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警惕“经典法西斯”陈子明2010.4.9本文所说的法西斯，不仅仅是指法西斯主义理论，而是指法西斯（主义）运动。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必然有其理论、群众和领袖。譬如说，德国的法西斯运动，其理论是纳粹主义，其群众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员，其领袖是希特勒。经典法西斯运动的露头，已成为中国迫在眉睫的危险。 一、从“次法西斯”到“经典法西斯” 余世存在2004年发表的次法西斯时代的国家、社会和个人癸未岁末的断想一文中，提出了“次法西斯” 的概念。他写道：“ 后极权时代过后的中国并没有进入反专制的最后决战阶段，如六四民运人士乐观预言过的，反而进入了一个急剧右转、相对稳定的时代。这个时代有别于极左专制的极权主
2、义、集权主义等抽象过的政治定义，如以感性经验概括，这个时代同极右专制的法西斯主义类似，而在精神气魄、社会动员能力、对外输出等方面不如远甚，称之为次法西斯时代也许最为精准。” 2008年，余世存修改了“次法西斯”的定义：“ 我曾经命名当代中国为次法西斯社会。最初我一度以为次者 ，次要也，跟法西斯政治社会的经典形态相比，次法西斯社会要钝缓得多、隐晦得多；很快我修正了自己的研究，次者，后者居上者也，跟一世而亡的法西斯政治相比，次法西斯社会的赖活时间要长得多。在次法西斯社会里，阶层、圈子、地域、种族各怀心事，他们被专制的绳索或松或紧、此时彼时地牵住，他们没有统一的自由诉求。他们是被国王绑架的斯德哥尔摩
3、受害者，他们仇恨又依恋上这个王国了。” 同样是在2008年，美国里根总统时期的白宫顾问麦克勒丁博士，在远东经济评论上发表了北京拥抱经典法西斯主义一文。他说：“2002年，我曾猜测中国会变成一个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一个成熟的法西斯国家。”“尽管他们依然自称共产主义者，而且共产党依然统治这个国家，然而经典法西斯主义（classical fascism）应该被作为尝试理解中国的起点。想象一下法西斯革命50年后的意大利。墨索里尼应该已经死掉了，而经济法西斯的国家基本保持了下来，法西斯党牢牢控制政权，意大利会由职业政客治理，他们是腐败精英的代表，而不是那些参与向罗马进军的虔诚的法西斯信徒。它不再是一
4、个基于个人魅力的体系，而是几乎完全基于政治压制；领导人像是商人，虚无而不是理想主义，他们会不断公式化的唤起伟大的意大利人民的自豪感，无休无止的教导复兴祖先的荣耀。把口号里的词换成 伟大的中国人民，一切听起来都是那么熟悉。我们当然不是在对付一个共产主义政权，无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不是，他们在做相反的试验，一边牢牢控制政治权力，一边允许经济实体有相对的自由空间。他们的政治手法和欧洲法西斯80年前的办法非常相似。” “与毛泽东那样的传统的共产主义独裁者不同，毛根绝传统文化，代之以呆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的中国热烈的、甚至是狂热的拥抱中国的漫长历史中的光荣。然而1920和1930年代的法西斯领导人使
5、用了完全相同的招数。墨索里尼重建了罗马城，以给古代的光荣提供一个戏剧性的视觉标志，希特勒钟爱的建筑师在第三帝国上下到处修建新古典建筑，他喜欢的歌剧作者举办节日来庆祝传说里的古代德国。和欧洲的法西斯先辈一样，中国也是基于他们的历史和文化来支持自己在世界扮演主要角色的要求，而不是基于当前的实力，或当前的科学和文化成就。”“另一方面，扮演受害者一向是法西斯文化的一部分。正如德国法西斯和意大利法西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样，中国感觉遭到背叛和羞辱，寻求对历史创伤加以报复。这可不像是不安的标志，而是超级民族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一直是所有法西斯运动和法西斯政权的核心内容。这是一个成熟的法西斯体制，它不是
6、狂乱的群众运动，现政权也不是由革命狂组成。”余世存和麦克勒丁说得非常好，引人深思并回味无穷。但是本文对于“次法西斯” 和“经典法西斯”的用法，将不同于上述两位作者，笔者不是用它们来定义“时代” 、“社会” 、“国家”、“ 体制”，而是定义一种政治运动的不同发展阶段。而且，笔者不完全认同上述两位作者的观点。笔者早就指出，中国目前的当权派是“专政右派”。但是，“ 极右专制” 并不等同于法西斯主义。经典法西斯主义首先都是一种政治运动、群众运动，然后才转变成一种专政、一种获得相当一部分民意支持的政治体制，例如在意大利、德国和日本。脱离群众和群众运动的“极右专制” ，与现代法西斯主义无关。在前现代有许多
7、皇权专制，在发展中国家也有许多右翼的军人专制，例如韩国的朴正熙政权、印尼的苏哈托政权、扎伊尔的蒙博托政权，但这些都不是法西斯主义的政权。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经广泛使用过社会法西斯主义一词。当把它用于苏联时，主要还不是说苏共继承了沙皇俄国的警察专制，而是说它肉体消灭几百万“富农” ，对车臣等少数民族实行全民族迁徙，三十年代揭发“人民公敌”的群众运动，斯大林晚年的反犹主义，等等。当把它用于中国时，也主要不是说毛继承了“百代皆行秦政制” 如果那样的话，直接说皇权主义、专制主义就可以了，而是说他还实行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彻底砸烂 四旧” 的“ 红卫兵运动”和“群众专政”。笔者在下面将指出：在
8、野的法西斯运动都有其“ 形左”的一面，上台后才会彻底表现出“实右” 的本质。 当麦克勒丁“想象一下法西斯革命50年后的意大利”时，就说明他所谓的“成熟的法西斯体制” 不是一种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体制，而是一种头脑中的“理想形态” 。经典的法西斯恰恰就是“狂乱的群众运动”和“ 革命狂”，是“ 那些参与向罗马进军的虔诚的法西斯信徒” ，那些参加“啤酒馆暴动”的纳粹分子，那些在“ 二二六” 兵变后被处决的“皇道派”青年军官和北一辉式的民间法西斯分子。经典法西斯的对内政策是“一边牢牢控制政治权力，一边允许经济实体有相对的自由空间” ，对外政策是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扩展民族国家的“生存空间”。由于这两个方面
9、的紧密结合，使得历史上的“法西斯革命” 没能生存到“ 50年后”。现在的中共领导集团，还不敢抛弃邓小平“韬光养晦”的“孙子”策略，还不敢与“经济全球化”进程“脱钩” ，至少表面上还在讲 “和平发展”、“ 建设国际和谐社会”，因而遭到中国法西斯分子的抨击。法西斯运动和宪政运动，都是当下中国的政治在野势力，但二者南辕北辙，走的完全不是一股道。对于现行体制和现政权，笔者已经从宪政运动的角度做过许多理论分析和批判；本文则着重剖析一下中国法西斯运动，这一运动目前正在力图实现从在野派到当权派的转化。 当“六四”刚刚过去，何新开始鼓吹国家主义的时候，法西斯主义的理论便萌芽了；当中国可以说不成为畅销书，网络上
10、充斥战争叫嚣的时候，说明法西斯主义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现在，当政治野心家试图与这一部分群众相结合，通过打民意牌争夺最高权势，“理论群众领袖”的“ 三位一体”浮出水面的时候，就意味着法西斯运动正在从“ 次法西斯”提升至“经典法西斯”。二、在野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一登上历史舞台，就被打上了“右”的烙印，主要是因为当时有一个“左” 的参照物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斯大林主义，或者统称苏维埃主义。前者鼓吹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后者鼓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解放全人类”；前者鼓吹国家对于经济的统制，但仍保留一定的市场自由，后者鼓吹彻底的计划经济；两相比较，自然是后者更“左” 。然而，二者当时都不是传
11、统意义上的保守势力，而是对于现行体制和现行秩序的“革新势力” 。对内，它们都反对胡适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 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对外，它们都反对一战前业已形成的“ 经济全球化”格局和一战后刚刚确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基辛格所谓的“世界革命者” 。在野的法西斯主义，通常比当权的法西斯主义要显得左一些。 1920年纳粹党宣布的二十五点纲领称：“我们反对腐败的议会制度，因为议会政治只根据党派利益，任用私人，而不顾及品德和能力。”“我们要求国家应供给公民工作及生活为其首要任务。如果国家不能养育其全部人口，则应驱逐外国人（非德意
12、志公民）出德国国境。”“每个德意志公民的首要职责是从事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个人的活动不许损害全体的利益，而应受全体的制约并对所有人有利。”“取缔不劳而获的收入，废除利息奴隶制。”“ 我们要求将一切托拉斯收归国有。”“我们要求分配大企业的利润。”“我们要求大规模改组养老设施。”“我们要求建立并维持一个健全的中产阶级。我们要求立即将大百货商店收归国有，廉价租赁给小工商业者，要求国家或各邦在收购货物时特别要照顾一切小工商业者。”“我们要求一种适合民族需要的土地改革制度，要求制定一项为了公益而无代价的没收土地的法令，要求废除地租，要求制止一切土地投机活动。”“我们要求严厉镇压那些危害公共利益得人；对于
13、危险的民族犯罪、高利贷者、投机者等，不管其信仰及种族如何，必须处以死刑。”“我们要求贫寒子弟特别优秀者，不论其父母职业及社会关系如何，应享有国家免费教育。”“国家必须保护母亲和儿童，禁止雇佣童工”。“我们要求在联邦内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以便实现本政党所主张的一切；中央和国会对于整个及其各种机关，应有绝对的权威；为了实施联邦所颁布的法律，应创设各种职业会议。”这里面的许多主张，到现在都可以视为偏左的社会政策。然而，希特勒上台以后，马上就抛弃了期待“经济革命”的纳粹党“老战士” ，他说：“在经济领域内，进步只能逐步获得，切不可采取过激行动将现存的条件打碎，这会危及我们生存的基础。”虽然大部分纳
14、粹党员都有反资本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情感，但最激进、最热切的还是人数已达几百万人的冲锋队。冲锋队头子罗姆说：“我们是完成德国革命的不可腐蚀的保证者。” 于是，希特勒为了获得军界与企业界的支持，枪毙了罗姆，解散了冲锋队，正所谓“所有革命都吞噬自己的儿女”。日本民间法西斯主义的代表人物北一辉与墨索里尼一样，曾经是社会主义者，墨索里尼当过阶级斗争报的编辑，北一辉则自费出版过国体论与纯正社会主义一书。北一辉思想的代表作是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这本书除了卷一谈天皇制，卷二私有财产限度，卷三土地处分三则，卷四大资本的国家统一，卷五劳动者的权利，俨然是一部左翼著作。书中主张：私人生产企业的限度，为资本一千万日元。超
15、过限度的生产企业，收归国有，由国家统一经营。日本国民一家拥有的私有土地限度，为时价十万日元。对上述“私人生产企业”和“私有土地”的超过限额部分，国家均以三分利公债为代价实行征收，但所付公债不超过私有财产的限额。天皇交出的土地和国家征收来的土地，分给无地农民，后者需分年交付一定的偿金。关于工人，“工资以自由契约为原则”，一律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节假日工资照付。“受雇于私人生产的工人，应按纯利的二分之一分红。”受雇于国家生产的工人每半年进行一次额外分配。内阁设立劳工省，劳资纠纷由劳工省按法律裁决，“私人生产者和工人必须一律服从” 。此外，还规定了各种国民权利，如国民从小一律享受十年教育，孤儿和孤老残
16、疾者由国家抚养，等等。北一辉认为：日本存在着两个基本社会阶层。一个是社会上层，由军阀财阀与政阀组成；一个是社会底层，由工人、农民与城市贫民组成。军阀财阀与政阀是社会的蠹虫，占有最大量的社会资源，他们压迫社会底层，是革命的对象。那么，如何才能“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经济结构”，“限制私有财产，统制劳动”，推翻“ 财阀政权”，建立“维新政权”呢？北一辉主张最上层的天皇与底层携手，发动反对社会上层的革命。（类似于几十年后毛泽东与造反派携手，发动打倒“走资派”的“文革 ”。）他说，改造日本的途径，是“天皇与全日本国民一起共同确定国家改造的根基，为此，依靠天皇大权之发动，三年内停止实行宪法，解散两院，在全
17、国颁布戒严令”。“以国民为本队，而天皇则为号令者”。按照安部矾雄的说法，就是“一君万民型社会主义” 。把天皇与国民联系起来的现实纽带，是独立于政府系统的军人和在乡军人。北一辉的主张获得了一部分中下层军官的支持，1936年“二二六”叛乱部队的奋起宣言书称：“所谓元老、重臣、军阀、官僚、政党等皆为破坏此国体之元凶。我与俄、中、英、美已成一触即发之势，祖宗遗垂之神州将毁于一旦，此已洞若观火。今若不诛戮破坏国体之不义佞臣，不芟除遮皇威、阻碍维新之奸贼，皇统皇谟将荡然无存。冀希皇祖皇宗之神灵明鉴，并予冥助。” 发动“二二六” 叛乱的军人是所谓“ 皇道派”，最后镇压叛乱的中高级军官是所谓“统制派”，两派同
18、属于“日本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阵营。它们的分歧在于：第一，关于国家改造的手段，统制派主张自上而下地以合法手段进行；而皇道派，特别是其中下级军官，坚持自下而上地一再搞非法的政变。第二，是改造的次序，尽管两派都要对外进行侵略扩张，但统制派主张先外后内，如板垣征四郎所说是“满洲第一主义，国内革新第二主义” ；皇道派的中下级军官则强调“国内第一主义” 。法西斯领袖掌权后迅速向右翼靠拢，有其内在的逻辑。法西斯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国家至上论”，希特勒曾说：“任何人只要准备以民族事业为己任，再没有高出民族利益之理想；任何人只要了解我国伟大的国歌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意思是，在自己心目中世界上再没有东西高于德国、德
19、国人民和德国土地，这样的人就是社会主义者。”对于这种“ 国家社会主义”者来说，牺牲社会底层利益，让其服从于国家“整体利益”和“ 最高利益”，乃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为了上台执政，必须争取底层群众的支持；一旦掌权之后，为了“保卫和扩张国家利益” ，就需要克虏伯和三菱的军火。如果继续坚持针对财阀的主张，如希特勒所说就“会危及我们生存的基础” ，因此，在北一辉的“阶级论、民族论与战争论”中舍一取二，或者只采用他的“国际无产者” 斗争说，就是不难理解的了。（北一辉曾说：“英国是横跨全世界的大富豪，俄国是地球北半部的大地主。给日本的是散在的小岛屿，在国际间处于无产者的地位，难道它没有以正义的名义，为从英、俄
20、的独占下夺取领土而开战的权利吗？在国内可以允许无产阶级的斗争，却偏偏把国际无产者的战争看成是侵略主义、军国主义，这是欧美社会主义在根本思想上的自相矛盾。”） 在中国法西斯主义者中间，也存在着类似于“希特勒罗姆”、“统制派皇道派” 的分歧。其中的一派自称是“中国公民” 派，主张调和国内矛盾，致力于对外争夺“生存空间” 。另一派则鼓吹“打不过鬼子就杀汉奸” 。他们知道中国还没有与美国直接对抗的实力，也不准备主动挑起国际事端，但仍极力鼓吹，“我国应开动宣传机器在中国人民中揭露美国志在灭亡中国的意图，培养全国人民的敌忾心理”。因为他们的真实主张是“攘外必先安内”，真正的兴趣是“ 整肃思想”、“重组经济
21、”，以“外国代理人” 、“汉奸”的名义打击政敌。可以把这两派简称为“ 攘外派”与“安内派”。只讲利益，不讲道德；为了目标，不择手段；人为树敌，煽动仇恨；则是这两派的共同点。三、识别两种网络“反对派” “六四”屠杀之后，中共传统意识形态名誉扫地，何新是最早转向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试图以此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替代品的第一人。但是，何新并非中国法西斯运动的战士。他不是像墨索里尼、希特勒、北一辉那样诉诸于群众，而是把自己的内部报告“献策” 于李鹏、王震，并为自己牟取了“全国政协专职委员”的特殊官位。因而，当何新文章1990年在人民日报大幅连载时，他是完全没有群众基础的。 1992年以后，“专政右派” 垄断
22、了政权，大力推行“ 权贵资本主义” ；当局通过打压与收买的两手政策，在高等院校夺回了一度丢失的话语霸权；“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格局出现了大变动和大改组，中美在政治上、经济上乃至军事上的冲突日益频繁。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法西斯主义作为替代共产主义的一种选项，逐渐获得了一部分群众的支持。有人说，现在中国的舆论界出现了“三分天下”的格局：广播、电视、党报社论中的“邓三科”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都市报和期刊编辑群体推崇的宪政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网络言论中盛行的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里面夸大了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网民中的份量。 首先，网络的发帖和点击数量并不能真正代表
23、网民的民意。中宣部、新闻办、网管、“五毛” 是网络生态的掌控者和调节者。宪政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支持者与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并不是在一个公平的擂台上，前者的帖子大部分被“河蟹” 自动过滤和人工删除了，后者的帖子才会显山露水，取得表面上的优势。其次，有些人还不善于辨别网络“反对派”的不同话语。反对“主旋律” 话语的声音，肯定是网民追逐的热点。但是，宪政民主主义的“反对”与法西斯主义的“反对” ，虽然有一定的重叠，但大部分的反对目标是不一样的，而有些人却把二者混同了起来，一概视之为“民粹主义” 。前者主要是“反专制”、“反垄断” 、“反权贵”，后者主要是“ 反精英”、“反叫兽” 、“反黑律
24、师” 等等。“精英”在1980年代本来是个褒义词，“ 六四”以后，由于当局屡屡攻击“动乱精英”（或简称“ 精英”），而在官方语言中成为贬义词。网络上的法西斯攻击“精英” ，不过是拾李鹏、陈希同之流的牙慧。他们一方面贬低和谩骂“精英”，一方面又拼命推崇和神话“精英中的精英” 、“千年一遇的伟人”毛泽东。在这一点上，中国法西斯分子很像他们的日本前辈北一辉，一方面攻击财阀、官僚、政客，一方面又把“革新”的希望寄托在国民的“ 号令者” 天皇身上。某些为权贵辩护的文人学者，为民众所唾弃。通常把这种人叫做御用文人，鲁迅将其称为“帮忙”或“帮闲”文人，1980年代有个别号叫“ 歌德派”。网络上的法西斯不用这
25、些约定俗成的名称，而是一古脑儿地攻击“叫兽” 。事实上，他们并不是仅仅抨击主张“新自由主义” 的专家教授，他们是在打击整个儿的知识阶层，尤其是其中的“公共知识分子”和“独立知识分子” （他们尤为痛恨揭露毛泽东历史罪恶的敢言者），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之类的“反智主义” 。 “捞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1980年代就已经屡见不鲜，而当时律师的队伍和能量还很弱小。即使律师行业发展了，他们之中的卑劣者最多也只是扮演一个二传手和中介人的角色，“捞人”的关键环节是在公检法司机关及其官员。网络上的法西斯不是把矛头对准公检法司的当权派和他们的总后台政法委，而是对准所谓“黑律师”，旨在抹黑整个律师界。笔者曾说
26、：“由于律师的职业特点，反特权、反腐败将会为他们提供选择性的诱因，对他们个别地发生作用，使他们的个人动机与创造公共财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律师界与国内外新闻界的紧密配合下，一个民间监督网络将会逐渐形成，一代新型政治人物将会从中破茧而出。”联系到网络上的法西斯曾借个别记者的劣行大肆攻击“黑记者”，不难识破他们打击律师和记者的苦心孤诣。宪政民主主义者着重反对体制的弊端；当他们把矛头指向人的时候，一定是指向最高领导集团和各级党政机关的当权派。法西斯主义者则着重反对某些社会阶层，尤其是正在成长中的社会中等阶层的自觉先锋队律师、记者、公共知识分子等；对于过去和现在的当权者，他们或者奴颜婢膝，或者心存侥幸。他
27、们集中火力打击“精英”、“ 叫兽” 、记者、律师以及民营企业家等，是要为他们所心仪的“铁腕”领袖鸣锣开道、扫除障碍。这与纳粹分子把矛头指向“为富不仁”的犹太人，完全是一个路数。 当人们要从对外方针上识别网络法西斯的时候，只须抓住一个关键词战争。反美和反全球化并不是法西斯主义的独特标志。反美，既包括反对美国的体制，也包括反对美国政府的政策。世界上很难找到不反美的人；等中国崛起了，也将很难找到不反华的人。自由至上主义者反对奥巴马政府的医疗保险法案；海外民运人士反对奥巴马政府对中共绥靖的路线；沿海地区的民营资本家反对奥巴马政府对人民币汇率施压的政策。反全球化更是全球形形色色的左右翼力量的共同呼声。赞
28、美战争，呼唤战争，鼓吹“战争不可避免”、“中美必有一战” 、“晚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 ，扬言中国人“ 不惧怕核战争”、“准备好西安以东的城市全部被毁”，这就是标准的法西斯言论。值得注意的是，在十年前，只有个别的军人发表好战言论，而到最近一两年，公开鼓吹战争的军人已经成十上百，如“过江之鲫”。随着亦文亦武的“元老” 的逝去，现役军人与政府的对外政策唱反调，文人政客控制不了独立的军部，大校和少将“下克上” ，平民法西斯与中下层军人中的法西斯相结合，这些正是当年日本的“经典法西斯” 现象。 四、新生代领导人的政治抉择 司马迁说，世道三十年一变。经过毛泽东的三十年和邓小平的三十年，现在又到了
29、变迁的时代。但是现在的中国领导人没有驾驭时代的能力。邓小平去世后，权力落入工程师和辅导员们的手中。他们只想把现有体制这部机器运转好，别在我手里散了架，就满足了。当今的领导人是体制塑造出来的人，而不是塑造体制的人。他们没打过仗，没搞过地下学运，没当过造反派，没下乡插过队；一贯谨言慎行、战战兢兢，“三十年媳妇熬成婆” 。现在要他们对权贵集团和官僚机构下狠手，即使他们有这个心也没有这个胆，有这个胆也没有这个能耐。他们擅长的只是作秀和包装。当局的大智囊郑必坚说：“现在中国共产党奉行的内政外交的核心理念就是：对外谋求和平，对内谋求和谐，对台海局势谋求和解。”话说得很漂亮，但是宪政民主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
30、都不买账。面对两极分化不断加剧的局面，不开放报禁，让独立媒体“揭黑幕” ，不实行普选，让普通民众用选票来维权，肆无忌惮的权贵集团怎么可能向底层让步，社会又怎么可能实现和谐呢？当“民主和平论” 成为学界主流，不包括中国的民主国际(the Demintern)逐渐形成，以“民主同盟”(Concert of Democracies)取代联合国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时候，坚持“ 专政”的“ 中国模式”，能够把“战略机遇期” 的“暂时和平”变成康德意义上的“永久和平”吗？ 过去毛泽东可以在紫禁城里自吹自擂，自说自话，因为那个时候中国是一个资源出口国，你可以出口一斤稻米换两斤小麦，也可以给老毛子很多农产品和矿产
31、品换军火。但是现在中国是个资源进口国。当年导致日本向美国开战的因素，一个是废钢铁，一个是石油；现在这两样中国都已经被世界经济攥住了。财经杂志的一篇特别研究报告说，将来中国需要10亿吨钢，现在铁矿石已经是50%靠进口，那会儿只剩下20-30%的自给率。石油也是一样，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进口国。专制的中国能不能与民主国际长期和谐共处，保证自己发展壮大所需要的资源、市场和技术，这是很难说的一件事。民主的印度拥有航母，国际上认为是很平常的事；专制的中国要造航母，“中国威胁论”就甚嚣尘上了。为了让别人不以自己为敌，一种意见是改变自己，像印度一样成为民主国际的一员；另一种意见是改变别人，让“拳头”
32、 来说话，打遍天下无敌手。哥本哈根会议之后，世界正在重新打量中国，反思过去几十年“和平演变” 战略的成败，而当下中国的领导人，面临这种严峻的形势，却不具有战略性选择的意愿与能力，只会萧规曹随，重复邓小平“韬光养晦”的话语，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但是下一代领导人就不一样了。多年来，笔者一直在讲“代际政治” ，强调代际之间的政治差异。由于教育和经历的不同，新一代领导人中将会出现不同于工程师和辅导员类型的政治家，出现有强烈政治抱负乃至政治野心的政治家，出现打民意牌的政治家。然而，在中国当前的发展态势下，既可能出现走向宪政民主主义的政治家，也可能出现崇尚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家。人们切不可认为，中国只要出现
33、变化，就一定是好的变坏。变好，还是变坏，这从来都是一个问题，国人永远要保持警惕。当一个国家的国力上升到世界第二的位置时，与老大的摩擦就会频繁发生。历史经验表明，到了这个时候，无论是舆论还是政客，都很容易出现法西斯主义的冲动。希特勒当年曾说：“德意志要么成为世界强权，要么就什么都不是。”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写手也说：“ 对于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来说，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成为一个霸权国家，要么成为一个被遗弃的国家。”并表示“我宁愿选择前者” 。如果只从网络上看，这种言论比比皆是。 在专制国家中，政治人物很容易被自己制造出来的舆论所欺骗。1957年，毛泽东提出了15年赶超英国的目标，迫于他要求实现“大跃进”的压力，下面层层加码，喜报频传，把毛泽东也搞晕了。他在1958年5月称，“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 。一个月后又加了码：“我们3年基本超过英国，10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结果乐极生悲，导致大饥荒、大灾难。现在的政治领导人同样会被中宣部控制下的网络生态欺骗，以为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最强势的民意。 法西斯运动领袖人物的产生，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方面是法西斯信徒的寻觅、激励和拥戴。一方面是潜在领袖人物经过形势判断和政治试探，以“顺乎天而应乎人” 的姿态“粉末登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