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官民冲突中“街头官僚”的媒介呈现“街头官僚”概念是由美国行政学家李普斯基（Lipsky）在其论文建立一个街头官僚理论中首次提出来的。街头官僚主要是指工作在基层或一线，主要在现场从事政策执行、行政执法和公共服务等工作的政府基层公务员。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矛盾不断出现，媒介曝光的官民冲突事件也不时可见，究其原因，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街头官僚”政策执行偏离轨道，成为社会稳定的隐患。 “街头官僚”的媒介呈现：官民角色的二元冲突 近年来，受新闻消费主义理念影向，媒介在“涉官”事件面前容易一哄而上，建构受众对官员的刻板认识，甚至进行“激情宣判” 。虚假信息通过媒介传播，造成对政府公信力和“官员”形象
2、的损害。 媒介对于“街头官僚”的呈现是在层层把关之后和既定议题设置基础之上，从本质上讲，它是一种引导性认识。如在太原“12?13”事件中，媒介对受害者家庭成员言语的直接引用中，出现的执法者的形象是：不分青红皂白、敷衍行事（报道中“就”句式的使用） ；有权力寻租可能性的（用方言沟通） ；人性缺失（顶、揪、踩等一连串动词的使用）；极端冷漠（脚踩头发的同时背手而立；换脚踩的同时一直打电话；就跟卖白菜一样） ；不值得信赖（家属要求异地尸检：不相信他们） 、无法无天（告诉你们人死了又怎么地） 。 与“官”的媒介呈现相对应的是“民” 。在太原这一案例中，受害人2周秀云是一个出身贫寒、异常能干、体贴丈夫、勤
3、俭节约、毫无保留地为子女、家庭付出的妇女形象。同时，媒介还在强调：身板硬朗，干活麻利，感冒发烧都很少有完全顶得上一个男劳力。媒介一直强调受害人身体健壮，并无隐疾，即是暗示其死亡乃暴力执法的结果，有媒介审判之嫌。 太原“12?13”事件是一则典型的“街头官僚”粗暴执法的典型案例。在大众媒介的作用下形成了官与民二元对立的角色冲突，将公众的不满情绪再一次引向“街头官僚” 。 “街头官僚”媒介呈现的根源 “街头官僚”行为失范。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不到位，是导致官民冲突的重要原因。政府公共服务的实施多依靠处于最底层的“街头官僚” ，在官僚层级上下信息不对称的体制中，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很常见。民众
4、正当权利受损在体制内得不到有效救济，偶发事件就会成为情绪宣泄的导火索。 社会仇官心理作祟。公共事务中，一旦牵扯到“官” ，不论官大官小，往往都会引起公众的“围观” 。究其原因，一是转型期往往衍生出很多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短期内解决的可能性很小。二是个人占有社会资源的差别大，弱势群体往往心理失衡，并进而把矛头指向作为政策制定者、执行者的“官” 。三是公共权力失衡，不少官员为官不廉、官商勾结、以权谋私。仇官是一种社会情绪，会在群体中形成感染效应。在太原的案例中，网民基本上不会去了解“街头官僚”的个人品德、素质，不会从官员的角度来认识事情的是非曲直，在一系列潜在认知和刻板印象下对3当事的“街头官僚”
5、表明了有罪判断。 新闻消费主义盛行。伴随消费主义的蔓延，市场化越来越深地植入新闻的肌理。在这一理念下，新闻作品是商品，受众是消费者，为迎合其心理需求，新闻中娱乐化、浅表化的特点比较突出。在报道选题上，表现出对暴力、灾害、犯罪新闻的偏爱，满足于对此类事件的揭示和展示，而不注重问题的解决。在报道平衡性上，媒介在官民冲突议题的消息来源上有失衡的现象。本案例中，媒介过多地选择了民工一方，有失客观平衡。在报道方式上，媒介过于强调新闻的故事性，单个新闻或多个新闻之间注重情节跌宕，放大具体细节。2014 年 12 月 27 日2015 年1 月 5 日， 大河报共有 5 篇报道，在还原农妇周秀云死前 24
6、小时的基础上， “生动”描述了这个家庭在事件前后的种种对比，并对事件进行梳理。这种“悲情叙事”的报道方式，更能激起受众的强烈关注，使弱者在博弈中博得旁观者更多的同情，在一定程度上获得社会道义上的支持。 结论 官民冲突时有发生，媒介应该充分延展社会困难群体的媒介近用权，更好地沟通和表达，发挥其正当积极的渠道作用，使社会体制更富有弹性，也使政府拥有更好的回应性以解决可能出现的各种社会危机，从而缓解和减少各类社会冲突事件。媒介不应该也不能在报道中过分渲染从而制造官民二元对立。消极的“街头官僚”形象的塑造并不利于矛盾的解决，也有损政府的形象和威信。 注释： 4韩志明：街头官僚及其行动的空间辩证法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1 年第 3 期 田宪臣：“仇富”情结与消解对策J， 科学领导 ，2013 年第 6 期 孙旭培：论新闻报道的平衡 ， 新闻学新论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年版，第 237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