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田国强：“中等收入陷阱”实际是转型困局来源：千人杂志 2013 年 4 月号采访/本刊记者 方令2012 年年底，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在访华时谈及中国经济，他认为当下的中国需警惕“中等收入陷阱”。而在 2011 年的时候，罗伯特就已经提醒过中国，“如果不进行根本的结构性改革，中国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国际经验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3000 美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向 10000 美元的高收入迈进时，往往既处于机遇期，又处于矛盾集中爆发期。如果“跨步”不慎，极可能掉入发展的“陷阱”，导致经济停滞不前。 所谓的“中国收入陷阱”究竟本质是什么？中国距离这个所谓的“陷阱”究竟有多远？本
2、刊采访了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国家“千人计划”专家田国强，在采访中田国强认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必然阶段，中国目前面临的阵痛，实际上是制度转型的陷阱。 并非必然阶段 千人：为什么许多国外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即将或者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田国强：一般认知中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某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其所依赖的从低收入跨越到中等收入的战略，不能再继续指导其向高收入攀升。在这一阶段，以往快速发展中积聚的各种矛盾集中爆发，进而导致社会问题突出，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的现象。 2007 年，中国经济总量从全球第六位跃居至第四位，人均 GDP 也达到世界银行
3、所定义的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恰此当口，由美国“次贷”危机触发的新一轮世界经济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开来并逐步影响到中国经济。我国 2010 年到 2012 年三年的经济增长，按照可比价格来算分别是 10.3%、9.2%、7.8%，增幅连年回落。当然，更加严峻的还是中国自身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深层挑战，包括经济干预过多、增长动力衰减、经济结构扭曲、公共服务缺位、收入差距拉大、环境污染加重、资源约束趋紧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因素都加剧了我国经济增长放缓和人均收入向高收入跃迁受阻等的现状。以上种种表现，都跟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有一定吻合之处。 千人：你是否认同中国正在进入或者即将进入“中等收入陷阱”
4、期？ 田国强：“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种概念和现象，它是由世界银行的专家学者基于一个长的历史视角从众多国家的经济社会转型实际中整理得出的，也得到了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的实证研究的支撑，虽然不一定称其为一种经济规律，但是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对中国而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既非必然如此，也不是绝无可能。 在全球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可观，而且未来几年中国经济仍将维持在稳定的增长区间，但无疑中国经济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并且在经济增长减速的过程中已然所有体现。可以说，我国正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窗口期，因此对于“中等收入陷阱”，我们不可掉以轻心，提前预防也好，辩证施治也罢，首先我们应该认清
5、“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是什么。 千人：你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是什么？ 田国强：如果仔细考察那些曾经和已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你会发现“中等收入陷阱”往往是由于多方面的因素共同造成的，但归根到底是两方面：一是既有发展方式遇到瓶颈，不足以支撑经济实现从早先的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的新跨越，二是制度转型遇到障碍，使之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界定不合理、不清晰，难以有效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二者中前者是直接导因，后者则显然是更为根本的。也就是说，“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是制度转型陷阱。 重新定位政府角色是当务之急 千人：如何理解“制度转型”？ 田国强：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
6、尔奈曾指出，人类社会存在三种规制经济行为的基本协调机制，即作为官僚协调机制的政府，作为自利性交易关系总和的市场，以及自愿互惠的联合性协调机制或公民社会。强制性的公共治理和激励性的市场机制等正式制度安排相互交叠、长期积淀，会对规范性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形成一种导向和型塑。但一国的经济发展从低收入阶段到中等收入阶段所遇到的挑战，与从中等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所遇到的挑战是有所不同的。许多在早先阶段能够有效应对和解决发展挑战的制度安排往往只是过渡性制度安排，不一定是持续有效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等收入陷阱”的负面特征只是一种表象，其内在本质和根由是陷入了制度转型困境，即在政府、市场和社会治理边界的合
7、理界定上难以有效推进，出现“政府失效”、“市场失灵”和“社会失范”的现象。 千人：按照这种说法，经济体的任何阶段都可能出现“收入陷阱”，并非中等收入跨向高收入阶段时的独有现象？ 田国强：各个收入阶段都有其收入陷阱。经济学中对低收入阶段的陷阱一般定义为贫困陷阱，主要是指长期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或低水平均衡而跳不出来，有些经济体甚至可能连要素驱动也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需要靠自由化、市场化来解决；高收入阶段的陷阱一般是福利陷阱，人们享受着高福利而养了一大批懒人、闲人，缺乏干劲和活力，创新驱动的持续性受到压制。并且，政府也会面临较多的债务安全问题。 不同收入阶段的表现各有不同，或者说问题各有侧重，但是在
8、其实质上还是有一定的共通性。 千人：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是否有“政府失效”、“市场失灵”和“社会失范”等潜在问题？ 田国强：尽管中央政府提出了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但是受传统利益格局和路径依赖的影响，政府依然无法摆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全能型政府和发展型政府的影子，导致政府角色越位、缺位、错位的现象屡见不鲜。其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还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从而使得价格传递信息、提供激励和决定收入分配的三大基本功能也出现一定程度的扭曲。如果说一国经济发展需要经过从要素驱动到效率驱动再到创新驱动的三个阶段，那么中国当前依然没有从要素驱动阶段完全转型到效率驱动阶段。此外，层出不穷的“毒奶
9、粉”、“瘦肉精”、“地沟油”、“有色馒头”等事件所表征出来的诚信缺失、道德滑坡、人情冷漠，也揭示了社会发展在经济利益冲击下的严重扭曲。 千人：你认为应该怎样安全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说如何系统化地顺利实现所谓的“制度转型”？ 田国强：十八大报告将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归结到“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来，并强调改革“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个提法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其实也是其他许多领域改革需要注意的问题。但单单考虑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还是不够全面，在改革的力量博弈和国家的公共治理中还应加入社会的一方。社会组织可以作为政府和市场之间的一个缓冲带、稳定器，涉足后二者无力涉足的
10、领域，实现社会的利益整合，是国家公共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千人：也就是说，要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国家公共治理模式。那首先应该做的是什么？ 田国强：重新定位政府角色无疑是当务之急。政府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具有极强的正负外部性，只有政府无所不在的“有形之手”放开了，政府的职能及其治理边界首先得到科学合理的界定，有效克服了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合理界定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治理边界才是可期的。 千人：三位一体”的国家公共治理模式中，政府角色如何定位？ 田国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认为政府的基本职能有二：一是必须承担实施法律和抵御外敌的职能，二是必须提供市场无法提供或无法充
11、分提供的服务。同时他也指出，必须将这两方面的职能和任务明确地界分开来，“当政府承担服务性职能的时候，我们不能把我们在政府实施法律和抵御外敌时赋予它的权威性也同样赋予它”。这实际上道出了政府最基本的作用就是“维护”和“服务”，分别具有“权威性”和“服务性”。 目前对于中国，要促进“有限政府”和“服务政府”的加快形成。这就要求政府首先加快从对生产、分配和资源配置的直接参与中退出的步伐，尊重市场规律，并向市场和社会分权。 中产阶级是转型的主要社会力量 千人：具体实施上，有没有可行的建议？ 田国强：在政府职能转变上，要一改仅仅依靠 GDP 指标考量政府及其官员绩效的评估方式，政绩考核激励机制要从促进“
12、为增长而竞争”转换到“为发展而竞争”上来，这样社会公共服务指标就应该成为硬约束，以此来引导政府少伸“掠夺之手”，多伸“援助之手”，采用“无为之手”，更多地关注科学发展、关注人的发展本身。 而在市场体系的构建中，我们知道，当前在一些竞争性的市场，政府的宏观调控已经变成了微观调控，很多出于善意的价格干预措施由于忽视了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反而起到了或者说潜伏着反效果。要素市场、基础资源市场基本上也还是被国企所垄断的，政府控制了太多的市场准入。政府如能有序放开对水、电、成品油等稀缺资源价格的实际控制，建立反映市场供求情况、体现资源稀缺程度的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将大大有利于促进其他各类企业在市场竞争压
13、力下形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内在动力。 千人：社会层面将如何助力制度转型？ 田国强：国际经验表明，社会可以作为平衡和控制政府与市场之间张力的要素，社会组织在协调各方利益、共享公共资源、促进公平正义等方面有着政府不可替代的作用，这要求政府从具体的、微观的社会管理环节中抽身出来，将自身管不好也管不了的领域交给社会组织来自我管理，同时也要求政府制定明确的规则、采取一定的措施让公众参与社会公共政策的讨论，充分反映自身的意愿和诉求，减少社会摩擦，降低发展成本。 但目前，很多社会组织实际上还是行政化、垄断化的，没有做到真正的、实质性的分开。政府职能转变，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社会主体要能承接政府所腾出的空间。一方
14、面，要落实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制度，降低门槛，对于民间兴起的一些环保和慈善自组织，应该采取疏而不是堵的政策。另一方面，要给予适度引导和扶持，培育社会力量的发展壮大。与此同时，要建立社会组织资质评级制度，加大社会组织的透明度。 千人：社会层面助力转型，还必须要一定的社会阶层积极作为。 田国强：没错。中等收入群体将成为转型的主要的社会基础，我们知道，中产阶级一般接受过良好教育，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一定的话语权，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是有意愿且有力量积极作为的。问题是，目前我国中产阶级群体虽然有所扩大，但在当前的人口比重中还不到 20%，从日本、韩国等邻国的发展经验来看，它们在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之前，
15、中等收入群体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均已达到 70%以上，这也是我国公民社会迟迟无法构建的原因。 因此，要为转型深化和经济发展构筑稳固的社会基础，首先需要对社会福利体制和收入分配机制进行深入的改革。我们应该在继续做大蛋糕的同时，注重分配好蛋糕，为经济个体参与市场竞争提供起点公平。通过实行总量和结构性减税，并积极规划出台面向未来5 到 10 年的涵盖就业、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具有全局性的一揽子社会福利改革计划，促使社会力量真正成长为促进国家发展的具有理性、建设性的内在推动力。 千人：李克强在去年年底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时曾表示，中国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城镇化可助力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
16、阱。怎样理解？在原有的增长机制和红利都快走到尽头之时，如何寻找新的增长方式？ 田国强：中国经济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济潜在增长率正面临趋势性下滑，亟待找到新的内生增长动力和经济发展引擎，因此城镇化被各界寄予了很大的厚望。正如李克强总理所指出的，把城镇化最大潜力和改革最大红利结合起来，形成叠加效应，中国经济就有长久持续的动力。 当然，这里说的“城镇化”是指的“新型城镇化”，所谓“新型城镇化”，在我看来，它必须满足几个条件，首先它应该是市场主导的，即通过市场机制，用价格信号吸引劳动、土地和资本等要素，在自由流动和自由组合过程中基于追求自身价值的极大化的动因，完成高效率的优化配置和重新组合。同时，要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只看到城镇化的潜力而看不到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样的结果只能是临渊羡鱼，并不能让潜力真正转化为实力。新型城镇化，从某种意义上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了，才有望成为中国经济下一步改革发展的新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