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娱乐到反抗.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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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从娱乐到反抗恶搞?如果现在还有人对这个概念表示出任何的不理解的话,众网友肯定会无比热情地用“恶是恶搞的恶,搞是恶搞的搞”这样的答案来回答他。 随着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 (下文简称馒头 )在网络上的出现及其在短期内的广泛传播,恶搞迅速变成一种新的时尚,成为网络社会群众广泛参与的一种全新的文化景观,并且呈现出向传统媒体扩散的趋势。 无极之后的大片,诸如夜宴 、 满城尽带黄金甲 ,无一能逃脱被恶搞的命运。可以说是胡戈们“人可以无耻到这个地步”般地揭竿而起,给我们带来了一场恶搞文化的洗礼。 事实上,早在网络时代之前,恶搞就已经出现,并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最著名的恶搞先锋就是法国画家杜尚,他给达?芬奇的蒙

2、娜丽莎加上了两撇小胡子,还把男厕所的小便池简单地倒置一下就拿去参加艺术展。这样的行径在当时引起了轰动。 就中国而言,在 1980 年代后期开演唱会时崔健一高一低的裤管儿上,以及“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王朔身上,我们都可以窥见一些恶搞的端倪。到了 1990 年代的周星驰电影,则出现了完整意义上的恶搞。单单在他并不十分著名的国产凌凌漆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恶搞:影片最后一个镜头给了周星驰的杀猪刀一个特写,刀上刻的竟然是“民族英雄小平题”几个字。更不用说已经成为后现代经典的大话西游2了。 上述这些,尤其是以大话西游为代表的“大话文化” ,我们可以称之为前网络时代的恶搞,而馒头则属于网络时代的恶搞。两者

3、在移用、拼贴、互文、戏谑、重构、反讽等等手法上是一脉相承的。学者黄平在分析“大话文化”时,就认为网络时代恶搞的崛起,让“大话文化”演变到了一个新阶段,标志着后大话时代的来临。确实,以馒头为代表的网络恶搞与“大话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本质的共同点就是其反叛性,但两者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 网络恶搞地图 恶搞早已有之,只是没有人开山创派把恶搞“系统化” 、 “体系化”罢了。而在网络时代,经胡戈振臂一呼, “恶搞”不仅成为了一个大众化的专有名词,更是成了一个涵盖广泛的以胡戈为精神掌门的“门派” 。因为“恶搞”太过庞杂,我们很难对其作出一个明晰的定义。但可以明确的是:恶搞有娱乐和讽刺这两个基本维度

4、。我们可以在娱乐与讽刺的变奏中,对网络恶搞进行考察。 鉴于恶搞有娱乐和讽刺这两大维度,我们可以以此为据对恶搞进行一个分类。 一种是偏娱乐的恶搞,类似于恶作剧。恶搞者完全是出于“好玩” ,背后并没有其它目的驱动,对恶搞对象恶搞者也无甚恶意。通常是恶搞者发现一个具备恶搞潜质的对象,然后从这一对象出发,自发地开始一3系列娱乐性恶搞。这种恶搞倚重于对象物,因为“先在”的是一个客观对象,而不是一个主题,所以恶搞者的恶搞需要围绕这个对象展开,需要看了材料才能再去构想怎样恶搞。并不存在一个“先在”的主题,这就使得网友在面对对象时,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恶搞,因而网友的自主性、参与性都非常强。这种偏娱乐的恶

5、搞,关注的是能否引人发笑,其典型特征是“从文本出发” 。 偏娱乐的恶搞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百变小胖”在网络上的风靡。网友把小胖的头像 PS(图像处理)到各类人物身上,加工得惟妙惟肖。PS 到周润发身上,就变成了小胖版的满城尽带黄金甲 ;PS 到基诺?李维斯身上就变成了小胖版的黑客帝国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让人一看就忍俊不禁。恶搞小胖,并不是说网友对小胖本人有什么不满,实在是因为他的神情太风趣,才引来网友们为了好玩而展开的娱乐性恶搞。 另一种是偏讽刺的恶搞。恶搞者存在着一个既有立场,目的明确,就是要对恶搞对象进行无情的嘲讽和批评。通常是恶搞者事先就有了一个主题和目的,然后构想好一个故事,再去找

6、适合于表现这一主题的素材,然后在材料基础上进行恶搞,以达到幽默诙谐的讽刺效果。这种恶搞倚重于作者的内在判断,关注的是事物背后的意义系统,其典型特点是“从观念开始” 。 比如在馒头之前,互联网上就已经出现了的分家在十月(大史记系列影响最为广泛的一部) 、 网络惊魂等恶搞短片。 分家在十月是中央电视台内部人士的手笔,以电影列宁在十月 、 列宁在 1918为素材,通过对影片片断的重新拼贴、配音,恶狠狠地讽刺4了一把中央电视台评论部里面的人员。而网络惊魂则疑似为移动公司枪手所作,短片讲了一个手机服务质量的故事,综合了当时流行的无间道 、 手机 、 黑客帝国等影片元素,恶狠狠地夸奖了一番移动公司的服务质

7、量,而把联通公司贬得一文不值。这样的恶搞专业制作痕迹相当明显,并不向普通大众开放。在这两部短片里,恶搞是作为一种修辞手法来使用的。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同样极具喜剧效果的恶搞作品分家在十月 、 网络惊魂没能取得像馒头那样的巨大影响?没能先于胡戈开启网络上普遍化的恶搞风潮? 恶搞史上的里程碑 不论是分家在十月还是网络惊魂 ,其制作之精良都不逊色于馒头 ,其喜剧效果也相当充分,而且这两部作品先出现,是网络上最早出现的制作精良的恶搞视频作品,流传也相当的广泛。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样的恶搞太“小” 。它的讽刺和批判只是属于一个小团体的,不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不能和广大网友形成共鸣。这就使得网

8、友在深度参与上显得不足。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这些作品的制作“不普通” ,前者是央视内部人员,后者又有明显的雇用枪手痕迹,使得在观看这些作品后,网友很难产生“我也能做”的想法,因此绝大多数网友都是充当“看客” ,并不会亲身实践。恶搞依然只属于少数人,没有走群众路线,影响自然难以深远。当然, 馒头影响之大还有一个很明显又非常重要5的原因就是陈凯歌的愤怒,这点已无需再费笔墨。 为什么说馒头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答前面的疑问。 在对馒头出现之前的恶搞的考察上,我们可以发现,偏娱乐的恶搞大众参与度高,但因为它纯娱乐,无特定的主题,大家往往一笑而过,缺乏现实力量;而偏讽

9、刺的恶搞,虽然说具备了一种力量,但由于讽刺和批评太过局限,使得大众参与性不足。胡戈则成功地实现了两者的结合,既有喜剧效果,又有批判性,还能和大众情绪形成呼应,也更有现实力量。这就注定了馒头的成功。 但是仅仅因为这样的成功还不足以把馒头定位为里程碑式的作品。在我看来馒头更为重要的影响是为全新的批评方法开启了一种可能。恶搞,对于馒头而言,已经超越了作为修辞手法的恶搞,发展成为一种,如果一定要取一个名字的话,我们可以称之为作为“态度”和“方法”的恶搞。很难说之前的“大话文化”和偏讽刺的恶搞短片对胡戈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但胡戈肯定发现了恶搞这一修辞手法的强大威力,他所做的事情就是把偏讽刺的恶搞从少数人手

10、中解放出来,把这种讽刺性的修辞手法纳入到社会公共生活之中,以恶搞来完成他对现实社会戏谑的批判。而馒头就是将喜剧性与批判性作出的一次完美结合,使得恶搞成功地演化为公民对于社会公共生活的批判性参与。这是胡戈给网络恶搞带来的新思维,这也是胡戈的“态度” 。他直接继承了前网络时代恶搞的批判立场。从崔健到王朔,再到周星驰,反权威、反霸权、反一元化、反意识形态操控。 “方法”上除了延续之前恶搞“移用、戏仿、6拼贴、反讽”等修辞手法外,胡戈更是通过馒头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批评方法“内在批判” 。也就是说,胡戈用无极完成了对无极的解构。他直接进入无极内部,以无极自身逻辑结构发展为基础,去找它的漏洞,并以此为爆破点

11、,完成对无极的批评。具体而言就是,胡戈发现了无极中“馒头”这个内在缺陷,由此出发,以“法治报道”为连接,对无极的段落进行重新排列组合。先打断原有的意义链,再生产出了一个对立的意义,把无极的权威性彻底摧垮。 在馒头的制作上,胡戈并不是先按照自己的逻辑对无极进行批判,在阅读完文本之前,他并没有构想好批评如何展开。他的“主题”是从无极这一文本中来,他讲的故事就是无极的故事。他成功地运用了新对象自身来讲了一个新故事,再用这个故事反过来批判了那个新对象。如果我们把分家在十月看作是对央视评论部的批评的话,那馒头就是一部“内在批判”的作品,因为它有一个“主题”先行, “故事”先行。就对无极的批评而言,像馒头

12、这种以无极恶搞无极的“内在批判”和其它想通过“讲另外一个故事”对无极进行“外在批判”的批评相比,在破坏性上,自然更强。 馒头一方面吸收了偏娱乐的恶搞“从文本出发”这一特征,另一方面又吸收了偏讽刺的恶搞批评性的特质,使得作为“态度”和“方法”的恶搞显得更加成熟。而我们又正处于社会的变动期,任何发展变化都可能以我们不能预期的方式出现,如果依然是“按图索骥” ,以自己既有的方式去解读新事物、批判新问题,难免会事倍功半,遇上陌生的7状况甚至还会失语,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作为“态度”和“方法”的恶搞就显得更为有效了。 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恶搞馒头就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窗口:文本的解释权落到了读者手中。

13、在旧的秩序下,意义的生产是被社会权力精英所把持,他们决定一个作品是好是坏,而他们要维持自己的权威就必须和普通大众保持距离,有距离才能让普罗大众产生一种崇敬感,因为有这种崇敬感,就无人对其权威性提出质疑。这里有两层“崇敬感” ,一是对于作品的,二是对于作者的。在“机械复制时代” ,艺术作品因其可复制性、不再独一无二,丧失了“灵韵” ,对作品的“崇敬感”已经被消解。而恶搞则通过其高参与性,对权威或作者意志的批判性质疑,把读者从对作者的“崇敬感”中解放了出来。就无极而言,单单三亿元的投资就会让普通人觉得遥不可及,感叹那不是什么人都能随便拍的,正是在类似的感叹所产生的距离感中,权力精英实现了他们的文化

14、垄断。在这种情况下,胡戈出现了。一个羸弱的年轻人导演了一场“馒头血案” ,一不小心在高高在上的权力精英面孔上戳了一个窟窿,让我们猛然发现他们也不过尔尔。这样,他们与普通大众的距离一下子就被拉近,其崇敬感自然烟消云散。头上没有了权力精英的压迫性精神笼罩,大众的主体意识就开始慢慢觉醒,其对文本的解读上也就不再满足于权力精英的“宣传”了,开始寻求更多的自主性。在这点上胡戈走得更远,他的革命性在于他已经不再满足于个人对文本作一个另类解读,他坐到了陈凯歌的“编码”座椅上,将作品纳入公共视野之中进行一次“再编码” ,并且互联网又给他的“再8编码”提供了面向网络大众的便捷的传播渠道。正是在网络时代,对文本的

15、解读才可以超越受众的个体立场,传达到了社会公众层面。在这个意义上, 馒头成功地实现了对文本解释权的夺取,对作者的权威性也来了一场彻底的消解。他不仅宣布“作者之死” ,而且埋葬了原作者。因而我们可以说, 馒头开创了一种新的批评方法。这样一种新的批评方法,作战成本低,战果显著,对于打破话语霸权、文化垄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馒头上,我们看到了未来成功反抗意识形态的可能。 由此可见, 馒头式恶搞和“大话文化”的区别是明显的。 反抗之后 就弱者的武器一书作者斯科特的逻辑来看,恶搞是普通大众避免直接对抗权力者的反抗形式。因为公开的政治活动代价太高,普通大众可以用恶搞这种“弱者的武器”来参与公共生活。在这

16、种“隐蔽”的日常生活微观反抗下,底层参与政治的危险性可以降到了最低值。这样,既保证了底层对于政治的敏感,不至于变得麻木,又可以破坏统治者的文化价值,还可以保存实力等待时机,为可能的社会运动积蓄力量。这就有点类似于鲁迅先生所说的“韧”的精神。 同样,在麦克卢汉的分析框架里,冷媒介上受众的高参与性会带来民主社会的良好发展。而恶搞作品恰恰就是一种冷媒介。在对恶搞作品的“阅读”上,受众不但要调动自己各种感官,更要召唤起自身的各种记忆(通常是不愉快的集体记忆)才能很好地理解充满戏仿、反讽的恶9搞,在与民众的“不愉快记忆”的共振中,这些都得到强化。高参与对反集权有着相当积极的意义,有利于打破一元的单一的由

17、官方操控的意识形态,推动着社会意识的多元化。 恶搞的积极作用看上去很多。颜峻在谈论迷恋摇滚乐的青年时说,“年轻人不属于任何利益体系,他们把糖衣剥下来吃掉,然后把炮弹打回去” 。很多人都认为这是理想状态下对付糖衣炮弹的最佳策略,现实中却近乎呓语。颜峻却认为那值得一试。这样的策略在抵抗集权统治意识形态上,至少就恶搞而言,是成功的:我们享受恶搞权威带来的乐趣就是向既有的文化霸权开炮。这种炮弹就是“弱者的武器” ,这有助于我们去积极地截断权力精英向大众作的文化输出,有助于我们去积极地打破文化垄断,对于单个人而言则可以免于文化专制。但这终究是面对权势者文化输出的被动性防御策略。换言之,也就是,我们可以防

18、御性地避免一个最坏的文化专制,但是如何实现一个多元健康的社会文化生态,恶搞似乎很难肩负起这样的重任。 当我们习惯了这样一种文化反抗策略之后会怎样?看来是会无休止地剥糖衣发炮弹。不幸的是,这在互联网上已经成为现实。恶搞本身正在成为一个新的霸权。一方面,网友试图在一切对象物身上寻找“剥糖衣制炮弹”的可能,他们开始排斥严肃的非恶搞的信息, “一本正经”的表述往往遭到习惯于恶搞的网友无情地嘲笑乃至于恶搞。重庆钉子户被网友 PS 加工恶搞成霍元甲、超人,北京奥运会徽被 PS 加工恶搞成男女厕所标识。前者我们或多或少还能从中发掘出一些讽刺批判。可后者呢?恶搞权威正在成为一种“政治正确” ,不恶搞就是不行。

19、这或许就是我们10面对恶搞版北京奥运会徽最大的发现。到了这样的地步,网络恶搞就开始呈现出排他性,也就背弃了它产生之初的多元价值追求。另一方面,当恶搞成为时尚之后,又会产生新的信息压迫。典型的就是馒头如日中天之际,似乎这个世界的媒体都把焦点放在恶搞上,恶搞挤走了报纸严肃新闻的版面,同时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设置了公众的议程,又给对恶搞并不感冒的人带来一种压迫:身边人谈论的都是恶搞,如果他不想被孤立的话,也必须去关注自己并不感兴趣的恶搞。到这里,恶搞就走向了自己的反动。 伴随着恶搞革命性的减弱,另一个问题就是政治上的犬儒化倾向。当自由言论空间匮乏时,它直接导致了公民天然的表达欲不得不找寻另外的出口。恶

20、搞正好起到了这样的功效,这对恶搞成为一种时尚起到了加速作用。因为恶搞本身极具娱乐性,人们从恶搞中可以获取颠覆权威的快感,很容易沉浸在一种想象的权力满足之中,从而失去了现实中的实际行动能力。自网友“胡倒戈”恶搞红色经典后,广电总局开始着手禁止网络恶搞。于是恶搞只能在一些无关痛痒的领域展开,尤其是娱乐文艺领域,恶搞已经泛滥成灾。由此可见,恶搞依然有不可逾越的界限。文艺和娱乐之外呢?难道要用上斯科特所描述的农民阶级的偷懒、装糊涂、假装顺从来解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反问的是,恶搞这样“弱者的武器”又是怎样的一种武器?它作为武器的边界明显,可用范围有限,在其边界之外,或者其作为武器的功用不奏效时,就很容易沦为一种“阿 Q”式自我满足的工具。 在恶搞这一“武器”的具体应用上,胡戈原本开了一个“新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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