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周小川掌舵央行的“本钱”他是众多媒体关注的焦点,经常遭遇各路记者的“围追堵截” 。 他曾发出“不要让老百姓手里的钱毛了”的声音,举起与通胀作战的大旗;他推动近十年来中国金融领域最重要的改革之人民币汇率改革,被尊称为“人民币先生” 。他,就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提起周小川,人们首先会想到他是央行行长。可在很多经济界人士眼里,央行掌舵人周小川更是一位学者。他一直致力于宏观经济研究,发表过论文上百篇、出版立著 10 多部,还两次获得国内经济学界的最高荣誉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面对经济危机背景下的“美元困局” 2008 年 9 月,以雷曼兄弟的破产为标志,次贷危机演变为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2、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遭到美元贬值和外需走软的折磨,巨额的外汇储备和高度外部依赖型的经济发展模式逼迫我国必须尝试摆脱对美元的依赖。 2009 年,是国际金融危机肆虐全球后的第一年。这一年,全球经济复苏前景扑朔迷离,整个世界都期望着中国的声音。 22009 年 3 月 23 日,周小川公开发表文章,提出应该继续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具体内容包括,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经济金融政策监督,提升特别提款权(即 SDR,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 1969 年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亦称“纸黄金”,最初是为了支持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创设)的地位和作
3、用,稳步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向多元化发展。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 。他在文章中明确表达了中国对美国货币政策的忧虑与不满。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举行新闻发布会时称,全球投资者将购入美元视为安全投资,而美国经济则更为稳健。他对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创立新的全球货币形式以取代美元的建议表示了怀疑,“并不认为有必要设立一种新的全球货币” 。 此次金融危机显示全球货币体系的失衡已经难以支撑全球经济增长,美国的贸易赤字和亚洲美元、石油美元,显示危险的平衡摇摇欲坠,对各方无益。其实,周小川并不是替人民币立言,而
4、是替所有美元持有者立言。无论美国态度如何,无论改革方案如何,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大势所趋,这取决于货币背后的经济实力与货币信用。 一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大都采用美元和欧元等国际货币进行结算。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元、欧元汇率波动剧烈,企业经营风险大大增加,市场上以币值相对稳定的人民币进行结算的呼声日趋强烈。以人民币进行跨境贸易结算,可以为企业简化跨境贸易手续,降低交易成本,规避汇率风险,使进出口企业实现双赢,在全球贸易低迷的大背景下有利于稳3定双边贸易。中国从促进贸易增长的角度出发,正在加快研究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实践操作。 2008 年 12 月 24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在广东和长江
5、三角洲地区、港澳地区、广西和云南与东盟的货物贸易进行人民币结算试点。2009 年4 月 8 日,国务院会议决定在上海市和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东莞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7 月 2 日、3 日,中国人民银行先后公布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 。3 日以后,两家试点行的首单业务纷纷落地,人民币完成了其历史上的首次结算功能。 2009 年随着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和人民币汇率持续稳定,人民币在我国与毗邻国家经济交往中作为支付货币的使用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人民币区域化方面,出现了越来越多更加积极主动的尝试。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金融危机开启了人民币国际化“元年”
6、 。 周小川说,解决当今世界上的问题特别是克服金融危机的问题,使用过去传统框架下的方法已经不够了,应该通过系统的变化,扩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声音,而国际金融的规则制定也要有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参与。 2009 年 7 月 3 日,周小川在北京举行的全球智库峰会上表示,要充分重视金融危机微观方面的成因并加强监管,指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原因十分复杂,既有宏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微观方面的原因。大量事实表明微观经济的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包括微观层面的顺周期性,金融机构贷款发放标准松驰问题、杠杆率过高的问题、公司治理的问题、衍生4产品的问题、资产证券化等问题。这些因素在这次危机中表现得相当
7、突出,同时也证实了疏于监管的危害。因此,我们应当高度重视这方面的改革和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 周小川清楚,在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剧烈动荡的情势下,中国银行业仍能保持稳健步履,得益于坚持不懈的金融改革。国有商业银行几年前还被境外一些媒体称为“技术上已濒临破产” 、 “定时炸弹”,经过股份制改造、引进战略投资者、重组上市等重大举措,已发展成为具有广泛国际认知度的大型商业银行。在国有银行改革的带动下,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风险化解和重组改革也成功推进,中国银行业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大大降低。周小川认为,银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不仅有利于其自身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还为中国经济的平稳较快
8、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金融是现代经济运行的核心 不久前,亚洲银行家杂志评选 2009 年“领导成就奖”时,专门向周小川及其领导的中国人民银行颁发了“危机之年卓越领导特别奖”;:并这样评价道:“这位行长审慎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在全球经济陷入低迷之时成功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榜样。 ” 从大历史背景来看,我国金融业应对危机的卓越表现,正是几十年来金融业支持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中国经济在几十年里实现超过 9%的年均增速,令全球瞩目,这其中金融的作用功不可没。 5反通胀是央行的一项重要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大力抽紧银根,做好举办折实存款和配合财政发行人民
9、胜利折实公债的工作,不到半年时间就有效抑制了国民党统治时期长达 12 年的通货膨胀。此后的几十年间,我国又先后进行了四次以反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的宏观调控,央行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成功抑制通胀,为支持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顶住国际金融危机作出了重要贡献。 针对外界对货币政策效果的不同看法,周小川认为,货币政策有时间滞后性,我们要想办法根据现有的知识去对未来做出一些预判。此外,每次制定货币政策时,还要考虑货币政策传导的机制。 “货币政策在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在一个时期和在另一个时期,其传导的有效性是不一样的,中央银行制定的是一些大的政策,但是它要通过商业银行,通过金融机构,通过企业,反映到整
10、体经济中去,这种传导是否顺畅,是影响货币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 ”周小川说。 在众多改革中,2005 年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无疑要被载入新中国金融业史册。这次改革,被经济学家解读为“是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内在要求” 。因为直接参与了这一改革,周小川也被尊称为“人民币先生” 。 “四年前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从 1981年的汇率改革,到 1985 年贸易外汇和非贸易外汇的并轨,到 1994 年成立了外汇市场,再到 1996 年实现了经常项目可兑换,最后到 2005 年这次汇率机制的改革,这个改革过程,反映的是改革开放以来,
11、国家对资源配置逐步优化思路一步步推进的过程,总体方向是清楚的。 ”周小川说。 6基于资源配置逐步优化,银行业改革也在世纪之交被提上日程。2002 年前后,国际上的一些经济类刊物纷纷刊文,指出中国的商业银行濒临“技术性破产” 。 “当时有几种说法,一种是说中国金融体系是个定时炸弹,也有人说中国金融体系技术上已经破产,这些说法在 2002 年集中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警示,我们需要加快改革的步伐。2002 年国家召开了金融工作会议,决定要加快银行、保险、证券、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改革步伐。”周小川说。 在一系列金融改革的推动下,我国金融资源配置不断得以优化,企业合理有效的信贷需求得到更大程度的满足,极
12、大地释放了企业活力和社会生产力。与此同时,中国百姓的金融生活也得以不断满足,从银行卡到股票,从贷款消费到保险产品,中国人正在享受着更优质的理财产品、更方便的金融服务。 这是一张周小川近期出席国际会议的日程表:20 天前在英国伦敦出席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15 天前在瑞士巴塞尔出席国际清算银行行长会议,8 天前在法国巴黎参加金融稳定理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目前正随中国代表团参加在美国匹兹堡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金融峰会 中国央行行长频频出席国际会议后,显示出中国国际金融地位的显著提升和金融话语权的不断提高。 2009 年 3 月,在 G20 伦敦峰会召开前的一周内,周小川连续发表三篇署名文章
13、,针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金融危机的应对以及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等话题,表明了中国的立场,引起世界的关注。 7“话语权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经济成就,经济跟金融是互动的,经济大了,所以中国的金融也受到重视,这是中国自身努力的结果;此外,由于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我们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代表发展中国家的,这也增强了我们的发言权。 ”周小川解释说。60 年来,中国金融业凭借其不断努力日益得到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西方人士认为缺少现代金融管理经验的中国,将不可能建立起有效的金融体系和货币制度,中国金融事业在国际上被忽视,中国也长期游离在国际金融秩序之外。不过,这种状况正在发生变
14、化:在 1980 年,我国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实现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的增资,份额排名从第十一位上升至第六位。此外,我们成功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收入委员会、世界银行治理结构改革高层委员会和国际清算银行董事会,打破了一直从发达国家中央银行推选董事的局面。中国所代表的立场和政策主张越来越为世界关注。这种不仅仅是对中国经济地位和金融体系的关注,同时也是对中国金融业所走道路的关注。当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时,中国金融业并未遭遇明显的震动,这一方面跟我国与国际金融市场没有完全接轨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国金融业始终采取稳健的、循序渐进的改革开放模式,这
15、种模式立足中国金融业国情并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坚持金融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循序渐进,抓住时机实现创新。 中国金融市场、中国金融机构已站立在世界舞台的显要位置。 “不过,中国大型金融机构改革道路还是很漫长的,我们不要太在意现在自己在世界8的排名。金融行业要特别强调与时俱进、强调风险意识,什么时候都不能自满。 ”周小川强调说。 从学界撞入政界的焦点人物 作为央行行长,周小川广为人知,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周小川还是一位学者。他是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位具有博士头衔的行长,至于他的身世与业余情趣更是鲜为人知。 周小川爱好的确广泛。他不但爱好西方歌剧,善打网球,也是在西方学术期刊上多次发表论文的中国官员。 周小川的
16、籍贯是“江苏宜兴” 。周小川的父亲周建南 1937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于 1937年底辗转到达延安。1939 年 8 月由中组部派往重庆做地下统战工作。解放后,周建南曾任一机部副部长兼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副总局长,组织领导过编制机械工业科技发展规划,为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作出了贡献。 “文革”中,周建南受到冲击,曾被下放河南罗山“五七”干校劳动,1973 年恢复工作,任一机部机械研究院院长。1985 年 8 月从机械部部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从事调查研究和参谋顾问工作。 周小川的母亲杨维哲解放前曾就读武汉大学,解放后在化工部任职。1948
17、年前后,周建南夫妇在黑龙江东安市(现密山市)的东北军工部直属二厂(即东安电器厂)工作,周建南时任厂长兼总工程师。这年 1 月 29 日,周小川降生。 9周小川是北京八中 1966 届高三(3)班毕业生。 1968 年,20 岁的周小川只能与大多数知识青年一样“上山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852农场接受锻炼。 “在那里整整呆了 4 年。这 4 年中,除了劳动,也有一些其他的接触,比如,对电话系统、载波广播系统进行一些工程设计,对机床作一些技术革新。 ”周小川说这些实践对他后来从事研究很有益处。 1972 年,作为第二届工农兵学员,周小川被送到北京化工学院读书。大学期间,除了系统地学习数学、
18、机械、电子、电机、自动化、化工工程以及英语和日语等,他对计算机特别是对计算机软件工程产生了浓厚兴趣。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市自动化技术研究系统研究室工作。2 年后,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周小川考上了机械研究院系统工程应用工业的研究生,师从中国工程界的老前辈严筱均教授。 周小川之所以从事金融工作,一定程度上受父母影响。 “我的父母长期都在工业部门从事经济工作,受他们的影响,我从小就对经济问题比较感兴趣” 。 如果对周小川在经济学研究作一个时间段上的划分,1978 年前后这一段时间应该是个分水岭。在此之前,周小川只是对经济问题感兴趣;在此之后,周小川开始进入研究层面。应该说,这一大的变化与周小川所
19、参与的两个涉及国民经济的大工程有关,即:“川汉输气工程”与“30 万吨乙烯工程” 。 “(20 世纪)70 年代初,很多人以为四川的天然气储量非常大,不仅每年可向武汉输送 150 亿立方米,甚至还有 150 亿立方米可送往上海。国务院对此十分重视,专门成立了一个输气管线办公室,决定上马这一特10大的能源工程。接下来,办公室就从全国调集了一大批技术人员。我也被列选其中,去搞管线压气站方面的自动化设计。 ”周小川说,后来才发现,原先上报的数据水分很大,实际上四川的天然气根本就没有那么多。 “这样,川汉输气工程也就成了空中楼阁,所有进口的设备、材料,连同我们所作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 ” “另一个是
20、30 万吨乙烯工程 。据考察比较,这样的工程,我国的设计制造能力与国际的差距并不太大。于是,有关部门决定准备将整个工程实现设备国产化。可是,国内的石油价格太低,乙烯行业毫不费力就能赚取到高额利润,他们根本就不想购买国产设备。同样,设计部门和制造部门也不怎么考虑经济选择原则,关起门来一门心思搞国产化 。结果,费时多年,国产化计划中途夭折。 ”参与了成套设备中央控制系统工程设计的周小川,同样也是无功而退。 两次“劳而无功”的经历对周的触动很大。他开始意识到,这些项目之所以劳民伤财半途而废,与中国的经济体制密不可分。当时,在钱学森等一批系统工程学者的倡导下,学界有意运用系统工程解释社会发展问题、人口问题,以及经济问题。在前辈们的指导下,周小川从那个时期开始从事经济方面的应用开发。 1981 年初,周小川研究出一个关于经济中长期发展的模型。当时,中央提出在 20 世纪末经济翻两番的宏伟蓝图,这一模型配合中央的构想,对发展、人口、环境以及部分经济政策问题进行了定量化、系统化论证。这一做法,是国内用系统动力学和计量经济学在计算机上建立较大规模经济发展模型最早的一次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