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他们这样一路走来关于历史的叙述应该是多重面向的,既应包括结构规整、视野宏大的通史、断代史或专门史,也不应忽略那些参与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历史的当事人的微观体验,口述历史的意义就在于此。 黑夜中寻找星星是台大新闻研究所在 2007 年台湾解严 20 周年之际推出的一部大型记者访谈计划的最终成果,它汇集了 17 位台湾资深报人亲口讲述的解严前后他们的从业经历,让我们在回望海峡对岸那群和我们一样以新闻为业的人们曾经走过的道路的同时,也让我们期待以他们的经历为鉴,廓清中国大陆新闻人面前可能的道路。他们是记者,是一群和我们一样的人,“很少人像他们一样幸运,可以站在每个历史的浪头上,第一手体验时代变迁与
2、社会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使命感与影响力;但凡事总是一体两面,很少人像他们一样倒霉,必须在第一时间承受时代的苦闷与局限,每天醒来后被迫一切归零,在别人阅读旧闻的时候继续摸索前行” 。 一、台湾同行的新闻人生与行业感悟 当前,中国大陆记者的社会地位越来越低,许多记者自嘲为“新闻民工” 。从南方朔(王杏庆)、俞国基和吴丰三等人的入行经历来看,在台湾做“无冕之王”也并非是件人人称羡的美差。时评家南方朔上世纪 70 年代初获得台大森林系硕士学位后先靠翻译生活,一个月至少可以挣得台币2三四千元。不久他转行到民族晚报当记者,月工资只有 1500 元,师友们都劝他要慎重,“老王当什么烂记者嘛,去搞个正当职业
3、嘛”;他自己的描述则是“那时新闻记者是没有志气、没有地位的一群人,没有新闻自由,没有影响力,钱又少,新闻记者常常被讲成丐帮,讨人厌的程度跟乞丐一样” 。与南方朔差不多,中学教师出身、海外办报经验丰富的俞国基 1971年刚进台湾时报时,薪水仅够一家基本开销,还要在大学兼课补贴家用。许多台湾家庭当时都已经有电视了,他为了满足天天吵着要电视的小孩的虚荣心,便在家门口支了架天线,假装家里有电视。在自立晚报服务了 30 年的吴丰三怀揣政大新闻学硕士文凭刚进自立晚报时,月薪只有 1000 元,而他一个朋友高中毕业后做了海关稽查员,月薪则有 3600元。 虽然待遇不怎么样,但怀着对以文字感受人生、匡扶正义的
4、记者职业的极端热情甚至是偏执,这些人还是一头扎进了新闻业。司马文武(江春男)从政大政治研究所毕业后,顺从父命做了公务员,但受社会责任感驱使,还是辞职去了中国时报当时政记者。多年以后,他在回顾自己当年决定时写道:“这是我们自己的社会、自己的政治,我们没有恐惧、冷漠的理由;相反的,我们更应该为它付出心力,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其他可以逃避的地方。 ”联合报原环保记者杨宪宏本来学的是牙医,之所以放弃不错的收入前景转行做记者,是因为他觉得记者可以医治许多社会疾病的病根,“既然上游有人把人推下水,就要往上游走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我希望透过新闻工作解决上游问题” 。 数十年的新闻生涯,让这群海峡对岸的新闻人积累了
5、丰富的从业经验。3黄年、殷允?M 分别阐述了自己对晚报新闻和国际新闻的真知灼见,一手办起联合晚报的黄年是“黑金政治” 、 “统一公投”等台湾新闻界流行语的创造者,他用“白菜理论” 、 “钻石理论”和“蝴蝶理论”概括联合晚报的操作理念新闻如白菜有许多层,可以一层一层剥下去;新闻也像钻石,切面很多,你做了这一面,我可以做那一面;“蝴蝶理论”则指晚报新闻的两大重心,一边翅膀是重大的政经新闻或国际消息,另一边翅膀则是民生消息。殷允?M 曾是纽约时报驻台特约记者,她在纽约时报上登出的第一篇报道是关于台湾前“副总统”谢东闵被邮包炸弹炸断手的消息。此事在台湾是天大的新闻,可纽约时报只登出了寥寥数行,她从此认
6、识到与其费力在国际媒体上为台湾发声,倒不如回归本土为台湾踏实做事,便在 1981 年办起了台湾首份精英财经杂志天下 。 黄肇珩、南方朔和杨渡(杨?菖?)则分享了他们关于时政报道的点滴心得。黄肇珩历任中央社国内部主任、 中华日报社长等要职,是台湾首位女性党营媒体主管,她曾被指定报道与蒋介石和宋美龄有关的活动。如何让这些常常是当时台湾各报头版头条的新闻能有足够充实的内容压住版面呢?她的办法是在活动现场搜集一些花边新闻,以备不时之需。比如,一次蒋宋两人在阳明山接待美国议员,谈话内容不允许发表,她就将议员们对接待场地周围所挂国画的评价写进了报道。南方朔跑政治新闻的经验是记者要有大局观,不要局限在一个部
7、门。他可以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跑到“国防部”新闻,在“内政部”跑到“外交部”新闻。文人气质浓厚的杨渡在鹿港反对杜邦公司设厂事件等环保运动的报道感受中,强调要把握新闻的社会脉络,“我可以直接叙述当地有一群人在抗争、杜邦将要进4驻,也可以换个方式探讨形成社会运动背后的原因。为什么是这一群人出来,代表的是谁,利益在哪里,他们的观点、成长背景以及故事” 。 这群海峡对岸的新闻人关于记者行当的感悟则见仁见智。南方朔对记者的社会角色的体认一针见血、发人深省,“记者是人生最好的观察位置。芸芸众生都在演戏,记者是第一排观众,不是演员,对于幕后部分并不清楚;但因为记者是第一排,所以门开、门关,那个缝隙开开入入的时候
8、可以瞄到里面一点点” 。司马文武一方面直陈记者可能遇到的困惑,“记者就跟政治家一样,专门关心别人的事但自己呢?时常是累得半死,充满挫折感,薪水又低,成就难以积累,影响力也不知道在哪里”;另一方面却对记者职业乐此不疲,“当记者能够维持生活的品质,也能够持续学习,不会输其他行业多少” 。致力民权报道的陈铭城更看重报道的社会动员力,“记者写独家没什么了不起,更重要的是能够感动更多人,来跟你做同样的事,这才是了不起” 。 二、戒严与解严中的历史细节 1949 年 5 月 19 日,台湾省政府及台湾省警备司令部宣布自次日凌晨起在台湾全省实施戒严,至 1987 年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为止,台湾的戒严期长达
9、38 年。戒严时期的台湾新闻界到底是什么样子?解严后二十多年来台湾新闻界又发生了哪些变化?这 17 位亲身经历这个时代的台湾新闻人无疑是最有发言权的一群人。 关于戒严时期的台湾新闻界,有学者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宏观视野将5其解读为“侍从主义”(clientelism)体制,台湾当局与传媒之间存在着压制与合谋并存的关系形态。这 17 位台湾新闻人的讲述,则为我们提供了这段历史的若干细节。 薛心?F 和黄肇珩在戒严时期都曾担任台湾党营媒体的高层主管,他们的故事凸显了戒严时期国家机器对台湾党营媒体的直接影响。1923 年出生于北平的薛心?F 来台后历任大华晚报和中央日报总编辑,是17 位受访者中唯一在
10、戒严时期为报道坐牢的记者。 大华晚报在 1952年撰文表扬台北警方行动迅速,3 天就破获了台军小兵盗窃美军少将蔡斯物品一案,可身为总编辑的薛心?F 却被保安司令部拘留 10 天,事由为“妨害军誉” 。虽然有过如斯遭遇,他还是肯定了戒严对媒体的正面意义,“正因为受到约束,所以大家都有戒心,会正经八百地办报、办新闻,努力于正面的表现” 。黄肇珩首次在中央社采写与蒋介石、宋美龄有关的新闻,是报道蒋宋两人组织的一次茶会。稿子发给主任时她自我感觉不错,可一拿到改好的稿子就傻眼了。稿子里添加了不少蒋介石没有讲过的话,参加茶会的人数也凭空多了许多。她求主任解惑,主任回答:“你看,现在看起来不是比较有深度了吗
11、?也显得总统很有学问!”她从此洞悉中央社报道此类新闻的玄机。 吴丰三、俞国基、周天瑞、戎抚天、黄年等人在戒严期间分别供职于台湾的几大民营报纸,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讲述中一窥戒严时期台湾民营报纸记者的生存境况。吴丰三谨记自立晚报老板吴三连的办报哲学“办报纸不像放烟火,放烟火灿烂一下就没有了,报纸必须每天存在” 。可还是在他写出系列报道今天的台湾农村后被警备总部盯上了。6他花三个月时间实地调查了上世纪 70 年代台湾农村的真实情况,警备总部却觉得他有造反倾向,因为毛泽东为准备革命而写的第一个文件就是湖南农民调查报告 。俞国基和周天瑞曾同在美洲中国时报工作,却先后因报道争议去职。俞国基因 1984 年美
12、国大选期间报纸登出了一篇希望里根不要连任的社论,引起蒋经国震怒而自动从总主笔位置上离职后,在美国街头摆了几个月的地摊谋生。他离职后不久,当时的美洲中国时报总编辑周天瑞又在该报用头版头条报道了撰写蒋经国传的旅美华裔作家江南在旧金山遇刺身亡事件,再次引起轩然大波,结果是报纸关门,周天瑞辞职。在联合报做过 10 年政治记者的戎抚天相信,“记者一定要站在舞台上,才能够产生作用”,努力在禁区内用曲笔进言。比如,他曾在戒严期间主张解严,却不直说解严好,而是描述一个没有戒严令的国家如何如何。既然戒严时期的时政新闻受到制约,当时台湾各报只有在社会新闻上发力了。这一点黄年看得很清楚,“当局者给报纸经营上的生路就
13、是社会新闻,所以每天社会新闻都炒得很凶,第三版几乎都是犯罪新闻,几十年来皆是如此” 。 1987 年台湾解严,警备司令部、调查局、军方政工单位等“大老哥”对媒体的束缚已成往事,这 20 年来的台湾媒体似乎应该变得更好,可它们在解严之后又陷入了政客和商家的双重包围之中。每位受访者都谈到了他们对解严后台湾媒体境遇的看法,而茫然和无奈是他们中间大多数人的感受。殷允?M 对解严前后台湾媒体生态的比较颇具代表性:“戒严时期的媒体,有政治力控制,这个明显的对象可以反抗。现在虽然没有一个明显的压迫力,但市场化、新闻商品化却无所不在,更难对抗。 ”俞国基在解严7后不久重回中国时报任总主笔,却发现还是有很多问题
14、不能批评,他愤而慨叹“我们不是主笔,是代书嘛!”杨宪宏离开报纸后曾短期担任民间全民电视台新闻部经理,离开的理由就是一位“民视”董事对他说:“民视就是民进党的电视台啊!其他有什么好讨论的?” 面对解严后台湾媒体的乱象,有些人坦白了自己的无力感,也有人对未来抱有希望。黄年和俞国基都曾是各自报社的言论主将,可黄年直言现在自己有时写社论的成就感还不如帮太太洗一次碗;俞国基也有同感,觉得“现在当记者,写什么都像丢到水里面一样,没有反应,在成就感上还不如戒严时代” 。时势造英雄,一篇文章天下知的大记者时代已随戒严而去,司马文武和戎抚天指出了台湾新闻人未来可能的方向。司马文武提倡要用持续的作品沉淀自己的风格
15、,以此赢得受众;戎抚天则觉得优质媒体将来还有生存空间,“将来会有少数品质非常好的媒体,占有很小的市场。很大的市场,是由业余人士制作,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娱乐性质” 。 三、结语 虽然以“戒严”为焦点的黑夜中寻找星星视野略显狭窄,这 17位受访者主要是在报社工作的资深政治记者,但该书对加深我们对当代台湾新闻业的了解,意义重大。它让我们感受到了台湾新闻人的呼吸和脉搏,展现了时代洪流中个体生命的丰富内涵。他们的经历、见解,对我们把握、理解大陆新闻业,也不乏启示借鉴意义。 台大新闻所的老师们为台湾新闻界找寻新的行业榜样付出的辛劳值8得敬佩,正如何荣幸在导言中大声疾呼的那样,“我们不希望解除戒严、开放报禁
16、20 年之后,台湾新闻界还是言必称美国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的新闻经验,或是永远只能追忆大公报时期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新闻核心价值的张季鸾” 。我们同样期待,大陆新闻界也推出类似一些记录当代中国著名新闻人讲述自己的故事的书。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新闻传播系) 注释: 本文所引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何荣幸等:黑夜中寻找星星,台北时报文化 2008 年版 参见 Lee, Chin-Chuan. 2000.“State, Capital, and Media: The Case of Taiwan.”In De-westernizing Media Studies, eds. James Curran and Myunk-jin Park. London: Routledge. 参见 Polumbaum Judy, Xiong Lei, China Ink: The Changing Face of Chinese Journalis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