载：“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而死。 ”孔安国为尚书作传说：“方，道也，舜即位五十年，升（登）道南方巡狩，死于苍梧之野而葬焉。 ”山海经有“苍梧之野，苍梧之渊，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 ”史记五帝本纪也说：“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九疑，在今宁远县，湘江支流潇水之侧） ，是为零陵。 ”则舜是南巡三苗，溯湘水而上，入潇
23、水，而死于苍梧之野的。舜死于南巡途中。巡狩有时候就是征伐的代名词，舜南巡三苗是尧时期对荆湘征伐的继续。因为是征伐，屈原作离骚直述：“济沅湘以南征合，就重华而陈词” ，他不用“巡” ，而用“征”来说明舜在沅、湘的活动。征伐是战争行为，所以娥皇、女英未能随行，直至舜死于苍梧之野，她们才赶往荆湘。二妃至洞庭湖区域，哭舜而死，葬于湘山（君山） 。舜入荆湘，沿湘水而上，过今湘潭境域。明嘉靖刊湘潭县志载：“韶山，世传大舜南巡，道经此山，作乐。 ”又说：“县有历山，舜曾耕于此。 ”光绪刊湘潭县志山水说：“军山在县东南百五十里，届历山之北，旧以为舜巡所历。 ”大清一统志也说：“湘潭县西有韶山，相传舜南巡时，奏
24、韶乐于此。 ”清同治刊湘乡县志称：韶山“相传舜南巡时，奏韶乐于此，凤为之下” 。这种情景与尚书益稷中所述， “箫韶九成，凤凰来仪”一致。对于韶乐我们知道得很少，但孔子的论语八佾说：“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 ”论语述而又说：“子在齐闻韶 ，三月不知肉味。 ”从而了解韶乐是一种极美妙的音乐。以致屈原要“奏九歌而舞韶兮”达到了手舞足蹈的地步，这种舞竟是“韶舞” 。舜离开韶山后，其“乐” 、 “舞”在湖南大地流传。舜经湘潭后，再沿湘江南下，在湘潭附近还留有遗迹，如衡山有宝露坛。 拾遗记载：“高辛时，丹邱国献玛瑙甕，以承甘露。舜遗衡山之上，故岳有宝露坛，舜于坛建月馆以望夕月。 ”南岳区内安上峰（衡山七十
25、二峰之一）有舜庙、舜溪、舜井， 湖南通志说：“祝融峰上有舜观。 ”此外，韶峰还有石屋，亦传为舜南巡至韶山的居处。从虞舜巡三苗已入湘潭境看，尧、舜时期起，中原文化随尧、舜南来而传播于湘潭境内。随后禹又曾入湘， “理三苗”（淮南子原道训 ） 。 吕氏春秋恃君览和淮南子精神训均有“禹南省方（省，视察，南省即视察南方） ，济于江”禹迹留于湘潭四周地区也不少，岳麓山附近有禹迹溪， 大清一统志载：“禹迹溪在湘江西岸，岳麓山左，一名大禹拖船坳，为神禹开凿之径。 ”临近湘潭的南岳岣嵝峰有“禹王碑” ；南迁录又说禹曾沉鼎于湘潭县石嘴垴下陶公潭中，以镇水怪。可见禹继尧舜之后，也曾极力经营湘江流域。 吕氏春秋慎行论
26、求人有禹“南至交趾裸民之处” ， “衡山之上” “以求贤人”的记载。证明禹南达衡山，直至交趾，以求贤人。这是后话。百越杂处 生息繁衍长江以南、乌江以东大片地域，古称百越之地。越者，远也，西汉扬雄所作方言称“楚谓之越，或者谓之远也” 。所以百越是禹贡九州以外南部的一个称呼，越部族分支众多，大而言之，如骆越、扬越、瓯越、南越等，分布于湘、漓之间的人们称之西越。湘潭地处湘中，居湘水两岸土地肥沃、物产富饶的地方，自然是西越（有时也称扬越，越也作粤）的核心居住区之一。百越自然包含湖南土著之一的三苗。 尚书禹贡九州中说：“荆及衡阳惟荆州。 ”衡阳，汉代孔安国说：“荆州为北据荆山，南及衡山之阳。 ”是以今衡
27、山以北，均为荆州之地。早在舜在位时，禹即征讨过三苗， 夏本纪述及禹治水行踪时提到“至衡山” 。司马贞引括地志：“衡山在湘潭县西四十一里。 ”这就说明禹曾到还处于衡山之阴的湘潭。 尚书大禹谟载：“帝曰（这里的帝为舜） 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征 ，禹乃会群后（后，指诸侯，即部族首领）誓于师曰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蠢蠢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败道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 。 ”“三旬，苗民遵命，矧益有苗。 ”禹既到衡山一带，是治水还是征伐，从这段文字看，征伐的可能性大一些。此后， 史记夏本纪称：“三苗大序。 ”所谓大序，就是不再为乱。当然这种征伐是极残暴的。依国语周语太子晋谏壅谷水中太子晋的说法，
28、禹攻三苗，夷平了三苗供奉先人的宗庙，销毁了祭祀用的用具，将其老百姓罚为奴隶，不服统治的则予以杀戮。经过禹这一番征伐，湘中一带，衡山以北的三苗也就所存无几了，以致相当长时期在古文献中不见苗蛮记载，大概是人烟稀少，生存环境又为“卑湿之地” ，中原部族不再南下所致。到商代，有关湘中的材料又多了起来，可能是经过几百年的生息繁衍，这里人口又增多了，加之周围部族迁入，又形成了被称为“荆蛮”的部族。 诗经商颂殷武说：“挞彼殷武，奋发楚荆” ， “维汝荆楚，居国南乡” 。毛苌所作诗经正义也说：“高宗（指武丁）前世，殷道中衰，宫室不修，荆楚背叛。 ”孔颖达作疏说：殷王武丁“往伐荆楚之国，深入其险阻之内” 。商军
29、又俘虏了众多的荆楚百姓作为俘虏，免不了又杀死了不少荆楚百姓，可见其残忍。战争的结果，被征伐的地区又呈现人烟稀少的局面。经历夏、商之季，商部族也有部分进入了湘中地区。湘潭境内出土过众多的商代青铜器，其中有铙、爵、尊等物，尤以湘潭市区十八总于清代出土的大铙，湘潭县于 1981 年在九华乡桂花村出土的豕尊，湘乡县洪塘乡出土的三牛头尊最著名。可以证明商民已进入湘潭地区。周代， 史记周本纪载：“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 ”这一征伐至周穆王时期仍在进行。昭王征伐卒于江上，昭王所卒的所在， 吕氏春秋说“陨于汉中” 。据太平寰宇记 、 大清一统志记载，湘潭湘江边昭山即周昭王征伐所至而得名。光绪刊湖南通志载：
30、“昭山在（湘潭）县东四十里，以昭王南征至此，故名。 ”然则周民亦已达于今湘潭境内。周伐南方部族不止一次、两次。 诗经小雅采芑记述了方叔征伐的场面：“方叔莅止，其车三千。 ”古人天子六军千乘，车三千则为十八军，真是兴师动众。并指责荆人“蠢尔荆蛮，大邦为仇” ，对这段话，孔颖达作了一个十分精彩的注解说明，他说：“言我所伐者，乃蠢蠢尔不逊之蛮荆，不逊王命，侵伐邻国，动为寇害，与大邦为仇怨，列国之大，尚且仇怨，其傍小国，侵害多矣！执其可言问所获敌人之众，以还归也。 ”经过方叔一仗，荆蛮元气大伤，荆蛮是屈服了，但荆蛮之地（包括湘中地区）又一次面临战后荒凉。又一次荒凉，又一次人口迁徙，周民从中原地区来到湘
31、潭地区。湘潭县青山桥出土的西周铜器上赫然出现了中原地区部族的族徽“ ”（读举） ，出现了中原地区部族“旅父甲”的铭文，以及带有“戈”字的族名的铜器，这些证明中原地区部族曾以征服者的面貌出现在湘潭地区。到西周，经过千余年的战争，千余年的融合，湘中地区中原移民逐渐增多。苗也好，荆蛮也好，都进入了这个大融合之中。谁要在这里生息繁衍，就得参与这个融合。长江以南，土生土长的居民，广而言之，称之为南蛮。对于荆州南部、衡山之北的居民，又称作荆蛮，而湘潭正处衡山之北。 国语晋语叔向论德就说“楚为荆蛮” ，可理解为楚就是荆蛮，也可以理解为楚人是荆蛮的一部分。 史记楚世家说：“周成王时，封熊绎于楚蛮” ，又说周夷
32、王时， “熊渠曰我蛮夷也 ”，楚武王三十五年楚伐随” ， “楚曰我蛮夷也 ”，可见楚人也自认为不与中原同部族。依后者，荆蛮的范围大于楚人，大概连三苗的后裔都算进去了。那么湘潭一带又居住着楚人了。他们越长江，渡洞庭，溯湘江而上，觅地而居。屈原在九辩中说到楚人的一个特点：“修饰而窥镜” ，可见铜镜为楚人所好。湘潭境内出土东周土铜镜不少。其实从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上的大幅兽面纹也可以看到楚文化，或者说本土文化的特点。越人也是本土居民重要的组成部分。古代长江以南分布着越人。古楚地位于今河南、湖北、安徽一带，称其南部为越。吕氏春秋恃君览恃君称：“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余靡之地。 ”在史记李斯传所
33、载的致秦二世的信中，最先提出了“南定百越” 。百越，言越部族之多， “百”是说支系多。长江中游为扬越。 史记楚世家称周夷王时熊渠生子三人， “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 。于是立三子于春地称句亶王、鄂王、越章王， “皆在江上楚蛮之地” ，是杨粤（或写成扬越、扬粤） 。而湘、漓之间又称西越，可见湘潭一带又曾称为西越，西越当为扬越之一支。春秋战国之际出土的湘潭文物多越族风格，特别是 2002 年发现的湘潭县云湖桥的大规模春秋战国时期的越人墓葬区夹杂有楚人墓，更证实了这一点。此外，如湘乡出土的越式鼎、越式矛，湘潭县出土的越式提梁卣，湘潭古塘桥、湘乡大茅坪出土的越式墓葬，证明越人是
34、自东向西而迁徙的，其随葬物中出现了具有中原特色的鬲。翦伯赞在其秦汉史中说：“百越者，言其诸越，言其族属之多也。 ”“此等诸族，皆椎髻徙跣，断发文身。 ”“他们或随畜转徙，或耕田有邑聚，或无君长，或有君长” ，在中国南部，别为一世界。自东向西迁入湘中地区的还有一支以虎为图腾的部族，甲骨文中称之为“虎方”或“虎夷” ，并有多处征虎方、伐虎方的记录。一般资料认为虎方在淮南、合肥一带。 左传文公十八年中称尧舜时天下“八元”中就有伯“虎” ，八元中的虎应为部族图腾。鲁哀公时（前 491 年） ， 左传记：“夏，楚有既克夷虎，乃谋北方。 ”“虎方”处于楚之南，上世纪九十年代，江西鄱阳湖赣江流域的新干出土一
35、商代大墓，铸有一巨形青铜虎，其余青铜器亦多以虎为纹饰，饰之以虎形图案或兽面纹，这些应视为虎方在鄱阳湖南面的物证。1975 年，醴陵在狮形山出土一象尊，全身布满虎纹 13 处。湘中地区出土的商青铜器饰以虎纹、虎形、兽面的不罕见。说明处于正东部近邻的“虎方”有部分部族已西迁进入境内。从西部东迁的应该还有“濮人” ， 史记周本纪载武王于牧野誓师时，参与伐纣的有“濮人” 。孔安国作注时说：“濮在江汉之南。 ”括地志说：“濮在楚西南。 ”史记楚世家武王熊通三十五年（前 706 年） “始开濮地而有之” 。依此，则濮在鄂西、川东、湘西一带。从战国时期湘乡西部屡遭袭击，楚不得不驻兵湘乡以拒来看，其进袭的蛮族
36、，不排除为踞于沅陵、辰溪一带的濮人。濮人居此已久，与当地苗蛮融合，形成新的不同于土著苗民的部族，直至千余年后，其后裔梅山蛮仍踞今新化、安化一带，直接影响了湘乡土著居民。由是，湘潭先民百越杂处，康熙刊湘乡县志风俗说：“湘（乡）之为邑也，居长沙、衡、宝三郡之间，其地犬牙相入，其民迁徙相互，其婚姻相联，其党塾游从相偕。是故，长之俗文，其失也轻；衡之俗静，其失也薄；宝之俗朴，其失也固。湘居三郡之中，失与之均；然合三郡之得，相为节宣，则文而不浮，静而不媮，朴而不陋，以成乎上湘（指湘乡）之风。 ”“恂恂而悫，德之实也，而文不逮，自湘而南，则有然者。辨而雅乐，文而不吝，道之华也，而质有伤，自湘而北，则有然者
37、。而湘介乎其中，出可以交于上国，而退不失其居。 ”“近水之民，润其利也逸，近山之民，槁其生也劳。三湘以泽国民，而上湘远泽，即于山，无泛舟取赢于商贾之利。四时之勤，一尽于穑事，故椎钝勤质倍于他邑。 ”民风民俗融合数千年始成，上湘一地古风犹存。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 ”西楚“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蓄” 。湘方言区即是。楚对域内的管辖自商、周以来，历经多次征伐，商、周统治者的势力已进入湘潭地区。清末湘潭市区十八总福建会馆曾出土铜铙一件，通高 57.5 厘米，饰兽面纹；湘乡城关出土铜铙，通高 44 厘米，重 18 千克，也饰兽面纹；湘乡县出土铜爵，通高 32
38、.8 厘米，重19.8 千克，同样饰兽面纹；湘潭县出土铜豕尊，通高 40 厘米，长 72 厘米，头部还是饰兽面纹。商代铜器频频出土，商时期的遗址，湘潭县有二十多个，其中锦石乡唐家湖村遗址，范围有一万平方米以上；花石镇极星村杨家岭遗址有 1.5 万平方米；古塘桥乡古塘村石子垴遗址则有 2.5 万平方米，最有特色。湘乡市也有铜钿湾、石竹、云田湾等遗址。都是商代湘潭已进入有中原氏族，以及本土文化发达的标志。西周器物也不断发现。湘潭县洪家峭出土铜钟 2 件，大钟高 48 厘米，重 21.5 千克，饰云纹和云雷纹。湘潭县高屯村出土铜尊一件，高 28 厘米，主体饰纹为裂口巨眉饕餮纹，内底铭文为“旅父甲”
39、。同时还出土铜觯 2 件，一件高 20.17 厘米，圈足内壁有铭文“戈” ；另一件高 19.9 厘米，圈足内壁有铭文“ ”（读举） 。湘乡市金石乡也出土铜铙一件，通高 39 厘米，重14.65 千克，饰三角形云雷纹。随后又在此地发现铜甬钟一件，通高 45.3 厘米，重 14.9 千克。在太平乡也曾发现铜甬钟，通高 46.3 厘米，重 17.8 公斤，饰云雷纹。到春秋时期，楚国在江汉一带兴起，楚据荆州一带，又称荆楚，楚先祖非周王姬姓苗裔，所以史记楚世家称其“或在中国、或在蛮夷” 。周初，楚先祖鬻熊事文王为文王师，鬻熊芈（读咩，mi）姓，鬻熊曾孙熊绎被封于楚蛮，居丹阳（今湖北枝江） 。熊绎在丹阳艰
40、苦奋斗，辛勤开发荆蛮之地。唐司马贞在史记楚世家的赞语中称其“僻在荆蛮，筚路蓝缕” ，故称荆楚。到周夷王时（约前九世纪） ，王室衰微，诸侯或不朝天子、或相伐。 国语郑语云“蛮芈蛮矣，唯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 。此时熊渠得到江汉间民众支持，于是北伐庸，东征扬粤而至武昌，熊渠宣布“我蛮夷也” ，不与中国之号谥，并立其中子红为鄂王。前 799 年熊鄂正式继位，这就奠定了楚人越洞庭而下，溯湘江而上的基础，今湘潭周边区域入楚统治之下。然楚人畏周厉王伐楚，遂去掉王号。直至周室东迁，周平王三十一年（前 740 年） ，熊通立，中原各诸侯国纷争，出现混乱局面，熊通北伐随（在今湖北随县） ，随与之争辩。
41、史记楚世家记录了这段话：“随曰我无罪 。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 ”随为之请周王尊楚为“王” ，周王未允许，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早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也。 ”公元前706 年即熊通即位的三十五年，遂自称武王，并向南进入濮人居住地。从此，东周时期各诸侯国中最早称王的国君是楚国（随后有吴、越、魏、齐等） 。随后楚势力增强，不断向北、向南征伐，其中罗、糜诸国，在楚逼迫下不断迁徙。到楚成王元年（前 671 年） ，楚结好诸侯，并献于天子周惠王，周惠王命其“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 。
42、于是楚向南扩充，达到“楚地千里” 。周定王元年（前 606 年） ，楚庄王伐陆浑之戎返回，在今河南巩县路过，这是周天子领地。楚在周天子领地内举行阅兵，周定王也无可奈何，只好派王孙满慰劳楚庄王。楚庄王竟然向其问周王室九鼎之大小轻重，有逼周取代天下之意，王孙满说：“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楚穆王八年（前 618 年） ，楚伐郑，郑降。郑同意“其俘诸江南、以实滨海” 。这是楚国将俘虏南迁到楚的江南一带（包括洞庭以南）的记录。到楚悼王时期（前 401381 年） ，吴起相楚， 史记吴起列传称：“楚平百越。 ”到楚威王时期（前 339329 年） ，越王无疆在位，齐派说客赴越，劝越伐楚
43、，说客说“复雠、庞、长沙，楚之粟也。竟泽陵，楚之材也” 。依唐人张守节对史记这段话的解释，雠、庞、长沙三地都应在湖南湘江中下游地区，则湘潭在此范围之内。又说“竟泽陵出材木之地，此邑近长沙、潭、衡之境” 。他又说：“战国时永、郴、衡、潭、岳属楚也。 ”可见到楚威王时期，包括湘潭在内的地区所出产的粮食、木材，在楚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楚经过几百年的经营，春秋时期在湘江下游地迁来了两个战败国罗和糜，罗子国在今汨罗境。即汉书地理志所记长沙国下有罗，汉应劭作注：“楚文王徙罗子自枝江居此” ，则罗子国迁入湖南系公元前 689 年676 年间事。糜子国在岳阳市郊梅溪，即顾徂禹读史方舆纪要在岳州府一条中所指：“
44、府东三十里，相传古糜子国，有东西二城。 ”糜、罗两子国居楚、越要冲，春秋时期楚文王既置罗子国于湘江下游，而衡山以北无它国，衡山以南有庞邑（即今衡阳市区地） ，则湘潭地为罗子国所管辖是极有可能的了。 汉书地理志描述楚国是“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啙窳媮生，而亡（无）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无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 。则楚地民众生活是稳定的，也是贫困的。楚威王时期，苏秦入楚，对楚威王有一段议论，见之于史记苏秦传 ，也见之于战国策楚策 ，苏秦说：“楚，天下之强国也；王，天下之贤王也。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
45、，北有陉塞、郇阳，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 ”依此，则洞庭至苍梧间，整个湘江流域，尽入楚版图，在这里已有行政官吏是无疑的，至少有不少邑存在。苏秦在此处把洞庭、苍梧与黔中、巫郡并列，后者为郡名，则洞庭也应为郡名。公元 2002 年出土的湖南龙山里耶秦简中就有洞庭郡的记载。可见楚也实行过郡县制，此处无长沙郡，或者长沙郡前已有洞庭郡，洞庭郡为长沙郡前身，或二者并存。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顷襄王十九年（前 280 年） ，秦出兵攻楚，曾攻入郢，拔巫、黔中等郡；到二十三年（前 276 年） ，顷襄王以兵力反击秦， “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 ，这大概是楚势力衰微的时
46、期。但秦楚之拉锯主要在今湘西一带，当时称为黔中郡的地方。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前 238 年） ，楚终于从郢（今荆州）迁都今寿春，也称其为郢（史称东郢） 。则此时湘潭境域处于楚之西陲，已成楚鞭长莫及之地。过十五年，秦国大将王翦、蒙武攻入郢都灭楚，湘潭一带才正式归入秦所设的湘县管辖。湘潭所处的湘江中下游一带，是湖南东部楚人集中居住的区域，当然也涉及资水地区。楚怀王时，上官大夫靳尚的封地，就在今天宁乡县的麻山乡，其地与今湘潭、湘乡紧邻。此地有水发源于今湘乡市金石乡罗仙寨，由于流过靳尚封地，故名靳江。靳江于烧汤河流入湘潭县境，过龟头市入望城县汇入湘江。靳尚可算是楚国在最贴近湘潭地方的一个封君，其封地可能
47、包括湘潭一部分。楚国三闾大夫屈原，被楚怀王（前 328299 年）放逐于汉北，到楚顷襄王时（前 298263 年）又被放逐到湖南。他先溯沅水而行，后又溯湘江而上，经长沙、湘潭直上南岳，登九疑山，最后顺流而下，听到楚都郢已为秦将白起所破，认为国已亡，遂作哀郢一诗，而后自沉于汨罗。屈原自己称：“浩浩沅湘兮，分流汩兮。 ”他对湘江恋恋不舍。至今湘潭城乡河流都在端午节以赛龙舟来纪念他。楚人来到湘中地区，既与土著居民相处，又与东来的越人杂处，还有些中原移民交错其间，在湘潭这块地区互相融合着。从境内发现的遗址和楚墓看，分布范围相当广泛。湘潭市岳塘区霞城乡的遗址，除生活用具外，还采集到绳纹沟瓦、板瓦。境内属
48、于战国时期墓葬遗址甚多，遗址范围大的如易俗河的黄茅坑墓群遗址，达两平方公里；列家桥的尹家山墓群也达一平方公里；湘乡市牛形山墓群也达一平方公里，部分封土残高 6 米，底径 19 米。如果以古墓大小衡量，湘乡市东郊乡的古雷峰墓可称最大，封土残高 14 米，底径在 40 米左右，是境内唯一的战国大墓。湘乡境内封土残存底径在 10 米以上的不少，分布于牛形山、金鸡山、葛毛塘、周家大山、橘园山、石头山、正坟山、狮子山、花泥塘、枫树塘、周家坟山、可心亭等地，集中于湘乡县城东部。湘潭县云湖桥云峰庵墓区也达 24 万平方米，最大封土堆高 2 米，底径 13 米，是湘潭县集中分布区。此外几千平方米至数万平方米的墓葬区，在境内甚多。从发掘情况看，早期墓葬区偏小，随葬器物也不多，一般一两件陶器而已。后期的楚墓不但墓葬区大，墓葬多，而且随葬品丰富多样，多为楚国基层官吏墓葬。从湘乡已发掘的楚墓看，为长方形土坑竖穴，以湘乡市牛形山已发掘 200 余座战国墓为例，出土铜器有矛、镞、铲、斧、削、缶、鼎等，陶器有鬲、鼎、敦、豆、盒、壶，漆器有几、案、奁。而湘乡五里桥的出土随葬品中铜器有鼎、壶、盆、戈、匕首、刮刀、削、斧，以及玉佩、砺石，其中部分为越式器物。1975 年至 1976 年在牛形山发掘的一、二号墓，规格最高，为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