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南京条约看中西体制和观念的碰撞中国近代化必要性的案例分析【摘要】从“现代化”的研究范式出发，通过分析南京条约的各条款在签订时所处的社会体制和观念来阐释当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中看出作为中古阶段的中国在体制和观念上与近代化的西方有着怎样的差距和碰撞，由此真正理解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转折，提出了中国必须近代化的历史使命。【关键词】鸦片战争南京条约中国近代化体制和观念的碰撞唐贞观时的魏征说，以史为鉴，可以知更替。此话至今有更加特殊的价值。今天的中国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今天的现代化是历史的近代化的继续。为了坚定我们现代化的信念和把握现代化的正确走向，就应该从国民的意识深处确立近代化必要性的坚定信念。
2、这种必要性的信念的确立，必须要有令人折服的案例分析。为此，本文选取了标志着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南京条约作为案例，针对其在签订时所体现的中西体制和观念的碰撞进行分析。一、问题的缘起：近代史研究的两种范式在解读鸦片战争的研究范式方面，中国的近代史研究存在两种范式：“革命史”与“现代化”的研究范式。在今天，由于“时代精神已由激烈的革命斗争转向现代化追求，尽管为时嫌晚，这就为从现代化的角度来从新认识百年中国的新范式的出现和影响的不断扩大提供了先决条件。”与革命史范式将鸦片战争作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始相同之外，现代化范式还认为鸦片战争开始提出了中国近代化的任务。鸦片战争不仅是革命史中国人民反帝反
3、封建的开始，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开始。回顾150 年前的那场战争，我们会看到，这场战争把中国拖入世界，中国由此遭受列强的百般蹂躏。如何看待这场战争灾难对一个民族的影响，会关系到民族的不同走向。“历史上苦难对民族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作为痛苦和在痛苦中的迷失，一方面是对苦难的反思和重新振起，两者可以以不同的比重出现，也有不同的结果。对一个民族来说，更重要的是从民族苦难中获得新生。”因此，对于不同的研究范式，鸦片战争起点具有不同的意味。对革命史范式而言，更注重鸦片战争给民族带来苦难的一面，但是，过多的注重民族苦难可能会将自己孤立、导致对世界的信任出现危机，从而将自己封闭起来，逐渐疏离于世界之外
4、，最终会导致整个民族的迷失。现代化范式更多的是把这场灾难看作民族振起、实现现代化的起点。它不仅仅停留在感知苦难上，而是将苦难作为民族奋起的契机，并从中加强了自信，从而实现国家富强的目标。因此，从现代化的研究范式看待鸦片战争的真正意义，就在于：鸦片战争用火与剑的形式，为中国人提出了一个使命：中国必须近代化，必须顺应世界之潮流。历史过去了一个半世纪。我们今天面对眼前的一切，可以发现这个近代化的历史使命还没有完成，中国依旧落后。我们还经常面对着那些曾困扰前几辈人的老问题：是否要开放或继续开放、如何开放、如何近代化等等。过去探究鸦片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时， 我们往往会从历史中找到许多无可辩驳的原因：强大
5、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的经济底子薄弱，人口基数太大等等。但是，我们在历史中看得最少的是：当时的清朝中国与近代化的西方有怎样的差距？ 中国人在走向近代化的这个过程中有过怎样的制度羁绊和观念上的挣扎？ 究竟犯了哪些错误？尽管历史已经明白无误地说明，我们犯过错误，但我们不一定都承认它。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失败的教训。所谓“以史为鉴”正是面对错误。在一定的意义上说，一个民族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他们胜利时的收获。胜利使人兴奋，失败使人沉思。一个沉思的民族往往要比兴奋中的民族更有力量。历史学应提供这种力量。正因为如此，笔者选择鸦片战争结束后南京条约的签订这一标志中国近代化的起点来进行专门分析
6、，希望通过分析决策者们签订南京条约的条款时所处的制度和观念背景来解释当时人的思想和行为，从中窥探出当时的中国在体制和观念上与近代化的西方有着怎样的差异与碰撞，从而有利于今天的人们了解那个时代真实的意念想像，对清王朝的实质、对中国必须改革开放、必须近代化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并进一步审视我们今天是否仍然在现实中扮演历史中有过的角色。二、从南京条约的条款分析看中西体制观念的碰撞南京条约的条款有以下几点：第一，赔款二千一百万两。第二，割香港。第三，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第四，海关税则详细载明于条约，非经两国同意，不能修改，即所谓协定关税。第五，英国人在中国者只受英国法律和英国法庭的
7、约束，即所谓治外法权。第六，中英官员平等往来。（一）关于五口通商近代中国是一个动态的、新陈代谢迅速的社会，各种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都发生很大变化。我们今天的人们欢迎开放通商，欢迎对外贸易，可以说今天中国的对外出口贸易在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可当时的人们对这些条款最痛心的恰恰是五口通商。他们觉得外人在广州一口通商的时候已防不胜防，现在五口通商，外人可以横行天下，防不胜防。直到前清末年，文人忧国者莫不以五口通商为后来的祸根。为什么这样认为呢？ 我们必须从传统的体制下来看当时中国与世界的贸易。在清朝时，在中国人的的心目中，中国是世界的中心，鸦片战争前，中华文明一直相对独立地发展，并以
8、其优越性向外输出，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汉文化圈。尽管它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从古以来如缕不绝，但是，外来之物欲进入中国，须得经过中华文明强韧而持久的改造，化外来为内在，才能成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长此以往，中国人习惯于居高临下的姿态，环视四方。清王朝正是在这种历史沉淀中，发展完备了“天朝”对外体制。清王朝的强盛，使周边的各国君主，出于各种动机，纷纷臣属于中国，向清王朝纳贡，受清王朝册封。至于藩属国以外的国家，包括西方各国，清王朝一般皆视之为“化外蛮夷之邦”，在官方文书中篾称为“夷”。根据儒家的礼仪，清王朝拒绝与那些不愿朝贡的国家作正式的官方交往。又根据儒家“虽之夷狄，不可弃也”的教义，清
9、王朝又准许与这些国家通商，在他们的心目中，通商是“天朝”施于“蛮夷”的一种恩惠，是“怀柔远人”的一种策略。因此，直到19 世纪，清政府仍然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扩大为一种国内社会和政治关系故此中国的对外贸易也就理所当然被视为朝贡制度的延伸，在这种情况下，对外贸易也就带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从大量的文字记载中可见，清政府对外国人要求通商一事深怀戒惧之心。“夷”与“狄”是蔑视鄙薄之称，但它又包含着“非我族类，其心比异”的警惕戒惧，同时，“从一个以农业立国国家的观点看来，一个以商业为主的经济体系总好像是具侵略性的。”故虽然开关与外国贸易，但对外国商船的活动极为注意，对逗留外国的中国人也防范极严。康下谕
10、地方官要在沿海各地增设炮台，并指出“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安不忘危”。后来的统治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就更加偏激，认定外国人对中国“常怀吞食之志，往往外假经商之名，遂其私计”，基于这种认识，清政府多次拒绝英国派使通商的要求，在对外贸易上始终持闭关锁国政策。从清初到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的对外贸易大概经历了从一口通商到四口通商，再回复到一口通商这样一个变化过程。即便是广州的一口通商，也是在清政府的严密监督下进行的。清政府对外国人的严密防范，具体表现在两个具有法律效力的规章中。它们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制定的“防范外夷规条”和嘉庆十九年蒋莜铦督粤
11、时奏定的“防闲策”。这两个规章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外商的活动进行种种限制。从条文的内容看，外商的经济活动乃至日常生活都受到清政府的干扰。如：不许外国人泛舟江上，只许他们逢八（就是初八、十八、二十八）这三天，许10 人以下结伴游览指定场所；不许外国人用轿；不许外国人用插旗舢板船只；不许外国妇女进入商馆；不许外国人在广州过冬，夏秋两季是买卖季，外商可以住在广州的十三行，买卖完了，他们必须到澳门去过冬。十三行是中国政府指定的可以与外国人作买卖的十三家商行。天朝尊严是一种意识，也是一种体制。十三行就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一种特产。在那个时代，政府不会让外贸脱出统制，但为了天朝的体面，政府的官员又不能与夷商往来
12、交际。这种矛盾，不能不借助于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办法来解决。十三行的行总是十三行的领袖，也是政府的交涉员。所有广州官员的命令都由行总传给外商；外商上给官吏的呈文也是由行总转递。所以，十三行的行总和行商们在贸易上是中外商人之间的中介；在外交上又是中国政府同夷商之间的中介。他们是外国人的贸易对手，又是外国人在华期间的保人和管制人。一身而兼二任，成为一种亦官亦商的东西。对于中国来说，十三行维护了天朝的规制，对西方商人来说，十三行却遮断了他们同中国民间和官方的联系，虽然这种做法常常引起西方人的愤懑，但在冲突没有激化以前，中国的君主和官、绅、商都不会觉察到其中的毛病。此外，还有一项在今人看来不可思议的规
13、定：不许外国人购买中国书籍和学习中国语言文字。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博士的中文老师，每次去授课的时候，身旁必须随身带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他是去买鞋子，不是去教书的，毒药是预备官府查处，可以自尽。所以，当对战败体会最深，已从“天朝”的梦幻中探出头来的耆英者流，手捧南京条约，迷迷然，感到面对一大堆新的难题。原先“夷人”的去处仅为一地广州；其居住地的范围是有限的商馆； 交易的商人是指定的行商； 接触的民众是少量的仆役（包括买办）；管理的手段是间接的经过行商现在，这些限制统统没有了，那又怎么管理这些桀骜不逊嗜利如命的“夷人”呢？耆英的忧虑背后，隐藏着中西社会背景和文化观念的差别。在西方，商业活
14、动已不再受官方的具体管制，商人只需遵守法律即可；而从保甲编氓层层至宝塔尖大皇帝的中国传统社会，每一个人都在官府治理的网络之中，很难想象脱离官府治理之民。国家设官治民。既然中国官府无法治理这些英人，把他们交由英国官府来治理也不失为一种办法。耆英放弃对英人的审判权，在这种思路上几乎是顺理成章的，尽管这种思路本身在后人评价有害于国家主权。（二）关于割地再来谈割让土地。割让土地当然是时人所反对的，也是应该反对的。但是香港在割让以前毫无商业的或国防的重要。英国人初提香港的时候，北京还不知道香港在哪里。时人反对割地，不是反对割香港。（三）关于治外法权治外法权是我们现代人认为不平等条约的核心。可是当时的人们
15、并不这样看。在道光时代的人的心目中，治外法权不过是让夷人管夷人。他们想那是最方便、最省事的办法。中国那时对于法权并不看重。在中国境内外国人与外国人的民刑案件，我国官吏不愿过问，那就是说，自动放弃境内的法权。譬如，乾隆十九年，一个法国人杀了一个英国人，广州的府县最初劝他们自己调解。后因英国坚决要求，官厅始理问。中国与外国人的民事案件总是由双方设法和解，因为双方都怕打官司之苦。倘若中国人杀了外国人，官厅绝不偏袒，总是杀人者抵死，所以外人很满意。只有外国人杀中国人的案子麻烦，中国要求外人交凶抵死，在18 世纪中叶以前，外人遵命者多，以后则拒绝交凶，拒绝接受中国官厅的审理，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刑法太重，审
16、判手续太不高明。鸦片战争前，英国对华商务总监督义律即以中英法理不同为由，拒绝将被控杀人罪的英人，交中国司法当局审判。所以中英司法纠纷一直是双方长期争执的难点，是可能引起衅端的祸患。耆英打算让英官管束英民来避免纠纷，殊不知后来事与愿违，领事裁判权恰是19 世纪西方列强制造衅端的主要借口之一。（四）关于协定关税至于协定关税，中方交涉责任者觉得也是方便省事的办法，每种货物应该纳多少税都明白地载于条约，那就可以省除争执。负责交涉条约的如伊里布、耆英、黄恩彤诸人知道战前广东地方官吏的苛捐杂税是引起战争原因之一，清代海关官员的贪污行为是出名的，海关管理漏洞百出。清政府的关税分船钞、货税两种，除康熙时曾一度
17、减轻税额外，以后各种名目的附加税日益增多，不可胜数。税则内容不对外商公开，英商完税，系听税关人员随意估价，英国商人曾多次要求中国方面将税项税率公开，但总是遭到拒绝。最令外商头疼的是正税之外的种种陋规，如必须给监督礼物，给政府贡品等等，使外商不堪其忧。大致计算比较起来，朝廷所定的税则是很轻的，不过百分之四，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规极其繁重，大概连正税要收货价百分之二十。当时东印度公司曾做了一个统计，在23 年间，英商因陋规而遭受的损失达168万镑。所以，在耆英看来，现在把关税明文规定岂不是一个釜底抽薪，一劳永逸的办法？ 而且新的税则平均到百分之五（已是当时世界上最低税率），比旧日的自主关税还要略高一点
18、，负交涉责任者计算以后海关的收入比以前还要多， 所以他们洋洋得意， 以为他们的外交成功。其实他们牺牲了国家主权，遗害不少。总而言之，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完全不懂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所以他们争所不当争，放弃不当放弃的。（五）关于中英官员平等往来至于中英官员平等往来，这在鸦片战争前是不可能的，因为清朝对世界秩序的看法，特别强调“华夷之辨”和以中国为中心的层级序列。所以在对外关系上，清王朝自以为是居于他国之上的“天朝“，不承认与之平等的国家的存在，即所谓“敌国”。1834 年，英国取消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垄断权，派律劳卑（william John Naoier）为驻华商务第一总监督。负责通商事务的两广
19、总督卢坤，未究诘其来华目的，却震怒于以“平行款式”递交文件。161838 年，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义律投递文书，封面上无“禀”字样，两广总督邓廷桢即“原封掷还”17因此，尽管1834 年之后，英国有了官方代表驻华商务总监（中文称之为领事），但清政府并不承认其官方地位，仍将其当作东印度公司的大班来看。所以，中英官员平等往来，对满清政府所代表的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制度造成很大的压力。南京条约已经申明：“英国住中国之总管大员，与大清大臣无论京内、京外者，有文书来往，用照会字样；英国属员，用申陈字样；大臣批复用剳行字样；两国属员往来，必当平行照会。”后来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又于“平行之礼”一条无不
20、详为备列。西方人之关注于此，是多年碰壁于“中外之防，首重体制”的结果。但他们要求的“平行之礼”对传统中国来说，又不单单是一个礼仪问题：一方面，这种平等同天朝大国对待外夷历来的不平等是直接对立的。它的实现，会使王朝体制裂开一个大洞并促成夷防的逐渐崩溃。另一方面，透过这种具体的平等权利又会泄漏出一点资本主义的一般平等观念。资本主义的平等固然是一种虚伪的平等，但它毕竟是封建等级制度的历史否定物。所以它的沉重压力是可以感受到的。恼人之处在于：西方所索取的那种内涵复杂的平等，是传统中国不能答应的，但又是不能不答应的。三、历史的诉说及启示通过分析南京条约条款，我们看到：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分是由于我们的无
21、知，一部分是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鸦片战争的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的落伍，中国以中世纪的武器、中世纪的政府、中世纪的社会来对付近代化的敌人，我们虽拼死抵抗终归失败，那是自然的，逃不脱的。战争以严酷的事实暴露了这种差距，促使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在比较中思考。于是，在中国社会缓慢地发生变化的同时，出现了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等著作。这一代中国人是从地理学开始了解西方的政治、社会、历史的。地理学中寄托了他们经世匡时的苦心，并标识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可惜的是，当时对这两部意义醒世的著作给予最大关注的，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日本社会因炮声震撼而惊醒，中国社会却在炮声沉寂后又继续昏睡。当19 世纪6
22、0 年代郭嵩焘、冯桂芬从新提起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的时候，20 年光阴已在昏睡中丧失了。倘若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20 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改写，一寸光阴一寸金，个人如此，民族也是如此。鸦片战争给中国提出的使命是近代化，任何反近代化的方案都不可能救国救民，都是开历史的倒车。“百年来中国所受到的纷至沓来的压力，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按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改造落后民族。西方民族强暴的侵略和扩张同时又不自觉地裹胁着一种不能用意志和情感化解的历史内容，那就是逼迫中国改变几千年来的传统封建制度。因此，只有在实现自身近代化的过程中，中国才能真正抵抗一个近代化的侵略者。这是历史赋予近代中国反侵略和反封建的同一性。先进的人们之所以先进，就因为他们深浅不同地体会和理解了这一历史趋势，所以，力求用改革来实现中国的自强”。这也促使我们思考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会议的报告中所说的：中国要继续改革开放，任何退却和回头都是没有出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