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春秋公羊学与西汉政治摘要春秋公羊学是自武帝以来西汉的时代精神。它适应西汉君主专制的政治需要，不仅在处理现实重大政治问题时，而且在对现实的批评时，都带有理论服务、屈从现实君主专制的时代特点，但同时又保持与现实政治的一定张力，有对君主专制的现实政治进行批判的另一面。 关键词西汉 政治 公羊学 张力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3002606 任何一种能够在历史上发生深远影响的学说，都只能是具有时代性同时又超越时代性的理论。不合于时代发展的需要，就很难找到发展的土壤；仅仅屈从时代，则只能够成为庸俗的附属物。西汉的春秋公羊学不仅能够成为当时的显学，并在晚清
2、重新被发扬光大，就在于它能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但同时保持其理论的独立性、批判性，没有沦落为仅仅是君主专制服务的理论工具。 一、 春秋公羊学与西汉君主专制 如李宗桂教授在汉代礼治的形成及其思想特征中所指出，汉代2礼治的一个特点是专制政治日益巩固和完善。这一特点的形成，与西汉春秋公羊学有密切的联系。 春秋公羊学服务于西汉现实政治，最为后来经学所津津乐道的，就是所谓以春秋决狱。西汉的春秋治狱有一个基本精神，就是维护中央王朝与皇帝的绝对权威，这也是春秋治狱的目的所在。在治淮南王之狱时，胶西王议其罪，依据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的“君亲无将，将而诛焉” ，主张对淮南王处以极刑，并对参与者一律从严惩处，而严
3、厉惩处的目的是为了“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复有邪僻背畔之意” ，也就是让天下的臣子都自觉地忠诚于君主，不敢对西汉王朝有三心二意。汉成帝时，在治梁王立的罪案时，附带揭发出与其姑园子通奸的罪行，有司报请以死罪论处，但是，谷永上书据公羊传的“为亲者讳” ，认为这样做“非所以为公族隐讳，增朝廷之荣华，昭圣德之风化也”， “天子由是寝而不治” ，为了维护西汉王室的尊严，连这样伤风败俗、严重违法的罪行也被隐瞒下来，终得不到追究。通过这两件事例可以看出，以春秋治狱，并不是真正地要严格按照经义来处理刑狱，将圣人之道运用于刑狱，只是以经义为文饰，来为西汉王朝的统治服务。而这一点正是春秋公羊学大一统形而下层面的
4、应有之义， 春秋公羊学能够成为西汉的显学绝不是偶然的。 西汉君臣在处理、讨论诸多重大政治问题时， 春秋公羊学都成为决断的根据，但春秋无通辞， 公羊传对春秋的解释常常存在两种完全相反的说法。这样，在针对同一重大问题的讨论中，常常出现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而这完全相反的两种意见都有春秋公羊学的3理论支持。但不是所有于春秋公羊学有据的意见，都能够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认可。最高统治者的裁决，引导着春秋公羊学的发展。最值得一提的有两件事情，其一是围绕汉武帝元鼎年间，博士徐偃出使行风俗，在胶东、鲁国矫制鼓铸盐铁的事件。围绕这一事件，以徐偃为一方，终军为一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御史大夫张汤劾偃矫制大害，法至死。
5、偃以为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万民，颛之可也。汤以致其法，不能诎其义，有诏下军问状，军诘偃说：“古者诸侯国异俗分，百里不通，时有聘会之事，安危之势，呼吸成变，故有不受辞造命颛己之宜：今天下为一，万里同风，故春秋 王者无外 。偃巡封域之中，称以出疆何也?且盐铁，郡有余臧，正二国废，国家不足以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万民为辞，何也?”又诘偃偃穷诎，服罪当死。军奏“偃矫制颛行，非奉使体，请下御史征偃即罪。 ”奏可。上善其诘。徐偃矫制的鼓铸盐铁，对保障民生、发展经济是有积极作用的，而且在他看来是合于公羊传的精神的。面对徐偃据公羊传的辩词，连治狱最著名的张汤也无法应对。但是，终军依据春秋公羊学的
6、大一统说，却得出徐偃擅自矫制，不仅无功，反而罪当至死的结论。这是两种完全相反的判断，但是，只有终军的说法得到皇帝的肯定，徐偃的说法没有得到承认，而且自己也不得不认罪服法。其二是汉宣帝时丞相、将军与少府萧望之关于冯奉世功过的争论： 先是时，汉数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称，或贪污，为外国所苦。奉世与其副严昌计，诸国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罢兵以闻。宣帝4召见韩增，日：“贺将军所举得其人。 ”奉世遂西至大苑。大苑闻其斩莎车王，敬之异于它使。得其名马象龙而还。上甚说，下议封奉世。丞相、将军皆曰：“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国家，则颛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赏。 ”少府萧望之独以奉世奉使有指，而擅矫制
7、违命，发诸国兵，虽有功效，不可以为后法。即封奉世，开后奉使者利，以奉世为比，争逐发兵，要功万里之外，为国家生事于夷狄。渐不可长，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议，以奉世为光禄大夫、水衡都尉。 冯奉世开拓西域，抵御外族的入侵，对保卫边疆、维护国家的安定功不可没，所以大得龙颜欢心，丞相、将军们还主张对冯奉世加官进爵，但是，却遭到萧望之的反对，萧望之反对的理由是援引公羊传的大夫出境不得擅自生事为说，与终军给徐偃定罪的说法完全一致，都是立足于对矫制违命的反对，值得深思的是汉宣帝采取了同汉武帝一样的决断。 公羊传确有大夫出境，可以安国家、利万民，则可以不受君命约束而专行一说，但是，上述两件事例的结局说明，在已经
8、建立起中央集权的西汉王朝， 春秋公羊学的这一观念，并不被最高统治者所接受。西汉最高统治者所喜好的是春秋公羊学中尊王、有助于维护中央集权的成分，所以，徐偃、冯奉世的专行虽然能够安国家、利万民，但有不尊君主、擅自做主的一面，这一方面含有危及君主集权的潜在危险，而这是最高统治者绝不能容忍的。所以，徐偃、冯奉世的专行到头来并没有得到承认，不仅无功，反而有罪。而身为宰相并被封侯的匡衡遭人举报“专地盗土以自益” ，也根据“春秋之义，诸侯不得专地，所以5一统尊法制也” ，被定为“不道” ，而“免为庶人” 。这些现实的政治取向，使公羊传中实与诸侯专封、专讨的内容被日益洗刷。而终军、萧望之以春秋公羊学中大一统的
9、形而下层面的尊王为说，将君王置于围家、人民的利益之上，原本是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与公羊传所绝不容许的，但却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欣赏。汉武帝的以春秋对不是别的，就是被歪曲的形而下的尊现实之王的理论。其典型的事例是对冒充卫太子的裁决： 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黄犊车，建黄旒，衣黄檐榆，著黄冒，诣北阙，自谓卫太子。公车以闻，诏使公卿、将军、中二千石杂识视。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右将军勒兵阙下，以备非常。丞相、御吏、中二千石至者并莫敢发言。京兆尹不疑后到，叱从吏收缚。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 ”不疑日：“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奔，辄距而不纳， 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
10、也。 ”遂送诏狱。天子与大将军霍光闻而嘉之，日：“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 ”由是名声重于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将军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辞，不肯当。久之，以病免，终于家。京师纪之。后赵广汉为京兆尹，言：“我禁奸止邪，行于吏民， 至于朝廷事，不及不疑远甚。 ”廷尉验治何人，竟得奸诈。本夏阳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为事。有故太子舍人尝从方遂卜，谓曰：“子状貌甚似卫太子。 ”方遂心利其言，几得以富贵，即诈自称诣阙，廷尉逮召乡里知识者张宗禄等，方遂坐诬罔不道，要斩东市。一云姓张名延年。在该事件中，丞相与各位大臣都不敢发一言，他们对冒充者半信半疑，而隽不疑则作出就是卫6太子出现也是罪人的判决
11、。隽不疑判决的依据是公羊传关于卫国蒯聩、蒯辙父子废立正当性的评判。蒯聩本为卫太子，后出奔国外，卫灵公又改立其儿子蒯辙为太子， 公羊传只承认蒯辙的正当性。看起来，隽不疑的判决与公羊传是相合的，但卫太子是被冤屈的，蒯聩被公羊传斥为无道，二者是不同的。所以，若真是卫太子出现，隽不疑的判决并不完全合于公羊传的本义。隽不疑是在真卫太子的前提下作出判决的，这无疑具有维护在位皇帝权威性的意义，也是将公羊传尊文王的尊王变为了尊在位之王的尊王，是对公羊传原有思想的偏离。当危及在位皇帝权威性时，即使知道是遭到冤屈并曾经被立为太子的卫太子，也会毫不留情地被逮捕下狱，以至杀头，这是隽不疑判决的现实意义所在。而隽不疑的
12、判决得到实际掌权的大将军霍光的称赞，被许为公卿大臣“用经术明于大谊”的典范。这说明了西汉君臣、经生以经术明大义的精神，就是借助经术来为西汉王朝的政治稳定服务，为王权服务。 可见，西汉的最高统治者对春秋公羊学的理论并不是全盘接受的，只有符合西汉王朝政治需要的内容才会被采纳，而他们所喜爱的只是其中形而下的尊现实之王、维护中央集权的成分。西汉春秋公羊学的尊王是尊西汉的刘氏之王，是现实之王，是对现实政治的肯定。所以，西汉讲大一统重视的是君主政令的一统，所谓“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 。而公羊传尊王的王是以文王之正为内涵的理想之王，是对理想政治的推崇。同一的尊王大一统，在公羊传与西汉的春
13、秋公羊学中具有不同的时代含义，是有历史变化的。7正是这一历史变化引导了春秋公羊学对尊王理论向现实的强化，使该学中尊王的理想成分日益削弱，最后变成了只是对现存之王的尊崇，大一统的原有合理成分也日渐淡化。这不仅为西汉王朝的中央集权提供了最适合其需要的服务，也为后来君主集权的日益强化提供了理论根据。三纲五常中君臣伦常的绝对化，固然出于历代王朝最高统治者的个人私欲，也与西汉以后的春秋公羊学的尊王之说理论的变化有密切联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作出理论的相应改变是思想文化发展的共同规律，这在以解释经典为基础的经学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二、对西汉现实政治的批判 对现实政治的批判是西汉春秋公羊学的重要方面。与公羊传
14、的公开言讥贬绝的批判不同，西汉春秋公羊学对现实政治的批判是以天人感应理论为中介来进行的，这是春秋公羊学在西汉的一个显著特征，并与西汉经学的阴阳五行化有密切关系。自春秋末年以来，阴阳与五行学说就得以各自流行，经过战国的合流而形成的阴阳五行学说，成为思想界很有影响的学说。董仲舒将阴阳五行引入他的思想体系，借阴阳五行学说建立起了天人感应的哲学体系，阴阳五行成为最有影响的学说。顾颉刚说：“汉代人的思想骨干，是阴阳五行。无论在宗教上，在政治上，在学术上，没有不用这套方式的。 ”西汉春秋公羊学家对政治的批评，就是借助于阴阳五行为骨干的天人感应来进行的。这一所谓天人感应不过是“则乾 、 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
15、征” ， “以8傅春秋 ”，以周易的阴阳与洪范的五行相配合，用现实政治来附会春秋公羊传的灾异学说。 汉书有专门的五行志记载这方面的内容，而五行志在汉书诸志中的篇幅最多，竟达 55000字之多。原本在公羊传中只是作为自然变化记载的灾异，一一被西汉经学家运用来附会政治的得失，作为政治批判的工具。 天人感应中的阴阳五行学说，阴阳是根本，提供原则；五行只是说明解释这一原则的方式，提供解释的范式。阴阳的原则是阳尊阴卑，五行的解释方式是相生相克。西汉经学认为，阳尊阴卑的原则本于天：“阳尊阴卑，卑者随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杜邺语)。这种源于天道的阳尊阴卑是人类社会的根本法则，是政治安定的基石所在：“尊卑
16、之礼明则人伦之序正，人伦之序正则乾坤得其位，而阴阳顺其节，人主与万民俱蒙佑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乱也”(师丹语)。所以，董仲舒要高唱“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在阳尊阴卑的原则下，套用阴阳五行的范式来解释自春秋十二公至西汉十二世的所谓灾异，以言政治得失，是西汉经学最重要的内容。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说：借天道以儆戒人君，古已有之，阴阳五行原本分为二家， “其后二家皆窜入儒家，此亦有所自来”：“后世君尊臣卑，儒臣不敢正言匡君，于是亦假天道进谏，以为仁义之说，人君之所厌闻，而祥异之占，人君之所敬畏，陈言既效，遂成一代风气，故汉世有一种天人之学，而齐学尤盛，伏传 、 齐诗 、 公羊春
17、秋 ，皆齐人所传也。 ”皮氏之说稍狭，天人感应之学固然是西汉经学家做示人君的工具，同时也是批判现实政治及其政治斗争的武器。不同的政治集团都会利用天人感应的理论，有9针对地对各种灾异作出解释，以影射灾异是由某人、某事引起的，来达到打击对方的目的。这在西汉的思想文化背景下是最有效的政治斗争手段。这种用作政治斗争的方面，是春秋公羊学在西汉政治生活中最常见的运用，同时又是春秋公羊学的滥化与低俗化。所谓滥化与低俗化，是说政治斗争巾的春秋公羊学已经沦为权势者的斗争武器，成为影射政治的工具。 值得关注的是春秋公羊学的政治批判方面。与西汉政治皇权的加剧相应， 春秋公羊学家在运用天人感应来进行政治批判时，往往带
18、有维护皇权，将政治失误归结为臣下的趋向：“春秋日蚀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国，或政权在臣下，或妇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虽不同，其类一也。 ”(杜钦语)这是对灾异的原则性解释，带有整体性的意义。它不仅是西汉春秋公羊学解释春秋灾异的原则，也是说明西汉灾异的原则。夷狄、臣下、人妇、儿子相对于中国、君主、丈夫、父亲而言，是一种阴阳关系，凡是自然灾异的出现，都是政治上的阳尊阴卑原则受到干扰或破坏，因此受到批评指责的总是臣下等代表阴的一面。在汉书中我们经常会看到，当政治出现问题，又恰逢自然灾异出现时，总会有人臣上书皇帝，含沙射影或是直言不讳地批评某些权臣、外戚，最著名的如刘向对王氏外戚的批评。这一政治批
19、判的趋向是维护皇权，对形成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三纲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同时，对钳制某些权贵的肆意为非作歹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一些贪赃枉法的权贵因此受到应有的惩罚，这是不能否认的，所以这一政治批判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它的背后有自古以来并特别受到儒学推重的贤人政治理念。当10然，更应该看到的是一些真正为民的官吏也因此而遭到的不白之冤。因为在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活体制下，只有阴险狡诈之辈才会如鱼得水。 一种理论如果完全依附于现实政治，就成为现实政治的附庸，从而丧失了理论的独立性，这样的理 论也就失去了生命力。西汉的春秋公羊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独立性，这不仅表现在对现实一般政治的批评上，更主要地表现在对皇权政治的
20、批评上。因为在一般的政治批评中，尽管有推崇贤人政治、向往政治清明的成分，但主要是对皇权政治的维护，带有对现实政治的依附；而对皇权政治的批评，使春秋公羊学理论真正成为了现实批判的武器。西汉经学界中勇于批判皇权政治的人物基本上都是春秋公羊学家，这既是公羊传批评现实的精神在西汉春秋公羊学的发扬光大，也是西汉春秋公羊学得以发展的动力之一。当然，由于这方面的内容受到正统史学家在著书时的砍削，即使保存一二，也是以歪曲的形式而留存于世的。 对皇权政治的批评，莫过于对汉王朝继续存在合理性的批评。早在汉景帝时， 齐诗学者辕固生在与黄生的辩论中，就有汤武受命之说，尽管辕固生是为西汉王朝的合理性作理论论证，但也包含着在一定条件下革西汉王朝之命的可能性，汉景帝看到了这一隐忧，因而他明确表示：“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 ”司马迁说， “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 。其实，司马迁此说有些笼统，也不符合西汉经学的实际。受命与放杀是汤武革命的两个方面。受命是说汤武取得政权的合理性，放杀是说对桀纣的讨伐，一是讲破，一是讲立，汉景帝之后，并不是不讲受命、放杀。对于受命不仅讲，而且是大讲，汉武帝的策问、董仲舒的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