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林毅夫：集体化和 1959-1961 的农业危机摘要集体化运动最初虽然获得成功，紧随其后的却是 1959-61 年农业危机导致的 3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我试图运用博弈论来理解灾难的主要原因。由于对农业活动监督的困难，农业集体化运动取决于自我实施的合约，在这样的合约中，每个人承诺约束自己的行为。而自我实施(self-enforcing)的合约，只能在重复博弈中保持平衡。1958 年秋，农业集体化运动由自愿变为强制，也即，集体化从重复博弈变成一次博弈。结果，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维续，农村生产力土崩瓦解。实证分析支持我们的假设。1、介绍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是当时中国经济的研究
2、者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始于 52 年的集体化的成功让人印象深刻：农业产出在 52-58 年持续增长。运动没有遭遇农民的积极抵抗，得到比较平稳的实施。其时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避免了与苏联 1929 年集体化运动 1相伴随的破坏性结果，为欠发达高人口国家的农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模式（Robinson 1964） 。结果，学习中国经验的观点在许多国家盛行（Eckstein 1966, p.35;p259） 2。不过，这种观点很快烟消云散。1959 年起连续三年，农业产出突然大幅下降。1959 年，谷物产量下降了 15%，到 1960、1961 年，只有 1958 年水平的 70%。对新近解密的人口统计
3、数据的仔细研究可以发现，1958-1961 年，危机导致 3 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同时大约有 3 千 3 百万人推迟出生（Ashton et al 1984） 3。毫无疑问，这是人类史上最惨重的灾难。集体化运动的最初成功之后农业生产却突然崩溃，这由于中国统计数据的缺失 4并未得到很好的理解。普遍承认的假设是：1）连续三年的恶劣气候；2）运动中的错误政策和不当管理；以及 3）规模过度的集体化带来的激励问题（Perkins and Yusuf 1984,p.79; Marshall, p.66; Eckstein 1966, p.37, 1977, p. 59; Wu 1966, p. 2151;
4、Chinn 1980; Aston et al 1984） 。 5在这篇论文中，我将表明，以上假设与经验研究并不一致，并提出新的假设，即 59-61 年的崩溃主要是由于 1958 年秋集体化运动由自愿转为强制。从博弈论的观点来看，组织形式的此种转变使集体化运动的性质由重复博弈变为一次博弈。生产崩溃，是因为农业集体化运动的成功取决于自我实施的合约（成员承诺约束自己）而自我实施的合约在一次博弈中不能持久。论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简要回顾了中国的集体化运动和相关的农业发展战略。其他假设以及检验这些假设的相对有效性的讨论放在第三部分。第四部分将这些假设和经验证据进行比较。第五部分是结论。2、集体化运动和
5、农业发展的回顾1949 年，中国政府取得政权时，中国经济被战争破坏地满目疮痍。89.4%的人生活在农村，工业产值只占国民收入的 12.6%（国家统计局 1987， p.50, 89） 。1952 年，经济刚从战争的破坏里喘过气来，政府就本着迅速重塑国家力量的意图，采取了斯大林主义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6这导致了对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迅速增长的需求。 7由于短缺的外汇储备主要用来进口资本品，对农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只能由国内生产来满足。因为农业停滞和歉收对工业扩张具有迅速直接的影响， 8集体化运动便作为实现工农业协同发展的战略而提出。农业发展战略的两个核心是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劳动密集型的投资项目，譬
6、如灌溉、洪涝控制和土地开垦；以及通过像密集种植、除草和施加更多有机肥等的传统方法和投入来实现单位产出的增长。 9独立的家庭农场是 1949 年共产党掌权以前几千年来中国农村的传统组织形式。农田不仅少而且分散。革命时期，农村大约一半的土地属于地主，然后出租给农民种植。租金通常高达主要作物的产出的 50%。四十年代开始，土地改革计划在解放区实施。根据这项计划，地主的土地被无偿没收，分给佃农。革命成功以后，土地改革计划继续实施，到 1952 年完成。3表一表明，即便土地改革计划完成前，就开始实验多样的合作化形式。1955 年以前，三种主要的合作化形式中，最普遍的是互助组。农忙时，4 或 5 家邻里暂
7、时或者永久地共享劳动力、农具和挽畜。这样资源所有权并没有发生变化，种植决策依然是每个家庭的责任。第二种形式是初级合作社。20 到 30 户家庭根据统一的计划联合资产。合作社的净收入通过两种形式共享：土地、挽畜和农具的红利分配，和劳动报酬。土地、牲口（挽畜）和农具依然属于个人。第三种形式是集体农场，即高级合作社。生产的一切方面都被集体化。报酬只基于劳动贡献通过拿工分。家庭收入依赖于其成员获得的工分以及工分单位收益，而工分单位收益反过来取决于集体农场的净收入。起先，高计合作社规模约 30 户，后来发展到囊括村庄的所有家庭150 到 200 户不等。官方本来谨慎而渐进地进行集体化，鼓励甚至积极诱导农
8、民自愿参加多种集体化形式。然而，1955 年夏集体化运动的支持者赢得了党内辩论。1955 年末，只有 500 家高级合作社，而到了 1957 年冬，包括 1 亿 1 千 9 百万户家庭的753000 家高级合作社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表 1） 。起先，集体化运动出奇的成功。它没有遇到农民的积极抵抗，执行相对平稳（Eckstein 1975， p. 251）.虽然人口在 1952 至 58 年间增长了 14.8%，同一时期，农业总产值增长了 27.8%（以 52 年为基准年） ，谷物产出增加了21.9%（表 2） 。这极大振奋了共产党内的领导们，致使他们采取更加大胆的行动。集体化基于如下理念：农村剩
9、余劳动力的动员能增加农村的资本构成，从而增加产出。然而， 150 户家庭的集体农庄虽然能够为集体内工作计划提供劳动力动员的基础，但还是无力为大型工程灌溉渠、水坝等动员足够的劳动力。大型工程一般来说需要几十个农庄的协同参与。更大规模的劳动动员的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是把 20 到 30 个 150 户规模的农庄合并成更具规模的单位。 10因此，1958 年，新的作为工业大跃进的一部分的政策出台。1958 年 8 月底到 11 月初，在仅仅 3 个月时间里，753000 个集体农庄合并成 24000 个公社，4覆盖一亿两千万户家庭，高于其时中国农村总户数的 99%。公社的平均规模为5000 户家庭
10、，1 万劳动力以及 1 万英亩土地。 11报酬主要基于生存需要，部分考虑到劳动表现。经营自留地或在集市上交易存在于其他合作形式中是被禁止的。不出所料，几十亿人工作日被动员起来。然而，公社化运动导致1959-61 年出现严重的农业危机。农业总产出在 1959 年下降了 14%，1960 年下降了 12%，1961 年下降了 2.5%。更致命的是，1959 年谷物产出缩水了15%， 1960 年继续减少 16%，到 61 年仍保持低水平（表 2） 。和森（1981）所谓“食物权” （entitlement to food）导致的许多其他的严重饥荒不同，大约有 3千万人在这场危机中死于非命，食物短缺
11、是直接原因（Ashton et al 1984） 。危机过后，公社体制并未被废止。不过，它的功能被限于管理和协调。1962 年开始，资源所有权，生产管理以及基于工分的收入分配转移到约 20-30 户家庭组成的更小的生产组织。新的组织形式，本质上，是 50 年代初级和高级合作社的混合体。基于所得工分的报酬，类似于高级合作社的补偿机制；规模和生产管理则和初级合作社一样。1962 年后，开展过一些完善工分评价的实验，然而生产队系统作为基本农业制度直到 1979 年家庭承包制度改革 12（household-based farming system reform）到 1983 年末， 94.4%的家庭
12、采纳这种新的制度，现在又被称为家庭责任制才被废止。 （中国农业年鉴 1984， p.69） 。危机过后，更加现实的农业发展路子被接受。农村集市在 1959 年秋重新开放，1960 年夏，自留地也得到恢复（Perkins 1966, p. 91） 。1961 年，国家粮食收购价平均提高了 28%（国家统计局 1988， p.777） 。同时，重工业导向的发展战略变成农业优先发展战略。 13工业现在定位于支持农业发展。现代农业技术和投入的引进不断加快。譬如，1962 年以后化肥的使用大幅上升， 14与化肥消费上升伴随而来的是适合施肥的现代高产作物的传播：新的短株稻和小麦。它们由 60 年代早期引进
13、，到 70 年代晚期基本取代了所有传统品种。 15类似的，新品种的玉米、棉花和其他谷物在六七十年代引进并推广 16。灌溉面积在 62 年后也逐步上升。而且新的灌溉区大部分是机械灌溉而不是利用传统的重力系统。 175与此同时，1962 年后尤其是 70 年代，机械化进程不断加快。50 年代，机械化被认为是集体化运动的依据，危机过后观点并没有改变。 （译注：集体化才能机械化。没有改变的是对于机械化的醉心）70 年代末，农田耕种的完全机械化作为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再次提出，政策制定者希望在 1985 年实现这一目标。虽然在农村，常常只能用拖拉机作为卡车的替代品（perkins and yusuf 198
14、4, p.60） ，机械化确实使得多熟作物的推广成为可能， 18机械化解放出来的部分劳动力可以用来加强农田管理的强度。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机械化对过去 20 年的农业增长有所贡献。总之，1979 年家庭承包制改革开始前，农业发展战略可以归结如下：集体化一开始是自愿性的运动，但到 1958 年秋开始强制执行。1959-61 年农业危机前，集体化首先是作为动员劳动力进行劳动密集型工程和加大传统要素投入的手段。危机过后，人们更加强调现代技术和现代要素投入。3、假设在集体化运动最初的成功之后，农业突然崩溃，通常人们认为有以下原因：连续三年的恶劣天气，错误政策和不当管理，以及和公社规模过大相关的激励问题
15、。恶劣气候起先是官方用来解释大饥荒的借口（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委员会，1981） 。虽然在像中国如此幅员辽阔的国家的每处地方都出现连续三年的恶劣气候不太可能，但考虑到农业对于气候变化的敏感性，这种解释并非毫无道理。然而，如果气候确实是农业崩溃的主要原因，那么当气候恢复正常时，农业生产力应当迅速恢复到恶劣气候前的水平。 19表面来看，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公社化运动中政策错误并在公社内管理不善的假设似乎可信。事实上，地方干部完全没有准备好去处理公社如此巨大的农场中的复杂的行政事务。严重但出于好意的，生产的错误计划，资源的错误配置以6及集体产权的错误对待，都将导致生产的巨大破坏。 20雪上加霜的是，公共食
16、堂计划为社员提供免费的伙食，导致运动初期的过量消费。更重要的是，虽然1959 年谷物产出下降了 15%，强制的国家粮食收购定额那年却增长了 14.7%。 21由于这些问题，农村的可用食物在危机中显著下降。不过，大部分问题很快便被意识到。中央政府提出一些应急方案来修正这些问题（中国的农业合作化，1987b） 。到 1961 年末，大部分错误政策得到修正：为灌溉工程而进行的劳动力动员被废止了，生产决策分散化到平均规模为 20-30 户的生产队，收入分配基本回到高级合作社时期主要采用的方法，公共食堂被取消，最后，强制的国家粮食收入定额降低到危机前的水平。总体来说，错误政策和不当管理确实加深了这场灾难
17、。但是，如果这些是危机的主要原因，那么 1962 年政策转变后，正如在恶劣气候的假设中所说的那样，农业生产力应该迅速恢复到公社化运动前的水平。传统的几个假设中，公社内的激励问题看起来是农业突然崩溃的最令人信服的原因。Perkins and Yusuf(1984, p. 79)发展了这种观点，他们论证到：激励问题是至少在两个方面是至关重要的。在大型组织中，个人努力和单位工分价值之间几乎没有联系。虽然取得的工分数依然和个人努力相关，但单位工分的价值则取决于 4000 至 5000 户家庭组成的总体的净产出。即使你的努力毫无效率，工分价值也只下降万分之一。 因为基于物质收益的内部激励不足以约束人们磨
18、洋工的行为，能有效防止这种行为的监督就需要花费额外的费用。同样地，社员之间不互相积极监督，因为他们发现其他社员的工作同样和工分价值不太相关。降低核算单位规模在两方面能显著改善状况。至少既有能力也有动力去确保每个人各司其职。然而，Perkins and Yusuf 的论证，只有在公社内确实不存在监督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如果监督有效，那么公社内工作的动力事实上比自耕农（household farm）还要强。 22当然，由于农业生产并非决定于个别家庭，并且它包括任务之间连续的切换，并且更关键的是，它还取决于个人迅速而又谨慎的决策，以决7定为了应对湿度、温度和其他气候条件的微小变化所应采取的生产的必要
19、调整，基于以上原因，严密的监督成本高昂而不可行。因此，集体农场内的监督一般比较随意，以至相当于没有监督。如果公社规模带来激励问题是灾难的主要原因，那么正如前面两个例子，当生产队成为生产管理和核算的基本单位时，生产力应该能够迅速恢复到公社运动前的水平。毕竟，虽然生产队的报酬方案和高级合作社的差不多，但是生产队的规模只相当于初级合作社。正如我已经论述的，上述对灾难的解释都似是而非。然而，我将表明，运动的最初成功和突然崩溃的原因更可能在集体化运动的性质的转变中找到。即，在1958 年秋，它从自愿性的运动变为强制性的。首先，集体化运动从一开始就处在国家的领导下。不过，早期，人们强调并且切实遵守自愿原则
20、。虽然当局积极鼓励农民参加各种形式的合作社，但是农民有权自己决定是否参加。即便加入合作社后，农民也有权退社并拿回自己的资产。至迟到 1957 年底，国家还不断发布指示，提醒地方政府不要破坏运动中基本的自愿原则。 23人民公社之前，集体化运动遵循自愿原则的最好证明来自于众多的关于许多地区的农民退社并导致合作社解散的报道。 24然而，集体化运动的最初成功，大大鼓舞了毛和他的同事们。更加大胆的计划被采纳，坚持渐进主义的干部被批评（译注：比较典型的如时任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他有过一次和毛针锋相对的辩论，但被毛批评为小脚女人） 。重要的是，1958 年夏，毛独断地将人民公社视为在中国农村迅速实现共产
21、主义的制度创新。随后3 个月内，狂热的干部就在全中国建立起公社。入社成为命令，并且集体化运动的强制性质在危机过后依然如旧。在 1962 到 78 年的 16 年时间里，没有证据表明，农民被允许自由退出生产队，也没有任何生产队因为队员的流失而解散。退出权是自愿的关键要素，该权利直到 1979 年家庭承包制实施才得到恢复。从博弈论的观点来看，集体化运动从自愿原则向强制的转变对于合作社的激励机制有重大影响。如果合作社基于自愿，那么它就是个重复博弈。每个生产周期结束时，社员可以决定是否继续留在社里。如果发现成为社员境遇更好，农8民就会继续留在社里；否则，他就会退社。由于中国家庭的土地非常分散这一事实，
22、每块土地往往太小，以至于家庭自己饲养挽畜并无必要。 25几个家庭联合土地和农具共同经营肯定是有利的。 26不过，来自经济规模报酬的收益为农业生产中监督的困难带来的激励问题所抵消。要让合作社成为有效率的组织，有效替代监督的机制是必须的。监督成本高昂时，人们承诺提供和在自己田地上一样的努力的能自我实施的合约就是一个有效的替代性选择。 27由于个人偏好、能力、出资的差异，成员可能发现违背合约是有利可图的。即，他可以不遵守承诺，像一开始计划的那样努力地致力于生产。在此种情况下，其他成员需要决定是继续留在合作社，放任成员违背合约，还是退出合作社进行家庭农场生产。如果人们认为成员的疏怠造成的损失比规模经济
23、带来的报酬还要大，合作社就会瓦解。然而，农场瓦解的可能性迫使想开小差的人重新思考自己的立场：是违约任由农场瓦解呢，还是信守承诺阻止农场瓦解？如果他第一轮开小差，就该轮而言他肯定是有利可图的。但是假如农场瓦解，从第二轮开始他就会失去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如果未来损失的贴现值比现期一次性收益更大，他就会信守承诺。因此，合作社瓦解的威胁极大地减少了开小差的概率。潜在的威胁还保证，在自愿组成的合作社里，产出不少于家庭生产的总和。 28最不济情况下，农场解散，家庭生产和没有合作社时一样。 29不过，如果合作社是强加的，退社被禁止，合作社的性质就变成一次博弈。人们不可能利用退出权来保护自己或者防止他人的卸责
24、。结果，自我实施合约在一次博弈的合作社中不能持久（telser, 1980） 。监督在建立工作激励和提高生产力方面变得重要。如果监督有效，报酬和每个人对于产出的贡献基本一致，工作激励就会很高。相反，如果监督无效，报酬和每个人的贡献关系不大，激励就会削弱。由于农业生产中的监督极端困难并且成本高昂，因此强制形成的农业合作社里的工作激励必然是弱的。农民不会像耕种自己家里的田那样努力工作（Lin 1988） 。因此，合作社的生产力会比家庭所有制的农场所能达到的低。合作社陷入“囚徒困境” 。以博弈论的观点来看，1952-1958 年合作化运动的早期成功可以归因于当时运动9的自愿性，而 1959-61 年
25、，农业产出的骤降主要是 1958 年秋自愿合约变成强制的结果。气候灾害，不良政策和管理，公社规模过大无疑都加深了此次灾难的严重性，然而他们只是危机的次要因素。如果博弈论的假设是正确的，我们可以预期，1962 年后的生产队的产出将比 1952 年之前家庭私有制农场和 1952-58年自愿合作化运动时期的产出低。因为生产队是强制组织，因此其工作激励和产出都将比家庭私有制土地和自愿组成的合作社更低。 30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一个简单的评估方法可以用来确定我们的假设是否是产出锐减的主要原因。如果传统假设有效，不管是这个还是那个解释，或者是三个解释的组合，那么生产队建立，劳动力和挽畜得到恢复后，农业生
26、产应该恢复到 1958 年灾难之前的水平。但是如果我们的博弈论假设是正确的，生产队时期的生产水平将比家庭私有制时期和自愿入社时期都低。 314、 农业产出为了检验上述不同假设的有效性，我们需要研究危机中及前后一段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存在一些问题。1958 年前，中国公布年度农业数据。但是危机之后，只存在零散的官方农业数据。1979 年部分数据重新开始公布。 32为了将 1958-79 年的零散数据整合在一起，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自 Anthony tang(1984)的开创性工作以来，关于 1979 年前农业产出年度变化的系统研究非常少。 33Tang 的研究涵盖了 1952-80 年，
27、他的大部分工作是在 1980 年部分历史数据的解密前完成的。表 3 第 3 列是 Tang 估计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这些指数考虑到了当时可获得的 1980 年刚刚解密的农业产出和部分要素投入的数据。Tang 采用的方法是 Solow(1957) 和 Dennison(1967)所发展的增长核算，其用要素比例作为权重将个别投入整合成全投入，然后用总产出除以总投入，得到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农业产出的净值通过谷物、经济作物和家畜计算。投入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和现有投入（current input） 。权重是劳动 0.5，土地 0.25，资本100.1，现有投入 0.15。Tang 在参考了大量的国家
28、农业增长核算研究后确定了这一比例。Wen(1989)拓展了 Tang 的工作，将区间推后到 1988 年。此外，wen 还根据 tang的著作发表后新公布的官方数据修正了零散的时间序列数据。Wen 整理的农业总产值和投入参见附录表 A1。Wen 估计的全要素生存率指数在表 3 第 4 列。通过比较，可以发现 tang 得到的 1958 年强制集体化前后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和 wen 的估计是一样的，虽然七十年代大部分年份的数据都相差 15 个百分点。 34下文的讨论将集中在 wen 的估计上，因为其主要使用了官方数据。 35进一步分析前，必须注意到 tang，同样也就是 wen 的估计面临
29、两个批评。第一个质疑 tang 用来将个别投入指标整合为总投入指标的权重的合理性。第二则反对整合的方法。Tang 用四种投入指标的加权算数平均整合成总投入指标。另外一种 chow（ 1985 p.86） 提出的方法是用几何加权平均。因此从 wen 的估计中得出任何结论之前，很有必要说明，即便考虑到要素权重和整合方法的多样性，wen 的估计仍然非常有力。为了看看要素权重怎样影响 Wen 的结果，可以使用两种可替代的权重指标。一个是 wiens(1982)提出来的（0.35labour 0.36land 0.09capital 0.20current input）; 另一个是 hayami and
30、 ruttan(1985,p.151)的估计（0.45 劳动 0.1 土地 0.3 资本 0.15 化肥） 。两种处理方式估计出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参看表三第 5、第 6 列。几何加权法得到的结果看表 3 第 7 列。估计的多样性表明，就绝对值而言，不同的要素权重造成不同的估计。然而就其变化趋势来说，结果是一致的。由于我们关心生产力的变化，因此无论就要素权重还是整合方法提出的批评都不影响我们根据 wen 的估计得到的结论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将 wen 的估计结果绘制成图形 1。从图形 1，我们看到1952-88 年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即 1952-58，1959-78，1979-83，1984-88 年。第一个时期的 1952-58 年，即自由入社时期，全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