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后现代文化视域下的科学观摘 要从后现代的观点看，无论是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库恩、费耶阿本德、利奥塔，还是批评性的后现代主义者海德格尔、哈贝马斯，或是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者罗蒂与格里芬，都是从与现代主义不同的角度来评价和理解科学的，更多地注重科学的文化研究。他们的观点既有许多合理之处，也有偏激谬误之见。 关键词科学观 文化视域 后现代主义哲学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8-0032-06 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其反对本质主义、基础论和表象论，肯定多元性、机遇性、不确定性的多样性思想反映了客体信息的丰富生动性以及事物广阔的发展空间。后
2、现代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点是对现代主义哲学进行批判，但它并非完全是一种无所建树的、只是摧毁和消解的哲学。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在今天的人们看来，理性和非理性、总体性思维和局部性思维、横向思维和纵向思维、同一和差异、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结构和解构之间并不是一种绝对对立、毫无联系的矛盾概念，而应理解为对立互补的科学范畴。后现代科学观既有许多合理之处，从与现代主义不同的角度来评价和理解科学，显现出一种开放的、积极进取的、具有创新精神的时代特征；又有许多2偏激谬误之见。我们应该以对待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态度来辩证地评价后现代科学观。 科学观问题，是科学哲学领域所涉及的主要内容，它以自然科学为研
3、究对象，以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诸因素为背景，来揭示科学辩证运动规律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按照我国学术界通常的理解，一般把科学观划分为科学真理观、科学知识观、科学过程观和科学实践观。后现代主义科学观更多地注重科学的文化研究。 一、科学的社会建构与实践本质 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进步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早有真知灼见。在共产党宣言 、 资本论 、 经济学手稿等著作中，他们高度评价了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以及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杠杆作用。科学与技术的运用不但改造了客观世界，把天然自然改造成人工自然，而且也使主体自身得到了“加工”和改造。因此，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受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制约的。
4、随着欧洲文艺复兴的兴起，宗教改革的蓬勃发展，资本主义技术革命的展开，现代化进程的豪迈气慨如日中天；资本主义军事力量的日益强大，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经济与社会的繁荣发展，使科学与技术的地位日益彰显；特别是对高额利润的追求，增强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力量，海德格尔所说的有计划地系统地强求自然的座架开始显现。此时的人已被物化和谋算，技术是人性与物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座架使人陷入不可控制的力量之中时，人3便成为技术的奴隶。催生人性奴性化的力量就在座架本身吗？如同哈贝马斯一样，由于受自身阶级的局限性，海德格尔不可能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找到原因。 科学与技术是如何进步的，怎样使之向一个合理的向度发展？库
5、恩主张，科学及其知识的产生和进步与社会生活的实际休戚相关。他对范式及科学共同体的论述，实际上肯定了科学的社会建构性质。费耶阿本德批判了传统的科学哲学家强调理性、满足于公式和简单规则的讨论而忘记科学实践的做法，认为科学是受人类生活实践制约的一种“参与”活动。哈贝马斯并不是一味地批判理性本身，他批判的是传统意识哲学所主张的先验理性，进而用实践理性来取代先验理性，认为理性是在实践中生成的，其核心则是交往理性。实现工具理性向交往理性的转变是摆脱社会危机、克服技术异化的根本途径。但哈贝马斯的实践含义是相当狭窄的，建立在语言交流行为上的交往行为并不能代表社会实践的全部内容。利奥塔完全排斥普遍理性，认为后现
6、代的合法化不可能来自以理性为基础的宏大叙事，而是来自以实践、交流为中介的语用学。海德格尔认为，现代科学与现代技术本质的同一性体现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之中。然而，如何在实践中克服技术的奴役和控制，他提出了“诗意地栖居” ，主张建构以劳动实践为基础的，以审美愉悦为中介的，以健康和谐为目的的一种天、地、人、神四元一体的美好景象。罗蒂以及格里芬的建设性思想虽然给人以“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但二者主要表现在理论的建构上。前者在终结传统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基础上倡导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整合，后者以后现代科学理论为基础对现4代科学观进行深刻的反思。他们都在理论的层面上实现了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到底怎
7、样建设一个新的世界，真正完成科学与宇宙的返魅，仅仅停留在原则上是远远不够的。科学实践和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才是人类达到真善美的唯一途径。 二、真理的文化规范与实用特征 真理观问题是科学观首要的、核心的问题。近代科学产生以来，科学家及其科学共同体之所以有一种锲而不舍、顽强拼搏的科学精神，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认为科学是一种合乎理性的事业，它是经过严密的逻辑论证，精确的推理演算甚至反复多次的实验而得到的理论知识体系，哪怕是为之付出自己的生命代价也是值得的。如伽利略、布鲁诺就是如此。因为在他们眼里，科学的价值在于它的合理性，而合理性取决于它的真理性。追求真理曾经被认为是现代科学最核心的目的。科学具
8、有的逻辑性、可检验性、重复性等特点，决定了科学与一切非理性的情感、神秘的力量、社会因素等是势不两立的。无论是在科学界，还是在普通民众之间，科学是一项理性的事业已成为共识。科学与非科学的划分在某种意义上是以理性和非理性的判据为标准的。 可是，当人类进入到 20 世纪以后，特别是 40、50 年代以来，人们开始改变了对知识的看法，认为科学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科学的发展是受社会诸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的。在科学哲学界，库恩成为科学哲学向科学社会学转向的标志人物。在后现代时期，由于社5会因素参与了科学活动，所以，库恩把科学真理看成是一种相对的范式。费耶阿本德进一步发展了库恩的非理性因素，主张
9、科学除了理性因素参与外，宗教的、社会的、心理的因素也要运用到方法论中去。罗蒂把真理看成是一个表示满意的形容词的名词化、人们信念的一个赞词。这实际上否认了真理的客观性存在。格里芬指出：科学不是真理的不偏不倚的裁判，因为它不能无视相互争斗的社会力量。相反，科学被认为是一个相当偏私的参与者，它利用自己的地位使某些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合法，而使另一些力量非法。由此看来，在后现代时期，由于把科学与知识看成一种社会建构，认为理性、客观性、真理的标准是由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群体的特定文化规范所决定的，因此，追求真理的理想信念面临着合理化危机。人们对于科学能追求到客观真理已经失去信心。 后现代主义的同伴波普尔用
10、“逼真度”取代了真理的概念，对真理一词他是敬而远之，从根本上否认了绝对真理。一些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公然宣称，科学既不能提供真理，也无法探求真理。格里芬则扩大了真理的外延，把对自然科学以外的其他文化的探索也理解为是对真理的追求。因为在他看来，科学的认识、理解与发展既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也离不开一个以语言为中介的时代的整体文化。无论是库恩、费耶阿本德，还是利奥塔、罗蒂都主张一种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库恩把范式作为科学家解题的工具；费耶阿本德“怎么都行”的多元方法论隐含着实用主义的基本前提；利奥塔把共识理论看成是实现真实目标的主要手段；罗蒂则说，对于像他那样的杜威实用主义者来说，寻求真理的客观性
11、就是设法取得更多的主体间的同意。 6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文化转向，直接导致了许多后现代主义者对于科学真理性的怀疑、否定以及实用主义化。回顾科学发展的艰辛历程，任何一门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发现都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的基础上的，同时它还受到种种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的限制。所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历史时期，科学揭示了某一领域的客观规律性，对人类的生产、生活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其真理性也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随着条件的变化，原先被认为是真理的东西可能向谬误转化，也可能当下的理论吸收了以前理论的某些合理内核而使旧的理论显得相形见绌。无论如何，我们应当承认科学能够提供某种程度的客观真理。任何一个科学真理都是绝对与相对
12、的统一，它的内容是绝对的，包含着规律的颗粒，但是，它又是暂时的、相对的、有条件的，要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我们不能因为真理的相对属性而否认它的客观存在，也不能因为真理的有用性而把它实用主义化，更不能因为真理的有用性而使它主观化、排斥它的客观性。无论科学及其活动受社会何种因素的影响，无论有多少非理性因素的参与，无论怎样削弱科学为文化之王的霸主地位，科学真理性的本质特征是不可抹杀的。 三、科学的评判标准与权力规则 后现代主义者对于科学与权力的关系有过大量的论述。库恩和费耶阿本德都承认科学的最后胜利就是政治和宣传工作的胜利，权力与声望在理论的竞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福柯认为,“在人文科学里，所有门类知
13、7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当然，你总是能发现独立于权力之外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但是，总的来说，当社会变成科学研究的对象，人类行为变成供人分析和解决的问题时，我相信这一切都与权力的机制有关这种权力的机制分析对象（社会、人及其他） ，把它作为一个待解决的问题提出来。所以人文科学是伴随着权力的机制一道产生的。” 1 （P31） 自然科学也是如此,“科学之制度化为权力，是通过大学、通过实验室、科学实验这类抑制性的设施。 ” 1（P32） 美国后现代科学哲学家劳斯在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一书中，对科学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作了深刻的阐释与分析，认为“科学的实验活动与理论活动本身就是权力运作的方
14、式。 ” 2 （P246） 利奥塔也认为，科学是一种权力而不是一种认识。 我们说科学和知识本身并不能与权力划上等号。科学知识是反映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理论、观点，而权力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集团之间、社会集团与社会集团之间的强制关系。 “科学知识权力说”的不断升温，在很大程度上是受 20 世纪 70 年代以巴恩斯、布鲁尔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主张的影响。他们认为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及其内容起决定性作用。 “科学知识权力说”一方面反映了权力因素对科学和知识的产生过程与内容的影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孕育后现代科学与知识的土壤及其内容不再是理性的“过滤器”与“纯净水”
15、 。 纵观古今中外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是受社会制度和社会集团权力制约的。就古代中国来说，许多科学家如张衡、8曾一行、沈括、郭守敬等，他们本身就是朝廷不大不小的官员，其发明创造的权力是皇帝给的，并严令禁止在民间流传应用，可以说没有权力也就没有科学与技术。而在古希腊、特别是伯利克里时期情况就不一样了，公民有参与讨论决定国家一切重大问题的权力，科学的发明与创造不再是政府的专利，其成果也可以在民间交流推广，可以说有权力但不一定有科学与技术。科学共同体或学派的产生使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人员、力量相对集中。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范式来指导本领域常规科学时期的工作，这时，规则执行着权力的职能。当
16、范式发生危机时，新的范式能否取代旧的范式，能否产生科学革命，正如库恩所说，有时科学共同体之外的权力起着决定性作用。他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如果单单只是权威，尤其是非专业性的权威作为范式论辩的仲裁者的话，那么这些辩论的结果仍然可以是革命，但决不会是科学的革命。 ” 3 （P150） 看来，依靠权威或权力来决定科学理论的选择，实际上否定了科学本身的内在价值，且评判的标准也失去了理性的尺度。 辩证地说，权力对科学的作用也并非一无是处。无论是科学共同体内部行使的权力，还是科学实验室里的操纵权以及政府所掌握的科学资源的控制权，只要把权力当作一种制度、一项规则、一种约束机制，那么，权力的行使是有利于科学
17、的发展的。反之，如果把权力与利益结合起来，把权力当作显示权威和谋利的手段，这是不利于科学的产生与传播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科学及其活动对权力也起着制约和监督作用。在后现代时期，虽然还不能说已到了专家治国的时代，但是科学技术人员在各类权力部门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一个科研计划是否合理，9一项科研成果价值如何，其在实践中反馈的信息也有利于权力部门作结构上的调整，或在科学活动之外去寻找原因。 在一定意义上说，权力及其权力的运用占有很多非理性的主观的成分。从管理学角度讲，即使是理性的过程，至多也是一种有限理性。而科学则是一个严格的理性思维活动过程，虽然科学家受个人利益的驱动而违背了“权力规则” ，但科
18、学本身是不能受到污染的，其价值应该是中立的，在历史的长河中总会还其本来面目。在我们看来,“科学知识权力说”只是反映了在后现代背景下，科学知识的某些局部状况。因为，倘若如此，这与“有用即真理”的说法有何区别？科学技术还有可能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么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吗？ 四、科学的意识形态化与反科学倾向 对于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也是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阐述得较多的话语之一。从词源上讲，其产生的历史并不悠久,“它产生于与工业革命相伴随的社会、政治和思想大变革：民主思想的传播、群众的政治运动，以及那种我们创造了世界我们也就能改造它的观念。 ” 4 （P102） 库恩范式转换理论以及费耶阿本德对科学沙
19、文主义的批判实际上首肯了科学的意识形态特征。霍克海默、马尔库塞都认为，在后工业社会时期科学技术已充当了意识形态功能，哈贝马斯直接指出，科学技术就是意识形态。许多后现代主义者说科学技术变成了意识形态，主要是因为以追求真理为目标的现代科学观受到了严峻挑战，科学是一种纯10粹 “自组织”的过程、并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的观点受到了现实科学发展状况的有力回绝。如前所述，后现代主义科学观主张科学不仅是一种独立的社会活动，而且成为了一种社会建制。他们反对把科学与社会相孤立，认为科学与社会的诸种文化是有内在联系的，科学不仅是自组织的，更是他组织的。哈贝马斯没有从社会的其他因素如资本主义制度入手去考察，而是把对资
20、本主义社会现存的政治经济的批判转向了对科学技术本身的批判层面上，因而，所得出的结论带有明显的技术悲观论情调。但是，其可贵之处在于强调了科学与社会的联系。一方面，科学已经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和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希望强调上层建筑的重要性，以反对古典马克思主义中刻板的经济决定论对他来说，上层建筑的关键在于语言然而，他对语言的关注并不是空洞的，而是和社会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他认为语言不仅仅构成了社会现象，而且它本身也是由社会现象所构成的（也被歪曲了） 。因而对意识形态的研究也就是对系统地歪曲了的沟通的研究。 ”4 （P102） 哈贝马斯的可贵之处在于开辟了一条“科学语言意识形态”三者相统一的科学文化的研究道路。 后现代主义者在对科学的理解中掺杂着浓厚的宗教性质和神秘主义色彩。我们应当加以辨别和分析，认清其反科学实质。费耶阿本德就断言：科学与巫术、魔法、占星术等非科学的界限已不再存在，并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他多次重申，巫术、魔法、占星术之类与科学一样，科学既不比它们好，它们也不比科学差。在反对方法一书中，他以犹太教教士阿基巴处于迷睡状态中从一个天体升到又一个更高的天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