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家国历史中沉默的女人印度女学者布达莉亚在其著作沉默的另一面（The other side of silence） 扉页援引了一名被访者的话：“你以为听了录音带，真的有人会改变吗？我不觉得有谁会因而改变你以为这些录音带会令下一批统治者改变吗？” 面对这种质疑，布达莉亚只能道出她本人从事调查、访问、著述工作的动机：她并非要改写“大写的历史” ，但她困惑于暴力厮杀伤残加害事件并不属于过去，而是属于现在；类似事件一而再地发生，她想了解：同一社群以至同一家庭内同时存在施暴者与受害者，不同的人保持了不同性质的沉默，这种沉默装载了什么？压抑了什么？隐瞒了什么？倾诉了什么？她问：沉默的里面、沉默的下面、沉默
2、的另一面，是什么？ 的确，历史问题不属于过去，而是属于现在。我们活在从过去带过来的矛盾复杂关系所构成的现在，我们缠绕于当下的特定处境。如果我们不愿伤口化脓，不愿加害、受害的历史反复重演，那么，我们有必要不断翻动历史，折腾记忆，把历史的“历” ，化为行动，重新经历、跨越、犯扰，直面不忍卒睹的自身的和他人的创伤，通过对记忆中的缺口和伤口的阅读，打断塑造、生产主体的惯性作用，以期个人的、群体的改变可以发生。 布达莉亚用了十年多的时间，来回印、巴两地，深入访问了七十多人，其中包括她的舅父。他，选择留在拉合尔（Lahore） ，当他的家人全2部逃到印度；他，被兄姐们认定为贪图独占老家大宅而皈依异教；他，
3、被妻儿视为永远的外人而孤独莫名；他一生充满断裂、矛盾、郁结，可是，在大历史的动荡中，他的际遇几乎微不足道，有人会说，要数比他不幸的人，还多的是。然而，这人的不幸和那人的不幸，可以相比吗？可以比出孰轻孰重吗？尽管不幸的剧变时刻似乎是大家共有的。 1947 年 8月 14日午夜，尼赫鲁在印度制宪会议上激情地宣告：“很多年以前，我们曾发誓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今天，是到了我们实现誓言的时候了，虽不是完全实现，也是基本上实现。在夜半钟声敲响之际，当世界还在酣睡中，印度就将醒着迎接生活和自由。一个不幸的时代今日宣告结束，印度重新发现了自己。 ”当水银灯照着尼赫鲁庄严宣告“一个不幸的时代今日宣告结束”之际，在
4、分治中被截成两半的旁遮普邦，千万人却在恐惧中迎接苦难和死亡。英国撤出的同时，是让“独立”孪生着“分治” 。据估计，短短几个月内，一千二百万人逃亡，一百万人死亡，十万妇女被掳拐。 这些数字惊心动魄。几个月内一百万人死亡。这个人类史上的大悲剧发生之后，既不能归咎天灾，英、印、巴的统治者都似乎无须负上责任，因为英国交出了权力，印、巴两国分别由两大党接管了权力，两国也并没有动干戈。 那么，谁应对遍野的苦难负责？ 再翻看历史，当权者表现出来的草率与轻心，难辞其咎。1947 年 6月 3日，分治计划公布；6 月 30日，英国派拉德克利菲主持划分委员会，筹划具体划分工作，他在 7月 8日抵达印度。巴、印分别
5、在 8月 14、153日宣告建国，两国分界具体详情在 8月 16日才宣布。拉德克利菲接受访问时说：“我抵达时告诉所有政治领袖，我手上的时间很紧。但真纳、尼赫鲁、巴特尔等所有领袖都对我说，在 8月 15日前一定要一条线。于是我便给他们画了一条线。 ” 在地图上画一条线看上去漫不经心，轻而易举；英国殖民者以其老练的狡黠摆出中立姿态，俨然置身度外，冷眼旁观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展开对权力、财产、领土的明争暗斗。疆界的不确定，前途的未卜，使恐慌一下子降临；沿着宗教信仰为界分，印度教、锡克教人涌向印度，伊斯兰教人涌向巴基斯坦。上层进行权力移交，英国议会设立了十个委员会处理分治事项，全是关于工商军事的，完全没
6、有处理老百姓的迁徙安置的问题。落荒逃亡、患病挨饿、殴斗厮杀、掳拐妇女、集体强奸，成为不寻常时期中的寻常现象。地图上是干干净净的一条线。 为政者不仁，令人心寒。可是，民众相残的这段血肉模糊的历史，不能不迫使我们追问：当年的反殖斗争如何孕育着不可思议的兄弟相残？世代千百年共处、共用同一语言、同一乡土资源的社群，为何竟在旦夕之间劈掰为两半？恐惧、暴力、毁灭的魔咒为何一时间紧箍着成千上万的人，使之既是受害者也是施暴者？妇女为何成为掳劫、强奸、占有的物品，成为对峙双方男人争相糟蹋、凌辱的对象？大批妇女为何不仅死在“敌人”刀下，也死在父兄手上？劫后余生的幸存者、家族、社群，为何大都避谈这段浸在血泊中的历史
7、？怎样在寻常生活中挖出不寻常时期行为的根源？怎样避免历史悲剧一次一次重演？这对我们经历了不同灾难的人，又有什么启示？ 4布达莉亚在沉默的另一面一书中提出上述问题，正是因为她从父母口中听到 1947年的事变时，感觉并不强烈，可是，她亲身经历了犹如历史重演的一幕：1984 年，甘地夫人被两名锡克教徒刺杀，激发起印度教徒对锡克教徒的报复性屠杀，三天内几千人遇害；1992 年，印度境内又发生一轮屠杀回教徒的暴乱。杀戮、强奸、纵火的情景，是 1947年的翻版。她无法不回望历史，以期找到思考和感受问题的线索；不是要找出清楚的答案，而是要打开缺口，暴露大写的历史所提供的现成答案，并不那么理所当然、舒服自在。
8、突破有意无意的善忘，打断惯性，打开心眼，去观看过去从正面总是看不到的东西，这当中已包含了一种新体验的诞生，即看到“我”和一些似乎擦不着边的东西的密切关连，我对一些原来不能接受的东西所应承担的责任。 布达莉亚于是开始访问经历当年分治的人；大部分人不愿旧事重提。“他们问我，要在记忆中挖出已经抛在后面的过去，有什么用？每次遇到这个问题，我也会产生我的疑问：为什么人们这么不情愿回忆这个时期？是事情太恐怖了？还是，他们是这个历史的共犯，或起码某些人是这样？分治期间，难分好人、 坏人；几乎每个家庭的历史里，都有暴力的受害者和施害者” 布达莉亚带领读者审视分治期间普遍发生的一种情况为了保护妇女不被“敌人”奸
9、污，为了保护贞节名誉，大批妇女或是被父兄亲手杀死，或是自行殉身。 兴格和两个兄弟亲手把家中十七名女人和儿童杀死的故事，家喻户晓。布达莉亚访问他时，他已年过七十，定居于 Amritsar。他矢口否认5家中妇孺是被杀害的：“离家后，我们要涉水过河。我们本来是大家庭，有些女人和儿童将无法涉水过河，无法逃亡成功。所以我们杀了她们做了烈士我家十七人，十七条生命我们的心为她们充满忧伤，忧伤和悲哀，他们的忧伤，我们自己的忧伤。于是我们离去，充满忧伤，没有一分钱、一口食物但我们必须离去。不离去的话，我们会被杀，当时是这样的日子恐惧？让我告诉你。你认识锡克教徒这个族群吗？他们毫无恐惧，在危难时毫无恐惧。她们一点
10、恐惧都没有。那天，她们从我们家的楼梯走下来，走到大院里，全部坐下，她们说，你们可以牺牲掉我们愿意做烈士，她们真的做了。小孩也是有什么可恐惧的？真正的恐惧是失节。如果她们落入回教徒手中，我们的名誉，她们的名誉，都会被牺牲、丧失。这是名誉问题你自豪就不再恐惧。 ” 布达莉亚记述了多个类似的故事。妇女自杀或被亲人所杀的方式，有服毒、焚身、刀砍、绳勒、枪毙、?撬馈谖?克教徒居住的 Thoa Khalsa村，九十名女人集体投井自杀，仅三人获救。布达莉亚访问了幸存的考尔，她回忆当时情况：“我们都开口说话，说我们不想变成回教徒，我们宁愿死。于是每人给派了一些毒药我们村一个女孩子，跟回教徒走了。她颇漂亮，人人
11、都担心，一个走了，他们会把我们所有女孩子都带走这刻，他们就决定把女孩子都杀死许多女孩子被杀死。玛亚房子旁边有一口井，于是我们都跳进去，有一百八十四男孩和女孩。我们全部人。也有较大的男孩。我进去了，带着我的两个孩子但，好像煮菜一样，太多了，上面的煮不熟，要拿出来。所以，水井塞满了，我们淹不死孩子也没死。后来，尼赫鲁来看那6口井，英国人把它封了，那口满是尸体的井。 ” 在当时以至几十年后，这类事件大都不被当事人（行凶者或被施害者）及其社群视作暴力事件，反而作为英雄事迹传颂。与此同时，许多被奸被掳的妇女，大难不死回到家里，却被视为耻辱。饱受蹂躏的女人回到家里，迎接她们的是这句话：“你为什么在这里？你
12、死了会更好点儿。 ” 为什么暴力是这么炫目，却不被视为暴力，反而备受歌颂？为什么女人被强奸的恐惧变得这么实在，以致牺牲性命或手刃亲人也在所不惜？这里，强奸远不是一个女人身体被一个男人侵犯的问题。丈夫对妻子施暴不被视为强奸，也不涉及名誉的问题；丈夫对妻子施暴的权利，有婚姻法律和社会伦理支持。一个女人被“外人”强奸之所以被视为污辱了不仅个人的名誉，还有全家族、社群以至国家的名誉，也是由特定的政治和道德社会界定的。斯碧华（Gayatri Spivak）指出， “女人”成为一个“概念隐喻”(conceptmetaphor)，作为工具，造就男人社群的团结，既是男人的“领土” ，又是社群内权力的行使方式。
13、 男人把持的社群身份由女人的纯洁和贞节来构造和凝聚，有它的历史源由。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百多年的民族主义反抗运动，以宗教复兴主义为骨干；不论是印度教、回教还是锡克教，都把女性的母亲角色和生殖功能联系于民族国家大业的开展，联系于文化传统的保护；女人身体成为民族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男人集体的财产、反殖抗争的工具。 用以反抗殖民者的诉诸宗教传统、抽象女人身体、抹杀内部歧异的民族主义，同时播下了自我相残的种子，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追7究原因，不能只怪英国殖民老手奸狡的挑拨离间。女人具体的身体和抽象的喻念，提供了关键的钥匙，昭示民族主义的家国观念如何维持同一性又同时压制内部歧异。当两阵敌对冲突时，争相
14、糟蹋和强奸对方的女人，成为征服、凌辱对方（男人）社群的主要象征和关于社群的具体想象。许多报道揭示了分治期间敌对双方把女人身体切割残害的做法。女人不仅身体受摧残，更被家人、社群视为污秽之身，使家、国蒙羞，受害者成为被责难者。这种屈辱难以言说。社会用以维持这种荣辱的，非仅是意识形态，也是有物质基础的，就是家、国赖以维系的权力网络：它迫使一个女人被强奸后无法在家人和社群圈子内立足，它迫使因奸成孕产下的孩子被社会遗弃。这种权力关系是残暴然而是无形的。无形的暴力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我们称之为传统，在危机时期以腥红的血引人注目，危机过后恢复“常态”之时，无形的暴力继续存在于集体失忆、失语之中。 在建构敌我对立
15、时，荣辱一方面规范了女人的思行感受，把其置于屈从的关系中，另一方面又在民族的集体身份的叙述中，以女人的身体象征国家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要求的是牺牲“个人”的英雄主义。但百姓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着种种限制、匮乏和障碍，发展出复杂的存活网络。相对于存活复杂性所依赖的逻辑，荣辱的对立逻辑自然不能完全决定一切。 从劫后余生者的叙述来看， “就义”并不慷慨激昂，而是充满矛盾、焦灼、忧伤。叙述中兴格两次以行动者主体出现时，话句突然中止，行动者改为女人们：“所以我们杀了她们做了烈士。 ”“她们说：你们8可以牺牲掉我们愿意做烈士。 ”否认自己在杀戮中的刽子手角色，把自己降为女人意愿的顺从者，但失言时又暴露了残酷的
16、事实：“所以我们杀了。 ”兴格的叙述省略了手刃十七个家人的细节；忆述时杀戮情景出现的地方，只有省略号代表的一刻沉默，和重复出现的一个单词“忧伤” 。这个词凝聚了恐怖、惊栗、懊恼、悲哀。只有赋予“烈士”的赞美，才能聊以自慰。 劫后余生的女人，表现的是另一种沉默。考尔的叙述，显示当时情景历历在目。叙述塞满了人物和行为，家族里哪个人杀了哪个人，怎样杀，都明确地铺陈，唯是叙述者带着似乎不为所动的旁观者口吻，连她自己跃身井中却未淹死的情节，也不带任何感情地道出，像说着别人的故事。对比兴格重复使用单词“忧伤” ，考尔的叙述完全不表露个人感受。唯一出现的“担心”一词，是谈到村里一个女孩跟回教徒走了， “人人
17、都担心，一个走了，他们会把我们所有女孩子都带走这刻，他们就决定把女孩子都杀死”这里，女孩子是“我们”的，决定及执行所有女孩子的死刑的是“他们” ；“人人都担心”的“人人”包括谁不包括谁，是含糊的。 女性的文化形象和行为规范，是谦逊和顺从；贞洁、名誉这些观念的内化，通过使女性依赖所处的社群所容许的存活方式而生产并维持。从上、从外强加于她们的抽象的贞洁和名誉，内化后却成为她们的责任，是她们发挥主动性的领域，是她们确立自我的途径。于是，女人央求男人成全她们的牺牲，就如兴格和考尔叙述的许多女人一样。对于她们来说，家中男人不能保护她们过河或突围，对前途无把握，于是，保持贞9洁以至整个集体的名誉，便是她们
18、最能肯定的东西了。 可是，跟回教徒走的漂亮女孩，却提供了不同的可能性可以有其它选择，并非绝路一条。这个“坏榜样”如雷击般震撼整个社群，要在女孩子集体“背叛”的观念和行为萌芽之前把她们杀光。 从实际发生的情况来看，为保“名誉”而殉身，并非女人的唯一选择，也非所有家庭都以名誉为重。个人的两难、挣扎、抉择的空间仍然存在。大量妇女被“掳拐”的故事，恰恰道出了女性在具体环境下所作的适应。 据报道，分治期间，有十万妇女被“掳拐” 。对于印、巴两国政府来说，妇女被异教徒掳拐，被迫改奉异教，有失国体，因此，两国政府在1947年 12月协议合作寻回“被拐妇女” 。政府行为往往是一清二楚地划界的。印度在 1949
19、年通过一项寻觅及拯救被拐人士法案 ，界定所有在 1947年 3月 1日以后与不同宗教的男人同居或发生关系的女人，都是“被拐人士” ；这个日期以后所有婚姻无效。两国政府各派社会工作者和警察组成的“拯救团” ，搜寻“被拐妇女” ，然后交换，国会甚至讨论数目应否对等，犹如交换的是战俘。官方数字是，几年内寻回的被拐妇女有三万人。 拯救过程中出现了政府意想不到的情况。有妇女乐于被拯救回家，但也有妇女不愿被“拯救” 。实际的情况很复杂：有些夫妻宗教不同但结合是自愿的；有些家庭逃亡前，为安全计把女儿交托给村内可信赖的异教友人或邻居；有些女人被拐后，结婚生子，不愿离去；有些女人认为家人不会接纳她们的“污秽”之
20、身，不如留下。一些拯救队社工忆述当10时的“怪异”情景：“被拐”妇女被寻获但未送出境时，在营地外面，围着一大批哭哭啼啼的大胡子男人，哀求把妻子发还给他们，或让夫妻见最后一面；营内的女人千方百计要逃出去，与丈夫团聚；有些女人拒绝换回原来的衣服，坚持已皈依的异教；有些更进行绝食抗议。 这些男人当中，有些在家国自保的机制下，可以拐劫、强奸别人的女人，灭杀自己的女人，但在不同的家国交易的机制下，又变了一个样。他们是“好人”？是“坏人”？至于女人，她们让我们看到鼓起勇气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时，虽然充满恐惧，但作出抉择、采取主动、突破“内”“外”疆界、摇撼既有价值的能力，却是家国纯洁同一之体所不能抽象抹杀的。抗衡政治、道德的抽象化，就要把感觉、痛楚、欲望、企盼还给血肉之躯。 以分治为主题著述小说的作家有不少，较著名的有 Rajinder Singh Bedi，Qurratulain Hyder，Ismat Chughtai等。笔者最喜爱的作家是曼都（Saadat Hasan Manto） 。曼都是乌尔都语（Urdu）著名小说家，所写关于分治的小说，震撼人心。以下是两则小小说： 同情 “求求你，不要在我眼前杀死我的年轻的女儿 “好吧，就照他的话去做吧 “把她剥光 把她拖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