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frenky123 从“视而不见”到“洞见” 从“视而不见”到“洞见”社会学给生活增添了什么引言：无论我们将来是否把社会学当成毕生的职业，但现在它的确是我们的职业，我们都希望从它那里得到生活的爱。在这里，我想简单的举些例子，来试着说明（表达），当我们通过社会学去思考时，它给我们的生活和大脑增添了什么，或者是什么特别的东西。“我们”与“他们”的遐想与于长江老师聊天时，曾经谈过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校园的草地为什么不可以种菜呢？那样学生食堂的饭菜成本可以降低，从而学生的经济负担也就减小一些。是的，为什么？说笑间不觉有种调侃之意。但对于一些使得植物变成野草的东西，我们是绝不手软地斩草除根。那是因为它们
2、令人憎恶的消除了存在于花园和野地之间的界限。校园的野草看起来是鲜嫩的、令人欢喜的装饰品，我们喜欢冒着“越轨”的指责在上面偷偷地坐上一会，或者躺在上面。但是当我们在玫瑰花园或一片绿油油的菜地发现它们，我们会没有一点怜悯的将它除掉，因为这些不速之客破坏了协调一致，破坏了我们的设计，更重要的是破坏了花园和野地的界限。当把菜与野草比作人的时候，我们进入了一些思考，即哪是“我们”的地方，哪里是属于“他们”的领地？医生、超市服务员这些人是“他们”，我们与他们的关系说到底是一种功能性的关系。因为我与他们没有精神上的联系，当我问店员“结婚了没有？”时，她会诧异的看着我或者说一句“莫名其妙！”，但是当我把这些同
3、样的话问我一个虽然很久没见的同学，她会认为这是一种并不另类的交谈，因为我们有精神和情感上的联系，这时我可以把她画在“我们”的圈子之内。社会学里我们已经学过了，这种区别可以用群体内和群体外来标示。埃利亚斯在这方面有卓越的论述。如果把两个初级群体无缘无故的放在一个空间内，会发现他们是对立的，因为“我们”不是“他们”，“他们”也不是“我们”。这种对立始终被当作工具来使用，以维持着一种虚构无形的界限。这个工具被许多人来利用，因为当我们把“他们”当作对立面或潜在的敌人的时候，可以增进“我群”的忠诚和团结。在中国南斯拉夫被炸了的时候，美国就利用了这一工具，因为当时克林顿的丑闻闹得沸沸扬扬，克林顿制造了一个
4、“他们”中国，说：“你看，还有比这时的我更大的敌人”，从而以达到国会和政府内部的团结。学过社会学的人很容易就能看到这一点了。我们清楚了这个工具后，我们就可以为我所用了。当然，用这一视角看问题，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想得比没有这一视角的人更加清楚，那就说，我们已经得益于社会学了。但是这还不够，我们想将这一工具举一反三地来用，能在生活中做到“社会学的自觉”就最好了，当然这是一个挑战，但是我想许多同学已经把它当作了追求。我们，可以说小到“我们俩”，大到“我们国家”，不同层次的表达需要我们给予自己合适的定位。当我是班级干部的时候，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我就要代表全班同学说话，这时我不能在班里划一个小圈，
5、说这是“我们”而将其他同学排出在“他们”的范围。 同样当需要民族团结的时候，我们应当将自我定位于“大家”而非“小家”。选择“我们”的范围的同时，就是划定“他们”与我们的界限。这时，能够慎时度势的划这条线就颇为重要了。这种界限是复杂的，为班级争取利益时，其他班级就是“他们”，为社团（包括不同班级的人）争取利益时，可能本班级的同学就要划在“他们”之内。这种随情景变化而精心的自我定位的思维方法，逐步会养成我们以下的态度区别：对于“我们”，常常是对人不对事，而对于“他们”则往往是对事不对人。这样划分可能是有些绝对，但大致是不会错的。前者的最为恰当的例子是家庭，当一位丈夫和妻子算账的时候，虽然是在说“事
6、”，但却不止是钱的问题了，那涉及到了夫妻的感情，如果有幸听过夫妻吵架的人可能经常听到这样的话：“那是那么回事吗？那不是那么回事！”这里涉及到的主要是人，而不是事儿。同样对于后者，例子也是不胜枚举，国家主席出访，他不是胡锦涛了，而是主席，因为它是在与“他们（国家）打交道”。记得和同学交谈的时候，他们说北方人到广州、深圳来创业，首先要学会办事态度和视角的转变，因为北方人倾向于“人本位”。要办一件事情，先看看有没有可资利用的人，如果有，那就先搞定这个人，事情办得也就八九不离十了。而在深广则不同，这里的人是“事本位”的，用北方的那一套往往吃不消，有时还会弄巧成拙。说到这里，许多社会学的老前辈可能会不高
7、兴了，因为他们可能说我把社会学“实用化”了。我在这里是承认的，因为我想说的就是学习社会学能给与我们什么，因为如果我们不但要搞社会学的学术，还要活出些社会学的“味道”来，那么这些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东西。我想对于将来不搞学术，参加工作的人来说，这种味道不但是必要的，也是珍贵的。“爱”的社会学解释：交易、职责和天职在我们的社会里，病人和医生谈情说爱的情况曾经是很少见的，特别是医生打病人的主意，曾经是被看作是违反医德的。当病人康复以后，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怎么样，就很少人问津了。在平时，我们把这当作常识或视而不见的一种现象，但是如果我们细心一点，把它当作一个特殊案例提炼出来，加以追问的时候，我们就能得到好多
8、的想法或智慧了。在给病人医治期间，医生和病人的关系，说道底，其实是一种交易关系。医生履行他的职责，他对病人的关心出于这种职责，或者是社会对他在岗位上的角色期望所致。这种关心应该是普适性的，就是说无论对于什么样的病人，穷的还是富的，丑的还是俊的，他或她的关心应该是无差别的。病人掏钱换得健康，所以我说这完全是一种交易关系，市场化的医院经营更加凸现了这一特点。同时，病人买到了一种虚幻的被爱的感觉，因为他把医生的责任误解为爱的一部分了。这里很自然的就引出了社会学大师韦伯的一对念：普遍主义特殊主义（其中和其他五对矛盾有很大的重合）。我在这里举这个例子，并予以解释，主要是表达这样一个意思：爱和交易是一条条
9、持续的线的两端，在这条线上，我们可以看到人际关系的全貌。在交易中，我们最能看到普遍主义原则的身影。我们去商店买东西，店主不会因人而异的卖东西，他必须一视同仁，这是被认为普遍的原则。如果一个人到了商店，店主说：“这东西不卖给你！”这时店主会受到谴责，甚至顾客可以理直气壮的斥责店主的行为，我们或许质问：“你这不是商店吗？”因为他违背了我们社会在这个层面上交际的准则，这颇像上面我们说的对事不对人。同样，我们离开了商店，来到马路上。路上川流不息人来人往，一位警察扶着一位大爷过马路，我们并不觉得警察是爱心的天使。我们在这里看不到互惠的交换，而是看到了警察的职责。在交易与职责之间是有一道界线的。交易我们遵
10、循的是等价原则。而履行职责的时候，我们在执行我们的社会角色，只有按着这一角色期望行事，我们才能够得到角色的实现，才能得到自我的识别，奥，我是个警察。我们可以看到在从交易走向职责的时候，互惠的交换关系逐渐让位于服务关系。但是我们看到，交易、职责还都是普遍主义原则下的特例，它们与爱是不同的。我们可以肯定的说：纯粹的爱，代表着纯粹的损失，如果我们计算的话。使得爱的关系变得脆弱和易破碎的东西是互惠的需要，所以我们很少看到家里人彼此算账，即使有，也不是严肃的，有时是当作一种家庭内部关系的调节剂。我们说，爱是一种天职。除了经济学家以外，没有一个人母亲去计算对于孩子的投入是不是值得。这完全是出于特殊的人对于
11、另一个特殊的人的态度。我们可以说是纯粹意义上的特殊主义的。“被爱”意味着被另一个人当作唯一的，而得到与其它人不同的对待。在陪女友逛商场的时候，男的一般是希望女友主动要一些东西的，相反，女友的“客气”会让他感觉到不舒服，甚至他很希望她主动要东西，这些恰好是对普遍的交换原则的打破，从而进入一种特殊的二人关系，表示着“我们的关系已经不一般了”。我们知道，普通的二人之间的索要是不正常的，除非是“欠”或者“债”。正如鲍曼所说：爱作为一种天职，正表明它的脆弱性，即我准备接受我爱人的世界时，我把自己放入他的世界之中，并且希望能够从里边理解它没有一个希望一个类似的服务我们必须不必赞同或者是协商一致。（很有存在
12、主义爱情观的味道）。这里鲍曼的话可能在意义上超过了我们所谈及的范围，但是我们却可以相信，我们所说的爱是天职是一种特殊主义的，它必须远离交换与责任，当爱被降低为责任的时候，那已经是道德意味上的约束，而非自主的纯粹的爱了。曾经有位老师对我讲，爱情（不是说爱）与家庭是无关的。这种悲观的论调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家庭中，可能更多的是责任。当以履行责任来维系婚姻的时候，我们就从特殊主义的一边脱离了出来，进入了普遍主义的事业，因为责任已经不是家庭所特有的东西了。从协商中得到赞同对于正在恋爱的人来说，是一种折磨人经历，没有长期的投入或努力是不可能成功的。而正是这种曲折，让我觉得像一种负担，婚姻变成了围城，
13、不再是爱的港湾了。那位老师的话：爱情与家庭有什么关系！是可以言说和解释的一种体验。说到这，应该在总结一下这段中我要说的东西，否则会觉得我已经不是在写社会学的东西了，倒是像写随笔。其实，我想说，社会学人完全可以得到一种学习其他学科的人不同的视角，用这种视角，我们可以解释很多的生活中的问题和现象，从视而不见到洞见，从了解到深刻。当我们不断地通过社会学去思考问题的时候，它回逐步渗透进我们的思维方式，从而社会学也就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用社会学看生活中的自由与约束自由与依赖的问题，这也许是个大问题，也是讨论了几个世纪的问题。黑格尔、弗洛姆，都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想说的可能与他们不同，我是想用“自由和依赖
14、”这个话题作为一个发现问题的探测器，帮助我们锻炼发掘问题的触角的敏感度。说得直白一点，我不是将这个问题像哲学家或齐美尔、鲍曼那样去进行哲学式的辨析，而是利用它去发现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人在社会中，他或她是生活在一个网络里，所以他就要受到网络的约束。这样的例子是太多了。当我们加入社团，我们就要遵守社团的章程，我们的行动受到了某种限制 。当我们参加工作，除了工作本身的时间占有外，我们还要有很多东西去遵循。我们生活在初级群体中接受社会化，那就是在不断的约束中去掉我们性格中桀骜不驯的那部分。但是在这里我还是接受齐美尔关于自由与约束的关系。他认为个人与群体的关系是具有两重性的。当我们加入一个团体时
15、，我们受到了约束，但同时我们的个性得到了张扬。我喜欢玩电子游戏，我加入了游戏的网络，虽然我的自由被一些东西束缚了，但是我的这方面的个性得到了充分的表达。我喜欢社会学，我考到了这个专业，我有了一种专业的归属感。于是束缚成了自由的一种条件。正是这种双重性或辩证关系，我们平时并不觉得我们是不自由的或是受束缚太多，因为我们觉得从中还是得到了实惠（表达了自己）。在自由与束缚之间有一种比例，生活如果是惬意的，那么这种比例应当是恰当的，否则我们会感觉到不适。南国燕园是个很静的地方，尤其是你刚从熙熙攘攘的市中心回来，你会突出的感觉到这一点。但是能够享受这种静谧的人只是一部分，不少人抱怨这样的校园没有气氛（我曾
16、经就是抱怨者之一），太少的社团、太少的活动，一种自由的困惑，人们极力想逃避这种自由，积极的投入到各种组织中间，不但是展现自己的个性，还有找到一种归属感。这时自由变成了一种束缚，最终，在宁静的人那里变成了享受，在爱热闹的变成了隐隐的苦楚。当我们想把这种苦楚变成享受的时候，我们便应该积极的调整自己关于自由和束缚的比例，在中间寻找到自己的自由观。我想，自由与约束，构成了我们烦忧的大部分的根源。如果我们爱思考的话，正是这种烦忧，成为我们思考的导线。从而就能锻炼我们经常所说的问题意识。自由与约束的比例会随着时空的变化而改变，经常在大城市住的人很想出去放松一下，找个静谧的地方去度假，增加心灵的自由，但是他
17、不愿呆的太长时间，那样他会觉得很无聊，他希望回到群体中间去。自由多一些或约束多一些，都会给我们许多不适，而正是这种不适，如果我们抓住，可能就是对一个问题彻底思考的开端。说到这，虽然有些不够尽兴，但是我想我已经明确地达到我们把“自由和约束”当作一种探测器的目的。如果我们正视约束时，就会意识到责任，正视自由的时候，就会意识到自我。可能有时我们觉得活得简单和轻松一点比较好，没有必要搞得那么危言耸听。是的，但是我倒是觉得如果我们如果想弄明白一件事是怎么回事却想不通，那时的困惑就会大于简单的幸福了。这时，如果我们有社会学的触觉，就会平衡这种困惑了。结语：我始终认为，可以把这六个代词你、我、他和你们、我们
18、、他们排列组合研究它们的关系，就可以得到社会学的所有研究内容和视角。特别是前三个（个体代词）和后三个（群体代词）组合的时候（九种关系），我们觉得更有社会学的味道了。比如考察“我我们”的关系，我们可以研究社会化、群体认同、初级群体与次级群体以及组织与成员等多方面的内容。当我们以“他他们”作为研究视角的时候，我们就应用了客位的人类学的分析方法或者韦伯的“价值中立”，这样可以研究诸多的社会现象，这种方法正是当前许多社会学家所钟爱的；当采用“我他们”的视角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参与观察”；到目前为止，还几乎很少人从“你你们、我们或他们”的角度来研究问题，这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这种自觉，而是因为“你”在“我
19、”和“他”之间不能给我们任何具有明确的启示性的视角，当我们说“你与他们”时，我们得不到我们应该占有的立场，觉得我们这时和我们的研究对象的关系变得不伦不类，我们失去了看问题的“清晰的眼光”，因为从“你”的角度说话，既不能剥离感情达到客观，又不能价值有涉，达到一种最为淋漓尽致的感情投入。“个体代词群体代词”关系的换位，即如果是“群体代词个体代词”，可以发现社会学中长期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争论，即到底是从个体着眼还是从整体着眼。这种细微的差别带到了结构与个人 、整体语个体、个人的地位、社会化等诸多研究视角当中。例如，帕森斯是从“他们他”的角度说话，从而导致个人自主性的忽略；而布迪厄尝试着从“个人再生产结构”的角度去消融这种二元对立。 发表时间：2005-6-27 20:3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