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社会发展动力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德力”、“王霸”学说,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有很多方面，其中物质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马克思认为，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所需的物质资料。生产力：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改造和影响自然以使其适合社会需要的物质力量，具有客观现实性和社会历史性。它包括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者以及科学技术等要素。生产关系：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家庭关系、宗教关系等社会关系，都受到生产关系的支配和制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前者决定后者，后者
2、反作用于前者。,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其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马克思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可见，生产力状况是生产关系形成的客观前提和物质基础。其次，生产力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变化。“为了不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当生产关系不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时，人们就必须变革旧的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表现：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时，它对生产力的发展起推动作用；当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时，它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3、当然，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固然会阻碍其发展，而由于人为原因使某种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水平，也同样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是指由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制度、组织和设施。,辩证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变更必然引起上层建筑的变革，并决定着其变革的方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表现在，为自己的经济基础的形成和巩固服务，确立或维护其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改革开放引起司法改革，司法改革规范资本市场。,中国哲学里的社会动力学说：“德力”或“王霸”之辨,中国古代的两种政治主张：“以力假仁者霸
4、，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君王要一统天下，必须通过仁政。“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梁惠王上）在治理上要减轻刑罚，在经济上要减少税收，在农业上要指导生产，在社会家庭生活上要教育百姓遵守伦
5、理道德，最终在军事上获得进步，使国家强盛。,王道、仁政的补充方面：,其一，仁政的最低标准-不嗜杀人。孟子见梁襄王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梁惠王说：“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其二，不忍之心。孟子曾问梁惠王，是否曾经放了一头用于衅钟的牛。王说：“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听到这个答案，孟子肯定的说：“是心足以王
6、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孟子又说：“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如果君王连禽兽也能怜悯，那么对百姓疾苦就会更加关心，这是“不嗜杀人”的进一步表现了。,其三，知民时以王天下。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
7、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知道什么时候该干什么，就能使百姓得到安顿，国家得到太平百姓衣食无忧，这比之仅仅让百姓生命安全得到保障又再进一步。,其四，与民同乐。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王问孟子是否也喜欢这里，孟子对曰：“人不得，则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又对孟子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孟子回答说：“昔者公刘好货；诗云：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也，然后可以爰
8、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王又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对曰：“昔者大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君王好货，百姓也好货，君王好色，百姓也好色，君王若懂得将心比心，将自己的兴趣与推及百姓，与百姓同乐，那么就能获得百姓的支持。与民同乐，是超越了物质上对百姓的治理，而在精神上得到百姓的认同。,其五，顺从民意。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
9、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在国家治理上，尤其在任用人才或惩治歹人上，君王不能独断专行，而应该兼听各方声音。从左右近侍，到大夫，到国人，充分尊重他人意见，不搞一言堂。,其六，推恩他国。齐国打败了燕国，齐宣王问孟子，是否要占领燕国。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
10、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燕国暴虐百姓，齐国将燕国打败，这对燕国的百姓来说是好事，但是齐国是否应该乘机占领燕国，却是一个问题。孟子认为，齐国是否要占领燕国，必须看燕国百姓的态度。这就是说，仁政不仅体现在针对本国百姓的治理，还体现在对他国百姓的帮助与尊重上。,以上六点层层递进，从最基本的不侵犯他人的个人道德到推恩及邻国，是整个一套仁政体系的展开。可以用孟子的三个词概括，就是“保民而王”、“民贵君轻”、“仁者无敌”。所以孟子认为，只有统治者行仁政，就能推动社会进步。,法家强调暴力,商君书：
11、“凡明君之治也，任其力，不任其德。”（错法）“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算地）这就是公开主张，只有通过兼并战争才能统一中国。商君书：“礼乐，淫佚之征也；仁慈，过之母也。”“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说民）明确反对儒家的仁义思想，而主张刑罚、暴力才是国富民强的根本途径。,王霸道杂用,虽然德力与王霸是针锋相对的两种思想，但是到了汉宣帝时，主张将两种思想并用。“汉家自有法度，王霸道杂用，非纯任德教、用周政。”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外儒内法。,朱熹：王霸时代分期,夏商周三代帝王心术正，天理流行，是王道政治；三代以后，帝王利欲熏心，是霸道政治。“夫人只是这个人，道只是这个道，岂有三代
12、、汉唐之别？但以儒者之学不传，而尧、舜、禹、汤、文、武，转相授受之心不明于天下，故汉唐之君，虽或不能无暗合之时，而其全体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尧舜三代，自尧舜三代，汉祖唐宗，自汉祖唐宗，终不能合而为一也。”（答陈同甫，朱文公集卷三十六）也就是说，三代以降没有出现过王道仁政，而是霸道暴政。,陈亮：王霸杂用,“谓之杂霸者，其道固本于王也。”（陈亮集又甲辰秋书）“有公则无私，私则不复有公。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人欲可以并行矣。”（陈亮集又丙午秋书）王道是用道德治国，注重治理过程的人性化，霸道则强调的是善好的治理结果。因此陈亮并不认为王霸是截然对立的，他认为人性化的过程与善好的效果是可以兼得的。人性化的
13、治理称为天理，属于道义；注重治理结果这是人欲，属于利益。所以这就引出了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义利之辨。,义利之辨,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阳货）君子做事要符合道义，孔子倡导义却并不反对利，所以孔子说；“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述而）只要符合道义，追求利益并没错。,孟子：何必曰利,“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茍为后
14、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梁惠王上）。这就是说，专讲利益，势必引起冲突，导致危乱。而义则是用来协调各种关系的，只会促进和谐，不会导致争夺。法家则公开讲功利主义，“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荀子：以义为先、以义制利,“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荣辱）“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大略）欲利之心没法去掉，但可以通过仁义来克服、控制。所以，义比利为先，不抛弃利，但有先后。“先
15、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辱）“国者巨用之则大，小用之则小。巨用之者，先义而后利；小用之者，先利而后义。”（王霸）,墨子：义利一体,“发以刑为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非命上） “人民之大利”、“民之利”、“天下之利”、“国家百姓之利”，都指公利。所以墨子也讲义，但是与利是统一的，“义，利也。”（经上）“义，志以天下为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经说上）与儒家不同的是，孟子重义讲仁政，虽然得实惠的是百姓，但出发点是为了君王的政治服务，而墨子则完全站在百姓的一边谈仁义。,董仲舒：义重于利,“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体莫贵于
16、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春秋繁露身之养莫重于义）但作为实际的治国者，董仲舒懂得利的重要性，而这个利不是私利而是公利：“圣人之为天下兴利也，其犹春气之生草也，各因其生小大而量其多少。其为天下除害也，若川渎之泻于海也，各顺其势倾侧而制于南北。”（考功名）“古之圣人，见天意之厚于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诸侯）比孟子非利的理想主义现实的多。,重公利而轻私利,晋代傅玄： “昔者圣人之崇仁也，将以兴天下之利也。利或不兴，须仁以济。天下有不得其所，若己推而委之于沟壑。”“利天下者，天下亦利之；害天下者，天下亦害之。利则利，害则害，无有幽深隐微，无不报也。仁人在位，常为天下所归
17、者，无他也，善为天下兴利而已矣。”（傅子）,北宋张载：“义公天下之利。”（正蒙大易）,二程：严辨义利,“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唯义利而已。”（语录卷十一）“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才出义，便以利言也。只那计较，便是为有利害。若无利害，何用计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趋利而避害，圣人则更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不当为，便是命在其中也。”（语录卷十七）所谓严辨义利，就是严格区分义与利，君子取义，小人取利。并进一步把义限定为公利，并且毫不利己，牺牲小我。因此到了理学家那里就引出了“天理人欲”的问题。“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众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则与众同利；无侵于人，人亦欲与
18、之。若切于好利，蔽于自私，求自益以损于人，则人亦与之力争，故莫肯益之，而有击夺之者矣。”（程氏易传益卦）,儒家功利主义,北宋李靓：“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言而不以礼，是贪与淫，罪矣。不贪不淫，而曰不可言，无乃贼人之生，反人之情？世俗之不喜儒，以此。孟子谓何必曰利，激也。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文集原文）“愚窃观儒者之论，鲜不贵义而贱利，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是则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是故圣贤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文集富国策）富国虽然是利，但得到实惠的是百姓，其实说的也是公利。,陈亮也反对专讲义不讲利：“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
19、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耳。”（习学记言）道义不是要反对谋利，而是要寓于谋利之中，抛开了利讲义，只是一句空话。,胡五峰：谋公利而不当谋私利,“一身之利，无谋也；而利天下者则谋之。一时之利，无谋也，而利万世者则谋之。存斯志，行斯道，躬耕于野，上以奉祀事长，下以慈幼延交游于身，足矣。”（知言）张岱年先生认为，胡五峰是唯一明确分辨公利私利的儒者，而其他儒者虽有此义但多含混。,王夫之：离义而不得利,“立人之道曰义，生人之用曰利。出义入利，人道不立；出利入害，人用不生。利义之际，其为别也大；利害之际，其相因也
20、微。夫孰知义之必利，而利之非可以利者乎？夫孰知利之必害，而害之不足以害者乎？出乎义，入乎害，而两者之外，无有利也。易曰利物和义。义足以用，则利足以和。和也者合也，言离义而不得利也。”抛弃义以谋私利，就是陷自己于害。若按照义行事，那么无往而不利。,颜元：义利兼重,“以义为利，圣贤平正道理也。尧舜利用，尚书明与正德厚生并为三事；利用安身，利用刑人，无不利，利者义之和也，易之言利更多。孟子极驳利字，恶夫掊尅聚敛者耳，其实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后儒乃云正其谊不谋其利，过矣。宋人喜道之，以文其空疏无用之学。予尝矫其偏，改云：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四书正误）颜元认为，全不谋利计功的乃是腐儒，
21、圣贤就应该将义利协调好，即要满足人欲也要符合天理。,总结,一、中国古代义利之辨可以分为三派。 孔子、孟子、朱熹等尚义，将义与利严格分为两种对立观念。 墨子合利与义为一，消弭两者区别。 荀子、董仲舒、张载、二程尚义却不排斥利，李靓、陈亮、颜元等则是兼重视义利。 然而无奈的是，重义不重利却是传统中的主流思想。,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发展动力被归结为两对重要的矛盾运动，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社会发展动力是物质性的，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必须是物质。 而中国传统哲学找到的则是观念因素，尤其是儒家的德力、王霸之辨，如孟子认为君王有道德才能行仁政，最终才能统一天下，把最终原因归结为君王的道德。又如大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皆以修身为本”，把个人的主观道德修养作为根本动力。殊不知，主观的因素若不能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是不可能真正改造现实的，主观因素只能作为一种间接因素，而不能归结为直接因素。,讨论与思考：1社会历史发展动力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是如何表现的？2中国传统哲学对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的认识有什么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