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农人与农业技术传播体系整合研究牛耀红 摘要：我国农业技术传播体系受到体制机制、队伍素质、推广理念、基础条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导致了“最后一公里“问题。本研究选取 57名新农人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深度访谈和实地调查。研究发现,新农人拥有较强的能动性,通过农业实践形成了“行动者系统“,构建了农业技术创新主体、推广主体、乡土专家、传统农民的合作网络,新农人成为各类主体信息互动交流的中介。新农人作为行动者嵌入了传统农业技术传播体系,虽然不以农业技术推广为主要任务,却整合了各类主体,拓展了合作领域。新农人不仅自身成为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正在带动传统农民转型。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方法科技是发展
2、现代农业的基础和保障, 科技创新是源头, 科技只有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能推动农业转型升级。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逐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农业技术传播体系, 为我国农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不过, 我国虽然取得了丰硕的科技成果, 但就科技成果转化率和贡献率而言, 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不小的差距1。我国农业科技发展面临的资源与市场双重制约以及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科技需求, 也暴露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过程中不适应新形势的情况和问题2。比如, 行政主导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效率低下, 部分地区组织体系出现“线断、网破、人散、低效” 的局面3, 投入不足制约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成效, 科技成果与生产需求错位影响转化率, 农
3、民科技素质不足影响推广效果, 等等。归咎一点, 就是未能解决好打通“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农技推广体系如何与小农社会有效对接, 这是克服农业技术“最后一公里难题” 的关键4。为了应对这一问题, 我国始终在努力推动和建立现代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近年来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把农业科技推广放在突出的位置加以强调。2016 年, 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健全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 对基层农技推广公益性与经营性服务机构提供精准支持, 引导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开展农技服务。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 鼓励支持科技特派员深入一线创新创业。发挥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的作用。鼓励发展农业高新技术企业。深化国家现代农业
4、示范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可见, 探索建立多元主体参与格局是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重要任务。当前, 随着新返乡运动以及互联网发展, 催生了一个新型农业职业群体新农人。新农人如何定义, 暂时没有定论。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汪向东认为, 新农人已经成为现今条件下三农领域里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生主力军。新农人可以用三个“新” 来定义:第一, 农民新群体, 这个群体以农为业。第二, 农业新业态, 他们不再延续传统做法, 而是采用新的生产和经营方式。第三, 农村新细胞, 这个群体主要在农村活动, 从而构成当今情况下农村生命机体的新细胞, 这个细胞原来没有5。新农人是相对传统农民而言的。新农人
5、指那些跨界进入农业, 通过承包或者其他方式获得土地使用权, 在此基础上进行农业种植、养殖、深加工、流通等各个环节的新型农民群体。他们注重利用科学技术, 以团队合作进行农业生产和经营。他们普遍具有较高文化水平, 部分拥有研究生学历, 部分新农人还从事过农业技术研发或管理。通过论述可知, 新农人的“新” 主要体现在技术、理念、经营、管理等多个方面。那么当这样的新型农业群体进入农村后会对农业技术传播体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是本文的研究问题。新农人作为农业新型主体, 具有较强的能动性。本文研究视角是将新农人行动者系统看作开放性网络, 新农人构建的合作网络可以成为解决农业技术推广“最后一公里” 的可行
6、途径。新农人构建的行动者系统突破了“行政导向 ”, 在农业实践中以各种行动重构农业技术传播主体之间的关系, 凭借自身能动性连接了农业技术创新主体、推广主体、乡土专家以及传统农民, 形成了行动者合作网络。新农人作为行动者网络的核心, 具有“中介” 特性, 承担了现代农业技术的转译者, 围绕新农业实践, 现代技术与传统技术、科学理念与地方知识共同交融。新农人通过农场与各类主体之间建立协同关系, 新农人协调了农业技术创新主体的技术供给、乡土专家的技术咨询、种植大户的协议合作、传统农民的具体操作等行动, 使得农业技术传播相关主体围绕技术应用目标形成了整合。本文使用实地调查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
7、 27 名新农人进行了实地调查, 其中江苏南京 4 名、浙江杭州 7 名、甘肃兰州 3 名, 甘肃陇南 8 名, 河北兴隆 5 名, 深入了解了新农人的社会网络、组织结构、农场形态等情况。另外还选取了微信公众号“新三农” 发起的“2015 年最美新农人投票活动” 中展示的 16 位新农人作为访谈对象, 并通过滚雪球方法, 由他们另外介绍了 14 名新农人作为研究对象, 对 30 名新农人通过网络、电话的方式进行了有关农业技术传播的深度访谈。研究对象主要分布在江苏、湖北、湖南、广东、浙江、四川、贵州、辽宁、山西、陕西、甘肃、河北、河南、海南、黑龙江、福建等省份。研究对象从事种植业 (茶叶、蔬菜、
8、水稻、小麦、猕猴桃、荔枝、花生、葡萄、中药材、柑橘、脐橙、苹果) 、养殖业 (甲鱼) 、农技服务、农资销售、电子商务 (土特产) 等多个行业。二、连接:新农人与农业科技传播相关主体的关系构建叶敬忠等学者认为, 我国农技推广工作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个问题是研究者与推广员之间关系不畅, 许多新技术成果不能对接推广员;另一个问题是推广员与农户之间关系不畅, 技术进村入户存在障碍6。这实际反映的是农业技术传播的“连接” 问题。新农人构建的行动者系统实质是在建构一种传播状态, 通过信息传递、社会交往、意义共享建立一种关系7。新农人的农业实践连接了农业技术创新、推广、应用等多方主体, 形成了关系之网。当代
9、著名历史学家麦克尼尔在撰写世界历史时使用了一个概念“人类之网”, 即“把人们彼此连接在一起的关系”网络 81。现代农业转型过程中, 新农人作为能动性较强的农业新群体, 在嵌入农业各个环节中将农业技术传播相关主体连接在一起, 形成开放性的网络化组织, 构建了农业技术传播新途径。新农人出现在互联网蓬勃发展的时代, 他们具备互联网思维。新农人自身的多重属性以及具有关系连接、社群创建的特性决定了新农人较传统农民更善于构建各类关联。他们注重与技术创新主体建立连接, 引进技术和良种、获得咨询。注重与乡土专家、种植大户、种植能手建立联系, 获得指导。新农人与农业技术传播相关主体搭建起了关系之网, 构建了开放
10、的农业技术传播网络。新农人较传统农民更善于同农业技术创新主体建立联系。由于新农人自身具备较高科学文化素质, 部分新农人是农业技术或管理的科班出身, 因此他们注重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农业龙头企业等机构引进农业技术。当前农业技术传播体系仍以自上而下的公益推广模式为主, 各级农业技术推广员以行政原则为主导, 很少以“客户” 为本, 因此缺乏能动性和服务意识, 这是行政化农业技术传播体系的逻辑使然。新农人具有较强能动性, 同时直接面向市场, 因此在经营农场中注重拓展社会资本。调研发现, 多数新农人在创办农场时对接了当地的农业技术推广站以及科研院所等机构。新农人是“跨界人群”, 其他行业的从业经历为他
11、们提供了技术、经营管理、社会网络等多方面资本。本研究中 57 名新农人中有 31 名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农业技术推广站建立了联系。以往的很多农技推广以“技术” 为中心, “见物不见人”, 忽视对农户的推广“教育”9。新农人通过雇佣、合作等多种途径与传统农民建立了联系。新农人是桥梁人群, 连接了现代农业技术与传统农民, 促进现代农业技术向农民传播。调研过程中, 多数新农人反映他们从科研院所、龙头企业引进的品种以及种植、养殖、检测等方法会流向农民。因此, 新农人起到了连接现代农业技术创新主体与农民的作用。出生于浙江千岛湖的一位新农人, 曾经是中关村高科技企业的高管, 回到家乡做了一名新农人, 开
12、始种植玉米, 人称“玉米姐” 。她将种植业作为自己的志向, 带领村民种植玉米。2013 年, 通过微博发布了免费试种玉米的信息, 随后有 500 多户农民、家庭农场、合作者参与到了她的试验中。调研发现, 多数新农人与传统农民会建立各种关系, 而这为现代农业技术从新农人向传统农民扩散奠定了基础。“相互交往和相互影响的人类网络的发展历程构成了人类历史的总体性框架”83。新农人通过各种连接方式整合了农业技术传播体系中的各类主体, 形成了以新农人为重要节点的网络化农业技术传播体系。我国农业技术传播过程中一直存在传播链条过长的问题, 新农人以体制外的农业新群体嵌入到农业技术传播链中, 连接了农业技术传播
13、链条中的各类主体, 建立了开放的网络化关系。新农人作为农业技术传播主体中的新生力量, 能够突破自上而下层级传播体系, 直接嵌入农村, 成为改变农业技术传播链条中的重要因素, 激活了现有农业技术传播资源, 为传播农业技术提供了新的可能。三、转译:新农人与农业技术传播各类主体的信息互动农业技术传播本质是信息的转译问题, 即如何实现农业技术从创新主体到接受主体的过程。因此, 农业技术传播应注重技术和文化转译, 即将现代农业技术与传统农业技术对接, 技术文化与乡土文化对接, 最终才能实现农业技术的有效传播。新农人既具备科学文化素质, 又从事现代农业, 因此可以承担现代农业技术与传统农民之间的转译者。他
14、们不仅将现代农业技术传播到农民, 而且还将农业技术实践过程中的问题反馈给技术创新主体, 为连接农业技术的研发、推广、应用、反馈、改造等有关农业技术传播的一系列环节提供了可能。农业技术传播过程是互动交流过程, 是非正式教育过程, 是技术适应过程, 这对农业技术推广人员提出了较高要求。李忠云等对湖北、湖南、河南、江西中部四省 514 名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问卷调查和基于 cooper 和 Graham 模型的分析发现, 大多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年龄偏大, 学历层次偏低, 专业知识能力欠缺, 市场驾驭能力较低, 沟通交往能力不强, 组织管理能力较弱, 自我平衡能力较差。研究者认为, 现行农业技术推广体制妨
15、碍了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影响了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工作胜任能力10。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整体素质决定了与技术创新主体以及与农民的沟通效果, 最终将影响农业技术转化率。政府主导的农技推广体系不应该仅仅满足于把上级认可的技术推广到农户手中, 其作用应更多地体现在信息解释、分析与服务方面11。而新农人较公益农业技术推广人员有着文化、技术、市场理念、沟通能力等多种优势, 能够承担起解释、分析的转译者角色, 而这些优势恰恰是决定农业技术转化的重要因素。新农人与其他农业科技推广主体的不同在于其自身即为市场经营主体, 更加强调盈利性和适应性。他们的品种选择、技术采用等决策最终都需要经过市场检验,
16、 因此新农人对农业技术的选择比较谨慎。未来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科技化程度将更高, 新品种培育技术、生态农业种植养殖技术、水质土壤改良技术、农耕设施科学技术等将大面积运用到农业领域, 这些新技术的运用将大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但是多数传统农民将无法承担这些技术在推广过程中的风险, 而新农人则会成为创新技术的早期采纳者, 他们将会成为现代农业技术的“采纳把关人 ”。技术采纳过程实则是农业技术各类传播主体互动的过程, 而新农人实际承担了转译者角色。调研发现, 正是因为新农人对于市场的敏感以及对现代农业技术的熟悉, 因此他们在采纳新技术和改良新品种后带动了所在地的农业发展, 部分农村在新农人
17、带动下培育了支柱产业。新农人不仅承担了将现代农业技术向传统农民转译的角色, 还承担了将现代农业技术应用中的问题向农业技术创新主体反馈的角色。农民并不只是作为现代农业技术的接受主体, 他们在新农人的农场中会根据实际情况对现代农业技术做出一些调整, 以及结合自己的经验和传统做法对现代农业技术进行改进。调研发现, 新农人农场会雇佣一些当地的“老把式 ”, 他们会依据多年的实践经验 , 在防治病虫害以及改造现代农业技术中发挥一定作用。新农人通过自身的科技文化知识以及在与乡村种植能手、传统农民的交往、互动、实践中, “再造”农业技术, 从而使现代农业技术更具本土适应性。农业技术推广必须重视本土知识的利用
18、, 强化自下而上的技术推广策略, 扩大技术创新的空间12。在调研中一位新农人说:“我们与农民并不是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 而是交流学习的关系。我们和农民的技术交流更多是创新和传统的融合, 是技术的升级, 但是绝对不是替代。”因此, 新农人就成为现代农业技术和传统农业技术融合的交汇点, 也就存在着向农业创新主体反馈信息的潜能。杭州市一位新农人与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建立了合作关系, 他的农场成为研究所的示范基地。茶叶研究所相关负责人说:“农业技术不仅要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 更要从田间地头回到实验室, 我们需要反馈, 那些和我们合作的新型农业主体在这方面发挥了作用。”四、协同:新农人与各类主体共
19、同行动构建农技传播合作领域当前, 我国已经形成了“一主多元” 的农业技术传播体系 , 即以行政主导的公益传播为主, 以高等院校、农业研究所、农业龙头企业、农业合作社等代表的多元主体为辅的传播体系。但是这些主体之间并没有形成整合效果。究其原因在于这些主体遵循不同目标, 合作意识不强, 协作动力不足, 因此就出现了即使多元体系亦无法实现有效传播的困境。新农人是在互联网时代产生的新型职业农民, 他们具有开放、协作的思维方式, 在实践中注重与不同主体的协同。本文研究案例中, 多数新农人通过“农业示范基地” 、“公司+农民合作社” 、“小型农业科技园” 等方式与各类农业技术相关主体建立了协同关系。他们虽
20、然以效益为导向, 但是在协同行动过程中却促进了各类主体的整合, 实现了农业技术的有效推广。新农人作为新型职业农民比传统农民更为注重与农业技术创新主体的沟通交流以及展开合作。本文调查的新农人中有 9 名新农人的农场与技术创新机构建立了更密切的合作关系, 被确立为农业技术试验园。一位北京企业家在成都承包了 2000 亩地从事有机农业, 她积极与大学建立合作关系。2015 年, 成都大学的四川省肉类加工重点实验室与德国农业环保部、波恩大学、欧盟创新中心共同签署了“推动无抗生素应用技术示范”协议。她的农场被选定为整个国际合作项目的“无抗生素示范基地” 。这种新农人与农业技术创新主体合作的农业示范基地将更加高效地转化农业科技, 促进农业技术传播。新农人与传统农民同样会展开合作。最常见的有“公司+农民合作社” 、“订单农业”、“农业技术服务指导”等方式, 这些合作方式有效对接了现代农业技术与传统农民。陕西渭南的一位新农人在农业实践中意识到了技术对现代农业的意义, 因此成立了专业合作社, 并且从农技站引进了滴灌、避雨栽培等现代技术。经过两年经营, 村民看到收益后主动加入了合作社。如今合作社社员达到了 1000 多户, 种植面积 1.8 万 hm, 辐射周边种植面积达 4 万 hm。本文研究中还有 1 例是由一批河南农业大学毕业生创办的专门从事农业技术指导服务的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