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论士与中国文化中“士”与西方知识分子的异同【摘要】我们从小就听过“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士志于道；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等等这样有关“士”的句子。古代社会，也把人也分为“士、农、工、商”四个不同的阶级。如果从先秦时期的孔子来看，士这一阶级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可见“其身份地位在我国历史上的重要。本文将主要从中写道“士”与知识分子的异同着手，分析产生中国独特“士”文化，以及不同的“士”结局不同的原因。 【关键词】士；知识分子；道；势；中西 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不仅谈及了“士”这一群体的来源，发展，性质，精神面貌，还谈及
2、了士所追求的“道”与现实中的“势”之间的关系，对两者不同的处理方法所得到的不同结局。都对我们今天了解当代的“知识分子“是大有裨益的。 到底什么才是士呢？从概念上来看，中西方的士没有较大的区别，书中明确解释，知识分子“首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 ，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2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
3、体）的私利之上的。 ”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士这一阶层是有着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书中形容为“宗教承当的精神” 。 但中国的士（知识分子）与外国的知识分子却有着内在的不同。我们可以用“超然”和“介入”这两个属性来说明。简单来讲，超然，即知识分子要有自己的“领土” ，去从事自己的事业、文化、专长等等，与社会士保持独立与分隔的。而介入，是指知识分子在能够“出世”之后又必须“入世” ，能够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关心和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中。针砭时弊的指导政治生活，起到社会良心的作用。两者的不同就在于西方知识分子更具“超然”特质，中国则更偏向“介入”这一点。 西方文化（知识分子的起源）主要来自于古希腊哲学
4、以及基督教两方面。古希腊哲学所强调的是一种理性。书中说的很是贴切：“古希腊的理性主要表现为理论的理性或思辨的理性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把世界一分为二：一方面是超越本体或真理世界，另一方面是现实的世界。 ”所以这种一分为二的思考模式使他们认为：纷扰嘈杂的现实世界不过是永恒真理世界的一种外在表象而已。 “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家的全副生命都应该奉献于永恒事物的探究，现象界尽管千变万化，而哲学家所追求的则只是万象纷纭后面的不变原则” 。 即使到了中世纪有了看似较为“世俗化”的基督教出现，提倡人人平等，反对奴隶制度，希望解放劳苦大众.但这所有的一切在本质上依然是超然的。他们主要帮助的是人们的精神，希
5、望人们匍匐于上帝的脚下，靠信仰得到救赎。所拯救的也是人们死后的灵魂（希望死后上3天堂） ，对于现实世界只是一种短时间的“介入” 。所以西方的知识分子总是和现实世界保持着距离。 如果说西方知识分子带有些许“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那么反观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道”就有一种介入性的“入世精神” 。中国自古以来在各个方面都有一种“经世致用”的习惯，喜欢把一切落到现实，实际层面，且尤为注意人伦纲常。以上种种就导致了他们拥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社会责任感与参政意识。 但是这种“介入”之中又含有着“超然” ，即虽然只是分子参与政治等社会
6、事务，但不会为此丢失本身独立的人格和专长所在。可是，中国的只是分子并没有一个外在组织的保护，比如西方基督教有教会，而中国的“儒教”形制松散，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组织，这就使这些知识分子的地位很难受到保障。作者在书中提到：中国的“道统是没有组织的，道的尊严完全要靠它的承担者士本身来彰显。因此，士是否能以道自任最后必然要归结到他和政统的代表者君主之间是否能保持一种适当的个人关系” 。1西方的哲学家研究的士脱离世俗的物外之理，自然可以和他们的君主和平共处，且他们所研究的道统本身就具有独立存在的能力，所以不必借“势”而存“道” 。而在中国，想要行“道” ，就不得不借助于“势”投放出来，外在表现为“势”
7、。作为知识分子的最高使命“弘道” ，在现实中也只有通过“从君”才得以实现，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除了入仕、辅佐君主之外，没有更好的出路。 （如秦汉时的士大夫） 4但是在大一统的政权下，往往君主为了维护统治要消除“异端学说” ，这时“道”与“势”之间就产生了冲突。到底知识分子们还能否“入仕载道”变成了问题。中国古代是一个人治社会，君臣之间最重要的是感情的亲疏，而不是像西方的法律契约，是一种“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附属品。如果当文人的”道“和统治者之间发生冲突时，坚持”弘道“的文人往往没有什么好下场，引发种种悲剧。 道与势的份量在现实的天平上更加失衡，知识分子的处境也更加艰难，由于中国的道统不具备任何
8、客观的外在形式 ， 弘道的担子完全落到了知识分子个人的身上。在势的重大压力之下，知识分子只有转而走内圣 ，一条路，以自己的内在道德修养来作道的保证。 ” 所以当“道势冲突”时，知识分子的结局往往有四种： 1.坚定型，往往这种人的结局也最惨，为了“弘道”而“抗势” ，比如海瑞。 2.隐居型：退隐与自然山水之间修身养性去了，归隐物外，不收“势”的影响。最典型的就是陶渊明了。 3.屈从性：“道”服从于君主的“势” ，丧失了自我，把统治者的“势”当做“道”去弘扬，变成了工具。这是一种虽然没有以身殉道那样的惨烈，但也是一种较为可悲的结局。 4.徘徊型：“他们不但在出处辞受之际丝毫轻忽不得，即使向当政者建言也必须掌握住一定的分寸” 。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既不坚定反抗，又不甘心变成工具屈服，也不想做一个“山居野人”得那类人。他们在5“道”与“势” 、仕与隐、兼善与独善之间徘徊不定，试图去寻找平衡，希望既可保存自尊，又能“弘道” 。这种人往往是最多的。这也可能就导致了中国知识分子虽然心中有棱角，但处事圆滑的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