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 1 节：1978，中国起步 春天序曲(1)第一章：房地产萌芽期1978，中国起步 春天序曲为了百年后天真的孩子，不用对我们留下的历史猜谜；为了祖国的这份空白，为了民族的这段崎岖，为了天空的纯洁和道路的正直我要求真理！舒婷一代人的呼声1978 年，是人们有意无意地划定的一个历史节点。那个春天的到来其实并不突然。无论是否曾经生活在 1978 年，只要你将视线拉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就会发现当历史进入了 1978 年后，人们总能够在报纸的新闻里，在字里行间中感受到春风拂面。2006 年 5 月 25 日，英国卫报发表了马丁?雅克的一篇阐述中国经济发展的文章，标题是：如果 20 世纪止于 198
2、9 年，那么 21 世纪则始于 1978 年 。文章写道：“你也许会问：为什么是 1978 年呢？1978 年是邓小平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年份，这开启了一个长达 1/4 个世纪之久年均两位数经济增长率的年代，中国经济也得以转型。诚然，与 1989 年相比，1978 年更加普通，但它的意义却更加深远。1978 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从平均主义向市场经济走出了尝试性的一步。它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 ”在共和国历史上，1978 年无疑是一个特殊的阶段。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始年份，我们保存着太多关于这一年的共同记忆，因为它开启了一个时代，让中国再次焕发出青春与活力。从此，中国经济开始转型，在世界
3、上创造了一个长达 1/4 世纪之久的年均两位数经济增长率的“经济神话” ，世界也为这个东方国度不可思议的发展速度而赞叹。这一年，对其后的影响是深远且长时间难以磨灭的。在 1978 年前的近 30 年里，涌动于大江南北宽街窄巷的中国人，被西方新闻界形容成“蚂蚁” 。这个词包含了如下意义：渺小、灰头土脸、营营碌碌，此蚂蚁看上去跟彼蚂蚁没什么两样。这群蚂蚁人穿着邋遢的颜色、式样近乎相同的衣服，他们住在低矮、拥挤、破旧的房子里。时光刚刚进入 1978 年门槛，日本的著名社会评论家山川晓夫就飞到了中国，随后他在日本第一大报读卖新闻上发表了几篇关于中国经济的系列报道。他从一些经济数据的对比中得出了“中国从
4、 1966 年开始到 1978 年生活一点也没有改善”的结论。此时的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二十分之一，美国的三十分之一。他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处于崩溃边缘，文革开始后的十三年留给中国的只是一片空白。这一年中国的恩格尔系数，据山川晓夫估计，只相当于日本 1877 年到 1887 年这十年中的数据。第 2 节：1978，中国起步 春天序曲(2)“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失误，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 “文革”结束后，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但仍然落后于老牌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亚洲新兴的“四小龙” ，即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我们不得不承认，当时的中国确实太穷。1978
5、年中国的经济仅占世界总量 1.8%，位于世界第 10 位；1978 年中国的人均 GDP 全世界排名第 131 位；在广阔的农村，超过四成的农民吃不饱肚子；无数的城镇，家庭主妇为买一斤猪下水，就要排起半天的长队。而此时的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步入第二个“黄金时代”后，正在掀起新科技革命的浪潮，韩国、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也基本实现经济起飞。中共元老陈云看清了当时的情况，他一针见血地说：“革命胜利三十年了，人民要求改善生活。有没有改善？有。但不少地方还有要饭的。这是一个大问题。 ”对于中国的落后、封闭，外国人习惯理性地拿数字说事，而身临其境的中国人则往往表现得更加感性。1978 年的春
6、天，一位叫王石的 27 岁的“国家技术员”从广州第一次来到南方小镇深圳，对于深圳，王石是个“外人” ，对于王石，深圳是个“边关” 。二十多年后，已成为当今中国地产领袖的他是这样回忆当时情景的：“1966 年红卫兵串联，我第一次去广州的时候就知道有深圳，那是我们国家的出口转接站。串联的时候深圳是不让去的。大学毕业分配到广州铁路局，广铁在深圳有个工程项目，领导派我去，是到笋岗北站消毒库现场指导给排水工程施工。“4 月的深圳，怒放的木棉花已经凋谢了。路轨旁抛扔着死猪，绿头苍蝇嗡嗡起舞，空气中弥漫着牲畜粪便和腐尸的的混合臭味。内地各省市通过铁路出口到香港的鲜活商品运到深圳，要先集中到笋岗北站编组检疫，
7、再起运过罗湖桥。运输途中发病或死亡的牲畜、变质的水果蔬菜都要在这里检验清除。“那个时代，深圳还属于边防禁区，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来的。记得很清楚，当时到罗湖桥上去看对面的英国旗帜。三十年前，与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还是一个人们所知甚少的外面的世界 。“施工空暇我去了趟沙头角中英街 ，一条弯曲的石板窄街，冷冷清清没几个人，路中间一块界碑，不能越过界碑，界碑处有警察巡逻。中方一侧仅有的几间店铺里摆放着极普通的一些日用杂货。“笋岗北站施工现场十分简陋。睡觉休息的临时宿舍搭建在铁路边。三十几号人挤住在竹席搭建的工棚里。双层铁架床，我选择睡在上铺，挂上蚊帐，钻进去，编制工程进度表、决算书，看书，睡觉。广东蚊
8、子专欺负外地人，被叮咬的部位红肿起疙瘩，痒痛难忍。挂蚊帐防蚊叮，还防苍蝇的困扰；晾衣裳的绳子或灯绳上随时被苍蝇占据，密密麻麻的，让你浑身起鸡皮疙瘩。第 3 节：1978，中国起步 春天序曲(3)“在冷清和封闭的“禁区” ，对外面世界的向往暗流涌动。偷渡，在当年的深圳频繁发生。我们的工程是民工队来做的，往往早上起来几个民工又不见了，昨晚上跑到香港去了。有一次在深圳河里见到一具尸体，想必是一个偷渡失败的年轻人。“我是一个听不懂广东话的北方人，没有一个香港亲戚朋友可以照应，当时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工作在消毒站，星期六到附近的村长家坐一坐，看看香港电视，粤语基本听不懂，电视也是黑白的。“工程继续着
9、。我盼望尽早结束工程，远离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 ”这个中国房地产界超级男生的记忆黯然而苦涩，今天的年轻人已倍感陌生而好奇。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正在悄悄发生着变化。1978 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刚到立春节气，从北到南的一路暖阳已让这块土地上越来越多的人们感受到某种异样的气息：极为特殊的 40 多万名大学生在 1978 年春节后陆续入学，那枚白底红字的校徽给佩戴者带来了莫大的荣誉。在他们中间，28 岁的孟晓苏从工厂走进了他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校园中文系的教室，1959 年出生的高中生冯仑进入坐落于十朝古都西安的西北大学经济系学习（几乎是在冯仑求学的同一时期，后来成为经济学家的魏杰和张维迎也在同一院
10、系学习） 。这两个年轻人，不曾想到自己后来会成为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领军人物。3 月的春天里，全国科技大会在北京召开，郭沫若吟出了他此生的绝诵科学的春天 。这一盛会注定将成为一个新的里程碑，走向科学春天的中国，开始向科技强国挺进。5 月 11 日的光明日报 ，刊登了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起了一场划时代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这一大讨论，成为中国共产党实现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更是全面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实践的思想先导。当中国重新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时，中国领导人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国外。这一年，有 12 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国家领导人，先后 20次访问了 51 个国家，目睹并
11、领略了外面的世界，感受到了世界经济的脉动。邓小平一人就 4 次出访，行程遍及 8 个国家。国际交往的扩大拓展了领导人的视野，为反思中国体制弊端、探寻改革之道提供了多样性的参照物和丰富的思想资源。9 月12 日，邓小平在朝鲜对金日成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 ”显然，中国的变化也引来了外界关注的目光。第 4 节：1978，中国起步 春天序曲(4)不是每个日本人都像山川那么悲观。另一位叫冈田的日本经济新闻记者认为中国正在加速实现商业的现代化。这位在 1978 年夏天前来上海采访的记者，看到的南京路已经
12、是一条繁华的街道。百货店、衣料和电器都琳琅满目，陈列也别具一格。中国甚至已经有了 24 小时营业的商店，而且居然有了自动售货机。上海的解放日报甚至已经用了很大的篇幅来介绍超市。这种商业业态在当时的中国是闻所未闻的。这年的秋天，一位叫保罗?马金迪的英国人也来到中国，这位日后红透欧洲的路透社记者写的关于中国大陆地区的一些报道更富于人文色彩。保罗?马金迪是从回归前的香港来到中国大陆的，他对香港列车能在早上九点提供杜松子酒或者冰镇威士忌显然感到满意。在开往广州的列车上，保罗?马金迪只能喝到滚烫的茶水了，他注意到在这个招待外国人的车厢上，茶杯的装饰还是很精美的。在香港居住了一年之后，保罗?马金迪对资本主
13、义世界和共产党国家的直接对比感到好奇。进入大陆的时候，香港的高楼大厦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绵延数里的起伏丘陵和种满谷物的庄稼地。在跨越罗浮桥的一刻，保罗?马金迪感觉到了中国人彬彬有礼的态度和强烈的好奇心。对于香港的拥挤来说，保罗?马金迪觉得这里的一切是祥和平静和妩媚动人的。但他想不到的是，要不了多久，这里就即将成为中国最有生气和繁忙的经济特区。列车过了罗浮桥后，西方旅行者开始发狂地拍摄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一切。一位丹麦旅行者则把他的印象直接录到了一盘录音带上。列车的终点站是广州站，在那里，保罗?马金迪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一位 20 多岁眉目清秀的翻译彬彬有礼地对保罗?马金迪说“我非常希望到英国学习
14、外语。我的一个朋友已经去了那里。打倒四人帮之后，情况完全不同了。 ”1978 年，是一个有着太多期望的年份，压抑了许久的民众思想和停滞不前的国家经济都渴望有着翻天覆地的变革。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具有强烈忧患意识和高度政治责任感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酝酿加快发展社会生产力。1978 年 1 月，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同四川省领导谈话时指出：“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1978 年 9 月 13 日，邓小平访问朝鲜归来，进入东北后，他马不停蹄地视察了黑龙江、吉林
15、、辽宁，然后又来到天津。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在“到处点火” ，到处谈论的是关于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打开国门、对外开放的话题。第 5 节：1978，中国起步 春天序曲(5)16 日，邓小平在吉林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 ”他还从政治高度指出：“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17 日，邓小平在沈阳又尖锐地指出：“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
16、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 ”18 日，邓小平在唐山再次发话：“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邓小平的“北方谈话”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的新觉醒：中国已经等不起了！是年 10 月 22 日至 29 日，邓小平二战后首次正式访问日本。这次访问，也是邓小平在酝酿中国现代化大战略的过程中所做的一次取经之旅。正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心中正在勾画着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脑中思考着
17、中国将来如何富强。访问期间，邓小平在东京的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了一场为世人瞩目的记者招待会。在回答有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时，邓小平让西方记者们充分领略了他坦率、务实和开放的风格。他说：“我们要达到日本、欧洲、美国现在的水平就很不容易，要达到 22 年以后的水平就更难。我们清醒地估计了这个困难，但是，我们还是树立了这么一个雄心壮志。 ”谈到要承认落后的时候，他突然说了一句饶有风趣的话：“长得很丑却要打扮得像美人一样，那是不行的。 ”这一尖刻的自我评价逗得记者们哄堂大笑，他们不得不承认，这种态度正是中国重新崛起的希望所在。在对日本 8 天的访问中，邓小平挤出时间，怀着浓厚的兴趣先后参观了新日铁公司、日
18、产汽车公司和松下电器公司等三个大企业。乘坐新干线从东京去关西时，记者问他有何感想。他说：“快，真快！就像后边有鞭子赶着似的！这就是现在我们需要的速度。 ”“我们现在很需要跑。 ” 这次访问，也是邓小平在酝酿中国现代化大战略的过程中所做的一次取经之旅。 在访日之前，邓小平就来到了新加坡。据李光耀回忆说，邓小平在 1978 年所看到的新加坡，为中国人要争取的最基本的成就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第 6 节：1978，中国起步 春天序曲(6)这种标准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社会发展上的。邓小平本来是要进入新加坡的普通住宅小区考察，但由于安全原因未能如愿。于是，有关方面安排他到新加坡住房发展局听取范德安局长关于
19、公共住房计划情况的介绍，最后他登上该局 22 层办公大厦顶层，满心遗憾地遥望了下面的住宅小区。在接见中国驻新加坡机构主要负责人时，邓小平说，北京在前三门一带建了 30栋房子，外面好看，里面就不行了。可以派人出来看吗，学习人家是怎么搞的。“要比就要跟国际比，不要与国内的比。 ”随邓小平访问新加坡的翻译施燕华回忆说，要回国那天，她正在收拾行李，突然邓办主任王瑞林走进来说，小施快准备一下，首长要看看你住的房子。邓小平来到这个普通房间，认真地看了房间的每个空间，特别是洗澡间。最后自言自语地说：“很好、安排得很合理。 ”施燕华说，在新加坡的这两天，邓小平很少讲话或者评论他见到的新事物，但新加坡之行显然让
20、他有所心得。冰河解冻，大地回暖。这一年，一切似乎都水到渠成。1978 年能够被史学家记录或者被坊间认同为标志性的时间点，与是年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有着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11 月至 12 月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长达 36 天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 5 天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排除干扰，统一了思想，确定了中国改革的伟大决策。从那时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作为两个时代的分水岭，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当日的中国寻求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迎来了
21、一个伟大民族、一个伟大国家的春天。三中全会召开的那个冬天，15 岁的潘石屹在甘肃天水的一个山沟沟里读中学，每天饿着肚子苦读到深夜。这位“身不高，体不壮”的农民后代，在 20 多年后成为了中国房地产界的首富，资产达数百亿元。潘石屹坦诚自己“吃过文革的苦，享过改革的福。 ”他说，不是邓小平，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他只能是一个终老困苦于山沟的农民。在中国，有同样经历和想法的，又何止潘石屹一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闭幕让每一个中国人心头都暖洋洋的。因为，从此中国重新奔驰于理性而正确的轨道上。中国，重新回到了世界和平竞争的大舞台。这个经历了百年风雨激荡的东方古国校准了定位，将以经济发展的方式走向更远的明天
22、。第 7 节：1978，中国起步 春天序曲(7)中国历史上最具社会责任感的唐代大诗人杜甫，曾留下最富忧国忧民情操的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居者有其屋，多少年，多少人，在为这个梦想而努力，房子始终倾注着人们的无限希冀与憧憬。千百年来，人们对住房的追求从未间断。华裔学者杜维明曾把中国的住房比喻成一部最缠绵的红“楼”梦。但是，在解放后的很多年里，中国人却是“居者忧其屋” 。越来越多的人成了住房极其紧张的“特困户” ，甚至无处栖居，流落街头。1978 年的中国老百姓还没有听说过“房地产”这个词汇，他们只晓得自己家住的房子太小，太挤。上海的冬天，阴沉沉的、灰蒙蒙的，无精打采的太阳
23、把它缺乏热量的光线投射到这座巨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狭窄的里弄和蠕动的密密麻麻的人群中，投射到拥挤的楼房和一片片鸽子笼似的小阁楼上。上海华光仪器仪表厂会计杨希鸿的家，就是这些“鸽子笼”中的一间，13 平方米，挤着三口人。3.6 平方米，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数字就是上海一个普通职工的生活空间。在狭小的空间里，人们腾挪搬移，费力经营着自己局促的生活。在一个不到 1.2 米高的阁楼上，杨希鸿的女儿上上下下了十几年。不仅在上海，在 1978 年前的中国，拥挤是每一个城镇居民最真实的居住体验。“30 年前，我们一家十口人就挤在位于永安里的 20 平方米的一间平房中。 ”回忆起 30 多年前的情景，
24、北京居民朱奶奶记忆犹新，一家十口人，除了 7 个儿女外，朱奶奶的婆婆也住在这个大家庭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城镇居民解决住房问题还基本停留在“等、靠、要”三个字上。 “等国家建房，靠组织分房，要单位给房。 ”据朱奶奶回忆，当时的福利分房依据的是职工在单位的工龄、职称，还有工作年限等综合评分。 “想分房要论资排辈。 ”所有人都期盼着单位分房能尽快轮上自己。但是单位分房的情景更是让朱奶奶至今难忘：“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送礼的、递条子的，甚至拿菜刀威胁的。经常有要结婚的年轻人，跑到有关部门吵着闹着要求分房子。 ”六十年代末出生的张强小时候和姐姐、父母在筒子楼里居住，直到他上了初中，单位才给父亲分了一套 50 多平方米的带独立洗手间的房子，虽然位置比较偏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