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国强而民富才是真道理编者按:古人云:国强而民富,民皆誉之;国强而民贫,民皆毁之。自孙中山先生提出“三民主义”救中国,中国共产党人以新民主主义解放和建设中国,直到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新三民主义”建设和谐中国。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中国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抗争和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摆脱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积贫积弱的屈辱史,重新崛起于世界的东方。伴随着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在将改革开放以来做大的蛋糕,如何继续做大做精的同时,怎样切好分好蛋糕,尽量使最广大人民群众同步共享改革开放成果,成为考验执政党智慧的最敏感、最实际、最棘手、最迫切的课题。 从今年
2、5 月中旬开始,人民日报连续 4 周推出专题,聚焦收入分配问题。在中国的社会语境下,这被视为中央酝酿推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强烈信号。 从表面上来看,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事关扩大居民消费,这是调整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更深的层次,收入分配改革、提高居民收入则事关社会稳定,属于政治问题。 改革势在必行 22009 年,北京大学博士后廉思主编的蚁族将一个被社会忽视了许久的群体带入公众视野。每年有 1.5 亿的农民涌入城市,有 1 亿人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 。每年有 630 万大学生面临就业抉择,在生活的压力下有的成为“蚁族” 。 “蚁族”绝大多
3、数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其中来自农村和县城的比例分别达 54.7%和 20.7%,是名副其实的“穷二代” 。他们目睹同学中“富二代” 、 “官二代”毕业后轻易进入垄断行业,刚工作不久就可以买房买车,而自己每月收入不足 2000 元,九个人一起蜗居于十来平米的小房间,他们对贫富差距、社会不公的感受非常深切。年轻的大学生们在考虑逃离“北上广”一线城市,还是继续“蜗居” 、 “潜伏”,挣扎着等待光明。 一个 22 岁的农村青年,带着刚刚获得的技能文凭,乘了两天两夜的火车,来到了东莞,在机器旁边开始了新一年的劳作。与此同时,另一个 22岁的大学生,抱着自己厚厚的简历和大学文凭,挤入大城市的招聘会中,希望
4、能在城市中找到体面的工作,理想的生活。 这样的故事发生在 30 年前,又延续到了现在。 中国社科院的一项调查显示,21 岁到 22 岁的大学毕业生工资在“千元档”,和同龄的农民工差不多。这并不代表农民工工资有多高,而是表明大多数的年轻劳动者工资都很低廉,即便是这么低的工资,还有大量的年轻人无法就业。 显然,这样的贫富差距,与个人的努力无关,体现的是行业间的差距,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的根源在于垄断行业改革的滞后。特殊利益集团的权3重过大,它们以较小的成本占据过大的社会资源和利润,有着极不利于社会情绪的对比效应。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景天魁说,最近十年来,劳动报酬在分配中占的比重逐年下降,每年降一个
5、百分点,造成的结果就是社会整体的分配差距没法缩小。据全国总工会近期一项调查显示,有 23.4%的职工 5 年未增加工资;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是最大的不公。 “解决劳动报酬所占比重的问题,是决定收入分配能不能扭转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他说。 有专家进一步提出,应加强工会的权力,强化工会在保障劳动者权益中的作用,美国之所以能度过上世纪 30 年代的危机,原因之一就在于重视了工会作用,使劳资矛盾能够在制度框架下得到妥善解决。 古语云:“不患寡而患不均”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大幅增长,但分配失衡的问题也日益凸显。数据显示,内地基尼系数已激增至 0.48,大大超出 0.4
6、 的警戒线。中国必须对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说“不”。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所作的 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的结尾部分,提到要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这是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写进“尊严”二字。温总理说到此处时,语气十分坚定,会场响起了长达 5 秒钟的掌声。如何实现温家宝总理所说的“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人们寄望于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仅要通过发展,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让全体人民享有改革发展的成果,逐步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4势。 聚焦工资提升 近期一些企业加薪与两个因素有关:改革开放多年来劳动生产率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
7、,但是因为相对劳动力过剩,工资没有随着劳动生产率提升而同比上涨。第二代农民工受了至少初中甚至高中的教育,他们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大大超过其父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企业的培训成本已经由社会支付了,所以企业应该把这部分减少的成本作为工资,支付给已经具备更高素质的新一代劳工。 工资上涨采取如此补偿方式说明一次收入分配机制到了改革的时候。一次收入分配机制改革主要聚焦工资的提升。 有专家认为,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决定工资水平。如果大力发展最能吸纳就业的中小企业,创造一个劳动力偏紧的市场,供求的缺口自然就会通过工资上升得到平衡。中小服务企业的发展不论是创新型服务还是一般性服务,应该有巨大的空间。只要政策大力支
8、持,中小企业完全可以成为一次收入分配市场化形成机制的基础。 还有专家指出,收入分配机制改革对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分享式发展、改变二元式经济格局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刻不容缓的以消费增长为主的增长方式的转型,收入分配方式的改革可释放出巨大的消费支付能力。特别是具有高边际消费倾向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是现阶段一般消费增长的最基本推动力。 5因此,改变不合理的分配比重需要完善相应机制。应对中小企业实施减税政策,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创造偏紧的劳动力就业市场提升工资水平;加大国企向政府分红的比重;垄断行业向民间资本开放,使垄断收入公平地分配到各经济主体。这对于中国走出新兴市场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至关重要。
9、改革就是利益调整 事实上,早在 2004 年,我国就出台了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的相关草案,但正式文件一直未出台。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在初次分配中兼顾效率与公平,让各种要素遵循市场原则取得收益,并加强对不合理因素的调节。包括健全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以及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调控。收入分配改革问题再度提上日程。 为此,今年 4 月以来,发改委已先后数次召开有关收入分配的研讨会,国务院研究室、财政部、人保部、民政部等部门均有官员出席。其间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还曾分赴浙江、四川等地进行调研。 6 月 13 日,国家发改委再次就收入分配
10、改革召开研讨会,有关专家建议,按照同股同权的原则提高垄断行业央企红利上缴比例,提高地方自留税收的比例。事实上,让利成为分配制度改革的核心,包括政府给民众让利,以及企业给民众让利。 相关数据显示,从 1978 年到 2006 年,我国居民收入年均增长 6.7%,远6远落后于同期经济增速。 “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关键看两个比重:一是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比重;二是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分配的比重。而初次分配政策是这次改革的重点。指导意见将会提出在初次分配中适当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改变目前初次分配中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的局面。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表示,此次收入分配调整是双方面的,高
11、的要往低处调,低的往高处调,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 该人士指出,政府向民众让利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大城市化进程,以及政府提高科教文卫支出,推进“非公 36 条”的实施等。 “收入分配牵涉到各方面利益的调整,怎样兼顾社会公平正义?怎样和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结合起来?这不是简单的问题。 ”国家发改委相关人士表示。 在收入分配改革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纠葛中,政府处于最核心的主导地位。而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政府自身同样存在着各种利益的纠结。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在政策层面上存在相当程度的要素配置失衡。以地方政府为例,其目标是拉动 GDP 增长,因而热衷于鼓励资本密集型投资,
12、为大企业提供各种优惠政策,不断把经济资源向强者倾斜;相对来说,对劳动密集型小企业重视不够,而后者恰恰是解决就业的主力军。 事实上,企业让利于民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消费室主任陈新年指出,从让垄断企业上缴红利这一点上来说,必然会遇到很大阻力,因为垄断行业自身的利益会受损,需要一定的税收等补偿机7制,而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说,要使之让利于职工,提高职工收入,则会面临更大困难。 “可以通过财政税收手段对企业予以鼓励,或者通过立法或行政手段予以监督。 ”陈新年建议。 个税改革呼声日高 曾被寄予厚望的“上调个税起征点”被否定的消息,多少让工薪阶层有些失望。 财政部对此的解释是,中国实行分类
13、个人所得税制,目前 65%的个人所得税来自工薪阶层,在起征点为 2000 元情况下,个人所得税纳税人只有9000 多万,占比较低。提高起征点无法将那些高收入群体纳入进来。 “调节个人收入分配,个税起征点只是手段之一,与其纠缠个税起征点的问题,不如对税制存在的问题进行改革。 ”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此前就曾表示,大幅上调起征点的几率不大,只有个税改革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弊端。 刘桓认为,现行分类征收个税存在诸多弊端,工薪阶层成为缴纳个税主体是不公平的,工薪收入代扣缴可以堵住漏洞,而其他隐形收入则监管不到位。同时,富人收入绝大部分来自股票、房产、金融等资产投资,企业主甚至还可以把个人消费计入公
14、司成本合理避税,既漏税又不利于社会公平,这是税制不完善造成的。 正在修改之中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中,缩小贫富差距的一个思路8就是通过税收手段、主要是个人税收来调节收入分配,将目前的个税征收办法,调整为按照家庭为主体征收。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表示,中国已基本具备条件,实现“年均工资增长 15%以上,五年左右就可以翻一番”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 显然,涨工资是“国民收入”倍增的重要手段,事实上,目前涨工资已成为大势所趋,今年以来,各地最低工资标准“涨”声一片。目前,上海月最低工资标准为 1120 元,为全国最高;从 4 月 1 日起,浙江省将对全省的最低月工资标准进
15、行调整,最高一档的最低月工资标准提高到 1100 元;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至 1100 元,新标准从 5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7 月起,深圳最低工资亦统一提至 1100 元。 “民富”是“国强”之基 在为编制“十二五”规划建言献策为主要议题的政协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温思美建言,“十二五”时期的重要目标任务,应特别着力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社会分配格局的优化,将“国强”建立于“民富”基础之上。 温思美认为,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举世称赞的巨大成就。但由于一些重大经济结构的不平衡、不协调,某些方面已形成累积性矛盾。 “其中
16、,作为国民经济重大关系中的最基础部分社会收入分配格局的不合理,已经成为当前各种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的深刻根源。9” 当前,中国政府控制的财力已达 10 万亿规模,是改革开放初期的 100多倍。温思美强调,“应该说,通过完善收入分配机制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我们目前已经具备了基本实力。 ” 为此,温思美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使更多财政资源投向民生领域;加大力度矫正初次分配的失衡,整体性地提高民众富裕程度。二是有效使用二次分配手段,以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障、医疗保障为重点,构建、完善覆盖城乡的全社会保障体系。鉴于一次分配的调整、完善不可能短期见效,因此,一方面需要将其作为重点,坚持长
17、期推进;另一方面,当前应特别注重二次分配措施,优先使用。 改革的阻力何在 一系列收入分配调整措施正在加紧推行中,外界随即产生一个疑问:这是否意味着收入分配方案出台在即? 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表示,现在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出台正是时候,拥有官方背景的学者如此呼吁显示了改革的迫切性。 “收入分配问题,早一些时间解决可能没有实力,太晚时间解决可能错失很多机会,导致问题积重难返,现在解决这个问题正是时候。 ”杨宜勇说,“节能减排目标当时写进十一五规划时,也顶着很大压力,但正是有了这个量化目标,倒逼各地抓下去,现在看来实现规划中的承诺是没有多大问题了。收入分配要更复杂一些,但也有可量化的方面,比如
18、城乡收10入差距比、行业收入差距比、基尼系数等衡量收入分配状况的主要指标,我们究竟在未来 5 年或 10 年要控制到什么水平,是可以有个阶段性目标的。 ” 但收入分配改革阻力重重。 人民日报提出了要避免思想上的“三大认识误区”,即所谓的“人均 GDP3000 美元闯关论” 、 “市场调节论” 、“没什么大不了论” 。 但横亘在收入分配改革上的主要阻力并非认识上问题,而是利益问题。收入分配改革涉及到各个阶层的利益转换,无论是在一次分配阶段还是二次分配阶段甚至三次分配阶段牵涉各种利益的调整,改革颇为艰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部丁宁宁认为,改革阻力最大的是初次分配。而初次分配的问题主要涉及劳动报酬偏低、垄断资本、土地要素获利偏高的现状。少数人、少数单位、部门或行业通过资源垄断、行政权力、市场独占、特殊身份等非劳动因素,捞取了不公平、不合理的利益,与其他劳动者的收入拉开了不公平、不合理的差距,形成了某些既得利益集团,这些成为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阻力。比如,垄断行业就担心自身利益因为收入分配改革而受损。 5 月 24 日人民日报文章就将矛头直指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垄断行业。这些行业部门群体在社会中一般都居于有利位置,对政策制定、舆论宣传有较大影响力,其出于维护自身利益,有意无意对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持阻挠态度,同时使一些政策难以制定出台,一些已出台的政策难以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