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浅论禅宗对北宋诗歌的影响出处： 作者：刘哲宁 发表日期：2005-9-17 11:07:52 阅读 4075次内容概要：本文主要从三个角度：诗人、诗歌审美、诗风来阐明北宋诗坛在禅宗影响下的发展。认识禅在宋诗特点形成中的作用，以此揭示宋诗的独特性。本文认为宋诗空明摇曳的诗境、冲淡清远，超逸绝尘的风格，包括对活法的提倡，以禅喻诗的理论的探讨，都与禅有着深刻的联系。关键字： 禅宗 北宋诗人 审美倾向 诗风A tentative discussion on the impact on poemin North Song Dynasty of the ZenAbstract: The article m
2、ainly elabor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Zen” influnced poems.in “North Song”dynasty, which is from three angles, that are,”the poets”, the aesthetics of the poems and the styles of the poems. The article also recognize the impoetance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ems, the features of them which ca
3、n open out(post) the speciality of the “Song” poems. The paper considers “Song poems” have deep artistic conception that detached common socieby, including therecommendation of the living style and the discussion of the poems troped by Buddha. All of thishave the deep connection with “Zen”.Key Words
4、: “Zen” The poets in North Song Ttrend in aestetics The style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蕴藏丰富的宝库。禅的兴起与发展，对北宋以来的诗歌历程起到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宋代诗论家”以禅喻诗” 已经充分说明了诗与禅之间的联姻。禅宗在北宋拥有一大批高雅的信徒，禅宗的理论虽是宗教理论，但又是一种人生哲学。北宋参禅者日多，以纾解现实的困惑和苦恼，而诗歌又是心灵的抒发，因此禅与诗歌就联系在一起，禅印现在诗中，便形成了北宋诗歌特有的现象。一、禅宗与北宋诗人禅宗在唐代确立以后，文人墨客间参禅、谈禅一时成为风气。至宋，这种悦禅习佛的趋势非但没有偃旗息鼓，反而
5、愈演愈烈，不少宋诗都留下了文人参禅的印记。禅宗的思辨力量和“机锋”应对的形式正投合了宋代文人的自省意识。因此在有宋一代，许多文人与禅宗都结下了不解之缘。范仲淹对佛教的态度是矛盾的。从政治而言，他反对佛徒耗民；而从信仰而言，他却是个虔诚的佛学研习者。其十六罗汉因果识见颂序云：“余尝览释教大藏经，究诸善之理，见诸佛菩萨，施广大慈悲力，启利益方便门，自天地山河，细及昆虫草木，种种善谕，开悟迷徒。”他在改革失败后，别无所为，政事之余，遍览佛典，深究佛祖留训，悟济群生之理。与此不同的是，欧阳修则广交禅友，以诗文相酬唱，文豪与诗僧，在自觉与不自觉中相互学习，相互推重。这表明，禅宗思想在这些文人创作中的影响
6、是不可抗拒的。王安石年轻时就喜好参禅，从政之后，更是以禅为行事的依托。皇祐年间，通判舒州时，写有题舒州山谷寺石牛洞，表达了对禅宗三祖的敬仰。晚年退出政治舞台后，心情渐趋平淡，诗风也随之趋于含蓄深沉。他在青山绿水中寻求心灵的宁静和超脱，经常带着童仆，骑着小驴，出入长江下游沿岸，在饱览自然美景的同时，将其一一摄入自己的小诗中。这些描写湖光山色的小诗构思新颖别致，字句精心锤炼，在对景致的描写中又融入禅理。北宋文人中，参禅习佛的自不在少数，但真正精通禅学的，却莫过于苏轼与黄庭坚。苏轼热衷参禅，自称居士，被五灯会元列为禅宗法嗣。他参禅有得，体验到“禅味”的愉悦，有“久参自足知禅味”的诗句。苏轼首开“以禅
7、喻诗” 的风气，他善于从禅宗思维的方法中找到与诗歌的艺术构思相通之处。如琴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与君指上听？”诗用典出自楞严经：“譬如琴瑟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原意是借物明意，但苏轼却从中揭示出了琴、声、指之间的辩证关系，具有禅宗的哲理意味。苏轼还广交禅师，他自称“吴越名僧与余善者十九”。1苏轼诗中的名篇，有的就是送给僧友的酬唱之作，如百步洪就是送给诗僧参寥的。受禅宗的影响，北宋诗人在诗中往往对自己的人生采取一种超然的、冷静的、旁观的态度。在这方面，苏轼可以说是个典型，尤其表现在他被贬之后。他在政治上受迫害，生活上也十分窘迫，但他在贬谪生涯中
8、，以佛道思想作为解脱苦难之途，禅宗“任运自在”与“随缘自适”的人生观成了他的法宝。在写于黄州、惠州、儋州等贬所的诗中，他都以一种超然的态度来返观自己的生活。如纵笔一诗即是如此：“白头萧散霜满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江西诗派领袖黄庭坚在政治上属于元祐党人，数度遭贬，但是禅宗” 随缘自适” 的思想在其饱经忧患的人生中融进冲融怡然的情趣。据石门文字禅中记载：“山谷初谪，人以死吊，笑曰四海皆昆第，凡有日月星宿处，无不可记此一梦者。”面对生活的曲折，在禅宗的庇护下，他的确是做到了安之若素，泰然处之，以一种超然平淡的心态来处理贬谪生涯。正如苏轼在答黄庭坚书中说：“鲁直吏事有余
9、，独居而蔬食，陶然自得。” 2又如范寥所言：“先生虽迁谪，处忧患，而未尝戚戚也，视韩子退、柳之厚有间矣。” 3 因为这种特殊的人生迹遇，也因为受到禅宗旁观、超越思想的影响，黄庭坚的诗中表现出来的也多是冷静的阅世态度。读山谷的诗有如在通天大道之外的偏僻幽径中行走，他的诗中即使言及鬼神，也决不沾染一点世俗的风尘气息，正所谓“所恨务高，一似参曹洞下禅，尚堕在玄妙窟里。”黄庭坚自己有诗为证：“主人心安乐，花竹有和气。时从物外赏，自益酒中味。”即是一种“物外之赏”的态度。因为诗人的心境是渊静而又超脱的，所以其诗中表现出的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飘出一股淡淡的禅意。不仅苏黄有这种冷静谛视的禅心，宋代其他诗人也
10、多对这种宇宙人生采取一种超然的、有距离感的观照态度。如江西派韩驹，颇有禅学修养，与僧人的交往也颇为密切。如赠赵伯鱼诗中云：”学诗当如初学禅，未悟且遍参诸方。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便是借助禅观来论诗的。二、禅宗与北宋诗审美有人提到宋诗一定要归纳出一个统一的审美倾向，或以为它平淡流畅；或以为它拗峭瘦硬，其实各说对一半，宋诗中两种倾向并存。因为处于承继唐代灿烂诗歌文化的历史背景下，宋代更是一个人们有意识地开辟自己审美倾向的时代，诗人们特别小心地在唐诗之后绕开烂熟的套路去别开生面。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唐宋诗审美倾向的嬗变中，禅是否起到了作用？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宋代诗歌创作侧重主观的构思
11、，而非诗歌客观的规律。这一方面呈现在诗文革新运动中就是追求“意新”的倾向，另一方面，又符合禅宗在心性论上的关注。在美感体验与自信体验相近的认知结构下，宋诗的审美倾向也染上了是非顿渐的解脱精神。北宋诗经过长时间的摸索与蜕变逐渐形成了以表达为主体，抒发性情，随机应物的审美风格。即是这种诗歌创作中审美创造的随机性与直接汲纳自然所获得的乐趣。这种随机性主要表现为自然诗趣无处不在，这与南禅主张佛性无处不在的“立处即真”的精神有关。随机应物的精神使得禅的体悟不仅存在于宗教实践中，而且普现于生活的各个层面，在诗人的文化生活中也流露无遗。如苏轼“茶笋尽禅味，松杉真法音”，黄山谷：“鱼游悟世网，鸟语入禅味”，皆
12、是以明镜应物比喻心对外物“能照”的作用，认为心应如明镜般映照万物而不留形。如前面提到过苏轼的百步洪：清人赵翼评百步洪中 “有如兔走鹰隼落”四句，“形容水流迅驶，连用七喻，实古所未有。”4钱钟书也特别称许“四句里七个象喻，错综利落，衬得诗经和韩愈的例子都呆板滞钝了。” 5这四句七个象喻，确可以说是博喻中的典范了，但苏轼所要表达的乃是借百步洪的飞流直下来写禅观宇宙的感受，仍是“心游物外”所得的观照。欧阳修的性情诗很具有代表性，清人全祖望有云：“庆历之后，欧苏梅数公出，而宋诗一变。”欧阳修有时在诗中会不自觉的超出自己有意识的追求，而挖掘出更深层的意蕴，他提倡以韩愈的古文笔法，展示博大的情怀和生命意识
13、，所谓“二月山城未见花”，即在于从自然中提取主体的人格精神。另外以半山体为例，进一步开掘触动文艺思想变革的性情诗的创作。王安石晚年在告别了中兴国家的梦想后，专心写诗，从性情入手，从关怀日常入手。他将自己的感受借风景以传释，把超越与孤芳自赏、清纯与孤高等种种人生乐趣融成新的审美格调，这也就是后人常提到的“半山体”。其最大贡献就是从容切实地完成了宋诗的审美转向，从传达客体的神转移到表达主体的意，这种转变也与他深究佛理有密切的关系，如读维摩经有感云：“身如泡沫亦如风，刀割香涂共一空。宴坐世间观此理，维摩虽病有神通。” 6此间万物，一律性空，无差别境界，既然万物性空，那么人身亦如泡沫。诗人以病摩诘自居
14、，对“世间性空”已有所体悟，自心本来清净，写诗自然也就明净了。而活法理论又大大推进了北宋诗，甚至概括了整个宋诗发展及流变趋势。江西派诗人吕本中在夏均父集序中提出“活法”一说，“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亦不背于规矩也。是道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则可以与语活法矣。”其实，诗论中的“活法”就是在禅宗“活参”的启发下提出来的。五灯会元“谷隐聪禅法师嗣”条中有谷隐与金山昙颍的对话。隐曰：“语不离窠臼，安能出盖缠？”师叹曰：“才涉唇吻，便落意思。尽是死门，终非活路。”这便是“活参”。“活参”对于宋诗创作的影响是广泛的。禅宗的曹洞派有“参活句”的门风
15、；临济派则有“一句三玄，一玄三要”的提法，提倡的其实就是“活法”，这给宋代诗人的创作开辟了新的途径。江西诗派在创作上倒是很能领悟到禅宗“活法”的精髓。诗派领袖黄庭坚提出做诗的“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之法就是要求诗歌的创作要根据前人的诗意加以渲染变化，推陈出新。如山谷所举以示人的范例。郑谷十日菊有“自缘今日人必别，未必秋香一夜衰”之句，王安石借鉴此诗意，写出“千花万卉凋零后，始见闲人把一枝。”充实进峭拔的气骨，这便是所谓的“换骨法”。白居易诗“临风杪秋叶，对酒长年身。醉貌如霜叶，虽红不是春”，苏轼“窥如其意而形容之”，写出“儿童误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醉红”的诗句。这便是“夺胎法”。这种对前人诗
16、句中的借鉴的确是打破了一定模式的窠臼，与正统的江西诗论相比，“活法”说更突出了创作者的主体意识，张扬了艺术的个性。古人早已指出黄庭坚的创作艺术与禅宗的这种讲究言句的风气有关系。张戒岁寒堂诗话记载：“往在桐庐见吕舍人居仁，余问：鲁直得子美髓乎？居人曰：然。其佳处焉在？居人曰：禅家所谓死蛇弄得活。”所谓“死蛇弄得活”即是禅家言句技巧，指表达的活泼机敏，不落“死语”。李屏山评论说：“黄鲁直以俗为雅，以故为新，不犯正位，如参禅，著末后句为具眼。江西诸子翕然推重，别为一派。” 7这更直接的指出黄庭坚诗法通与禅法。而黄庭坚提出“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的创作方法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正是禅宗谈禅的方法。宋诗中的
17、“活法”是对江西诗风、诗论的一个反拨，同时也是江西派内部新质的再生。“活法”并非一个流派的理论，而是一种审美思潮。“活法”本身就是从江西诗论中生长出来的，表现了江西诗论的转机。活法说所代表的文学思潮的兴起的确与禅宗有密切的关系，葛天民所说的“参禅学诗无两法，死蛇解弄活泼泼”最能说明二者之间的联系。三、禅宗与北宋诗风唐诗与宋诗的优劣短长乃是千百年的一桩公案。关于唐宋诗的差别，钱钟书先生有一段话说的好：“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为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见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与唐诗相比，宋诗显得冷静。唐诗对生活有更多的投入感，而宋诗对生活则表现出了更多的
18、超离感。唐诗多的是自然意象，而宋诗多的是人文意象，譬如饮茶、参禅、品评书画等。如果说唐诗多的是一种人生的沉醉，那么宋诗则多是一种人生的自我审视。唐诗主要追求的是与禅境的契合，归纳言之即为韵和静。禅宗对宋诗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但与唐诗不同的是，宋诗主要是由思辨的道路迈向禅宗。宋人深得禅宗的要义，并更加圆融无碍，不拘于进退，而重心灵的解脱。坛经里说：“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这就是说佛法并非是向外界孜孜以求的，而是对内心的返照。禅悟的对象不是向外觅求知识，而是向内识取本心。禅师们对学道者也不是授以知识，机锋也好，棒喝也罢都是给学道者以自悟的契机。如苏轼著名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
19、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本是苏轼送给乾明寺神僧的一偈，但后来却作为一首好诗而流传于墨客文人之间。这首诗正是通过将禅理与人生哲理相结合而悟出了“以身返照”的道理。诗人受到禅宗”悟”的启迪，得出“旁观者清”这样一个道理，增添了诗的深度。这也正合了钱钟书先生的说法：“悟乃人性所本有，岂禅家所得而私。”可以说，宋代禅风盛行，禅宗的参悟方式，给北宋的诗风带来了显著的影响。所谓顿悟，并非惠能及其禅宗门的发明。在禅宗之先，天白、华严两宗也都提到过顿悟。再往前，晋宋之际的竺道生就是一位着意禅悟的大师。但惠能以前的顿悟并未把顿悟当作根本之法、唯一之法的宗师，如竺道生之顿悟即是以“十住”之后，金刚“
20、心现”为前提的，而惠能之后的顿悟，则是不需过程，无条件的直接诉诸自我。“顿悟”要求引发者直截了当，言简意赅。悟的进行也要思维敏捷，见解独到，也就是要有灵气，在把这一主张引进文艺美学后，无意中也就引进了审美心理的整套过程，亦即从表象到自觉，到体验，到境界，到本质。因此，“禅悟”也是“妙悟”，悟性是“第一义”。由于唐时的儒佛相容，互为沟通，发展到北宋，禅学成了理学的另一理论支柱，又因为唐以后传统的道家思想与完全成为中国式佛教的禅宗越来越贴近，具有中国特色的禅又使传统的道家审美方法得以进一步的深化，禅意也因之成为宋代理趣诗发展的一大诱因。北宋文人更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其滋养，著名的如苏黄、张戒，朱熹等
21、人的诗画理论。于是，北宋之际，解悟神韵，禅助化境，其诗风转瞬大展。具体而言，唐代王孟一派诗人的创作以空灵超脱为其特征，那么到了北宋后期，崇尚超逸绝尘之美便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倾向，这种创作倾向是以当日在士大夫极享盛誉的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所谓超逸绝尘大致有这样一些内涵：一是格调高雅，脱离庸俗，追求清新淡雅的情怀，如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二是超离现实甚至是与现实相抗衡的主体倾向，如苏轼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三是艺术传达形式的不同流俗，独辟蹊径。不过这方面在诗歌创作中表现得不明显，而是在绘画领域中对文人画的推崇。超逸绝尘的审美倾向实际上与禅悦之风有内在联系。正由于由外倾转向内敛，士大夫们更
22、多地遁入自己的内心世界，禅家的“返照”说更是在这里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成为一种普遍的思维方法。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少诗论家都与禅结下了不解之缘。唐诗勿庸置疑是诗歌发展的最高峰，而宋诗则另辟蹊径，在禅宗的理性王国里开创了另外一片天地。禅渗透于诗，既是禅境与诗境的整合，也是禅道，诗道与人生之道的整合。尤其是北宋一代的知识分子，人生道路上有种种坎坷，已经僵化的儒学已经远远不能适应这一代的需要，精微而富于哲理思辨的佛学则被引进了思想和学术界。比起唐人来，宋人更迫切地要求佛理的灌溉，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也是时代心理的影响。在宋诗的一些主要特征中，表现出禅的痕迹与影响，较为唐诗，似乎更加广泛和深刻。宋诗中有些篇什带有明显的“禅味”，如“俯窥怜净绿，小立伫幽香”（王安石岁晚），“万籁寂中生，乃见风雨至”（黄庭坚冰韵答斌老病起独游东园二首其二）。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根本的影响还在于“尚意”、“理趣”、“活法”这样几种在艺术思维层面上的特质。参考文献1东坡志林2转引自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上 第 23 页 中华书局出版3摘自宜家乘州卷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