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关于中国绘画“诗书画印”一体化进程的考察摘 要：国画与西画相比，其外部特征最明显的差异，除了工具材料的不同外，莫过于国画逐渐形成的诗书画印一体化的中国绘画特色。这种强调画家综合学养的做法，是中国绘画体系与西方绘画体系相比最独具特色的一个特点。鉴于国人对诗书画印一体化的进程迄今无人做系统的梳理工作。本文试图主要通过图像的角度，再辅之以文献与实物佐证的方法，从以下四个方面对中国绘画“诗书画印”一体化进程加以系统地梳理：诗文与画面结合的前奏帛画、壁画、画像石、造像题记等文字与图像结合的考察；徽宗以前及其同时的院体画家落款用印方式考察；文人画家诗书画印一体化的形成踪迹考察；徽宗对诗书画印整合所取得巨
2、大成就。庶几以有补于我国绘画史的研究于万一。 关键词:诗书画印一体化；画工画；院体画；文人画 中图分类号：J212 文献标识码：A 作为两大绘画系统，国画和西画相比，其外部特征最明显的差异，除了工具材料的不同外，莫过于国画逐渐形成的诗书画印一体化的中国绘画特色。这种强调画家综合学养的做法，是中国绘画体系与西方绘画体系相比最独具特色的一个特点。这一成熟范式的确立，意味着中国绘画体系对画家拥有三个方面的规约：一、绘画技巧的练习不再仅仅指向绘画技巧本身而且还要兼顾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更要重视书法技巧的训练，2乃至篆刻的训练，至少是不能忽视对篆刻审美敏感的培养。二、在技巧之上，也是最为重要的还要进行以诗学
3、为核心的文化修养的修行养成。三、在诗书画印各个门类修养的基础上，将四者有机结合起来，相得益彰，才是诗书画印一体化模式创立的终极意义。这是与强调绘画本体语言的西方绘画在绘画价值观上绝不相类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的存在，无疑对国画在世界艺林中确立自己独一无二的位置具有非同寻常的学术支撑意义。由此可见，诗书画印一体化，对于国画构筑自己的绘画价值体系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意义。然而迄今为止，尚无人对此诗书画印一体化的进程作深入全面的梳理。 考察中国绘画史就不难发现，在绘画发轫期，中国绘画并没有绘画、书法、诗歌、印章通过一定的审美观而有机合成为一体这样一种美术现象。也就是说，诗书画印一体化并不是一步到位的，它
4、是中国画家不断构筑自己绘画价值体系的结果。客观地来讲，画工画在这方面所起作用并非是主体性的，但在图画与文字的初始联姻上，却拥有始创之劳与对后世文人画家将四者有机合成一体的启迪之功。院体画家应该说所起作用也并非是主体性的，只不过是院体画家们与创造这一体式的文人画家们院墙内外交流较多，影响稍微积极而已。当然，这里，如果按传统划分法将宋徽宗划入院体画家的话，那么结论就大大不同。因为，真正使诗书画印一体化最早成型的画家，不是苏东坡、米芾，也不是赵孟?，而是宋徽宗赵佶。在宋徽宗之前，虽然范宽、文同、李公麟、米芾等文人墨客，在诗书画结合上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但距离诗书画融合境界还有相当差距，更遑论诗书画印一
5、体化了。甚至在宋徽宗身后，南宋时期3一百多年，除了米友仁以外，其他画家对诗书画印一体化进程不但没有进一步的贡献，反而从宋徽宗的高度向后大大倒退。到了元朝赵孟?虽然在诗书画印融合的自觉意识上承接宋徽宗向前大大推进了一大步，但就流传下来的画作而言，赵孟?大篇幅题诗者极少，象宋徽宗瑞鹤图 、蜡梅山禽图 、 祥龙石图等那样长篇巨制题诗题跋的还极为罕见。只有到元末的王蒙、倪云林才使诗书画印一体化的进展得以深化（在此进程中，倪云林却有反向运动，为使画面净洁，晚年多不盖印） ，到了吴门四家中的沈周、文征明以后诗书画印一体化才真正定型，蔚为大观，成为文人画之最突出的外部特征。从上述可以看出，宋徽宗对诗书画印一
6、体化的形成，的确具有奠基人的重要作用。 一、诗文与画面结合的前奏帛画、壁画、画像石、造像题记等文字与图像结合的考察 画工们对文字与画面结合所做的贡献，主要体现于先前战国时帛画上的文字与图像、汉代壁画上的图像与画赞、画像石上的画像与榜题、北魏至唐代的造像与造像题记的合璧上。 在实际考察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在主要以画工为主体的创制者手中所成就的前述四种艺术形式，其所以需要图像与文字结合的根本原因与终极目的，乃是为了“实用” ，而非指向单纯的审美。因此，这些文字与画面的结合，还不具备今天所讲的书画印结合所隐喻的那样一种中国绘画对画家学养高度重视这样一层学术意义，但诗书画印结合的源头无疑4应该必须首先追
7、溯至此，因此，我们将这种文字与绘画的联姻称为诗文与画面结合的前奏。 1、战国帛画上的图像与文字 笔者认为，大概如果硬要推究书画结合的最早源头，当以大汶口文化那个既象画又象字的特殊刻写符号XC；%40%40为鼻祖。如再下追，在战国时代已经出现的虎符，亦应算作肇始者之一类。老虎的形象加上相关的文字，将其归类于图像与文字结合的实例，当不为过。 然而在战国时代，最具有书法文字与画面结合意味的例证，无疑应该是战国时楚国一次丧葬典礼上出现的一个书、画合为一体美术事件的发生。这就是 1942 年由民国时的考古专家们，在长沙东郊子弹库楚墓所挖掘出来的“楚缯书” （图 1） 。注：周积寅、王凤珠编著中国历代画目
8、大典 （战国至宋代卷）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2 页。 缯书四方形，中间写有墨书（断片中也有朱书） ，笔画匀整。四周画有图像，以细线描绘，上涂彩色。四角画树木，分青、赤、白、黑 4 种，以象征四方、四时。HK注：王伯敏著中国绘画通史 ，三联书店，2000 年版，第 47 页。XC；%80%80 如王伯敏所述，在“楚缯书”中，除了四周所画的动植物以外，画面上还有诸多说明性文字。而且尤为重要的是，这些动植物与文字的完成工具与后世文人所用的工具在其本质意义上完全相同均为毛笔。毛笔被后世文人称为文房四宝之首，由其在中国文化构成体系中非比寻5常的地位不难见出。诗书画印一体化在后世文人
9、手中成型时，其主要工具仍然是这个“唯笔软则奇怪生焉”的毛笔。而且楚缯书所用材质“帛”与后世文人所用“绢” ，经常并称为“绢帛” ，这样一来，就使文字与绘画的结合在材质、工具上具有了一致性或曰统一性。这无疑相对于虎符一类的结合，无疑自然且亲近了许多。当然，我们也不能过于夸大这种结合的亲密性。因为即使书、画所用工具均为毛笔，但动植物形象描画时其笔触的表现功能基本处于零状态，它没有顺逆徐疾、轻重虚实、方折圆转等丰富的笔法变换内容，而至关重要的是二者结合功能的指向并非“审美” ，而是“实用” 。因为那些在画面上的文字得以出现的功能性原因无非是为了对所绘形象加以说明而已。此缯书原件已流传国外，现藏于美国
10、纽约大都会美术馆。我们似乎应该有理由认为这不应该是一个偶发事件，换言之，我们由此一件楚缯书似乎可以进一步推知，这种缯书应该是楚国当时与该墓墓主同样身份之人陪葬时的一种风俗行为。如果结果果真如此，那么就说明，至少在楚国，毛笔书写的文字与毛笔绘制的图像二者之间的结合，就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做法。然而，就目前考古界的挖掘结果而言，尚不能支持我们的这一推测。因为与楚缯书关系比较密切的先秦时代出土的另外两件帛画（包括楚缯书先秦只出土了四件帛画，其中一件只能看到墨痕而看不清图像。楚缯书显然与米芾珊瑚帖不同，它的绘画特征明显高于书法特征，故可归类于绘画作品）御龙图与龙凤人物图，上面没有一个文字出现，就说明在当时
11、绘画样式的单独存在，似乎比书画合璧更为普遍。 然而，不管怎样，这毕竟是有案可稽的第一个毛笔书写与毛笔描6绘两者联手的美术事件。它虽与我们现在所讲的诗书画印一体化相差甚远，但以它为代表的先人绘画样式，无疑是形成诗书画印这一体系的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一。因为这一由实用导致的书画合璧现象，在后来的绘画实践中，不断地被后世文人反复重演，就使它在塑造我国绘画文化传统时被赋予了越来越不可忽视的魔力。 2、汉壁画、汉画像石上的图像与文字 徐邦达在其徐邦达集卷一谈及题款的沿革时曾云： 绘画从汉代以来，彩绘壁画和漆器画中已见有题名题赞 注：徐邦达著徐邦达集（一）古书画鉴定概论 ，紫禁城出版社，2005 年版，第 3
12、1 页。 漆画的题名题赞，笔者没有搜集到相关图像资料及其它文字史料，无征不信，故不敢在这方面有所发挥，但汉壁画却在汉书中有非常明确的记载。汉代宫廷以绘画形式对功臣们的丰功伟绩“表功颂德”以昭示来者的做法在汉书苏武传中有如下记录： （汉宣帝）甘露三年，单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HK注：汉班固汉书二十五史 （百衲本） ，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 467 页。 以笔者看来，这“法其形貌”就是照着苏武本人的样子去描绘其像；“署其官爵姓名” ，意即用书法的形式对苏武的官爵姓名加以标明，托诸墙壁，以垂久远。这正是书画合璧的一种表现形式。苏武画像这种书画
13、7合璧现象并非特例，因为汉代盛行对贤者画像以“表功颂德” ，所以不仅中央政府建麒麟阁，各地方政府也在上行下效，以画像题赞的形式对当地贤者表彰事功。这在后汉书中的蔡邕传 、 陈纪传 、 胡光传 、方术传 、 南蛮传中，都有明文载录。王伯敏讲：“这些壁画，据蔡质在汉宫典质中提到，在绘制形式上，似有一定的规格，如说胡粉涂壁，紫青界之，画古烈士，重行书赞。 ”注：王伯敏著中国绘画通史 ，三联书店，2000 年版，第 127 页。这其中的“画古烈士，重行书赞”至少是书画合璧样式。在此笔者之所以用“至少”一词，是因为“赞”以书法的形式出现，应该是占有“诗书画印”中“书”的成份；图其相貌，肯定又是“诗书画印
14、”中“画”的成份，而“赞”为韵语，在文学史上古今人多将其归为“文” ，而不归为“诗” ，但香港大学周锡HT5”，7”SS韦KG-*4HT5” ，7SS复在文学遗产2000 年第 3 期发表题为论“画赞”即题画诗的论文，将“赞”归为“诗” ，其申述理由，应该说是十分详备的。而徐建融在其宋代名画藻鉴一书中更直接将“诗书画印”中的“诗”归为“文学”： 所谓“诗” ，实际上是泛指文学或文章。 注：徐建融著宋代名画藻鉴 ，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年版，第 30 页。 显然， “赞”属于文学范畴，应该毫无疑问。因此，在壁画这种形式中，既有所赞之像主，又含有“赞”之文学内容，又有对“赞”的书写形式，因此，
15、如果周、徐二位观点成立的话，那么在汉壁画中，除了印8以外，从表面上看， “诗书画”三个最重要的因素，似乎已经齐备了。我们对此应该如何认识呢？是否就认为“诗书画”宛然齐备了呢？笔者认为还不能这么简单地做结论。因为， “赞” ，固然是韵语，固然是文学，但它的内容只是指向为像主“表功颂德”而尚不具备文人画“诗书画印”一体化化中的“诗”那种文人的抒情、寓意寄托一类最本质的属性。也就是说，在汉壁画中， “赞”之内容的撰写受制于像主的生平，其本质属性是属它的；而“诗书画印”一体化中文人墨客的“诗”是借他人、他物做媒介，浇自己之块垒，因此其本质属性是属己的。属它的“赞” ，排斥个人因素，其感受必须是符合整个
16、时代或某个地区对像主的“公共认识” ，而属个人的“诗” ，却是排他的，必须以个体感受为其主要表现内容。因此来看，我们不能仅看到汉壁画上有了“诗书画”的形式，就误以为这已经就是文人画意义上的“诗书画”有机统一了。当然，这种形式的出现，无疑使文人画的“诗书画”结合在表达文人感受时增加了一种能体现整个民族公共积累的一种恰当的形式。 徐邦达发现了壁画和漆画有书画结合这样一种现象，王伯敏发现了汉壁画的书赞与绘画结合现象，然而两位先生却都忽略了汉画像石上同样存在大量的书画合璧现象。因为壁画和漆画不易保留，所以汉代的壁画与漆画流传至今的实物毕竟不多，因此，至今仍有大量实物存世的汉画像石，无疑应该成为我们考察
17、的一个重点。 在汉画像石上，文字的大量存在不是个别现象，所以，汉画像石书画结合的规律，在研究专家们的精心排比、比较、揣摩、研究中也已提炼出来。邢义田在其格套、榜题、文献与画像解释以一个失传的9“七女为父报仇”汉画故事为例一文中，仅就目前可考的“榜题”之格套就总结出四大类型，今引述如下： （1）标题型 以简单几个字总括画像所描绘的故事或画旨。 “七女”其实是“七女为父报仇”标题的缩简，两者都属故事标题。这种标题型的榜题也见于武氏祠。例如武梁祠后壁的“邢渠哺父” 、西壁的“曹子劫桓”等。 （2）元件标示型 以文字标示画像中的各元件。榜题并不说明整个故事，仅标明画像内容所涉的地点、人物、时间、景物等
18、。 （3）内容简介型 以稍多的文字简要说明画像的内容，而不仅仅是标示元件的名称。例如武氏祠所见“谗言三至，慈母投杼”等。 （4）画赞型 画像配以文字对偶或有韵的赞颂，如武梁祠梁高行图侧所见“高行处梁，贞专精纯，不贪行贵，务在一信。不受梁聘，劓鼻刑身，尊其号曰高行”等。从文献可知，汉代人物图像例有像赞。武梁祠所见的和曹植集中的像赞形式基本相同。HK注：邢义田格套、榜题、文献与画像解释以一个失传的“七女为父报仇”汉画故事为例 ，见颜娟英主编美术与考古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96-197 页。 在此，我们有必要对“榜题”和“格套”做一下解释， “榜题”就是在汉画像石上具有意义
19、提示作用的文字，如“蔺相如” ，就意味着文字旁边这位画面上的人物就是鼎鼎大名的赵国丞相“蔺相如” （图 2） 。所谓“格套” ， “格” ，应是“格局”之意；“套” ，就是“套路”的意思。合10起来说就是汉画像石在制作时的一种程式化的格局套路。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榜题的使用在汉画像石这一艺术样式中，是十分普遍的，而且形式也是多样化的。它不仅包括标题型、组件表示型、而且还包括“内容简介型”与“画赞型” 。我们从后世一些壁画看出也有类似于“格套” 、 “榜题”一类的内容，如北宋初年高文进的现藏日本清凉寺的弥勒菩萨图 （图 3） ，就是壁画的标准件。由此，我们可以推测，汉壁画也应有“榜题”一类的内
20、容，至于“画像赞” ，汉壁画和画像石显然都对这一内容给予了高度重视。至于“组件标示型”与“内容简介型”因乏实物稽考，我们就很难做出汉壁画有无这方面内容的结论。但有两点我们看得十分清楚，一是目前我们所了解汉壁画所有的文字内容，在汉画像石中都有，二是汉画像石文字使用方法，不会少于汉壁画，甚至可能还有可能比汉壁画要丰富一些。因此，我们以汉画像石为基础研究汉代“诗书画”合璧现象，应该是一种正确的选择。 那么，在汉画像石上，文字的作用是什么呢?考察一下格套中几种“榜题”的用途，目的仍然逃不出“实用”一途。其“实用”功能无非是提示画面，帮助观者更好地理解画面内容而已。正因如此，有的人物、事件，属于当时观众一望可知的， “榜题”虽然留出了位置，文字书写时就被有意忽略掉了，就很足以说明这一问题。至于“赞”与“诗”在文人画“诗书画印”一体化进程中的区别，前面已述，在此就不再赘述。至于应用最多的“组件标示型” ，其功能，最典型的当属和林格尔汉墓“七女为父报仇”一图与武氏祠前石室东、西、后壁和前壁东西两段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