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太上皇”与“太上皇帝”辨异学界有一种普遍的“常识性”观念：皇帝退位，就摇身变为了太上皇。其实古代退位君主并非人人皆称“太上皇” ，绝大多数乃是变成“太上皇帝” 。理论上讲， “太上皇”与“太上皇帝”两个政治名词虽然仅有一字之差，却有本质性的区别。儒家思想统治下的传统中国，讲求名分礼制，严格意义上说，在正式场合之下这两个政治尊称不可混淆。古人对“太上”的名号问题，甚是讲究，此问题值得今人关切。 秦始皇建立了最初的皇帝制度。称帝后，他将业已去世的父亲庄襄王追尊为“太上皇” ，是为史上的第一位太上皇。刘邦建汉后，父亲刘太公依旧健在。他“五日一朝太公” ，极为孝顺。太公却深感不安，毕竟现在儿子已为
2、尊贵的一国之君。太公家令说：“天亡二日，土亡二王。皇帝虽子，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则威重不行。 ”(汉书?高帝纪)当刘邦车驾到达刘太公的住处时，他就在家门口拿着扫帚，倒退着迎接儿子。刘邦见太公对自己如此谦恭，心里不是滋味，他立马跳下车去搀扶太公。回到皇宫中以后，刘邦心情久久难平，思来想去，他决定仿效秦始皇尊崇生父之举，尊刘太公为太上皇。刘太公终于成了至尊级别之人物，享受到了“父以子贵”的荣耀。 刘邦尊父亲为“皇”而非“皇帝” ，符合两点传统观念。其一， “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古代皇帝从来都是拒绝施行二元化领导体制的。其二，按照中国古人的传统观念， “
3、三皇元为，五帝有事”2，尊称为“皇” ，仅仅意味着地位尊祟，却并无治理国家的行政权。正如颜师古所言：“天子之父，故号日皇，不预治国，故不言帝也。 ”刘太公没有治理天下之实，所以不日“帝” 。故从重要性方面来看， “太上皇”稍逊于“皇帝” 。三国王肃解释这一现象道：“汉总帝皇之号，号日皇帝。有别称帝，无别称皇，则皇是其差轻者也。故当高祖之时，土无二王，其父见在而使称皇，明非二王之嫌也。 ”(三国志?魏书?王肃传) 太上皇是“泥菩萨” ，虽然地位极其尊贵，但是不能发号施令。 此后，不论是篡逆僭伪还是国家权力之平稳交接，太上皇制度作为皇帝制度的必要补充，为后代所继承下来。后世被尊为无权之太上皇者，晋
4、有惠帝司马衷，隋有炀帝杨广，唐有高祖李渊和顺宗李诵。 据十六国春秋?吕光传记载，在拥有一定规模统辖区域的众国君中，第一位退位后自称“太上皇帝”者，当推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后凉天王吕光。吕光因“疾甚” ，传天王位于太子吕绍，自称太上皇帝。儿做天王而父作太上皇帝，这种奇观于史上的确少见。吕光这个“太上皇帝”可谓名不正言不顺，读来令人疑惑。既然在“太上皇”后加“帝” ，必须有统御军国大政的事实，方算“称职” 。故吕光并非真正意义之太上皇帝。真正的太上皇帝，是事实上处于国家权力集团内部的核心人物。 北魏皇兴五年(471)，十八岁的献文帝拓跋弘以“雅薄时务，常有遗世之心”为借口，打算实行内禅，他对太子拓拔宏
5、(元宏)讲：“尔虽冲弱，有君人之表，必能恢隆王道，以济兆民。 ”(魏书?献文帝纪)献文帝下诏，传位给年仅五岁的皇太子拓拔宏，是为孝文帝。当时，北南3政权对峙，北魏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严峻。于是满朝文武联合上奏拓跋弘说：“昔三皇之世，澹泊无为，故称皇。是以汉高祖既称皇帝，尊其父为太上皇，明不统天下。今皇帝幼冲，万机大政，犹宜陛下总之。谨上尊号太上皇帝。 ”北魏虽为鲜卑拓拔政权，但却对中国传统典故相当精熟，深晓“太上皇”与“太上皇帝”的一字之别。拓跋弘接受了“太上皇帝”之称，因此史书说他“国之大事，咸以闻” 。 北齐两次出现太上皇帝秉政现象。武成帝高湛与后主高纬都曾以“天文有变，其占当有易王”(北齐
6、书?武成帝纪)为由退位。两位皇帝对年纪轻轻退位心存不甘，故效法北魏献文帝，皆改称“太上皇帝”并继续名正言顺治理国家。武成帝高湛退位后，又创造了一个新的政治名词“太上皇后” 。既然自己高升，那么他的皇后名号也要尊从“适人从夫”(大戴礼记?本命)原则，高湛册命皇后胡氏为太上皇后。高湛去世后，胡氏改称皇太后。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若退位皇帝健在，其妻是不能称“皇太后”的。高纬时代。为避北周追杀，他还曾二次退位，改“太上皇帝”为“无上皇”(这是高纬的一个创新)，皇帝高恒改称“守国天王” ，以宗室高谐继任皇帝。不过这一切终于徒劳无功，北齐倾覆已不可避免。 唐先天元年(712)，唐睿宗李旦传位给太子李隆基，
7、是为唐玄宗。李旦决定把儿子“扶上马”后再“送一程” ，故他“自称太上皇帝，五日一度受朝于太极殿，自称日朕，五品已上除授及大刑狱，并自决之，其处分事称诰、令。 ”皇帝则“每日受朝于武德殿，自称日予，三品已下除授及徒罪并令决之，其处分事称制、敕。 ”(旧唐书?睿宗纪)对于父子4俩的分工， 新唐书则简而言之日：玄宗“听小事” ，而睿宗“听大事” 。清乾隆帝在位六十年整时。决定禅让。嘉庆颞琰即位。乾隆称太上皇帝。此后三年多时间里，嘉庆对于乾隆， “军国重务仍奏闻，秉训裁决”。乾隆退位后依旧手握大权，以往我们多从贪婪、自私角度去考评乾隆，有失偏颇。客观公正来看，乾隆的决策也是可以理解的。乾隆借登基一花甲
8、之机选择急流勇退，退居二线。彰显了他对国家安危的高度关注，展现了他晚年的英明与睿智。采取半退方式，从一线临朝到二线训政，从包揽一切皇权到“抓大放小” ，不论对于嘉庆的政治成熟还是对于整个国家的安宁，无疑都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因此，乾隆不单单是历史上贪图享乐、劳民伤财的扰民之君，更是敢负责任、不辞辛劳并善于英明决策的贤能之君。 以上诸位并不清闲的退位皇帝，因为身为皇帝之父且皆手握皇权，故为名正言顺的“太上皇帝” 。此外，还有一些时候，却出现过“太上皇帝”称号的不规范运用，比如宋、明二朝。宋之徽宗赵估、高宗赵构、孝宗赵奋、光宗赵悖与明之英宗朱祁镇虽在退位后皆改称“太上皇帝” ，然都没有在实际上君
9、临天下，故在本质上皆为完全“绝缘”于行政权的“太上皇” 。 误用“太上皇帝”称号，不是一种无知行为，而是一种故意行为。 从表面上看，对“太上皇帝”虚名化现象的出现，我们并不能单纯归纳为皇帝贪恋权力的自私自利。他们追慕个人虚荣外，新一任皇帝或朝廷臣工对老皇帝的心理安慰，或许才是对这一问题更为客观、更为合5理的解释。宋徽宗、宋高宗皆是在位长久之君，纵无大的治绩可言，毕竟也曾贵为一国之尊。明英宗远在北方，一切都不在他自己的掌控之中，自然谈不上贪恋权力。他们退位后与政权绝缘但却身居“太上皇帝”之位，对于这一现象，从来不曾引起当时任何人的异议，说明虽为误称，却也得到了普遍的理解与认可。 古代中国是重视名
10、号的国度，尤其是身处政权核心位置之人物的名号，我们更需注意把握其中细微的区别。 “太上皇”与“太上皇帝” ，这对常被混为一谈的政治词汇，虽然仅有一个“帝”字的差别，却涉及到了担任者秉政掌权之名正言顺与否的重大政治问题。有“帝”之称，便可被视为身居权力圈之内者；反之则为位尊而无权之“泥菩萨” 。认识并理解这一点，对于解读传统中国历史，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唐代史家刘知几日：“君子以博闻多识为工，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 ”(史通?外篇?惑经)在严谨的历史叙述中，我们应当避免混淆此二词，这既是“博文多识”的具体体现，更是“实录直书”的切实需要。 (作者：山东省济南市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邮编250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