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以诗一般的力量，创造出一个想象的世界，通过现实生活和神话的浓缩，描绘了现代人类的苦恼与困惑” 。这是大江健三郎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颁奖词。大江出生于掩藏在崇山峻岭间的喜多郡大濑村（现名内资町大濑村)大江一直在这个多山的爱媛县中上学直到一九四五年他考入了东京大学文科，他的文学之路才算正式展开。他在大学期间阅读了大量的文学著作，其中尤以萨特的作品为最。当时日本文学界仍以“私小说”理论为主导，拒绝将文学与政治联系在一起，而大江却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文学参与政治” 。大江的观点来自于萨特的文学介入说，经过巴代拉的“改变形象”和布莱克的“人类存在本身”等想象力理论的深化，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政治的
2、想象力”理论。大江认为“文学是一个把想象力推到人的意识和肉体的所有机能之前，使人的全体朝着想象力所指示的方向推进，抛出的作业” 。一九六一年夏，大江与萨特会面，但这次会面令大江有些失望。大江既反对萨特放弃文学，投身政治，也不赞同依布贝尔吉认为的“所谓文学，只能是个人拯救的尝试”的观点。他自己承认当时的自己，处于思想彷徨的状态，但是面对垂死的孩子和广岛的可怜的人们他的思想有了重大的转变。大江开始尝试以积极的态度来发挥文学的社会效用。 广岛札记在大江的文学历程上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随笔集描述了遭受原子弹爆炸的广岛人民的种种痛苦，还突出了广岛人抗拒灾难顽强生存的精神。大江以特别浓重的笔墨描写了核辐射专
3、门医院院长重藤文夫，他本人就是核辐射的受害者，不仅忍受着病痛折磨，以顽强的毅力研究治疗方法，还为核辐射专门医院的建设四处奔走。大江被其顽强的意志和崇高的精神打动，他认为自己迄今为止形成的道德观和思想都应投入广岛这个熔炉中重新铸造，在广岛这个显微镜下重新审视。然而在广岛采访和写作期间，大江自身正面临着巨大的精神危机。一九六三年六月，他的儿子大江光出生，因为头盖骨异常动了手术，之后智力也不健全，作为一个年轻的父亲，大江痛苦不堪的接受了这一现实，内心无比沮丧。广岛之行使大江的精神受到洗礼，在写广岛札记的同时，他也以自己的畸形儿的出生为素材写了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 ，把自己经历的精神炼狱升华为不朽的文学
4、作品。遭受核辐射与畸形儿的出生，可以说都是人力无法抗拒的灾难，面对天灾人祸，面对这样巨大而沉重的打击，人应该如何的生存？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和大江都要面对这个问题。畸形儿的出生，作为一个残酷的参照物，折射出现代人的心灵的残疾。 个人的体验中年轻的鸟面对残疾儿的现实，苦恼，动摇，逃避甚至想将他抛弃，最终却出人意料地改变了想法，走过了心灵的炼狱，勇敢地接受了现实，决心和残疾的儿子一起开创共同生存的道路，在精神上获得了新生。然而在小说的结尾，鸟和他的岳父的对话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词汇“正统” 。鸟在听到岳父称赞自己正面接受不幸并最终战胜他时，诚实地回答道：“不，其实我多少次想要逃跑，差点就跑掉了。
5、”随后用不自觉地压抑着遗憾心情的语调说：“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生存，最终似乎不能不受正统生活方式的约束，即使有意想掉到欺瞒的圈套里去，不知不觉地也只能拒绝他，就是这样吧。 ”一般来说， “正统”指和异端反叛相对的传统，但在大江的眼中，它有着更加深刻更加重要的意义。在广岛札记中，他曾多次使用这一词语，他把重藤大夫称为一个“正统”的人，把广岛那些“既不过分绝望，也不抱有幻想，敢于和毫无胜利希望的严酷现实抗争”的人们称为“正统”的群体，也对那些在抗争中便显出动摇，苦恼乃至半途而废的情形表示充分的同情和理解。大江也希望通过个人的体验不仅拯救自己的灵魂，也要使更多的在社会矛盾中彷徨无依的人受到拯救。著名作
6、家三岛由纪夫曾对个人的体验的结局提出质疑，他认为鸟的突然转变轻易解消了人物认识与行为的二律背反命题，而从全文来看，鸟的转变并非无迹可寻。从开头写到的像头盖骨和被剖开的头颅的非洲地图和交通图，给儿子取名“菊比古” ，而菊比古恰恰是鸟青年时曾抛弃过的一个朋友，还有鸟在逃避和绝望中萌生的各种想法都预示着一个出人意料而又在情理之中的结局。在个人的体验中，还有一些和鸟一样处在逆境中的人：丈夫自杀的火见子，孩子患病濒死的中年男子，被迫与情人分开的戴尔契夫。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与生活中的种种灾难抗争。这也体现了心灵残疾的现代人勇于和灾难抗争的顽强意志。对于一个普通的父亲来说，大江光的诞生无疑是一个灾难，而用
7、大江自己的话说是“危机”=“危险+机会” 。所谓机会，是指对现实生活中的行为动作的主体而言，任何一次能够改变既往生活的变故。对直觉型作家大江健三郎而言，他从这次变故中找到了发挥自己想象力的审美注意点 出色的文学所不可或缺的审美形象体系。与此几乎有同样作用的是，对于一个立志“文学介入”的小说家而言，广岛之行的感触，也为他所关注的“核状况”下的人类的命运找到了“出口” 。前者是他的“个人的体验” ，后者是他的“民族的体验” ，两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与弱者共生”这一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文学主题。这在环火鸟中父子相互守护的感人情景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而通过广岛札记的采访，大江健三郎认识了与苦难抗
8、争中的广岛人，从而也为自己找到了全体与个体相溶的有效途径：“那些广岛人，真正的广岛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不仅使我获得了勇气，也使我品尝到了自己因儿子躺在玻璃箱里而产生于内心深处的神经症的种子和绝望的根正被剜出来的那种疼痛。于是我开始希望以广岛和那些真正的广岛人为锉刀，来检验一下我内心的硬度。 ”把个人的体验和民族的体验结合起来，使大江健三郎的文学在想象力的推动下突破了“核时代”的现状，进入了与弱者共生的新的作品世界。大江认为广岛人在绝望中所做的充满希望的生存努力，不仅是在拯救自己，也是在拯救包括向广岛投放原子弹的人们在内的全人类的灵魂。但由于日本处于受害者和侵略者于一身的
9、尴尬境地，想要获得其他受侵略国家的谅解，是极为困难的。毕竟灵魂和人格，都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而并非是抽象的存在。把广岛人的经验和精神提升为普遍性的人类灵魂问题，也不会是很简单很轻易的。当今世界，对人类威胁最大的敌人莫过于不知何时会降临在人类头上的核战争 。所以，有预见地把这个隐患诉诸笔端，寻找能够摆脱苦难的出路，这当然是世界文学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在现行体制内能够不丧失主体性的唯一武器是主体的想象力，在核时代认识现实主义的唯一方法也是想象力。把“核时代”和“想象力”结合在一起的想法，当然还是来自于大江健三郎对“政治和文学”的执着。而将“核与残疾儿”结合在一起，更体现了一个“真正的灵魂”主动将受难的十字架背起的崇高与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