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明本,但是对明刻本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从时间上看，明刻本各个时期的风格是不同的。从洪武到弘治，刻本基本上沿袭元代的风气，刊刻的精美程度也可比元刊。明中叶的覆刻宋本，则可媲美宋本。嘉靖以后，特别是万历以后，私意删改书籍的现象比较严重，遭到的非议因此就多了。,从刻书地区来看，各地的水平也不平衡。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甲集经籍会通卷四云：“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蜀本，宋最称善，近世甚稀。燕、粤、秦、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又云：“天下印书，以杭为上，蜀次之，闽最下。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
2、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蜀本行世甚寡，闽本最下，诸方与宋世同。”,从刻书单位讲，藩刻本、家刻本一般比较精，特别是一些翻宋刻本几乎达到乱真的程度。清王士祯池北偶谈卷二十二载：明尚宝少卿王延喆，文恪少子也。其母张氏，寿宁侯鹤龄之妹，昭圣皇后同产。延喆少以椒房入宫中，性豪侈。一日，有持宋椠史记求鬻者，索价三百金。延喆绐其人曰：“姑留此，一月后可来取直。”乃鸠集善工，就宋版本摹刻，甫一月而毕工。,其人如期至索直，故绐之曰：“以原书还汝。”其人不辨真赝，持去，既而复来曰：“引亦宋椠，而纸差不如吾书，岂误耶？”延喆大笑，告以故，因取新雕本数十部散置堂上，示之曰：“君意在获三百
3、金耳，今如数予君，且为君书幻千万亿化身矣。”其人大喜过望。今所传有震泽王氏摹刻印，即此本也。,这则逸闻未必是真，但由此可以看出王延喆在嘉靖六年（1527）所刻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一百三十卷之精。,明代刻本中，经廠本、书帕本、坊刻本名声不佳。但是对这些书也不能一概而论。如坊刻本，“金陵富春堂刻的戏曲，都是很好的。”商务印书馆影印四部丛刊采用了不少明刻本作为底本。叶德辉起草的印行四部丛刊缘起及例言中就肯定了明刻精本的价值：,宋元旧刻，尽善尽美，但阅世既久，非印本模糊，即短卷缺叶，在收藏家固不以为疵（ci）颣(lei)，而以之影印，则于读者殊不相宜。明嘉、隆以前，去宋、元未远，所刻古书，尽多善本。其顾亭
4、林已甚重之，况今更阅三四百年，宜求书者珍如拱璧矣。,兹之所採，多取明人覆刻明本，喜其字迹清朗，首尾完具。学者得之，引用有所依据，非有宋、元本不贵，贵此明刻本也。顾廷龙明代版本图录初编序亦云：明本之于今日，其可贵诚不在宋元之下，盖清初之去北宋末叶与今日之距洪武纪元，其历年相若，一也。,经史百家之中，若郑注周礼、仪礼、纪年、周书、家语、孔丛等书，无不以明覆宋本为最善，赖其一脈（脉）之延，二也。又以前明掌故之作，特盛往代，后世鲜有重刻之本，足以订补史乘之未备，而晚明著述，辄遭禁毁，其中正多关系重要者，三也。囗刻旧本，惟妙惟肖，虎贲中郎，籍存真面，四也。,明刻本在形式上的特点也随时代的不同而呈现出明显
5、的差异。 就版式而言，叶德辉书林馀话卷下云：明初承元之旧，故成弘间刻书尚黑口。嘉靖间多从宋本翻雕，故尚白口，今日嘉靖本珍贵不亚宋、元，盖以此也。,大抵此类版心，书名只摘一字，下刻数目。其白口、小黑口空处上记本叶字数，下记匠人姓名，不全刻书名也。全刻书名在万历以后，至我国初然。魏儒对明刻本的版式也作了类似的描述：洪武至弘治年间，一般多是四周双边，粗黑口，少数细黑口。经廠本、藩刻本，行宽字大，开本也大。,从正德起，风气逐渐改变，以宋本为模范，黑口变为白口，版心刻字数，下刻刊工姓名，有的也将写工姓名刻上，卷末书尾或序目后边多刻有牌记。万历以后，白口为多，黑口较少，单边双边兼而有之。（古籍版本鉴定丛谈
6、第七章雕印本的鉴定第八节版刻时代特点）,就字体而言，弘治以前刻本，多用赵孟頫体。清徐康前尘梦影录卷下云：昔在申江书肆得黄文献公集二十二卷，狭行细字，笔笔赵体。元代不但士大夫競学赵书，其时如官刻经史，诗家刊诗文集，亦皆摹吴兴体。,至明初，吴中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尚沿其家法。即刊所见，如茅山志、周府袖珍方、皆狭行细字，宛然元刻，字形仍作赵体。明初经廠本基本上用赵体字。,正德中叶以后，覆刻宋本之风渐盛。当时风气最重诗文，而南宋临安陈氏书籍铺所刻唐人诗集最多，故正嘉间覆刻唐人诗集，率祖书棚本。书棚本字为欧阳询体，翻刻本也采用欧体。刻工为便于施刀，又将这种字体演变为横平竖直，撇捺直挺，整齐方正的
7、匠体字，也即今人所谓宋体字。,万历以后，流行两种字体，一是楷体，字形变长，笔画横细竖粗，缺少生气，也即今人所谓长宋体。二是行书体，字拟董其昌手笔，圆润流畅，婉转秀丽，金陵、建阳坊刻民间通俗读物多用这种字体。,明刻本的用纸，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甲部经籍会通卷四论之甚详，今略举如下：凡印书，永丰绵纸上，常山柬纸次之，福建竹纸为下。绵贵其白且坚，柬贵其润且厚。顺昌坚不如绵，厚不如柬，直以价廉取称。闽中纸短窄脆，刻又舛讹，品最下而直最廉。余筐箧所收，十九此物，即稍有力者弗屑也。,余他省各有产纸，余弗能备知。大率闽、越、燕、吴所用刷书，不出此数者。燕中自有一种，理精庞质臃肿而最弱，久则鱼烂，尤在顺昌下，惟
8、燕中刷书则用之。惟滇中纸最坚，家君宦滇，得张愈光、杨用修等集。其坚乃与绢素敌，而色理疏慢苍杂，远不如越中。此就产地而言。,如就原料而言，则苦竹斋主书林谈屑四谈纸中有云：明刻用纸，亦分黄白两种。白纸复分白棉与白皮。白棉纸色纯白，质坚而厚，表面不如开花之光滑；白皮纸白中微带灰黄，颇似米色，不如白棉之细密，亮处照之，常见较粗之纤维盘结于簾纹间。,黄纸复分黄棉与竹纸。黄棉与白棉同，而色带灰黄，竹纸则类多脆薄易碎，故藏家购求明版，必以白纸为贵。又有所谓黑棉纸者，余所见明冯天驭所刻文献通考及嘉靖刻薛应旂四书人物考两书用之，其色灰白，似经薰染。,盖明人喜翻刻宋元旧椠，书法版式，一仍其旧。黠贾即将纸色薰染，冒
9、充旧刻出售，非精于鉴别者，不易辨识也。,同宋元本相比，明刻本用墨较差，毛春翔古籍版本常谈明刻本中说：明人印书，用墨佳者罕见。万历以后，多用煤和以面粉，以代墨汁，取其价廉，成本轻。这种代用墨水，烟煤易于脱落，书叶成为大花脸。,明季刊本，往往见之，丑恶异常，令人一见生厌。惟万历年徽板书，黑色有极精者，如所见淮南鸿烈解、程幼博墨苑、方于鲁墨谱之类，真所谓墨色青纯，可爱之至。这是明刻本的大略情况。,六 清本,官刻本清朝统治者重视利用汉族文化为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服务，视元有过之而无不及。嘉庆朝礼亲王昭琏说：崇德四年（1639），文庙（清太宗）患国人不识汉字，命巴克什达文成公海翻译国语四书及三国志各一部，
10、颁赐耆旧，以为临政规范。,定鼎后，设翻刻房于太和门西廊下，拣旗员中谙习清文者充之，无定员。凡资治通鉴、性理精义、古文渊鉴诸书，皆翻译清文以行。,康熙、乾隆等皇帝还以钦定、御纂的名义编撰了一批书籍供士子学习，以加强思想统治。对此，礼亲王也指出：“列圣万机之睱，乙览经史，爰命儒臣，选择简编，亲为裁定，颁行儒宫，以为士子仿模规范，实为万世之世观也。”（啸亭杂录续录）,四库全书与啸亭杂录续录著录的钦定书约一百五十种，这些书的刊刻造成了中央官刻本的盛况。陶湘清代殿版书始末记一文对此述之甚详：清代殿版书，实权舆于明代经廠本。惟明以司礼监专司，清则选词臣从事耳。顺治一朝，纂刻书籍，均经廠原有工匠承办，故其格
11、式，与经廠本小异而大同。,康熙一朝，刻书极工，自十二年（1673）敕廷臣补刊经廠本文献通考脱简，冠以御序。此后刻书，凡方体均称宋字，楷书均称软字，虽杂出众手，必斠(jiao)若划一。于武英殿设修书处，校对官员，写刻工匠，咸集于兹。又敕刻铜字，活板摆印，其书均称内府本。两淮盐监曹寅以盐羡刻全唐诗，软体精美，世称扬州诗局刻本，以奉敕亦称内府本。,雍正一朝，精刻内典，别规格式，字体力求方整，刀法力求匀净。乾隆一朝，四年（1739）诏刻十三经、二十一史于武英殿设刻书处，特简王、大臣总裁其事，殿板之名遂大著（凡前称内府本，后亦统称殿本）。十二年（1747）刻明史、大清一统志，次刻三通，再次刻旧唐书。凡在
12、十二年前刊印者，其写刻之工致，纸张之遴选，印刷之色泽、装订之大雅，莫不尽善尽美，斯为极盛时代。,十三年（1748），开三礼馆，刻三礼义疏，与易、诗、书、春秋传说汇纂合装，总名御纂七经，而三礼义疏即逊于四经汇纂。扬州诗局，于曹寅帮后，工亦中缀。自此以后，勅纂各书之写刻印装，每下愈况。,试举三十年（1765）后所刻之六通，四十年（1775）后所刻之旧五代史，五十年（1785）后所刻之续纂大清统志，与十二年（1747）前所刻诸书，校其优劣，判若霄壤。嘉庆一朝，四年（1799）刻续纂八旂通志，工料愈逊。九年（1804）勅纂熙朝雅颂集，特谕阮元刊进，亦不如全唐诗。,道光、咸丰两朝，天下多故，稽古右文，万
13、机无睱。同治一朝，大乱甫定，天子冲龄，此事遂废。八年（1869）夏，武英殿灾，凡康熙二百年来之藏书储板，一炬荡然。幸大内宫廷殿阁，奉天陪都、热河行宫陈设书籍，尚有存者。武英殿灾，纂修协修之官犹在，写刻印装之工匠未撤，而刊书之事，终同治一朝，阒寂无闻，此为极衰时代矣。（载武进陶氏书目丛刊）,地方清代初年，地方官刻本远不如宫廷刻本之多。乾隆四十一年（1776）九月，曾颁发武英殿聚珍版书于东南各省，并准许雕刊通行，于是江宁、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省均翻刻了若干种。此后最有名的是嘉庆二十年（1815）阮元在南昌府学所刻的十三经注疏。,清代地方官刻本最有特色的，是清代后期各少蓬勃兴起的官书局刻本。钱基
14、博版本通义历史第二论其缘起云：同治二年（1863），曾国藩刻船山遗书；三年，置局于南京铁作坊；四年，船山遗书竣工。李鸿章与独山莫友芝子偲、南汇张文虎啸山等议刻经史诸书，于是因其人其地而为金陵书局。,七年，移局冶城山之飞霞阁。局制，官督而绅佐；一时学者云集。而刊本之最著者，四书、十一经、史记、汉书、三国志、文选、渔洋山人古诗选、王氏读书杂志诸书，皆文虎所手校；而毛诗、春秋谷梁传、后汉书，则出德清戴望子高之手；而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一书，文虎用力尤勤。当时京朝大官索局刻书者纷起；盖以其校刊之精，突过殿本也。,至光绪初，乃改名江南官书局。自江南官书局之偿，踵之起者，杭州、苏州、武昌三官书局。江南先刊四史
15、，武昌踵刻史书，因有分任二十四史之议。江南书局任十五史、直至隋书而止。淮南官书局与江南官书局相辅翼，分其隋书，江都薛寿砎伯所校，极为精核。,此外，又有道州何绍基子贞校毛诗注疏，亦为淮南局刻之佳者。杭州局刻二十二子，多出名家藏校本，亦为精善。而苏州局翻宋本资资治通鉴目录，武昌局重刻明震泽王氏本史记，古刻精审，其来皆有自云。,此外长沙、济南、成都、太原、福州、广州等地的官书局也刻了不少古籍。官书局刻书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因此刻的这些书也多是一些符合正统观念的典籍。在这些局刻本中，有不少选择了较好的底本，经过专家们认真校勘，所以在客观上也起了一定的保存和流传古书的作用。,家刻本,清初的统
16、治者实行文化专制政策。他们一方面利用八股文和科举制度来笼络和限制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又制造文字狱来迫害具有民族意识的人。许多有气节的知识分子不愿被笼络，又怕遭迫害，所以便埋头从事整理和出版古籍的工作，这使的清代家刻本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很突出。,康熙年间，徐乾学代纳兰成德校辑宋、元人的经学书一百三十九种为通志堂经解，刻工就非常精细。无锡秦镤刻的巾箱本九经白文，也深为王士祯所赞叹，其分甘馀话卷三云： “近元锡秦氏摹宋刻小本九经，剞劂最精，点画不苟，闻其版已为大力者负之而趋。余曾见宋刻于倪检讨雁園（粲）所，与秦刻方幅正同，然青出于蓝而青于蓝矣。”,又吴郡张士俊刻广韵、玉篇、佩觽（xi）、子鉴、群经音辨为
17、泽存堂五种也很有名，叶德辉云：“张士俊泽存堂五种，摹仿宋刻，极肖极精。自明至国朝，刻工如此之精研者，盖亦尠（xian）矣。”,乾嘉以来，清代私家刻书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大量刻印丛书，一是请名家写样上版。一、刻印丛书刻丛书特别注意校勘的代表人物是鲍廷博与卢文弨。,鲍廷博字以文，号渌饮，安徽歙县人，寄寓杭州，是乾隆年间大藏书家。四库馆采访遗书时，鲍氏曾以家藏祕集六百余种进呈。他校辑所藏秘籍刻成知不足斋丛书三十集，计一百九十八种，许多几被湮没的著作，都赖他付刻才得以保存流传，不仅为校勘和刻印精良而已。,卢文弨，字召弓，号矶鱼，晚号弓父，余姚人，是乾隆年间著名校勘学家。清段玉裁云：公好校书，终身未尝废
18、，在中书十余年，及在上书房，归田后主讲四文书院，凡二十余年，虽耄（mao），孳孳无怠。,早昧爽而起，翻阅点勘，朱墨并作，几间囗囗，无置茗盌处。日且暝，甫出户散步庭中，俄而篝燈如故，至夜半而后即安，祁寒酷暑不稍间。官俸脯（fu）修所入，不治生产，仅以购书。有旧本必借钞之，闻有善说必谨录之；一策之间，分别迻（yi）写诸本之乖异，字细必工，今抱经堂藏书数万卷皆是也。,清严元照书卢抱经先生札记后也说：“先生喜校书，自经传子史，下逮说部诗文集，凡经披览，无不丹黄，即无别本可勘同异，必为之釐正字画然后快。嗜之至老愈笃，自笑如猩猩之见酒也。”,卢文弨将自己编著与校勘的书约十九种汇刻为抱经堂丛书。他所校勘的书
19、均有校记，因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又将未能全部付刊的三十八种书的校语汇刻为群书拾补。刻丛书特别注意版本的代表人物是黄丕烈与顾广圻。,黄丕烈字荛圃，吴县人。王芑孙陶陶室记云：今天下好宋版书，未见如荛圃者也。荛圃非惟好之，实能读之。其于版本之后先，篇第之多寡，音训之异同，字画之增损，及其授受源流，翻摹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广狭，装缀之精粗敝好，莫不心营目识，条分缕析，积晦明风雨之勤，夺饮食男女之欲，以沉冥其中，荛圃亦时自笑也，故尝自号佞宋主人云。,黄丕烈在鉴藏的基础上，精选自己所得的宋元佳椠，并由著名校勘学家顾广圻为之刊定，然后照原样覆刻，附以札记，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汇成可与宋、元等的士礼居丛书
20、。,顾广圻，字千里，号涧宾，深有取于邢子才“日思误书，更是一适”之语，自号思适居士。因为出身寒士，自己无力刻书，就帮助当时著名的学者和藏书家从事校刻工作。 李兆洛为顾广圻所作的墓碑志铭说：,“孙渊如（星衍）观察、张古馀（敦仁）太守、黄丕烈孝廉、秦敦夫（恩复）太史、吴山尊（鼒）学士，皆深入校勘之学，无不推重先生，延之刻本。”凡顾氏校刻的书，大都据宋、元善本精摹覆刻，并各附考异于后，质量很高。,清代私家所刻丛书，大都出自名家之手，数量多、质量高、范围广。二、名家写印刻板清代家刻本还有一个特点是喜欢请名家写样刻版。,武英殿和曹寅主持的扬州诗局喜用软体字手写上版，在其影响下，私家刻书也兴起了请名家写刻
21、的风气。清代有许多以善于写版著称的专家，如林佶、黄仪、余集、许翰屏等。,这些人多数是清贵的官吏，知名的学者。如康熙进士、曾官内阁中书，著有朴学斋集的林佶，曾手写汪琬尧峰文钞、陈廷敬午亭文编、王士祯古夫于亭稿和渔洋山人精华录付刻，被书林和藏书家称为“林佶四写”，极负盛名。,黄仪则是很精博的地理学家，曾与阎若璩、顾祖禹同修清一统志。王士祯渔洋续集付梓时，模拟宋椠，专请他写版。余集，为周密志雅堂杂钞写过书版，曾以与修四库全书膺聘入翰林，累迁侍读学士。,许翰屏，做为书法家，写样更多，徐康前尘梦影录卷下云：“乾嘉时，有许翰屏以书法见名，当时刻书之家，均延其写样。如士礼居黄氏、享帚楼秦氏、平津馆孙氏、艺芸
22、书舍汪氏以及张古馀、吴山尊诸君，所刻影宋祕籍，皆为翰屏手书。一技足以名世，洵然。”,在清代写刻本中，还有一部分是手写个人撰述或所辑作品的。乾隆时著名的画家、诗人金农曾自书其冬心先生集，汪士慎曾自书其巢林集，郑燮曾自书其板桥全集，皆为艺林所重。,稍后，许梿也以善于写版著称，为李文仲字鉴、吴玉搢金石存以自编的六朝文絜（xie），和自辑的古均阁宝剑录，都写过版。其书钩摹工细，纸润墨香，一向被认为是当时吴中版刻的杰作。,另外如江声以篆体自书所撰的尚书集注音疏和释名疏证，张敦仁以草体自收工所撰通鉴刊本识误，则在版刻中别树一帜。这类自己书刻的古籍，既有文物价值，又有艺术价值。,坊刻本,清代坊刻本的成就为官
23、刻本、家刻本所掩，其实它不仅数量多，而且在内容上也表现出了自己的特色。苏州坊刻其最著名是苏州的扫叶山房。,张静庐云：“据页九如君述：上海未开商埠前，书业盛在苏阊，而以扫叶山房历史最久，远在明万历间，松江席氏买下有名的毛氏汲古阁二十史等书板，与苏人洪、谢、陆三人合资在松江开办扫叶山房，不久移设苏州阊门内，同治间设分店于上海彩衣街，并设木版印刷所于东唐家弄。”,扫叶山房刻书最有名的有十七史、四朝别史、百家唐诗、元诗选癸集等。到同治、光绪年间，扫叶山房刻书行销大江南北，常见的有毛声山评点绣像金批第一才子书三国演义、绣像评点封神榜全传、千家诗、龙文鞭影初、二集附童蒙四字经。清末民初，扫叶山房出版各书，
24、多用新法石印，逐步代替了刻版印刷。,除扫叶山房外，在许多苏州书坊中，较有特色的是书业堂，刻书专以小说为重点，如乾隆四十四年（1779）刻说呼全传十二卷，四十回；乾隆四十六年（1781）刻艾衲居士编豆棚闲话十二卷；乾隆五十八年（1793）刻新刻批评绣像后西游记四十回；嘉庆十年（1805）刻英云梦传八卷。,南京坊刻南京是清代坊刻中心地区之一，从清初到清末一直很兴盛，最有名的是李光明庄。,据所刻书经附载的刻书目录，知其刻印了一百六十七种，计经部四十一种，史部六种，子部三种，集部五十二种，启蒙类二十四种，闺范类四种，医算杂学类二十四种，善书类十三种。其中尤以四书五经、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史鉴节要等
25、私塾课本的影响为大。,北京坊刻北京是清代首都，是政治文化中心，书坊林立，其中著名的有乾隆时陶氏五柳居、嘉庆时谢氏文萃堂、道光以后的老二酉堂、聚珍堂、善成堂等。北京书坊所刻大部分书为村塾课本与启蒙读物以及医、卜、星相、佛经、善书、类书、小说等。,清代后期的坊刻本遍及全国，总之，许多人民大众的读物，儿童、妇女的读物，以及小说、戏剧、唱本、日用杂字都是由这些书坊出版的。许多反映人民日常生活、风俗习惯的资料，也只有在书坊的出版物中才可以找到。因此，清代书坊刻本对于繁荣文化教育事业是有着不可否认的功绩的。但是坊刻本，由于力求降低成本，所以纸墨用料不如官刻、家刻之精。,清刻本在形式上也有其特点。就版式而言
26、，清代比较尊重古刻本，影宋刻本的见气颇盛，所以在形式上受宋本影响比较明显，一般左右双栏，也有四周双栏或单栏的；大部分是白口，也有少数黑口。,值得注意的是字行横竖都排列的比较整齐，书前不少刻封面。封面一般为三行，中间一行为书名，字略大；右行是编著者，左行是刻版者或藏版者。封面多用薄薄的黄色、绿色、粉红色纸印。,清代刻书，由于文字狱的残酷，特别是庄廷鑨明书案发，刻工也被处死，所以刻工多不敢在书上留名，但嘉道以后，禁纲稍疏，刻工在所刻书上留名者渐多。如乾隆至道光年间，金陵刘氏著名刻工刘文奎、刘文楷、刘文模、刘觐宸、刘仲高等等，就在他们所刻书的卷尾留下了名字。,就字体而言，清代内府刻书有一定的格式，方
27、体的称宋字，楷体的称软字，如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等，则用宋字，疏行大字，最宜老眼；御纂七经、全唐诗、全金诗等，则用软字，密行端楷，酷肖宋镌。影响所及，清刻本主要就采用这两种字体。,宋字，也叫仿宋体或硬体字，这种字体在清刻本中最为普遍。道光前刻的横细竖粗，撇长而尖，捺拙而肥，还比较美观；道光以后，字体显的呆板，世称匠体。软体字也即手写体。清代手写上版的名家前已经介绍。,就用纸而言，苦竹斋主书林谈屑中云：“清代印书，上焉者用开花纸，色白而坚韧细密，表面光滑，清康熙版御制诗文集及性理精义等书，即其一例。武进陶兰泉氏在世时，藏书甚富，陶氏最醉心于清初精刻初印之开花纸书，故世人尝以“
28、陶开花”呼之。,嘉道间殿版书，多用白榜，较之开花，质松而稍厚，嘉庆御制全史诗及道光钦定新疆识略等书均用之。宣纸多用于印谱、画谱，普通书用之者极鲜，惟雍正十三年所刻陕西通志一百卷，其最初印本全用宣纸。,同光以后，宣纸印书，乃渐盛行。又有所谓太史连与粉连、绵连等名目，色白质松，类似宣纸。竹纸色黄，上焉者坚韧光滑，如康熙殿版渊鉴类函及佩文韵府，其初印本用纸，与今日江西所出之玉版，官堆无异；下焉者质松脆薄，直与毛边等耳。”普通印本则竹纸较多。,由于清代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所以清刻本避讳很严，除避庙讳御名外，往往还从种族岐见出发，刻书避胡、虏、夷、狄等字。其方法每作空白，或改易形声，如以夷为彝，以虏为卤之类。这也是我们研究清刻本时就注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