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 9 日，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一位经济师在其报告中指出，目前，中国遭受重金属污染的农田已达到 3 亿亩，约占全或耕地面积的六分之一，其中因工业“三废”污染的农田达 1.05 亿亩，使粮食每年减产 100 亿公斤。报告显示，当前中国农业发展面临四大主要问题：部分农产品对外依存度偏高，遭遇产业危机风险日益凸显；农业利用外资总体规模偏小、结构不合理；农业生产以传统家庭分散经营为主，对扩大利用外资形成集约化经营造成较大制约；国际市场大宗农产品价格波动频繁使中国农业进出口企业面临更大的市场风险。加入 WTO 之后，中国农业对外依存度尤其是进口依存度总体呈上升趋势。大豆、食用油、种子等部分农产品对外依
2、存度不断上升，外资操纵部分农业资源和市场定价权的风险增加。目前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种子需求国，每年用种量 300 亿公斤，价值达 500 亿元；种业年贸易额约 350 亿元，占世界种业贸易总额 300 亿美元的14%。中国高端蔬菜种子 50%以上市场份额被“洋种子”所控制，几乎涉及所有蔬菜品种。一旦外资全面垄断国内种业市场，必将对中国农业安全和经济发展形成严重威胁。农业利用外资成效显著，2001-2009 年，农业实际利用外资超过 85 亿美元。但农业利用外资总体规模偏小、结构不合理。尤其区域分布很不平衡，与建设现代农业、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根本要求有很大差距。2008 年以来，中国农林牧渔业实际利
3、用外资基本在 10亿美元上下波动，占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的 2%以下。远低于制造业、房地产业、批发和零售业等非农产业部门。另外，农业利用外资区域分布也不平衡，广东、江苏、福建、山东四省利用外资占全国的比重超过 80%，而广大中西部地区，尤其是河南、安徽、湖北、四川等农业大省，农业利用外资数额很少，对实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十分不利。中国平均每个农业人口耕地面积仅为 0.3 公顷，仅为发达国家美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的 0.49%，13.0%，2.44%，0.28%，也仅占发展中国家印度、巴西的 50%，61.2%；中国每千公顷耕地拖拉机使用量为 11.2 台，分别是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的40.
4、1%，2.58%，13.6%，14.1%，分别是印度、巴西的62.6%，84.8%；中国每千公顷耕地化肥施用量为 363.3 吨，除与日本基本相当外，明显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分别是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的 2.46 倍、1.42 倍、1.92 倍、29.1 倍、2.66倍、2.50 倍。受国际原油、有色金属价格高位波动以及粮食能源化影响，农产品正在逐渐成为国际期货市场的重要投资对象和炒作热点。近 10年来，国内小麦、稻谷和玉米价格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分别为0.28，0.88 和 0.51。说明国内粮价受国际市场的影响程度越来越大。所谓“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实际上
5、，这是一个居住地域、从事行业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测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 “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业产业化的问题。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形态，农业的购销体制不畅是农业不能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常常听到农民兄弟抱怨种了东西卖不出去或卖得过于低廉，根子在没有遵循市场规律。产供销形成一条龙是当前农业在市场经济中大有作为的一着好棋，党和政府在创设 “产供销”链条的活动中起着关键作用。农业产业化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农业目前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没有形成规模经济。加
6、入世贸组织后，如何应对国外的集约型农业的挑战？这将是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面临的严峻问题。从现在看来，目前中国应在解放剩余劳动力的同时，通过加快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抛弃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迎接入世挑战。农村问题，目前突出表现的一个问题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往户籍制度将城乡予以二元分割，形成了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文化水平的较大差异。这种户籍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自上而下行政管理的必要，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已经受到理论界的一致质疑。目前，各地兴起的户籍制度改革纷纷向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开刀” ，希望能够借此进一步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但需要前瞻的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后，解放的剩余劳动力如果得不
7、到合理的安置和疏导，形成的移民潮会给社会治安造成相当大的压力。因此，城市化的步骤需要控制，小城镇是消解城乡二元对立、改革户籍制度的必要配套措施。农民问题，可以分为素质和减负两个问题。农民素质问题，主要是指文化素质。据统计，截至 2000 年底中国义务教育即普九中人口覆盖率达到 85，在普九未能覆盖人口中，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也受到一定抵制，在“放一只羊是放，放一群羊也是放”的错误观念指导下形成的便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如果没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国民如何与强国竞争？因此，提高农民素质是富民强国的重要举措。农民问题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减负问题。党中
8、央国务院再三强调要减轻农民负担，但个别地方“令不行禁不止”农民负担照原样，引发农民抗交国税和集体上访等事件发生。农民负担重直接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负担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改革力度不够，目前还有些地方政府部门仍是“管事的人不多，吃饭的人不少” 。因此，减轻农民负担首先应该考虑加大力度进行机构调整，减员增效，把农民增收放在第一位。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接近 9 亿，占全国人口 70；农业人口达 7 亿人，占产业总人口的 50.1。 “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考虑农业自身的体系化发展，还必须考虑三大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 “三农”问题的解决关系重大，不仅是农民兄弟的切盼，也是目前党和政府的大
9、事。“三农问题”是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农业问题的总称。1996 年以来，农业步入一个困难时期，农民收入和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2000 年 3 月，时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在给上总理书中列举了农村中触目惊心的危机：盲流如“洪水” 、负担如“泰山” 、债台如“珠峰” 、干部如“蝗虫” 、责任制如“枷锁” 、政策如“谎言” 、假话如“真理” 。李昌平的上书通过媒体震动了全国，“三农问题”的危机暴露在公众面前。 为何“三农”问题成为关注热点 影响社会稳定 能否在 2010 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关键是看“三农”问题能否得到很好解决。 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随着农村发展形势的恶化
10、，诱发的农民反抗时间逐渐增多，规模逐渐加大，出现了反抗形式逐渐升级，出现暴力化趋向。 “三农”问题不解决，长期来看，不利于社会稳定；从短期来看，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劳动力过剩 就业压力大 据测算，中国的土地最多只需要 1 亿农业劳动力，而目前农村总计有劳动力约 5.5 亿，以吸收 1.2 亿计，依旧有近 3 亿剩余劳动力。以目前的人口增长速度和提供的劳动机会，至少在四十年后，中国还依然面临着的劳动力严重过剩的问题。众多的劳动力农村无法消化，只能向城镇转移，如何解决 3 亿人口的就业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巨大困难。 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关于“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学者们争论不
11、已，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观点，因为，每种观点都既有说服力又有其难以应答的“死穴” 。但是学者们却对“三农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上完全一致，即，所谓的“三农问题”的其实就是农民问题，而中国的问题根本上是农民问题。 城镇化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发展部副主任徐宏源认为要解决“三农”问题，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城镇化，创造有效的就业岗位，把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上，最关键就是要提高制造业的效益。从国外的发展历程来看，都是通过实现现代化来带动城市化，最后解决农村问题。 徐宏源还指出，对于现在各大城市实行放开城镇户口的户籍改革，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城镇户口放开以后，农民只不过是从农村潜在的失业人员变成了城市流民
12、，反而对社会造成了更大的危害。印度和墨西哥都有这样的先例。治标也很重要，但从长期来看，还是要治本。 国民待遇 相对城市居民而言，农民在政治权利和经济待遇上都截然不同，一个农村居民无论是刚出生还是年过百岁都得交纳税费。另外在义务教育的权利、社会保险、医疗等一系列权利的落实上也有待完善。 减税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我国的农业税、特产税加在一起大约 400 亿元，而我国一年有 1 万亿元左右的税收，完全可以免掉几百亿的农业税。农村费改税的问题，以后主要要靠完善制度来保证，农民减负涉及的农村教育、政府经费问题也要妥善解决。 厉以宁还认为，增加农民收入，首先应该是政府加大投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
13、是良种基地的建设；二是农田水利的投入；三是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四是对农民的技术培养。其次是要发展优势产业，如蔬菜、水果、花卉、茶叶、中药材、养殖等。各地可以积极推行“公司农户”的模式，农民按订单安心生产，公司负责销售。 政府措施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 3 月 5 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坚持把加强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政府下了很大功夫：一是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二是深化粮棉流通体制改革。三是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四是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五是加强农村扶贫开发。六是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中国耕地很少，注定了中国农民的大多数，要将耕地投入比较利益很低的粮食种植
14、，并且还要求亩产高出世界平均水平 200以上，才能保证中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引发土地报酬递减引发的高成本，如果中国继续执行大量进口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的政策，势必要在国内市场上形成“天花板价格” ，中国农民的大多数将注定难以从市场价格中间，收回自己的生产成本。目前中国每个农业劳动力占有的土地数量很少，年劳均产值3600 元，远远低于工商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这种状况目前还看不到有什么迅速改变的希望。在分田到户之后，过分分散的耕作规模，也注定了中国农业无法应用新技术和机械动力，多数情况下不得不依靠相对原始的“精耕细作”方式，靠投入繁重的体力劳动去替代资源投入，降
15、低单位能源消耗水平和耕作成本，借以提高农业的净产值率，确保养家糊口的纯收入数值。在分田到户之后，化肥和农药投入的增加，曾经是农业产量增加的主要因素，当时农业净产出的增加，被作为改革的主要成绩来宣传。今天这个方面的要素投入，其增产潜力已经释放殆尽，化肥和农药投入过多已经成为农业的一大负担，化肥投入边际报酬递减已经是农民减收的原因之一。从中国劳均耕地面积来看，按照目前的单位面积的劳动日投入水平，中国农民年均投入劳动日数量，估计在 150 日左右甚至更少。对于多数农民而言，大量的闲暇时间是实际存在的，问题在于对他们来说，既缺乏打工机会，也没有充分利用闲暇时间提高生活福利感受的组织力量。就目前中国农村
16、能够获得的人均产出水平看，通过改善分配与合作机制，保证每个人得到一份丰衣足食的机会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福利和教育市场化的后果，侵蚀了过多的剩余份额，甚至超出农民能够承担的支付水平，使得农民最后只有选择放弃对疾病的治疗和子女的继续教育。市场化过程设置的高成本福利解决方案，是农民所无法跨越的门槛，这是今天农民感到生活艰难的最主要原因。最近 20 多年来，知识精英们掌握的改革舆论和改革学术，仅仅着眼于农民收入的若干增加，拒绝讨论农民支出方面更大幅度的膨胀，拒绝考虑农民在风险和意外情况面前更脆弱的地位，这无论怎么说都只能说是一种不错的“政绩宣传” ，很难说他们是真的在“做学术” 。考虑到毛泽东时代曾
17、经普遍推行的低成本合作方式的有效性，中国农民仍然是可以在今天的农村剩余水平上，低成本重建他们的福利保障和教育体系。在不超出农村现有的资源消耗水平上，依托本村青年的学习能力，结合今天中国医药工业的产出水平，为全部农民提供一份过得去的医疗保障，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合作办教育的低成本解决方案，民办教师的培训和任用，足可以在中华大地上让每一个儿童都得到适当的教育。在合作生产组织里面，农民将有能力承担更多的学习成本和风险，也能够取得更多的学习成效，不仅可以部分选择机械替代繁重劳动，而且就现在已有的一些秸秆利用技术进行推广，可以把今天农村 57 亿吨秸秆充分利用，每年额外获取数千万吨牛羊肉，可以让全中国的农
18、民都吃得更好些。借推广秸秆养殖+动物粪便+沼气还田方式，可以减少农业生产对化肥的依赖和农业对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水平，同时不减少农业产量和增加土壤有机质。一般而言，有机质含量高的土壤，总是意味着更好的农产品品质。如果有一个合作生产组织作为依托，建立低成本的合作医疗和教育体系都是不成问题的，可以在生理和智慧两方面，都大大地提高农民的素质。最终也可以依托这个合作生产组织的动员能力，开展文化和体育活动，丰富农村的生活，改善农民的生活质量和福利感受，寻求人生的深广意义。在毛泽东时代，对农村地区的文化和艺术活动开展，都曾经进行有益的运动性短期试验，由于受到当时教育普及程度和其他条件的限制，没有能够继续深入地持续下去，今天各个方面的条件都要好得多，有更好的条件地开展这些文化活动并制度化。相反，毛泽东时代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工作，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已经基本上都完成了，曾经在农闲时间进行的大量劳动投入，大多数已经不需要了，对于农民的闲暇时间，可以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