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唐朝科举的“龙虎榜”隋唐创立科举制，对此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政治制度的演进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唐代的科举，制度上还不是十分严密，是否金榜题名，往往不是取决于考试成绩，而是取决于名人推荐。所以，考试之前，找门路，托关系，成为当时应试举子的一大景观。但是，名士对这种权力也很慎重，他们爱惜自己的名声，不会轻易答应推荐谁，应考者必须拿出自己最得意的作品来打动对方。这种把自己最好的作品送给名人请求推荐的做法，当时有一个专用词汇，叫“行卷” 。 唐朝科举行卷广为人知的例子，是白居易的故事。白居易在长安应考时，曾向著名诗人顾况投递作品。请他推荐自己。顾况初不为意，这种名人，找他推荐的人太多了，而值得推荐的
2、却很少。当他听到白居易这个名字后，带有几分揶揄，拿白居易的名字打趣调侃，说：“米价方贵，居亦弗易。 ”但当顾况打开诗卷，读到赋得古原草送别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句，立即拍案惊叹：“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于是极力推荐，使白居易一举及第。 与白居易的故事相仿，著名诗人杜牧，科考得中也得力于太学博士吴武陵的推荐。当时，礼部侍郎崔郾主考，吴武陵赞叹杜牧的才华，专程赶去对崔郾游说，声称自己在太学教书时，有一天见到十几个太学生在那里“扬眉抵掌” ，读文章读得津津有味，神采飞扬，过去一看，原来正在读杜牧的阿房宫赋 。他把这篇文章拿来反复阅读，感到此人确实2是王佐之才。这次应考，他担心崔郾公务繁忙
3、，无暇读及这篇奇文，所以前来推荐。接着，吴武陵把阿房宫赋琅琅读来，阴阳顿挫，铿锵有力，崔郾大为惊奇。一篇读罢，吴武陵就对崔郾直言不讳地说：如此才华，必须授予状元才能相称。崔郾皱着眉头不肯答应，说：可惜啊，状元已经内定有人了。吴武陵一听，改口说：事不得已，那就录在前五名。崔郾还在犹豫，吴武陵紧逼一步，称：不给前五名，你试写这么一篇赋看看。直到崔郾应声，吴武陵方才满意而归。 在这种推荐风气下，有些主考，为了更准确地选拔人才，往往请自己熟悉的文坛名流协助自己评判试卷，鉴定优劣。唐德宗贞元八年(792年)，宰相陆贽担任主考，请来他的好友、时任补阙一职的梁肃为他推荐考生。梁肃一口气向陆贽推荐了八个人。同
4、时，陆贽还请时任郎中的好友王础(另一记载为王杰， “杰”与“础”的繁体字相像)协同自己确定及第名单。这一科，陆贽在两位好友的帮助下，共录进士二十三人。其中包括贾陵、欧阳詹、韩愈、李观、李绛、崔群、王涯、冯宿、庾承宣等一批久负文名、誉满天下的青年才俊。其中贾陵第一名，欧阳詹第二名，韩愈第三名。录取后，有十余人很快便在政坛崭露头角，不过数年，官至台省。尤其是韩愈，虽然仕途不太顺利，但学问人品都被世人所称道，人称“道济天下之溺，文起八代之衰” ，在历史上留下了长远的名声。由于这一科所录取的人员一个个都不同凡响，因而，人们把这一榜进士称为“龙虎榜” 。 这一次，不是韩愈自己找人推荐，而是主考请朋友帮忙
5、推荐。这种推荐也有一个专用名称，叫“公荐” 。韩愈当时并不知情，后来才了解到3梁肃、王础协助陆贽主考的功绩。他曾感动地说，陆贽考察文章的准确，对待梁王二人的信任，梁王二人举荐的得当，各种因素凑在一起，成就了这么一段佳话(见韩昌黎集卷三与祠部陆员外书)。韩愈自己在文章里能够发出“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感慨，很有可能同他的这段经历有关。 从此， “龙虎榜”就成为科举取入浸盛的别称。作为考官，也以取士赢得“龙虎榜”的美誉而自豪。但是，真正要做到选拔准确，评价至公，需要主考者和推荐者的识鉴品行保证。一旦没有这种道德上的保证， “行卷”和“公荐”就有可能成为徇私舞弊的途径。在唐代，那些拥有举荐权的名
6、流大多数都非常看重名誉，举荐十分慎重。如果举荐不当，往往会遭到舆论的抨击。所以，才能留下“龙虎榜”这样的佳话。而如果没有这种个人信用和社会评价机制，就有可能出现问题。到了宋代，为了防范作弊，干脆取消了举荐， “一切以程文为去留” 。制度上的漏洞堵塞了，但“龙虎榜”式的效果也消失了。就连大文豪欧阳修，在嘉?v 二年(1057 年)当主考，极力校正科举中“相习为奇僻，钩章棘句，浸失浑淳”的现象，也招来了众多攻击， “浇薄之士，候修晨朝，群聚诋斥之，街司逻卒不能止。至为祭文投其家，卒不能求其主名置于法。 ”(宋史卷155选举一)连欧阳修都因为科举取士而在街头被人纠缠不休，落榜者给他家里投匿名辱骂帖子。于是，科举制度开始由原来以积极地选拔才俊为目的，开始向消极地防范考生作弊演变。 尽管“龙虎榜”不复再现，但人们对“龙虎榜”依然有所希冀。一4直到清代，在乡试放榜时，往往选在寅日或辰日进行。这是因为按照十二地支的排列，寅属虎，辰属龙，寅辰两日暗含龙虎之意，选在此时放榜以取吉利，可以说是世人对“龙虎榜”的一种下意识追忆。 “龙虎榜”的故事，至今还值得我们在选拔评价人才时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