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明实录编纂与明代史学的流变摘要明朝没有起居注制度，只能临时征集资料修纂实录。明实录编纂所用资料，主要向中央各部与地方征集。地方资料的采集前后有所变化。前期，朝廷直接选派办事进士下各省征集资料；隆庆以后，改由各地提学负责史料征集。地方征集史料一般要设立史料采集机构，严谨者会订立一些采集凡例。万历以后，由于建立了起居注与六科章奏制度，出现了邸报，实录编纂以朝廷积累的史料为主，对征集地方史料的依赖性有所下降。实录实际是帝王编年史，所以政府活动吏色彩更为明显，人物的入传是得到政府认可的“忠孝节义”人物，翰林诸官在实录记载中占了优势。实录记载视野的局限性，正是政府史与民间史、国家史与社会史视野不同之处
2、。嘉靖之前。实录只在皇宫内小范围流传。从嘉靖开始，明实录有所传抄，向外传播。晚明实录的向外传播。促进了当代史纂修的发展。 关键词明实录 四库全书 明代史学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5010609 关于明实录编纂的研究，粗的线索已经弄清，但一些更为细化的东西，尚待进一步发掘史料加以丰富。明人留下的巨量文集中有不少关于明实录编纂的材料，能大大加深明实录研究。本文拟以2四库全书明人文集材料为主，探讨明实录编纂的几个问题。同时想在理论上更上一层楼，将明实录编纂放到传统国家史学平台上加以考察，从而发现一些前人不曾注意的因果现象。 一、记注制度的阙失与实录资
3、料的征集 唐宋元时期，政府修实录，似乎很简单，由起居注、时政记而日历，自然编纂成实录。薛三省 f15581634 年)称：“窃照国家之正史，取裁于累朝之实录；而实录之典故，又取衷于每年之纂注。起居注与六曹编纂，即实录之底草，实录又正史之成案也。故必实录慎而后正史当，纂注详而后实录备。若弗备，则无从加慎也。 ”由此可知，纂注是实录之“底草” ，实录是正史的“成案” 。所谓纂注，就是起居注与时政记一类作品。然而，明朝的情况却不一样。明朝的起居注制度，自洪武中叶以后就已经逐步废弃了。以后，大臣们屡屡要求恢复，朱元璋的子孙们均不敢破祖宗定下的规矩。没有起居注，只能临时征集档案修纂实录。王世贞(1526
4、1590 年)称：“故事，有不讳，始命内阁翰林臣纂修实录，六科取故奏部院咨陈牍而已，其于左右史记言动阙如也。 ”张居正(15251582 年)称：“迩者纂修世宗、穆宗实录，臣等祗是总裁，凡所编辑，不过诸司章奏，稍加删润，嚷括成篇。至于仗前柱下之语，章疏所不及者，即有见闻，无凭增入。是以两朝之大经大法罔敢或遗，而二圣之嘉谟嘉猷多所未备，此皆史官职废致然也。 ”由此可知，明朝实录主要根据政府各部档案编纂而成。那么，明朝政府所修实录所用材料是如3何搜集的?中国是一个由政府自上而下组织起来的国家，政府行为的特点是，旨意的传达，由上而下，一级级下发；执行的原则，则是由下而上，逐级上报。修史与其他政府活动
5、在本质上是相似的，往往由上面下发文件，下面逐级上报资料。政府机构主要由中央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组成，所以，明实录编纂所用资料，也主要由两大块组成。 一是中央各部资料。 “窃照累朝纂修实录，皆移文在京各衙门修辑事件文册，送馆参订，以备六曹编纂之所未备，此成例也。 ”成化初年修英庙实录 ， “命各部采摭事当纪载者，为书上之” 。刑部尚书陆瑜(14091489 年)将此任务交给了何乔新(14271502 年)。何乔新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交给史馆。弘治初年，纂修宪宗实录 ，周轸“以文学被选，采辑在户部者以进” 。万历初年，张居正主修隆庆实录 ，要求各衙门查点史料，送史馆采用。 向各部门征集史料，最大的困难
6、是各部不配合。虽然“各衙门案牍收藏有库，典守有人” ，但因为实录编纂不涉及各部门利益，所以各部门配合不积极。 神宗实录文册的编纂就遇到这样的难题。天启三年(1623 年)前后，翰林院臣钱象坤、周如磐已经移文，要求各部门提供文册。结果两年过了，文册编纂仍无动静。 “盖各衙门直视纂修为史局之事，不关其职掌，故了不经意若此。 ”此议得到了皇帝的认可， “得旨，会典全据实录，纪载宜详，各衙门文册著速付史馆，以备采择，不得推诿误事” 。甚至皇帝亲自出面催讨，如宣德元年(1426 年)四月，宣宗御奉天门，对行在礼部尚书胡淡曰：“纂修实录，国家重事。自古帝王功德传之万世，只凭4史书。祖宗以来，多有德政在天下
7、，皆须纪载。今内外诸司，尚有未奏来者，是不体朕心，尔礼部移文趣之。 ”由此可见各衙门拖沓现象之严重。其次，由于人员素质及重视程度不同，各部搜集到的资料质量高低不一。李贤(14081466 年)阅读何乔新送上的稿子后，大加称赞说：“纪实而饰以文，视诸司惟誊吏牍者，大不侔矣。 ”何乔新因此功而迁为本司郎中。这里反映的情况是，大部分资料汇编仅抄录公文而已。像何乔新提供的稿子既纪实，又作了一定程度的润色，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其三，内容无关国家大计。嘉靖初年，陈寰(14771539 年)以检讨与修武宗实录 。陈寰看了各部上交的材料显然不满意，称“迩者，采尚书故实上六馆。此不过从牒囊中探得之，何关人主大计?
8、即翰林臣胪列，具员耳。今以为宜复古左右史，记言动、秘燕之间，备列彤管，亡令他日熬爽国是” 。这里反映的是，要求通过记录核心人物皇帝言行而不是六部陈档了解一个国家的大计。要求以皇帝为中心，正反映出中国政治的皇帝专制现象，这是政府史、国家史的必然要求。 二是地方各省资料。地方资料的采集前后有所变化。大体说来，隆庆之前，朝廷直接选派办事进士下各省征集资料。洪熙元年(1425 年)，礼部以修仁宗实录 ， “移文南北二京各衙门，及遣进士陆征等分往各布政司暨郡县，采求史迹，类编文册，悉送史馆，以备登载” 。弘治初，“首诏史臣，修先皇帝实录，礼部请遣进士若干人，分诣各省，采集事之当录者，以备参阅。 ”唐祯(
9、14581507 年)负责浙江， “君悉心搜访，其所纂辑，视他省独精详，诸公称之” 。正德初年， “当修孝宗实录，采故事，诸繇高第选驰，传行郡邑” 。新科进士张文麟(14821548 年)负责5浙江采访工作， “还上事，太史多所称，遂擢刑部广东司主事” 。徐朝仪负责池、庐诸郡实录采访。 “皇上勒礼部，采辑中外事迹，修先朝实录，礼部请简有学行进士，分遣天下。于是，永康徐朝仪使池、庐诸郡” 。黄琮(14711524 年)“遣纂修湖省孝宗实录 ，归拜青田令” ，由此可知，他被派遣到湖广搜集史料。 直隶各府则是直接派人搜集资料。这些使臣们到地方搜集资料，一般要设立史料采集机构。各省采访史料的使节到各省
10、以后，各省地方要配备专职人员，负责史料的搜集工作。 “河南省臣征编纂官于属，独以归君(施文显)。君寓相国寺，合诸郡所上，督诸生数十人校录而笔削之。编成，论者谓有史体” 。施文显(14351508 年)蹴是负责河南史料总纂的人，他坐在相国寺里，指挥几十个诸生，对征集来的史料进行校录，做了初步的编纂。河南一个省的实录史料后期加工就动用几十人，可以肯定 史料搜集的牵涉面是相当广的。宣德十年(1435 年)， “上命进士黄某纂修实录，以(杨)舆有三长，为郡总裁。实录成，郡守蔡锡以(杨)舆明春秋经，荐授惠安训导” 。由此可知，地方的实录采编机构设置，以郡为单位，聘请郡中懂文学掌故之人担任实录总裁。最后，
11、各郡上报材料，集中到省。省里也会派专人，负责整理。进士征求史料的时间不长，如苏州府纂修识略前所附公文， “定限八月”内完成。严谨者会订立一些采集凡例，如嘉靖初年纂修武宗实录 ，差进士访求事实，苏州府派杨循吉(14581546 年)主持。杨循吉擅长修书，修成吴郡纂修实录志一册。何良俊认为“其立例皆有法倘修实录，其凡例据以为式可也” ，可以成为地方实录史6料征集的样本。 苏州府纂修识略卷首所附公文与田艺蘅(1524?年)留青日札摘抄卷 4非文事所附纂修实录公文，是目前所见地方纂修实录的公文，分别代表了前期与后期不同风格，值得重视。 因派人到地方采访史料留下了不少送行的诗歌及送序。弘治初年，进士王元
12、聘到山东分采实录，朋友程敏政作诗曰：“博采遗芳纪圣功，羡君分命及春风。青云早步儒冠右，画舫遥乘使节东。礼乐化行周册在，典谟书出鲁堂空。归来史局分张处，定数何人笔最工。 ”进士萧璇赴广东纂修实录，朋友诗曰：“先帝弃万方，泣涕穷遐埂；神化岂不显，所贵在摩编。闽山接岭海，桑梓遥相联；驱车迅行迈，不辞路险?F。丹青绘日月，意象在笔先；春秋有微义，仰看续前篇。 ”有人去贵藩聘修实录，“纷纷簪组满江湄，袅袅东风吹鬓丝，春草绿波南浦路，轻尘细雨渭城诗，投荒万里愁无伴，倾盖片时逢故知，丽泽此行知有益，子云识字喜多奇。 ”沈进士到浙江，朋友诗曰：“远持使节下钱塘，科目人才自异常，造化功能劳采录，山川人物仰辉光。
13、满船明月吟边趣，夹道梅花到处香，指日还朝应显擢，好输忠荩佐虞唐。 ”“博采遗芳纪圣功” ，应是实录编纂的核心目标所在。 隆庆以后，改由各地提学负责史料征集工作。隆庆元年(1567 年)，浙江等处提刑按察司提督学校佥事林大春(15231588 年)上疏：“为照先朝纂修实录，例差办事进士往各处采取事迹。近因进士俱已选授，是以拟差职官。今职官又无应差人役，当另行议处。臣查得各处提学官，职专文学之司，兼有地方之职，委之采取，事尤易集。纂修世宗肃皇帝实录，一应合行事宜，悉照例举行。自正德十六年四月起，至7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止，挨序年月，分别事类，务要考檄精明，收录公当，编类造册，俱限本年十二月以里纂完，
14、径自差官个奏，册送史馆，以备采择。如有稽迟及草率者，听本部查出参究，庶几责任有归，事体简便，而纂修不致有误云。 ”该建议在五月十三日得到了皇帝的同意。“礼部奏纂修世宗实录事迹，令各省提学官采辑编汇，赍送史馆，免差官采访。从之。 ”不过，设想不错，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带来了不少问题，引起了学人的批评。何良俊(1506-1573 年)说：“此是朝廷大典章，便差一纂修官所费几何?乃靳惜小费!”孙承泽“及隆庆以后，改行提学行邑，行学学官令礼生、秀才抄录一二大臣墓志塞责，于是史无所取材” 。从万历中叶纂修正史，副总裁余继登“伏乞敕下礼部，移文直隶并各省提学官，转行所属各府州县地方”来看，万历时期仍然遵循这套
15、提学兼负责史料征集制度。天启元年(1621 年)三月，周宗建(?1626 年)建议皇帝派专人下各地采访，皇帝仅“报闻”而已，没有采纳，仅派董其昌(15551636 年)到南京采访。因为南京是陪都，也是中央政府机构集中之地，当然得采访。天启二年十月，董其昌受令到南京“采辑邸报等册，以备参订供用” 。由派专人征集史料到委托提学兼领史料征集最主要的是人员素质不同、责任感不同。明朝前期委派的专职人员，多是新科进士，因有立功授官的直接动机，积极性较高。而提学为工作多年的官员，主要任务是选拔生员，史料征集是额外工作，所以重视程度不够，积极性不高，抱应付态度，从而导致史料征集工作质量的下降。 万历以后，实录
16、编纂有了较大的变化，主要依据科抄章奏与起居注。蒋德?Z(15931646 年)说：“作史难，读史亦不易。自余在著作之庭，8见所纂实录，皆采科抄章奏与起居注两者。而科抄多漏略，十仅得三四；起居自文书房传谕及阁揭外寥寥。即欲有所删润，以诸曹掌故与邸报，参补而已。又一二载笔，视为烂朝报，不经心。其高者胸臆为政，间规时局所向，行其高下。至于百十年之久，文献俱湮，而野史与之错行于世。繇今思之，古今史殆未可尽信也。 ”这反映的是晚明实录编纂情况，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张居正改革史馆制度有关。万历三年(1575 年)二月，张居正上议处史职疏 。这套方案主要包括分管责成、史臣侍直、纂辑章奏、纪录体例、开设馆局、誊录
17、掌管、补修记注七条。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记载皇帝的起居注及编纂六部章奏。 “照得时政所寄，全在各衙门章奏” ，所以特别重要。陈继儒(1558-1639 年)对此套制度的执行情况作了详细的描述：“每月初九日，将记注编纂等稿送内阁看定。十日，公同各官投柜封锁，年终并人大柜。每常朝，御皇极门，即轮该日记注，并编纂官三四员，列于东班石栏铜香炉下，各科给事中之上。或午朝御皇极门，列于御座西稍南，随从记录。凡封稿之日，记注与编纂官于东阁门外，分左右，如常朝仪，候中堂入东阁。先记注官入，分左右揖，次编纂官入揖，随中堂同入右房，记注官收起居注 ，编纂官收六曹章奏入柜。封完，出东阁，再揖如前。候中堂出门，柱边揖
18、别，复人东阁，记注一揖，与编纂一揖而别。 ” 从现存万历起居注来看，万历以后起居注制度得到了坚持。复从明实录类纂?文教卷来看，从万历四年正月以编修沈渊、黄凤翔为起居注馆的编纂章奏官开始，一直到万历四十六年为止，中间隔几年换一批纂修官，一直没有中断过六曹章奏的编纂工作。天启、崇祯问9仍在执行，如庄际昌(1577-1629 年)“天启元年，授翰林院修撰，经筵展书起居注，纂修国史，编葺六曹章奏 ”。宗室朱统钸中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 “选庶吉士，授简讨，充展书官，召对记注，编纂六曹章奏 ”。刘理顺(1582-1644 年)是崇祯七年(1634 年)状元，除修撰， “司起居注，管理六曹章奏 ，纂
19、修大明会典 ”。陶；倦由此证明，万历三年的史官制度改革在晚明得到了认真执行。 起居注与六曹章奏编纂的制度化，为实录的编纂提供了方便。蒋德?Z 反对过度依赖起居注与六曹章奏，是因为这些官样文章编鼷得过于潦草，“科抄多漏略，十仅得三四；起居自文书房传谕及阁揭外，寥寥” 。 六曹章奏未见，而现存万历起居注十分简略，没有太多过程情况的记载，证明蒋德?Z 的批评是对的。当然，进一步追问下去，导致史官记载简略现象背后更深层的因素是官主体制影响了实录编纂的质量。官主体制下政府决策的特点是暗箱操作，舆论控制，外界只能看到结果，而看不到过程。没有过程的政治决策导致投有过程的历史记载，有控制的政治导致片面的历史记
20、载。 “历史”的最大特征在于事物发生发展的过程性与全面性。抽干过程、只剩结果的历史，只有阳光面、没有阴暗面的 历史，是不完整、非客观的历史。大臣们不断要求恢复起居注、时政记制度，目的正在于强调记载国家最高决策过程的纪实性。 晚明实录编纂依赖起剧注与六曹章奏的结果是减少了对地方采集的依赖性，以致钱龙锡(15791645 年)要求停止派人搜集史料。(明史?钱龙锡传)“故事，纂修实录，分遣国学生探事迹于四方。龙锡言：实录所需在邸报及诸司奏牍，遣使无益，徒滋扰，宜停罢。 ”明史?钱龙锡10传没有点明此事背景，让人无法理解。原来，崇祯二年(1629 年)六月壬午，朝廷下令修熹宗实录 。按照惯例，自然要派
21、人去全国各地征集，史料，于是，才有内阁首辅钱龙锡罢采访疏。钱龙锡在天启四年(1624 年)出任神宗实录纂修，天启五年五月任神宗实录副总裁，故而熟悉实录纂修事务。由此可知，晚明的邸报也成为实录编纂的第一手资料。钱龙锡的建议不无道理，作为帝王编年史，对民间活动涉及不多，确实没有太大必要下地方搜集资料。当然，从互证角度来说，民间史料也有值得肯定之处。 “家录野纪虽未足尽凭，然亦当错综诠次，而后是非不可掩，本末具见。 ” 二、实录视野的国家性 实录这个术语总能给人以无限想象的空间，以为有什么就可以书写什么，凡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实都会得到全面记载。其实非也，历史永远不可能全面被记载下来，在古代不可能，即便在当代也不可能。历史的记载与编纂永远是一种有选择的活动。要选择，就有一个选择标准与视野的问题，而这又是由现实社会中的权力与视野决定的，权力决定历史书写的内容。既然记录历史的要求最早是由政府提出来的，自然只会记录政府活动，这是传统史学的特色所在，笔者称为“国家史学” 。 实录实际是帝王编年史， “实录者，录一帝之事” ， “即古帝王本纪、史家编年遗意也” ，所以，政府活动史色彩更为明显。实录是古代中国史学记载与编纂的最高要求，讲究的是记载的可信度。由于君臣的决策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