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当代文艺批评的阿性格与文学批评、戏剧批评、美术批评、影视批评等文艺批评界的名门望族相比，音乐批评历来是个弱小部落。加之音乐批评自身问题多多，与大文艺批评界的联系和交流极少，每每坐井观天，因此常怀自惭形秽之心。 这次有幸作为音乐批评界的代表应邀参加 2007 年 12 月 1012 日由北京市文联及文艺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的“批评与文艺：2007?北京文艺论坛” ，见到许多叱咤文坛的批评大家，听到若干语惊四座的高谈阔论，收获不小，感触良多；特别是某些中青年批评家之即席演讲，或视界开阔，或观念新奇，或思考深邃，或语言华美，或诸端兼而有之，方知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战旗猎猎、猛将如云，其前途之不可限量，
2、非音乐批评界堪比也。 然“论坛”令我最感兴趣的话题，莫过于当代批评与宏观环境相互关系的论说与争鸣。 在这个问题上，发言者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当代批评之所以整体失语，乃是宏观语境的不健康使之然，是这个时代谋杀了文艺批评；另一派则不然其说，认为当代批评家不应推却自己的责任。两家从“不同主张、各自表述”开始，最终发展为指名道姓、针锋相对的争论与辩驳。 面对这场争论及两派之说，我发言的核心观点是“不同角色、各负2其责” ，因此属于典型的“和稀泥派” 。 “时代谋杀批评”论的最可宝贵之处在于它对于宏观语境的强烈批判精神，以及渗透于其中的愤世嫉俗情绪。文艺批评以及文艺创作的自由思想和自由表达，当然有
3、赖于宏观语境的法制化和民主化建设。然而，在一个宣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从提出的那一天起根本没有认真实行过的时代，在一个宣称“文艺创作无禁区”但至今依然藩篱众多的时代，在一个宣称“不要横加干涉”但文艺家却连遭“竖加干涉”的时代，自由呼吸和自由表达这个当代文艺及批评的生存必需品时而有成奢侈品的模样。时至今日，在音乐界依然有某些“爱国教授”利用意识形态高层行政手段武断打压正常批评、保护学术腐败的事件发生，就为“时代谋杀批评”之说提供了最新的例证。不仅如此。在某些因素的威逼利诱之下，一些善于察言观色的批评家起初是悄悄地、渐渐是明火执仗地做起暗送秋波、谄媚逢迎、合谋独占主流话语权的营生，其作派简直与
4、旧时后宫争相邀宠的嫔妃佳丽相仿佛，由此养肥了一部分文坛浮士德，而某些文艺评奖则成了文坛列强巧取豪夺的“巴黎和会” ，肆无忌惮地在饕餮盛宴上狼吞虎咽。更为可悲的是，面对文坛边是颂歌盈耳、边是垃圾遍地的现实危局，对往日噩梦有杯弓蛇影之惧的当代批评家或是缄口不语，或是临阵脱逃。 有鉴于此，当代文艺批评宏观语境之亟待改善，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批评家作如此之登高一呼，实乃上应时世、下得人心之举。对时代条件负有“宏观指导”责任的相关部门和历届“冒号”们，难道不应当从中吸取教训并引起深刻反思，为当代文艺创作与批评之拆藩篱、松3捆绑、立法制、倡民主做几件实事、开一代新风么？ 但把当代文艺批评的一切问题和责任
5、都归咎于时代，毕竟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了。 首先要肯定时代在进步。当代批评家能够公开说出“时代谋杀批评”而不必付出送去劳改、抓进班房之类惨重代价就是一个进步，大多数同行再也不会为此而向有关部门打小报告陷害邀宠就是一个进步，我们今天大谈尼采、康德、弗洛伊德、汉斯立克、苏姗?朗格、罗曼?茵加尔顿等西哲及其学说而不必戴上“资产阶级”帽子，也是一个进步。总之，与 30 多年前闭关锁国、思想禁锢、一元独霸相比，当今时代之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多元并存则是一大进步。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再来批评时代语境的种种弊端，敦促它言行必果、励志改善，必因其持论科学、事实坚挺、论据充分、要求合理、态度诚恳而无懈可击。 再说，当
6、代批评家除了谴责时代并在其中扮演“冤男” “怨妇”角色喊冤叫屈、等待英明翘望开明之外别无他事可做，我看也未免太轻松愉快了一些。 当代文艺批评如果只能在某些温度、湿度、阳光、水分最为适宜的条件下生存，那就与暖房中的花朵何异？固然暗香袭人、魅力四射，毕竟柔弱娇嫩，经不得风雨，无需多时便枯萎矣；而茫茫大漠中的胡杨，虽其貌不扬，却能百年不死、百年不倒、百年不朽，于无边蛮荒地、酷热严寒处益显其生命力的顽强。 遥想鲁迅当年，白色恐怖遍于国中，砸报馆、封杂志乃至恐吓、暗杀事件屡有发生，其宏观语境之严峻，与当今之莺歌燕舞气氛，自是不4可同日而语，然鲁老先生硬是写出一篇篇铿锵檄文，将手中之笔化为匕首、投枪，刺向
7、人间黑暗与不平。对此，毛泽东曾以“骨头最硬”赞之，奉为“中国新文化的方向” 。 再看贺绿汀，生当适逢“百家之中，无非两家，一家做主”的万马齐喑时代，历经打成“右派” 、 “胡风分子”以及“四人帮”和极左思潮的政治高压，头顶“资产阶级”帽子，老人家硬是不肯低下高贵之头、曲起如铁之膝，在论音乐的创作与批评 （1954） 、 对批评家提出的要求 （1963）及致“音乐思想座谈会”的公开信 （1990）等文中发出正义的呐喊，从而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中国音乐批评史上写下最闪光的一页。也正因为此，贺绿汀被音乐界誉为“硬骨头音乐家”和“中国音乐界的良心” 。 记得曾有人说过，一个缺乏反思和自省能力的民族是
8、没有出路的。这一点我们应该认真向德国人学习。二战血的教训引起日耳曼民族的整体性反思，于是才有当代的新崛起。而某些日本战犯却把侵略战争罪责一股脑儿推到天皇身上，把自己打扮成“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无辜军人，结果犯众怒、遭天谴，受到国际法庭的公正审判。当代文艺批评界如果也缺乏这样的自我反思能力，同样没有出路。有趣的是，我国音乐界某些极左路线的执行者曾以“贯彻毛主席文艺路线”为借口把自己应负的一份历史责任统统推得一干二净，结果本该汲取的教训未能汲取，原应避免的错误一犯再犯，导致政治话语批评在 8090 年代之交的强势回流，成为当代音乐批评史上一个重大的涂抹不掉的历史污点。当代批评家决不能重蹈这类覆辙，
9、在声讨外部环境不善的同时必须有足够的勇5气反观自身当下的批评实践，并就手中之笔是否无愧于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和良心这一命题对灵魂深处发出无情的自我追问。 因此，当下文艺批评的软硬环境亟待改善，只有在免除一切客观或主观的、外部或内部的“余悸”之后才会有无恐惧的自由思想和自由表达，也才会有自由自为的文艺批评。一个健康的多元时代不仅允许、而且需要和倡导多元化的文艺批评，认为不同批评观念、批评流派、批评个性、批评方法和存在方式的选择与定位是批评家的自由。但这并不等于说，它们与文艺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都是等值的；更不等于说，一个时代的文艺批评可以在某些事关中国文艺历史、现实和未来的重大命题上放弃自己的批判精
10、神、思考责任和话语使命从而导致整体性失语。自然界有生态平衡之说，文艺批评亦如是。我们欣赏妙笔生花的美文，同样需要大声镗?p 的呐喊；我们欣赏仪态万方的美人，同样需要奋不顾身的猛士；我们欣赏暖房里的花朵，同样赞扬沙漠中的胡杨。只有美文而无呐喊，只有美人而无猛士，只有鲜花而无胡杨，这样的批评，其内在品质是羸弱的、病态地缺钙的，其生态必然是失衡的。 更为本质的问题是，文艺批评的这种理想环境从何而来？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更不是万能的上帝给予我们的恩赐，而是批评界和文艺界理应主动承担的学术使命和努力奋斗的目标。真正有出息的批评家不会依赖于外部环境的改善而坐等它的到来，而是通过刚性批评的不懈努力以追求
11、它的早日实现。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谁敢断言，当今文艺批评环境的有限改善和多元格局的初步形成，与鲁迅贺绿汀们当年大无畏的批评实践和奋力抗争毫无关系？几年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这6样一段话：当下语境的宽松度和自由度较之前 50 年已经有了巨大的历史进步，但离理想境界依然远甚，因此对当代人更带彼岸性；而语境之理想格局的到来是一个充满创造与献身精神的过程，它不光是前辈人留给我们的遗产，更是当代人用创造血汗浇灌而成的果实。将自己置身于改善语境这个创造过程之外者，当然有权共享这个果实，但“坐享其成”的味道，在甜美之余恐怕还会略有些苦涩的。 由此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阿 Q 形象。此公有一精神胜利之法甚为神奇
12、，挨了打便以“儿子打老子”自我宽解但决不还手；虽有男性荷尔蒙作怪，但因身份低贱、相貌丑陋而只能与老妈子调情；临到将死之时，也把希望寄托在“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虚妄之上。鲁老先生塑造这样一个艺术形象，其意是在向世人表达“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主旨，落脚点依然放在改造“国民劣根性”上。 何曾想大半个世纪过去了，阿 Q 的性格、 “精神胜利法”及其劣根性幽灵却依然在文艺批评界上空游荡。现今对鲁迅推崇备至的批评家们，面对如此尴尬，将何以告慰先贤的在天之灵？难道还要鲁老先生再对当代文艺批评家说一遍“哀尔不幸，怒尔不争”么？ 这当然是时代的悲剧，同时也是当代文艺批评和批评家的悲剧。 但我并不为此而感到悲观。改革开放乃时代大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文人历来有秉笔直书传统，陈寅恪当年力主之“自由思想，独立人格”已日益深入人心。事实上，此处既有自甘堕落，彼处必有自告奋勇，文艺批评的良心和风骨决不会也不可能被灭杀。而今批评家们探究文艺批评的环境建设问题，呼唤刚性批评、刚性人格便是其良好表7征。于此我坚信，在当今时代与文艺批评的未来互动中，健康语境和健康批评不再是研讨会上的理论谈资，而是有关各方积极推进的实践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