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中国历史上民族和谐探索一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之间有友好、和谐的交往，也有相互矛盾，甚至战争。民族之间的和谐、团结和相互融合，是多民族的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可以将这一民族关系的重要方面概括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和谐” 。 当然，任何时代的“民族和谐”都会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有其特有的内涵、发展规律和特征。比如中国历史上与今天我们社会主义阶段的“民族和谐”就有本质上的不同：前者是在阶级社会中，统治民族的民族观及实施的民族政策就必然存在着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因素。故其各民族之间的“和谐” ，有着极大的局限性；而后者是在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社
2、会主义社会中，国家的民族政策是旨在消除民族歧视和压迫，各民族的和谐在本质上与历史上的民族和谐就有区别，民族之间的对抗矛盾与战争大为减少，而是各民族真正在平等基础上的和平、友好、团结、互助的和谐。 翻开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历史上中国民族最为和谐的时期，大多是在每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王朝建立之前期，即历史上统一2的封建王朝的兴盛时期，如汉代的“文景之治” ，唐代的“贞观之治” 、“开元盛世” ，清代的“康乾盛世”等。正是因为中国历史上民族和谐的存在和发展，才造就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造就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会不断出现民族和谐的局面，而这一民族和谐与中国传统文化又有什么关系?
3、我们认为，中国历史上民族和谐的形成及其特点，有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多方面的影响，但主要还是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族观及其指导下的民族政策决定的。中国传统儒家的民族观是历代封建王朝奉行和实施民族政策的主流。春秋末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从“仁”的思想出发，不将四夷视为禽兽，而是认为华夏族与四夷只有尊卑之分，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子夏语)。战国时，孟子进一步发展这一思想，认为古圣人舜和周文王，一是“东夷之人” ，一为“西夷之人也” ， “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孟子?离娄下)，从而提出“用夏变夷”(孟子?滕文公上)的思想，即主张用华夏的文化去“变”夷狄，使之也成为华
4、夏。历代的开明君主和政治家就以此作为政治理想之一，并采取了一系列民族政策。 汉代，汉武帝提出要“德泽洋溢，施?方外，延及群生”(汉书?董仲舒传)，即要广徕四夷，教通四海。西汉刘安撰淮南子 ，反映了“夷夏一圈”(淮南子?m 贞训)的进步思想。五胡十六国时，建立前秦的氐族苻坚甚至以华夏族帝王自诩，认为夷狄是“非礼义之邦” ，应以“羁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晋书?苻坚3载记下)。隋文帝统一全国，以为“溥天之下，皆日朕臣，虽复荒遐，未识风教，朕之抚育，俱以仁孝为本”(隋书?吐谷浑传)。特别是贞观年间，唐太宗自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贞观二
5、十一年五月庚辰)，被北方各族尊为“天可汗” 。 唐代以后，历代帝王和政治家们大都沿袭前代对四夷的怀柔思想和政策。如明太祖一再申称：“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 ”(明太祖实录卷五三)明成祖甚至宣称“华夷本一家” ， “人性之善，蛮夷与中国无异”(明太宗实录卷二六四、一二六)。清代统治者提出“满汉一家” ，雍正帝甚至发表宏论：“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大义觉迷录 ，载清史资料第四集)民国以降，孙中山先生主张“五族共和” ，则应是历史上中国传统进步的民族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和总结，也是对
6、历史上中国民族和谐思想的总结。 正是基于上述儒家传统较为进步的民族思想，儒家在区分民族的标准上具有独特的见解，即不以语言、习俗、体质、血统等差异来区分民族，而是以“文化”(礼仪)作为标准区分夷、夏。 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何休释春秋之义，将春秋之世分为三，其第三“所见之世” ，“若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 ，即当太平所见之世时，夷狄与华夏若一，是以夷狄接受华夏文化为前提的。唐代韩愈撰原道 ，说得更为透彻：“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4国，则中国之。 ”可见，儒家是以是否行仁义、知礼义来区分民族；凡是接受华夏文化的则为华夏，血统等因素可以不论。 这一区分民族的标准和
7、思想一直延续下来。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在研究了北朝的历史文化后，认为：“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日为汉人，胡化之人即日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再所不论。”(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7页)而历代政治家们采取的以“德”(仁义、礼义等)去化育四夷、用夏变夷、羁縻怀柔等一系列民族政策，也以这一区分民族标准的理论为基础。事实上，历史上中国儒家传统的民族观，在对民族的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方面，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对立的观点，即视夷狄为禽兽和将夷狄兼容并包， “内中华而外夷狄”和“用夏变夷” 。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又是统一的、辩证的，因时间、地点和形势的不同，
8、分别为历代政治家、思想家所采用，有时甚至是交替使用。 一般说来，当国内处于分裂割据或民族矛盾尖锐时，当政者往往偏重于视夷狄为禽兽，强调“戎狄荒服” ， “夷不乱华” ，主张对他们刑之以威，加以排斥或武力镇压。然而，当国内处于统一或民族矛盾相对缓和的时期，则更多地采用儒家兼容并包和用夏变夷之策，怀柔羁縻四夷。历代名君贤相莫不奉此为圭臬，并以之作为品评、臧否帝王、臣子的标准之一。因此，这种思想和与之相应的民族政策成为历史上中国民族观和民族政策的主流，成为历史上中国民族和谐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儒家传统民族观指导下的民族政策，也是逐渐发展和完善的。历代5封建统治者往往根据不同的民族对象、居地的远近、亲
9、疏关系等，采取不同的办法与措施。诸如敕封四夷各级首领，定期准允四夷“朝贡” 、“朝献” ，给四夷以大量赏赐，与四夷“和亲” ，让四夷子弟人侍、宿卫、质子、入太学等，来安抚、怀柔各族。又以郡县、道、属国、护军、都护、羁縻府州、土司制等一套地方制度管理各族，使他们不同程度地享有自治的权利用赏赐、敕封、布施、协饷等方式去资助、笼络各族。这一切在客观上有利于四夷经济发展及各族和谐相处。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民族观和民族政策对中国各民族的统一和发展，对各民族的凝聚、和谐，均起了巨大作用。这也是中国几千年来，虽几经反复，至今仍能成为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和谐的多民族统一的大国屹立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
10、 二 社会和谐，包括民族的和谐，又是辩证统 一的，既有民族和谐，就有民族不和谐、矛盾甚至民族战争。如上述民族和谐一样，中国历史上和今天社会主义的民族不和谐、矛盾，在本质上也是不同的：前者因存在着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故各民族的不和谐及矛盾性质往往是对抗性的，民族之间的战争绵延不绝后者是在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各民族的不和谐和矛盾性质已是非对抗性的，但如果处理不好，或有外部敌对势力的渗透和支持，有时也会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 6新中国建立后，史学界批判封建史学的观点，引用大量史料证明：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族和其他许多民族都是一个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他们在平等基础上的相互关系
11、是民族关系的主流。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大汉族主义，有利于民族团结。此后，国内学术界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是各民族友好、和谐，还是民族之间压迫、歧视带来的民族矛盾和战争?这两种观点争论不休。 这一问题，直到 1981 年 5 月北京香山的民族关系史座谈会时，才得以解决。会上经与会专家、学者的充分讨论，提出了一种新看法，即“中国各民族间的关系，从本质上看，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经过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愈来愈密切的接触，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内聚力，尽管历史上各民族有友好交往，也有兵戎相见，历史上也曾不断出现过统一和分裂的局面，但各民族还是互相吸收、互相依存、逐步接近，共同缔造和发展了多民族的
12、伟大祖国，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这就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 ”(见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讨论历史上的中国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 ，载光明日报1981 年 6 月22 日) 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在会议结束时发言，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他说：“在民族关系史上，我看友好合作不是主流，互相打仗也不是主流。主流是什么呢?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尽管民族之间好一段、歹一段，但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我看这是主流。 ”(白寿彝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在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上的报告 ，载7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
13、984 年版，第 9 页) 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之间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两者是统一的。矛盾的双方有主次之分，在某一时期当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发展到了对抗的民族战争阶段，此时矛盾的斗争性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比如宋与金、辽、西夏的战争，双方统治阶级几乎动员了各自全部的人力和物力。但是战争之后。各族之间又有和平发展、和谐共处的一面，特别是各族人民之间。这时矛盾的统一性又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阶级社会里，民族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发生质的飞跃，只有到社会主义时期，各民族一律平等，这时民族矛盾才有了本质的不同，有了质的飞跃。所以，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平与战争，和谐与不和谐，是应根据具体的历史时期来分析，不能统而言之。可是，如果我们从这一矛盾总的发展过程与趋势来看，无论民族战争或是和谐相处，民族关系总的趋势，也就是主流，应是各民族的相互接近，互相融合，推动历史向前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