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国自古以来的重要农作物*王毓瑚载王毓瑚论文集我国自有文字记载一开始，所谓华夏族人就是以耕种为主要生产作业，衣食所资，基本上仰赖大田种植。他们是耕稼之人，与以养畜为主的所谓“戎”、“狄”部族相对比，有其特殊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他们吃的主要是植物，即所谓“粒食”；穿的主要也是来自植物，他们的衣服是用麻和葛的纤维织出来的布制成的。他们虽然很早就知道了养蚕缫丝，并用来织成各种优美的丝织品，可是那仅仅供贵族们服用，也如同他们所饲养的为数有限的家畜，主要也是供贵族享用一样。广大劳动人民基本上是靠了大田作物维持生活。这种情况后来一直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因此为了了解我国的历史，也有必要知道自古以来我们都种植的
2、是哪些作物，首先是哪些大田作物，以及这些作物在不同历史时期各自所占的比重，其间有什么消长变化。具体地说就是，在这许多世纪中陆续增加或引进了一些什么新种，培育出了多少新品种，以及其间消长变化的原因，如此等等。下面就是进行这样考查的一种尝试。_*原稿撰于 1975 年 5 月，1980 年 6 月修改，19811982 年连载于农业考古1981 年 1、2 期和1982 年 1 期。一首先要说明一点。关于古代的大田作物，历代写下的农书里面自然都有论述；再就是在传说的药物学专书，即所谓“本草”书中，也都讲到各种农作物。那是因为一般粮食以及其他作物的个别部分都被视为药品的缘故。此外有一点必须指出。先秦
3、古籍中记载着许多作物的名字，而这些古籍，特别是儒家的那些经典著作，是经过汉代和以后的儒生注释过的，可是他们的说法又不完全相同；后世的读书人各行其是，一直互相争辩不休。再加上不断有人又提出新说，这就加剧了这一问题上面的混乱，从而给做研究的人增添了麻烦。这里一上来想提出来一种看法，就是，如果想要在过去儒生的注释和相互辩难的基础上求得问题的解决，那永久是没有希望的。这是因为儒生们讨论这个问题，主要并不是通过查考实物、着眼于个别作物的生物学特征，而只是致力于寻找书本上的根据。他们讲究的是“师承”，只要前人有过这样的说法，他们就认为有根有据。所见不同的学者辩论起来，都会引经据典，单就这一点来说，人人都可
4、以说是凿凿有据，结果自然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原来“训诂”方面之所以出现这种纷乱情况，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同一作物的名称，往往是因时因地而不同。古人不讲科学的植物分类，为每一种植物确定学名，因此自然是无从取得统一。这种方言上的歧异到今天依然存在。随便举个例子。山东人称甘薯为“地瓜”，四川人叫做地瓜的那种东西湖南人却又呼之为“凉薯”，而湖南的这个凉薯与作物栽培学上正名为甘薯者，彼此是绝不相干的。如果以上三个地方的人，只据当地名称互相争辩而不去查问一下实物，那必然是争不出个结果来，而只能是“后息者胜”。更何况那些“鸿儒”即使号称博学，也只是读得书多，一般是不大通晓农事的。像那鼎鼎大名、被尊称为“朱夫子
5、”的朱熹，就硬说黍是“苗似芦，高丈余，穗黑色，实圆重”，显然误以为高粱，亦即南方所谓“芦粟”。像这样的纸上谈农的笑话并不是个别的。清代的普名学者程瑶田写过一篇九谷考，号称名作，据他考证，古籍中的“稷”就是高粱。他确实下了几十年的功夫，参考了大量的古人著述不说，还从南到北走过许多地方，多次亲自同老农讨论过，进行了实地观察，按说他的结论应该是可靠的了。可是别的且不说，如果高梁确实在殷朝时代已然是主要作物，到今天也还在广泛种植，何以秦汉以后很长时期连那些著作农书的人也都略而不谈?这是不大好解释的。他是个南方人、又是个做官的身份，找北方农民交谈，一则语言隔阂，再则封建统治下，一般最怕同官吏打交道的朴实
6、农民，是不会认真同他畅谈的，还不是虚与委迤、含糊答应；除了这样想当然的情况，最重要、最根本的一点是，他研究这个问题始终是以古代经师们的注解为主要依据，询问农民不过是作为参考而已。他并没有跳出传统的“训诂”的圈子，所以仍然是劳而无功。总之，要想解决古代作物的问题，是不能依靠儒生们的训诂的，程瑶田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类问题上，著作农书的人究竟比那般白面书生有更大的发言权。儒生们注释起经典来，有时近似信口开河，像西汉时那位犍为舍人注尔雅，说当年伯夷叔齐在首阳山吃的那“薇”就是“衅”和“芑”，这也不知他是哪里听来的。也正是这个犍为舍人说“稷”就是“粟”，后世有些人信之不疑，因而引起了无尽无休的
7、争辩。训诂家就是要从前代经师们的注解当中来解决农作物方面的问题。真正的农学家就不是如此。他们著书虽然也征引儒家的经典文字和注释，但一般是并不受其拘束。他们不在字面上纠缠，而是着重在认清实质。例如王祯农书中的“粟”，指的是现在北方的谷子、(其粒实脱稃后通称“小米”)可是讲“粟”的那一节里引了吕氏春秋中论“苗”、氾胜之书中论“禾”、齐民要术中论“谷”的各一段。论名称是各不相同，但实质上都是说的北方谷子。这是因为讲到具体的作物，农学家们是绝不会含糊的。还有医药学家，情况与此类似。医师下药治病，事关人命，当然必须对每一种药品的实质先弄清楚，所以他们也不能跟着那般经生们瞎说。当然也有例外。后来有的训诂家
8、对李时珍颇有微词，其实李时珍应该称得上是个植物分类学家，他对几种大田作物就讲得头头是道，这是因为他虽然也照例引录前人的训诂，但还是从实质上做出说明的缘故。那些作物尽管是多有异名，究竟是长在大田里的实在的东西，一走到田里就会弄得清楚。可是那般儒生却宁肯翻破万卷，就是不肯走到大田里验证一下。就连讲究训诂之学的段玉裁也说，“草木之名，实多同异，虽大儒亦不能无误”。值得注意的是，他这样说，只是原谅“大儒”之“亦有所短”，而绝不建议儒生们去接触一下实际。其所以如此，也正是因为他本人也是一个经师。著名的植物名实图考的作者吴其溶指出：“江左诸儒，足迹不至北地，徒以偏旁音训推求经传名物，往往不得确诂。”他又说
9、：“愚夫愚妇展转相传，物以音变，音以地殊，凡古物在今不能指名者皆是也。”这是他从“务实”中得出来的认识。正是根据以上理由，下面的论述主要是依据传世的历代农书，并用传统医学家的本草书作为旁证。至于那些训诂著作，只是偶尔引作参考，换言之也就是有意地摆脱那种字面上的纠缠。如果把传世的几部主要农书中所讲到的重要农作物归纳到一起，排出一个总表来，那么自古以来我国农作物方面的演变情况就可以一目了然，而不会为名称上面的差异所迷惑。下面就是试制的这样一张总表。二现存的古代农书具体讲到大田作物的，最早的要算是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辨土、审时等四篇。审时篇列举了六种大田作物，那就是禾、黍、稻、麻、菽、麦。此外在
10、任地篇里提到了大麦。这七种作物看来就是战国时代的主要大田作物。这样说的理由是，这几种作物确是提供了当时的统治阶层和一般人民生活所需的一切物资的基本部分。“禾”就是现在我国北方的谷子，其粒实去稃后通称“小米”，是广大人民的主要食粮。“黍”的名称从古到今一直没有更改；它既是比较味美的粮食，也是酿酒的原料。在古代人的生活中，祭祀以及其他各种典礼极为繁多，酒的消费是非常大的，所以黍的种植在大田作物中所占的比重远非今日可比。稻米是供贵族阶层享用的细粮；那时黄河流域灌溉条件很差，稻的种植大约不是很多，但不可缺少。说到“麻”，有雌株和雄株之分，雄株曰“枲”，雌株曰“苴”，二者古代都种的不少。雌麻的籽那时也是
11、供人吃的，不过在粮食当中不算是重要的。诗豳风有“九月菽苴，以食农夫”这样的句子，大概是穷苦人的食粮之一。“菽”就是大豆，它的肥地的作用也许那个时候的农民还不很清楚，不过对那一般说来非常缺少肉食的华夏族人来说，大豆确是极有价值的食物，它是广大劳动人民的主要蛋白来源，农民喜欢种它，是完全有道理的。审时篇提到了“大菽”、“小菽”，据夏纬瑛先生说，不应理解为后来常见的大豆和小豆，而只是菽(大豆)的两个不同品种。审时篇中的“麦”，夏氏认为应该是小麦。大麦和小麦在那个时候好像种的都不很多。大麦可以制糖，其名曰“饴”，在没有甘蔗以前，做甜食主要是靠大麦。小麦也是细粮，所以与稻同样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吕氏春秋
12、十二纪仲秋纪说：“乃劝种麦，无或失时，行罪无疑。”汉儒说：“春秋他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这自然只是一种解释，不过也确实有一定的道理。禾是人民的主要粮食，受到重视自不必说。一般谷类都是春种秋收，麦之成熟在夏初，正当青黄不接的时候，可以接续民食，所以统治者要督促农民种麦，以求减少闹饥荒的机会。不过从审时篇里所讲的六种作物中麦列最末这一点来推想，它作为食粮的重要性显然比禾、稻要差些。这也许是由于那时还没有制作出来质量较好的磨，因而不能制出细粉，只是“粒食”，而单单是经过蒸或煮做熟的麦粒不如稻米好吃的缘故。查秦朝人写的仓颉篇(孙星衍辑本)有“麮”字，注曰：“煮麦
13、也。”此外又有“甘麦”一词。汉朝人写的急就篇中有一句是“甘麮殊美秦诸君”。这“甘麮”或“甘麦”像是古代的美食。无论如何，麦总是细粮，熟的麦粒吃起来还是够香甜的，不过终究是不如稻米适口。总起来说，以上讲的这几种作物可信其为那个时期农民普遍栽种的大田作物。有了这些作物，再加上一些果品、蔬菜以及猎物、水产，还有蚕桑产品，用来供应贵族阶层以及维持广大劳动人民的低水平生活，大致可说是过得去了。以吕书四篇的记述为出发点，不单是为了考察以后的发展变化，就是再往上推究那时以前的作物栽培情况，也似乎是比较可靠的。先秦的较早古籍中，诗经最为可信。吕书中的禾、黍、稻、麻、菽、麦，都见于诗经，可知这六种大田作物在“诗
14、经时代”已经普遍种植。此外鲁颂閟宫有两句是“黍稷重穋，稙穉菽麦”，据毛传的解释，“后熟曰重，先熟曰穋”，又说“先种曰稙，后种曰穉”。这“重”和“穋”以及“稙”和“穉”不像是指的个别的作物，因为在其他古籍中不见这几个词作为某某作物的专名而被提到过，所以有理由解为某某作物的个别品种。可能“重”和“穋”就是黍和稷的不同品种，而“稙”和“穉”就是菽或麦的不同品种，就像毛亨注释的那样。还有“秬”、“秠”、“糜”、“芑”四个词，毛亨也都有笺注。“秬”是黑黍，“秠”是“一稃二米”，也就是壳里有两粒籽实。“糜”是“赤苗”，“芑”是“白苗”，意思是同一作物，有的植株颜色发红，有的发白。尔雅里面有“虋”字和“芑”
15、字，分别释为“赤苗”和“白苗”，后来郭璞又给作注说，前者是“赤粱粟”，后者是“白粱粟”。现在无从知道晋朝时候的“赤粱粟”和“白粱粟”都是个什么样子，不过仍然可以肯定这“秬”、“秠”、“糜”(或“虋”)、“芑”都是品种的名称而不是“种”的名字，而且很可能都是北方谷子的不同品种，因为这一作物是种植得最多的，更有可能出现一些不同品种。诗经周颂丰年里有一句是“丰年多黍多稌”。这“稌”，据后人解释是梗稻，也就是糯稻。从它和黍并举，又用来表示丰年，它应该是稻中比较味美的一种。果然如此，那就是那个时代已有糯稻和粳稻之分了。诗经中还提到“黄”，这显然就是后来的“黂”字，也就是雌麻或“麻子”。它作为粮食作物显然
16、那时也在大田种植。从雌麻可以联想到，提供纤维的雄麻一定也在大田中生产，因为农民认识了雌麻，必然也已经认识雄麻，而它的纤维是广泛需要的。诗经里还有“来”和“牟”两个词，汉儒解释为小麦和大麦。金善宝先生曾指出，汉字中“米”字出现先于“牟”字，并根据 1955 年皖北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炭化小麦籽粒，断定我国小麦之种植在先。现在只想肯定诗经时代大小麦确实是都已经有了。再往上说就要在甲骨文中去找证据。卜辞中多见“黍”字，这也是殷人嗜酒的一个证明。“麦”字和“麻”字也都有。有个“*米+覃”字，据说就是稻。还有个“*禾+冀”字，有人说是小米。无论如何，“禾”字应该指的是北方谷子。现有的甲骨文字，专家们辨识，
17、意见也不完全一致，有些字也还认不出来。一般来说，殷人所种植的作物不会是比后来更多，从栽培作物的发展历史来推断，诗经时代上距殷朝不远，那时已然普遍栽种的作物，至少在殷朝后期应该是也都已经有了。因此似乎可以这样认为：我国在进入有明确记载的历史时期时，就已经种植禾(北方谷子)、黍、稷、稻、大麦、小麦、大豆、麻和麻子等几种大田作物，其中有的还有不同的品种。有几个问题还得特别提出来一谈。首先是“稷”的问题。先秦古籍中常常提到稷。它究竟是一种什么作物，历来有三种说法。一派认为即是北方的谷子，另一派又说是穄，现在北方通称为糜子。这两派一直争论不休。后来又有主张是高粱的，前有明朝的闽书作者何乔远，后来更著名的
18、就是清代的程瑶田。最后这一说法近来好像已经没有什么支持者，可是前面那两派不久以前还在互相辩难，因此这仍然是中国农业史上有待澄清的一个问题。如果把历来这两派的说法排列一下，那就不难发觉，那些讲究训诂的经生大都认为稷即北方的谷子，而那些著本草的医师又大多数是以稷为糜子。这一事实绝非偶然，主要是因为前者着重在书本上的根据，而后者则必须是接触实物、认真鉴定，而不能含糊其辞。举例来说，训诂家只要是有所师承，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说“稷，粟也”；而本草书里面就必须标明粟米属中品，味碱，稷米在下品，味甘。单从这一点来考虑，也会觉得后者比较更为可信。作物是实物，不是空虚的概念，是不可以向壁虚构的。还有值得注意的是，
19、古籍中的“稷”究竟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历代的农学家好像不大感兴趣，这显然是因为他们更是接触实物的，对于实际存在的那些大田作物，他们是认识得十分清楚，没半点疑惑的缘故。总之，稷是实物，只能是就农业生产实际中去寻找确切的说明。自从汉代的经师把它随便注释成“粟”，而汉末写出的神农本草经中于“稷”之外更别有“粟”，这就引起了人们的议论。经师们的政治地位是高的，就连贾思勰那样的农学家也显然是受了汉儒训诂的拘束或者说压力，所以他在齐民要术中把北方谷子虽也不称为“稷”，而是依照俗称，定名为“谷”，可是在夹注里还得说明一下“谷”也就是“稷”，表示他并非敢于违背汉儒的训诂的正统。注文的措词仿佛使人领会到
20、他颇有难言之隐似的。他这样回避了用“稷”作为北方谷子的名称，可也自然不能公然以“稷”为糜子。幸而还有一个“穄”字可以承乏。从那以后，谈农学的人大都避而不用“稷”字，只有徐光启的农政全书里才又把北方谷子叫“稷”。看他那样广征博引古人的解释，他显然是想为北方谷子“正名”，从而陷入了经师训诂的泥淖而没有挣脱出来，无论如何事实是，后来的人并没有接受他的主张，“稷”这个词几乎成为纯粹写考证文章的专用语，同农学没有什么实际关系了。在“稷”的问题上应相信本草和农书，也就是认为先秦古籍中的稷就是“穄”或“糜”，亦即现在通称为“糜子”的那种作物。可以这样说，较早的农书如吕书审时篇、氾胜之书和四民月令都是称北方谷
21、子为“禾”的；训“稷”为粟而又以“粟”即北方谷子者，则是那些经生。后世赞同后说者所持的一个主要理由是，稷在古代号称“百谷之长”，应该是种得最多的一种作物，而在黄河流域，这显然就是北方谷子。此外审时篇中列举的六种作物当中的“禾”应该就是稷，所以那六种作物中有“黍”而无“稷”，而“禾”又正是居六种作物之首。这个说法像是很站得住，其实还是可以解释开的。历史早期的粮食作物，字多从“禾”，可知“禾”是种植最多的一种作物，最有代表性，那显然是现在的北方谷子。“稷”为五谷之长的说法是起于周代，周族的兴起是在今陕西省的中部偏西，从后世的文献中可以知道，那一带种糜子是很多的。这种作物要求的生长条件比较低，因而也
22、比较容易种，自古以来，从西北以至东北大致沿着长城一带的居民，主要就是种植黍和糜子。这种情况，古人多有记载。例如唐朝陈藏器本草拾遗上也有“塞北最多”这样的话。这种情况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改变。今陕西北部和西部，自然条件近似塞北，据南宋初郑刚中西征道里记记载“至凤翔府岐山之阳，盖周原也，农家种床尤盛。”“床”字音“糜”，他所记的就是糜子。他还说“西人饱食面，非床犹饥。将家云，出战糗粮，干不可食，嚼床半掬，则津液便生，余物皆不咽”。这个提示值得注意。当初周族人在他们的“周原”上由于适应自然条件而大种糜子，这个道理是明显的。而糜子是好的军粮，这对于他们后来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胜利和发展应该是一个有利的因素
23、。他们一定是非常重视这一作物的，它原来的名称大约是就是“稷”。周族人经营农业是成功的，他们的统治者就把自己的始祖说成是“教民稼穑”的“圣人”。他们可以说是以种稷起家，所以就把他们的始祖称为“后稷”。后来他们征服了广大的东方，大力推广农业，强调重农，虽说东方最主要的作物并不是稷，可是他们作为征服者和统治者，还是把稷看做“第一作物”，即所谓“首种”或“首稼”或“五谷之长”，而不会改而接受被征服者的传统和看法，把被征服区的主要作物尊为首席，这是完全不足怪的。以稷来代表谷神，同样也是因为稷的“政治地位”高，周族人对它有一种超现实的观感的缘故。不过这种被人为地捧起来的次等作物在农业生产现实中终究是不可能
24、长久保持其尊严，所以虽然在周族政权稳固时期常常是黍稷并称，但到了战国末期的吕书审时篇中就有黍而无稷了。可能是很早就有人把“稷”字写成发音相近的“穄”。仓颉篇上说，“穄、大黍也，似黍而不黏，关西谓之糜。”这是关于“穄”的最早，也可以说是最正确的解释。按照现代植物分类学来说，黍和糜子是属于同一种。现在的糜子，其粒实大于黍，但不黏，正与仓颉篇相合。后来由于“稷”字的训诂引起了混乱，著作农书的人就不再谈“稷”而只讲“穄”，这也是省事的办法。最后顺便提一下，管子地员篇里讲到“大稷细稷”，是否说的稷的不同品种，这无从断言。那也可能是稷和黍二者的另一种称谓。与“稷”同样成问题的还有“粱”和“秫”。这两个词古
25、籍中也常见。汉代儒生除了“五谷”之外，还有“六谷”，“八谷”，“九谷”的说法，其中于谷(或禾)和黍、稷之外就还有“粱”和“秫”，好像这“粱”和“秫”与谷或黍、稷无关，而是另外的作物。急就篇中也有一句是“稻黍秫稷粟麻杭”。这“秫”和“梁”是什么样的作物?从汉儒的训诂中是找不到明确的解答的。历代本草书中大都以“粱”为粟属，也就是北方谷子之类。至于“秫”，则医师所讲究的是药品，所以本草书里一般是谈“秫米”，而这“秫米”总归是带黏性的粒实，究竟是稻，是黍，还是北方谷子，各家不一其说，不过他们都不以为“秫”是某一种个别作物的名字。早期的农书如吕书叫篇、氾胜之书、四民月令等，都没有讲粱秫。贾思勰作齐民要术
26、，才于种谷黍穄两篇之后，专有讲“粱秫”的一篇。但全篇只有寥寥 61 个字，而这两种作物的栽培方法则完全没有区别。这且不说，讲到播种用量又是与种谷篇所讲的相差不多，而且说“种与植谷同时”；此外“燥湿之宜，耙劳之法，一同谷苗”。看来这“粱”和“秫”是同“谷”(即北方谷子)极相类似的。好像就是因为在齐民要术里面讲的有欠清楚，所以后来的王祯农书和农政全书以及授时通考讲的也都是不清不楚。授时通考本不是出于农学家之手，不足深怪；贾和王、徐三人都是精通农事的，何以有此败笔?思索起来，可能是当初贾思勰是颇为前代儒生的训诂所困，在那个所谓“经学昌明”的时代，他没有敢于直接提出异议，在“稷”的问题上他还有回避的办
27、法，在“粱”和“秫”的问题上就很难下笔了，看来很像是勉强成篇，后来王、徐二氏也许是慑于贾氏的权威而也没有再作进一步的说明。这是一种猜想。此外古人对于作物的“种”和“品种”二者也许有时不像今天这样分得清楚，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现在看来，粱和秫二者都不是什么个别“种”的作物，因为从现在的大田作物当中找不出这样两个“种”来。粱字在古籍中常常是和粟字联在一起，后来又有“黄粱”的说法，这就使人有理由理解为粟属，也就是北方谷子的一个品种。其实这个词的最初含义也许是不限于某一种特定的作物的。古书里常常有“膏粱”、“稻粱”、“粱肉”等说法，这里的“粱”都有质量较高的粮食的意思。左传哀十三年记载“吴申叔仪乞粮于公
28、孙有山氏对曰，粱则无矣，粗则有之。”以“粱”与“粗”(粗)为对文，应该是泛指细粮而言。仓颉篇中“粱”的注解是“好粟也”，如果“粟”是泛指粮食，那么“粱”也就不一定专指的是北方谷子。不过后者究竟是种植最普遍的作物，所以到后来“粱”也就成为优质的谷子(小米)的专名了。至于“秫”就更是如此。古来学者大都解释为谷类之黏者，其读音与“黍”相同，有人认为此字可能就是导源于“黍”字，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谷类比较黏的品种，一般也是比较味美的。所以常常见到“粱秫”或“粱黍”的说法。总之，“秫”也和“粱”一样，不是个别的某一种作物。最后还要指出，古籍中有关农作物的记述显得混乱，其一部分原因似与“谷”“禾”“粟”这三
29、个词的概念有欠明确有关。这三个字常常是用来概括所有的粮食作物，有的甚至概括所有的大田作物，但有时又像是专指北方谷子。仓颉篇里说“粱，好粟也”，这个“粟”字可以理解为一切粮食作物，但如认为指的是北方谷子，似乎也未为不可。徐光启说：“物之广生而利用者，皆以其公名名之。”先秦时期及其以前很长时间，黄河流域种植最为普遍的是北方谷子，在一般人口语中，把这种作物以及其粒实的名称当作所有粮食作物，甚至所有大田作物以及其粒实的通名，或者反过来用原来概括一切作物的那个名字来称呼种植最多的某一种作物，这原是事理之常。问题就在于不要只在字面上纠缠，而是着重于弄清事物的实质。作物的名称可以因时因地而不同，但现实的各种
30、作物是不会有本质上的变化的。三秦以前的大田作物情况弄清之后，就可以按着时代往下叙说了。秦汉时期出现了大一统的局面，不过就全国来说，黄河中下游一带仍然是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北方谷子(禾)和黍、稷(穄)还是主要大田作物。西晋人写的一部广志里面记载了十来个北方谷子品种和黍与穄的一些品种，后来在齐民要术中，黍穄的品种之外，北方谷子的品种有八十几个之多，这都是秦汉以来六七百年之中各地农民陆续培育出来的。大豆也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地位。氾胜之书上说：“大豆保岁易为，宜古之所以备凶年也。”并主张每个农户都要依家口多少照每口五亩的标准种大豆，认为“此田之本也”。这说明农学家对大豆的重视。大豆之外，氾书里还讲了小豆
31、。豆是公认原产地为我国，因而不会是从外国引进的。氾书上距战国末年不到两个世纪，因此虽然不能就认为在比较短的一个时期内不会又出现了一个豆科的新种，但也许仍然可以设想，吕氏春秋审时篇里的“大菽”、“小菽”也未必不就是大豆、小豆两个种而并非大豆的两个品种。无论如何，西汉时候已经有了关于小豆的明确记载。东汉末年的四民月令中又讲到豍豆、豌豆和胡豆，豆科作物续有增多。由于许多地方水利的兴修，稻的种植显然有一定的发展。不过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基本上还处于“火耕水耨”的粗放农业阶段，只有西南的巴蜀，主要是成都平原，稻作比较可观。汉帝国崩溃之后，中原人口大量南迁，随着江南地区的加速开发，稻的栽培才有了更好的条件，从
32、而奠定了南方广大水稻区的基础。讲到稻的种类，氾胜之书里明确区别了杭稻和秫稻，也就是粳稻和糯稻。三国时人作的广雅里面首次出现了“籼”字，可知至迟到了那个时候籼稻也已经有了。西晋人写的广志里记录了十几个稻的不同品种，有些还载明了不同的播种和收获时期。此外齐民要术有一篇专讲“旱稻”，也就是“陆稻”，在那以前不见记载，应该是南北朝时期培育出来的。不过更值得一谈的还得说是麦。史书记载了汉武帝曾下诏书提倡种“宿麦”，也就是冬小麦。有人根据这一史料推论出来，中国的小麦是从西方引进的，而且可能就是从汉武帝时开始种植，在那以前古籍中的“麦”是大麦，不是小麦。这是一个问题，应当弄清楚。这个中国小麦来自西方的说法，
33、我国过去也曾有过，只是没有说明根据。像现代人的这样提法，好像颇难置信。前面已经讲过，我国自远古时期就已经有了这一作物。再就事物命名的逻辑来说，也应该是先有了“麦”然后才把一种似“麦”而又非“麦”的新出现的作物叫做“大麦”，而那与“大麦”有别的“麦”自然就是“小麦”了。如果小麦真是汉武帝时才开始种植，那就必定是张骞引进的，可是当代史家司马迁对于这种由皇帝下诏书提倡过的重要的新的大田作物会认为还不如蒲桃(葡萄)、牧宿(苜蓿)值得写入史册，这是不好解释的。汉书武帝纪记载元狩三年(公元前 120)下诏是为了有的地方遭了水灾，那还是由于种麦可望接续民食，而似乎不是号召农民试种一种内地前所未有的作物。又据
34、汉书食货志记载，董仲舒上书武帝说，“今关中俗不好种麦”，他建议皇帝下诏“使关中民益种宿麦”。从这里也看不出小麦是新近引进来的，而只是证明当时首都所在的关中地区人民一向不喜欢种麦。这一事实倒是可以理解为吕氏春秋审时篇所讲的六种作物当中麦居最末的原因之一，因为吕书正是在那个地区编写的。这样看来，小麦是汉武帝时才从西域传来的说法是缺乏说服力的。当时政府推广小麦似乎另有原因。怀疑就在那个时候制作出来了磨(当时名日“硙”)这种器具，麦粒可以弄成细粉了，作为食品的价值提高了，汉武帝认识到了这件事情的意义，于是就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从此麦的身价提高了，以致氾胜之书称之为“首种”。这样称谓显然是从那些儒生所传
35、说的“稷为首种”那句话套来的。不过这种新的提法只是提高了麦的“政治地位”，未必可以证明麦的种植比其他大田作物都更广泛。当年氾胜之“教田三辅”，也许推广冬小麦还是个重点。后来晋书食货志里面提到“汉遣轻车使者氾胜之督三辅种麦，而关中遂穰”，那话大约是有根据的。氾胜之的时代上距汉武帝明令提倡种宿麦大约一个世纪，可能是到他那时候关中农民还没有养成喜欢种冬小麦的习惯。这是并不奇怪的，因为一般说来，小私有制下的自给自足的农民，接受一种新的作物是不会很快的。无论如何，从西汉中叶起(公元前 2 及前 1 世纪之交)，冬小麦的种植面积显然是逐渐增大了，小麦种植的推广与大田生产技术的改进有关。种小麦要求比较复杂的
36、操作技术，到西汉中期，所谓“精耕细作”随着农具的改进逐渐发展起来，这也为推广小麦提供了条件。此外氾胜之书中除了冬小麦之外，还讲了“旋麦”，也就是“春麦”。不能说西汉以前还没有春种麦，恰恰相反，以前的麦显然主要还是春种，这从西汉政府号召种宿麦一事也可以推想而知。氾书中因为是着重讲了冬小麦，所以必须特为提一下春麦，这才周到。可以想像，小麦以及大麦的种植当时逐渐向西北方向推广；到了比较冷的地带，麦不能过冬，就更得春种了。据齐民要术所引广志一书里面记载着有“赤小麦”、“山提小麦”、“半夏小麦”以及类似大麦的“虏小麦”和“碗麦”，这说明小麦在那时已经有了许多个品种或亚种。此外说文“禾”部有“穬”字，原注
37、是“芒粟也”，话很含糊。崔寔的四民月令里在讲种大小麦时提到了“穬”，那显然就是穬麦了。穬麦和大麦相似，后来有人认为就是大麦，但贾思勰肯定为“种别名异”，大概就是无籽的大麦。据贾氏说，穬麦也有春种的，还说另有一种“落麦”是“秃芒”的。广志中原也说过还有“秃芒大麦”和“黑穬麦”，前者不知是否即贾氏所说的那一种。总而言之，无论小麦、大麦或穬麦，汉代以后都陆续出现了一些不同品种。此外齐民要术里还讲到“青稞麦”，那应该就是我国西部各少数民族地区直到今天一直在种植的那种春大麦了。还有“瞿麦”，齐民要术里也讲了。石声汉氏以为应作“燕麦”，“燕麦”常常被误呼为“雀麦”，而“雀”字与“瞿”字形似，因而致误。它和
38、麦并非一类东西，只因形状有些近似，才冒了一个“麦”的名。它的产量极有限，作为人的食粮没有多大价值。不过它耐寒，所以在较北地方以及西南山区少数民族也颇种一些。不知从何时起，又称为“莜麦”或写成“油麦”。看来国内一些比较寒冷的地区很久以来就把它作为栽培对象了。麻类作物的情况也有一些变化，需要讲一下。原来的集(雄麻)和苴(雌麻)都依旧普遍种植。氾胜之书中的麻是说的雌麻，在四民月令称为“苴麻”。雄麻在氾书中叫“葈”，在四民月令中则名“牡麻”。雌麻的籽原来也是充作食粮的，从何时起知道了榨油，这还有待考定，不过麻籽中含油量是很有限的。从而可知，我国古代植物油的供应是很不足的，并且由于可以取得的动物油同样是
39、不多，对广大人民来说，这种短缺更是显然。可想而知，劳动人民是在不断努力寻求新的食用油源。尔雅里面有个“苏”字，原注是“桂荏”。后来齐民要术中有专篇讲“荏”和“蓼”。荏的籽粒可以榨油，也就是白苏子。看来至迟到秦汉之际，人们已经知道这种油料作物。不过苏子的含油量虽然不低，但不宜密植，单位面积产量自然不会高，因此后来胡麻的引进对缺乏油料作物的人民来说也可以算是一件大事。胡麻，在这里指的是芝麻，或作“脂麻”；它也和一些别的作物一样，大约在汉代就传说是张骞引进来的。自从通西域之后，往来的人越来越多，许多种作物陆续在相互之间传播，这也是必然的。讲到胡麻，它传人的确实年代还无法说定。广雅释草部分说：“狗虱、
40、钜胜、藤宏，胡麻也。”这是首次见于文献。当然引进要远在以前。“狗虱”大约是象形的命名。“胜”和“藤”、“钜”和“宏”，各书的写法都不一致，前二字的字形有些相近，可能原是一个字，传定错了。无论如何，这名称以及写法的不统一也反映了这种优质的油料作物引进之后，很快就传播到了各地，因而随地取名，“胡麻”也许是比较普通的叫法。“胡”自然是表明它是传自塞外，也就是“胡地”。它本不属于“麻”一类，就是因为它的籽实含油，同苴麻一样，所以也呼之为“麻”了。胡麻含油量远高于苏子之类，当然是大大丰富了植物油的来源。东汉后期人写的一部通俗文，原书早已散失，据太平御览所引，有“芸薹谓之胡菜”这么一句。芸薹现在叫油菜，齐
41、民要术上已经说它的籽实也可榨油。通俗文说它是“胡菜”，自然是和胡麻、胡豆等一样从胡地传入的，极可能是西域。大约最初是当作蔬菜来种，不知从何时起成了油料作物。在齐民要术里还是把它列在蔬菜之中，因为后来也进入大田，所以这里也和胡麻一起加以讲述，作为汉代引进的另一种比较重要的油料作物。氾胜之书里还讲了两种大田作物：稗和芋。稗是一种形状类似北方谷子的植物，它的籽实作为粮食来说，质量是很差的；只是它保收，而且产量不低，所以氾氏认为“宜种之以备凶年”。后来的农书中除了特别着重防荒救荒的农政全书之外，都不再讲它，这说明农民不愿意专为种它而拨出一部分大田。至于芋，汉书上记载“岷山之下多蹲鸱”的“蹲鸱”，古人就
42、说是这种东西。大约很早以前就为人所注意，原因是产量高，虽然不能完全代替粮食，还是有一定的备荒的用处。在这里还必须提到牧宿(苜蓿)，张骞从西域引进这种牧草，在历史上是有名的。这种优良的牧草用来培养土地肥力，效果也极好，所以在北方传播很广。齐民要术有专讲苜蓿的一篇。值得指出的是，那一篇后面没有引氾胜之书。依常理推断，氾胜之书中所讲的，主要应当是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而苜蓿这传播还是从关中开始的。这样一种新引进的重要作物，氾氏在他的书里不会不讲的。无论如何，四民月令里面是讲到了。汉帝国时期，政府在西北一带设立了许多规模很大的养马场，一定是大量种植过苜蓿。以后从三国一直到南北朝末年，四个世纪之中，大部分时间黄河流域处于战乱状态，为了维持大量军马，各族的统治者显然也都重视牧草的种植，苜蓿的推广是可以想见的。最后还得讲一讲甘蔗。这种作物的种植，为我们增添了一种极可珍贵的制糖原料。这当然也是人民生活史上的一件大事。甘蔗从何时开始在我国种植，还不能说得准确。楚辞里面说到“柘浆”，有人以为“柘”就是“蔗”。说文里已有“蔗”字，原注是“薯蔗也”。同时的王逸注楚辞就是用“说文”的这个注来解释“柘”字的。“薯蔗”是甘蔗的较早名称之一，或写作“诸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