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云龙:大学生知识型创业研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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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学生知识型创业研究东北师范大学/邹云龙本文已经全文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2011 年第 5 期,引用请注明出处。摘要:本文通过对微观创业过程的知识经济学分析, 试图 回答大学生创业研究中应当但是长期没有得到澄清的若干问题,包括大学生知 识型创业 的定义、内涵以及知 识型创业企业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大学生知 识型创业、就 业和 经济增长模式调整三者之间的关系。关键词:大学生 创业 知识 经济一、创业的知识经济学上个世纪上半叶,哈耶克先后发表了知识与经济学和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 ,成为经济学思想史开创“知识经济学”的奠基性人物。在哈耶克“知识论的经济学”看来,只要是实现了职业性劳动分工的社会,就

2、不存在非“知识经济”的经济。的确,分工导致专业化,专业化是造成“知识分立”的原因,因为每个劳动者只能掌握被分工分割出来的一小部分人类知识。因此,在“每个人知道越来越多关于越来越小的事情”的社会里,一切劳动分工都是“知识分工” ,而且,市场机制将会指引着 “知识分工”的协调,使社会在最大程度上利用人类知识来推动经济进步。如此看来,在“知识分工” 、 “知识分立”和“知识协调”基础之上的一切经济样式都可以理解为哈耶克意义上的“知识经济” 。哈耶克最早正式和系统地把知识问题纳入到经济学当中,他留给后人的问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09JZD0034-2) ;东北师范大思想政治

3、教育实践创新研究项目(10SZ058)Hayek,F.A.,1937,“economics and knowledge,“ Economica (February 1937).哈耶克在 20 世纪 30 年代米塞斯与兰格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大论战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知识分工范畴,正式地把知识问题纳入经济学的视野。Hayek(1937:第 50 页)指出:“显然存在一个知识分工的问题,它与劳动分工问题非常相似,起码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但是,自从我们的科学诞生以来,后者就是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而前者则完全被忽略。尽管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的中心问题” 。题是:市场机制如何能够自发和

4、最大化地利用人类知识?在哈耶克引发“知识经济学”20 年后的 1958 年,里德发表了堪称经典的经济学随笔我,铅笔 。里德的天才之处在于,他做到了“把如此复杂和抽象的思想变成日常用语而丝毫无损论证的实质” ,以至于弗里德曼在编后记中这样写道“据我所知,没有另一篇作品如此简洁、令人信服和有力地举例说明斯密看不见的手没有强迫的合作的可能性和哈耶克强调分散知识的重要性” 。铅笔的故事,其初衷为是捍卫自由市场制度,但是,在今日中国迫切需要的“知识经济”或“创新驱动经济”角度上,它同时也生动地揭示出了知识型创业的本质:辨识、开发和市场化“知识互补性” 的经济行为。就创业而言, “知识互补性”是各项知识之

5、间可能存在的 1+12 的经济学关系。仍以里德的“铅笔”为例。一支铅笔,看似渺小却凝聚着相当的人类知识。就其核心部分而言,存在显而易见的三项知识:A 关于木材的知识,B 关于石墨的知识,C 关于油漆的知识。D铅笔C 关于油漆的知识A 关于木材的知识B 关于石墨的知识图:铅笔是三项互补性知识的物质载体我们知道,作为人类知识重要的内在属性,任意知识之间,都存在无限的潜在互补性,等待被人的“联想能力”开发出来。盲人摸象的故事能够很好地说明这个道理。限于认识能力,每个盲人只能占有象的局部知识,它们分别从本文原题I,Pencil ,刊于经济教育基金会(the Foundation for Economi

6、c Education)出版之 Freeman 杂志 1958 年 12 月号上。作者 Leonard E.Read (1898-1983)于 1946 年创立经济教育基金会,并担任主席至去世。“I,Pencil“是他最著名的文章。阿罗(K.J.Arrow,1962) 、贝克尔(G.S.Becker,1964)、罗默(P.Romer,1990)以及汪丁丁等学者在知识分工基础上,尝试通过“知识互补性”建立所谓的“知识经济学” 。其中,汪丁丁对“知识互补性”论述较多(1996,1998,1999,2000,2001 ,2002经济研究) 。但是,目前还没有从 “知识互补性”出发对知识型创业的相关研

7、究。对象的腿、耳朵、鼻子或其它部位的体验而来。毫无疑问,只要我们的目的是认识这头象,这些知识之间就具有强烈的互补性,因为它们必须被联合运用才能达致真确。在市场条件下,某些“知识互补性”可以带来利润。根据汪丁丁反复论及的“知识互补性” 的知识经济学原理,创业者一旦意识到,在铅笔的创意面前,如果 P(D)P(A)+P(B)+P(C),即 A、B、C 三项知识各自运用所产生收益的加总小于它们联合运用(合成为 D)所产生的收益,铅笔的方案就是有利可图的,可以为创业者带来创新的租。不仅是铅笔,极端而言,一切形式的商品和服务,归根结底都是知识积累和蕴存的某种方式,是“知识互补性”的某种物质载体。而且,正是

8、由于各项知识在经济学意义上的“互补性”生成新事物的可能性和潜在利润的源泉,各式各样的新产品才经由创业过程自发地提供出来,构成令我们眼花缭乱的商品世界。二、从事知识型创业的人今天读来,铅笔的故事依然引人入胜,但却令读者感到意犹未尽。里德应该指出 却未告诉读者的是:是谁联想了铅笔的方案并预见了它的潜在市场规模?换句话说,是哪些人受到市场所提供的经济激励自愿分工去从事辨识、开发和市场化“知识互补性”的工作?这一答案经由熊彼特等人对创新的研究告诉我们,他们是那些秉持“独立探索 ”而不是“模仿成功”策略的创业者,是以“创造性摧毁”的精神不断构造和改进某种生产函数的群体。正是千千万万个知识型创业者自发自动

9、地开展“知识型创业”的生产活动,回答和实践了哈耶克提出的问题(人类知识是如何协调利用的?) ,使一个社会能够有效率地协调和利用人类知识,推动“知识就是力量 ”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实现,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和财富。铅笔是 1812 年问世的“知识互补性”创业方案,此后知识型创业者对它在知识结构上的改进一直未有停歇,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加装了橡皮和能够把铅笔知识的互补性有两种形式:同一类型知识的不同知识片断之间沿时间的互补性(简称时间互补性)和不同类型知识或者不同知识传统之间在空间上的互补性(简称空间互补性) ,本文所指的互补性是空间互补性。汪丁丁,1997 年冬季卷,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10、) ,知识:互补性与本土性。为了和凯恩斯主义针锋相对,作为经济自由主义的辩护士的里德的主要目的显然不在于赞美企业家的作用,而是意图通过对“分散知识”自发和完美的利用来证明自由市场制度的有效性。芯反复推出的自动铅笔。现在看来,铅笔中蕴含的知识及其互补性已经显得过于简单和普通,但在本质上,铅笔的创业过程和今天的知识型创业并没有什么分别。2007 年,美国的一家高科技新创公司卡伦特通信公司(Current Communications Group) ,围绕着一个在技术上领先,且因其简洁而备受瞩目的想法开始创建:通过每家每户早已有的供电线路提供宽带上网服务。作为产品,卡伦特首创的“智慧型配电网路” ,

11、显然是基于电力知识和因特网知识的“互补性” ;作为企业,卡伦特自身符合了 OECD 提出的“知识型企业”概念。通过对知识型创业企业的考察,我们可以指出现代知识型创业的三个典型特征:(1)企业的“知识互补性”本质大于其契约本质。在知识型创业企业中,要素流动性的固定远不如知识之间的互补性方案重要。 (2)企业提供的产品(服务)是知识密集和“知识互补性”的物质载体,企业自身是“知识互补性”的某种组织形态。 (3)同投入到生产函数中的各要素相比, “知识互补性”对产品价值的贡献率占最高比例,通常超过 30%。现在,卡伦特已经成为商学院创业课程的典型案例。但是,在知识型创业非常普遍的美国,卡伦特仅仅是其

12、庞大创业经济中的一朵浪花。美国的创业浪潮让们认识到,知识型创业者正是“创新驱动经济”的发动机,他们绝然不同于低买高卖的买卖人,也不同于开餐馆那样不在“知识互补性”基础上开创新产品的创业人士。知识型创业者可以成为企业家,因为他们的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 ,是创新性地利用人类知识改善经济结构的中坚力量和收益递增的源泉。非知识型创业者则只能被称作企业主或商人,两者咫尺天涯,后者只有在放弃模仿转而承担起辨识、开发和市场化“知识互补性”的职能时,才有可能蛹化为企业家。三、大学生知识型创业与“人力资本驱动”经济在贝克尔宣告的“人力资本时代” ,大学生已普遍成为德鲁克意义上的“知识劳动者” ,在他们身上明

13、显产生了“劳动分工”和“知识分工”合二为一的趋向。 “知识劳动者”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德鲁克。1959 年,德鲁克在明日的里程碑中首次提出这一概念。德鲁克认为,与工业时期的产业工人截然不同,对知识及其处理是“知识劳动者”的日常工作和活动 。为了能够胜任“知识劳动”并获取相应的经济回报,劳动者一般要接受各类各层次的教育。这个学习过程符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庞巴维克在资本实证论中提出的著名的假设:越是迂回的生产方式,其未来的回报越高 。按照庞巴维克的观点,花费时间与金钱制作并学会使用工具就是“迂回的生产方式” 。例如,用棍棒狩猎每日可得 1 头,而用弓箭狩猎每日可得 10 头,劳动生产率为棍棒狩猎的

14、 10倍。但制弓箭需时一月,积累射箭经验需时一月。庞巴维克认为,经学习积累人力资本后进入社会分工是典型的“迂回”过程。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付出了高昂的人力资本购置成本,目的无非是要从事非“迂回”而不能为之的“知识劳动” 。倘若由于某种原因,制、学了弓箭的劳动者将工具和经验弃之不用,仍然靠棍棒狩猎谋生,不能不说是“迂回”的失败。根据庞巴维克的看法,一般而言,大学生应当从事“知识劳动” ,并获得以人力资本收入(知识劳动)而不是以物质资本收入(简单体力劳动)为主的劳动报酬 。开展知识型创业是大学生从事“知识劳动” 、进入“知识分工”的主要形式之一 。与非知识劳动者相比,大学生开展知识型创业具有相

15、当的比较优势:(1)丰富的知识存量和相对完备的知识结构有利于新观念的产生。叔本华把认知过程分为“理解”和“判断”两个过程。理解和判断能力建立在知识存量和结构的基础上,与新观念的产生概率和速度息息相关。我们经常误以为创新精神本身足以导致新观念,但缺乏必要知识基础的创新经常被发现只是“重新发明了轮子” 。 (2)在其知识结构内的各类知识之间,更易产生新产品的联想。确实,深刻的创新绝不是天马行空和头脑风暴可以做到的,难道个体能够超越他的知识视野和认知能力去开创某个具体的知识型创新方案吗?一个头脑中没有存放互联网和电力知识的人怎么会联想到“智慧型配电网路”呢?(3)已有的知识积累可以提高其进一步获取新

16、知识的能力和速度。 (4)知识型创业往往有更高的投资回报率,因此更容易得到资本的青睐。 (5)在对大学生Peter Ferdinand Drucker:Landmarks of tomorrow,New York: Harper,1957 年,第 93 页。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年,58 页。庞巴维克在书中提到,一切生产的最终目的,是制造满足人类所需要的物品消费品的生产方式有两种:一是付出劳动即能达到目的,这是直接生产方式;另一是故意采用一种迂回的生产方式,即先生产制造消费品的工具,再用这些工具来生产。彼得德鲁克:社会的管理 ,徐大建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7、2006 年,第 61 页。当前对大学生创业普遍存在比较短视、狭隘和功利化的界定和评价标准,认为大学生创业只是在校期间或毕业后立刻创业,并简单地把大学生初次创业成功率看作是唯一的评价标准。本文所研究的大学生“知识型创业” ,其发生时间并非局限于在校期间和毕业前后,它可发生在大学生职业生涯中的任意阶段。创业加大扶持的政策环境下, “协调成本”有所降低。 (6)至少在某些大学里,可以得到系统和有针对性的创业教育与训练。尽管大学生是而且必须是知识型创业的主体,但是他们投身创业的可能性却依赖于特定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结构。我们必须分清,苦思冥想发现“知识互补性”是仅仅在头脑中就可以完成的工作,而创业却是

18、一个社会实践过程,它的机会只能以社会的方式提供出来。不难想象,在一个不能提供足够文化和物质激励或者“协调成本”过高的创业环境里,创业者宝贵的创业能力必然或被困于“布罗代尔钟罩” ,或被诱导到寻租与投机活动中,导致创业活动受到普遍的压抑。众所周知,虽然以单位人口大学生所占比例的统计指标衡量,中国经济的人力资本密度在十年来迅速增加,但受各种因素制约(包括对大学生创业抱有怀疑态度) ,导致大学生创业尤其是知识型创业率极为低下,使得这个群体还远未承担起创业报国的历史重任。反观美国,中美间大学生创业规模的悬殊差距令人震撼。早在 1997 年,美国波士顿银行曾发表过题为MIT:冲击创新的报告。报告显示,如

19、果把 MIT(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创建的 4000 多家高科技公司组成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将排在世界第 24 位 。如果只是从提高大学生就业率的角度出发,最重要的当然是创业规模而未必关心其创业类型 (知识型或非知识型) 。但是,当下之中国对大学生知识型创业有着更加高远和迫切的期待。今天,我国经济改革正处在战略性转折的历史关头。一方面,经济虽持续多年高速增长,但同时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 ,这充分印证了吴敬琏对就业问题的看法:与就业联系更重要的不是经济增长率,而是经济结构。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从始至今,其本质都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依旧是总量而不是由总量派生的结构性问题。

20、与这一论断密切联系着的,是下列几项事实:(1)中国经济还没有明显发生从“资源驱动”阶段向着“创新驱动”阶段的转变;(2)十年来,大学毕业生的规模翻了几番。但是,人力资本供给规模的变动并不是由需求规模的变动引发的,而且也并未引Bank of Boston(1997):MIT:The Impact of Innovation,http:/web.mit.edu/newsoffice /founders/TofC.html。实际上,即便不考虑大学生知识型创业对经济结构的改善作用,仅从创业拉动就业的角度出发,知识型创业企业能够提供的“知识劳动”岗位也必然多于非知识型创业企业,因此拉动就业的效应必然更加

21、显著。发需求规模的相应变动;在(1)和(2)的共同作用下导致事实(3) ,即高等教育输出的人力资本在规模上远远超出了“资源驱动”经济对之需求的上限。在现有经济结构下,相当多的大学生无法被吸收到规模很小的“创新驱动”或“人力资本驱动”经济过程中,从而不得不拥挤在体制内或传统产业部门里,其余的人,要么失业,要么放弃使用人力资本退回到以“棍棒捕猎”的状态。如果“知识劳动者”只能是存量“知识分工”的竞争者,而不能成为增量“知识分工”的创造者,我们就永远无法看到中国大学生就业的希望。试问,除了大学生,难道我们能指望其它群体成为知识型创业的主力吗?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正面临着“资源驱动”的发展瓶颈,迫使我们

22、不得不重温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中对发展中国家的告诫:“廉价本土资源的优势通常因资源瓶颈(资源枯竭和人口老龄化)和被效仿(如越南和印度)转瞬即逝,对忧患的置若罔闻只会导致安危相易。所以,有远见的经济政策,应当鼓励本土经济尽早从资源驱动阶段转换到力资本驱动或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上来。 ”实现上述转换的重要步骤是扩张高等教育规模。过去十年来,高等教育的扩展规模高达 600%,社会投放到高等教育机构里的巨大资源,源源不断地转化为“人力资本”注入到“经济发动机”之中。人力资本规模提升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已由新增长理论的各类模型所证明。新增长理论经过罗默、卢卡斯、杨小凯和贝克尔等人的开创性工作,

23、已经成功地把人力资本或知识植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并使这一理论成为过去 20 年来经济学最为瞩目的成就之一。在新增长理论看来,只要增加投入到经济过程中的人力资本,无论是通过“知识溢出”或“收益递增”抑或“分工演进”方式,都将导致经济增长。新增长理论的路线图是:知识供给-就业或知识型创业-吸收到人力资本驱动经济过程中-经济增长-引发更多知识需求。从中可以看出,新增长理论的重要涵义之一,是知识供给自行创造对知识的需求,即大学生通过参与“人力资本驱动”经济可以进一步创造出对大学生的需求。反过来说,在没有过于迅猛的技术进步或制度变迁的情况下,如果出现大规模的大学生就业问题,必定是因为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

24、靠传统生产要素而非人力资本实现的。所以,当以“资源驱动”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 ,李明轩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年,第 534 页。为主的经济过程无法提供与大学生规模大致均衡的“知识分工”时,我们就必须寻求“调结构”和“促就业”的合题,这一合题正是知识供给到知识需求的主要转化路径大学生知识型创业。四、创业教育及结语除了创业环境与经济增长方式,大学教育也与知识型创业息息相关。首先因为大学是知识扩散的重要途径,是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积累方式,能够为创新提供必要的知识基础。其次,一个社会想要大规模地培育具有创新精神的个体,就必须找到一种方式可以在人群中再生产这种精神,这一方式就是大学教育。的

25、确,由使命决定,大学必须是一个社会里分工开发、守护、复制和传播创新精神的场所,非如此大学不可能有任何发现新知识的可能。所以,当大学教育越是“鼓励每一个人在每一个方向上创新” ,越是包容和保护批判性的思维方式,就越会滋生更多的创造性与新观念,实现创新精神的复制。最后,大学教育可以使知识转化为智慧,而这是识别“知识互补性”及其市场潜力的决定性因素。如奈特所说,创业是“处理不确定性的过程” 。每一个不确定性过程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不可重复也不可预测。既然每一次创新都是具体场合之下实践的艺术,它就不能有事前可以预设的操作性准则。因此,创新必然是非有智慧而不能为之的事情。所以,汪丁丁说,商学院里只能学到管

26、理而不能学到创新,商学院的案例教学,充其量是将以往发生过的创新行为记录在案,成为死的知识 ,而智慧需要的是开启悟性的教育。冯契先生说得好,知识是“以物观之” ,智慧则是“以道观之” 。只有当大学教育不仅坚持弘扬理性,还坚持弘扬“理性的直觉” ,促进教育对象“转识成智” 时,我们才能期待大学培养出更多的企业家。不可否认,由于大学还远未能提供与上述要求相匹配的教育,至少部分地导致了大学生就业和经济增长模式同时成为社会的隐忧。如果我们仍然不能加快推进以创新为导向的教育改革,把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迅速提高到弗兰克H.奈特: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 ,安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第 148 页。汪丁丁:企业家的智与识 , IT 经理世界2007 年第 231 期。冯契:智慧的探索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605 页。与其人力资本密度相称的水平上,他们的创业能力瓶颈必将限制“资源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调整速度无法高于瓶颈允许的水平,这种情况的持续可能导致的最严重后果,或将使我们错过最佳的调整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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