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从“十二五”看百姓的幸福期待韩康：经济学教授、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曾主编“十二五”中国发展大战略和中国市场经济模式重新思考韩康经济文选等，并主持 2011-201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十二五”规划)部分课题的研究。 今日中国：在“十二五”期间，把 GDP 作为衡量政绩最核心指标的情况会有很大改变。对此您如何看待? 韩康：1978 年，人口接近 10 亿的中国经济总量只有 3645 多亿人民币。在此情况下，中国要迈入先进工业化国家之列，从上到下都会有迅速扩大 GDP 规模的内在冲动。但“GDP”指标有三个先天不足：第一，它不反映内在效益和真实成本；第二，它不反映产业结构的水平；第
2、三，它不反映增长中的社会公平问题。这三个先天不足，在所有市场经济国家中都有表现，但在中国表现得特别突出。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一个特别强大的政府推手，即各级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行政推动。 我的看法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GDP 是不能丢的，不能轻易否定，需要通过各种办法改造它，比如可以研究如何把环保和民生指数加入其中，进行综合统筹计算等。 2010 年我们的 GDP 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排名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经济大国。当经济总量巨变带来社会财富总量巨变的时候，对发展利益的分享和财富分配是否合理，就成为公众最关注的问题了。 2我的认识是，随着社会财富的蛋糕越做越大，所有人都得到了实惠，但分配不
3、合理也非常明显。居民收入水平远低于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和规模工业利润的增长，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明显下降，同时大约 10的人口占有最多的社会财富。很多公众特别是中低收入人群认为没有享受到同发展相匹配的收入增长，而且对部分人通过不合法的方式占据了大量社会财富感到不满。在遇到通货膨胀和房屋等资产价格大幅上升时，这种感受就更加深切。 有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把 GDP 做大了，分配不公、贫富差别加剧、社会阶层分化等社会问题就会自然得到解决。这是完全错误的，甚至是荒谬的。历史经验说明，在 GDP 总量增加，社会财富总量越来越大时，如果不注意全面提高民生水平，不注意处理好社会公平正义方面的问题，这个社会的发展
4、风险也会越来越大。中国现在就面临这样的情况。 今日中国：您认为在“十二五”期间，中国政府将如何更加关注民生?老百姓最可能得到怎样的实惠? 韩康：“十二五”规划，对中共中央十七大报告中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的理论概括又补充了“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变成四句话。这个补充不但使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概括更加深刻、全面，也更加符合社情、民心，体现了我们党对科学发展的认识水平在不断深化、进步。规划的全部内容都体现了对这个深化认识的贯彻落实。 “十二五”规划关于社会经济发展总体目标的设置中，第一次没有讲增长目标，而只讲了“凯恩斯宏观四目
5、标”中的其他三项，即价格总3水平基本稳定，就业持续增加，国际收支趋向基本平衡，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以我之见，这是有意对以前过分强调增长速度的淡化，更加强调民生改善、结构变革、稳定增长、全面进步，是一种发展思维和发展理念的进步。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十二五”规划提出了“两个同步”的重要政策方针，即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这“两个同步”再具体化为各项政策指标，例如收入增长指标、公共福利提高指标、就业增长指标等，就是中央政府对切实改善民生做出的一个庄严承诺，也将是对中央政府公信力的一个巨大考验。 当然， “十二五”规划在改进民生和促进分配公平方面还有很
6、多新的举措，例如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规范分配秩序，有效调节过高收入，扭转收入差距过大趋势；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促进就业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等。 如果“十二五”规划在以上方面进展顺利，我认为老百姓至少会在三方面得到明显实惠。 第一是公共福利水平的提高。在五年规划期间医疗改革基本完成，城乡基本社会保障范围大幅增长，城乡贫困救助全覆盖等等。尤其是城镇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条件可能会有很大改变。中央提出每年建经济保障房和廉租房 1000 万套，五年就是 5000 万套，以每户三人计算就是 1.5亿人，占 9
7、亿城镇居民的近 20。第二是所有社会人群的工资收入都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第三是社会就业水平会明显提高。 4今日中国：“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政治传统，强调关注和改进民生如何又成了一个新问题呢? 韩康：不错，中国共产党历来把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基本宗旨。但是在发展建设时期，政府长期以来形成的强国富民的发展路子，具有很强大的思维惯性、机制惯性和利益惯性，从没有轻易离开政府的管理行为。 以中央财政为例，实际上有一个既定模式，即以基本建设为主体的国家大项目体系，必须优先投入和保持增长。尽管民生项目的投入及增长也被列入重要位置，但在实际操作上，同国家大项目体系相比，绝对不是
8、必须优先投入和刚性选择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在前者分割有剩余的情况下，才能筹划后者的发展空间。 从“十二五”开始，我们是否可以换一种倒过来的运作方式呢?首先，把经过合理确定的各项国民收入增长指标放在第一位，摆在 GDP 增长和其他投资项目增长之前。对它们进行优先投入，并进行配套政策安排。之后，再确定以基本建设为主体的国家大项目体系的投入及增长。国家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大盘子，也相应按照这个秩序进行设计。 具体讲，在“十二五”期间，可以把建立城乡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卫生改革两件大事作为刚性发展目标。同时，对中等收入阶层和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进行较大幅度减税，把国家对创新激励的主要财力支
9、持放给民营企业，政府垄断经济部门进一步战略性收缩，积极扩大民营资本的市场竞争领域，以及其他有利富民的政策举措。 今日中国：有观点认为， “十二五”规划的核心是从“国富”到5“民富”的转变。您对此如何评价? 韩康：这种把“国富”和“民富”分开的提法很不准确。真正的国富不可能离开民富，没有民富的所谓国富，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能是虚富、伪富，不可能长久。我在“十二五”中国发展大战略一书中提出，当下中国的发展战略思路，应从“强国富民”转向“富民强国” 。 建国时，新中国强敌环伺、战争威胁未消、工业化几乎为零，如果不先集中资源把国家力量做大、做强、做硬，恐怕其他的事情就很难办，强国富民是执政党很难避
10、免的历史选择。 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发展阶段，2011 年的人均 GDP 将肯定超过 4000 美元，我们已经具有充分的条件转变发展战略的思路。从“强国富民”转向“富民强国” ，绝不是词语排序上的变化，而是整个发展思维方式的转变。例如，我们老是讲完善社会公共福利体制、提供优质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卫生多么缺钱，解决民生项目的融资难度多么大，但是，如果能把这些民生项目也像三峡、高铁一类的项目同等看待、同等筹划、同等管理，钱和融资就肯定不再是一个问题，关键是看你的发展思路如何定位。 今日中国：您认为通过一系列政策调整，农民工群体的幸福指数会有明显提高吗? 韩康：大量从
11、农村转移出来的农民无法成为市民，是当前中国城乡矛盾一个突显的新问题。农民工及其下一代无法成为主流市民，相反，很多人成为城市最低收入人群和最贫困人群。解决这个问题难度不小，6但应该还是有办法的。实际上，有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两个思路。 所谓微观思路，就是城市的政府和居民，都要积极扩大对农民工的容纳度。从居民看，主要是价值与行为的容纳。从政府看，则是管理同一性的容纳，例如同一性的户籍管理、社区管理、公共福利管理等等。对国内大部分大城市来讲，这个过程不会太短，但政府不应该消极。 与此同时，从宏观层面看，农民工的真正归宿可能不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大多数农民工的最后归宿，很可能是在中小城市。这就涉及到未来中国的城市化、城镇化道路应该怎么走?“十二五”规划有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思路，就是以大城市为依托，中小城市为重点，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放宽人口落户，要注意防止特大城市面积过度扩张。这个思路如果真能实现，亿万农民工的城市之梦，就可能有最终实现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