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论汉字与汉语之间的适应性兼评“脚与靴子说”与“西瓜皮与西瓜瓤说”苏新春刊延安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在汉字与汉语词的对应关系上，语言学界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其中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就是下面将要谈到的“脚与靴子”之说与“西瓜皮与西瓜瓤”之说。还有一些学者采取了理论倾向明显，但不与现有看法产生正面冲突的说法，即汉字与汉语关系的“互动说”。本文将主要论述第三种观点，并兼及对前两说作出评说。一、 “脚与靴子”之说普通语言学理论对文字与语言的关系有过非常明确的说明，就是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独立于语言之外的、第二性的东西。尽管现代语言学大师德索绪尔在再三进行了这种强调之后，也说到他所说到的“文字”仅
2、仅限于表音文字而不包括表意的“古典汉字”，但他的那些说明仍广泛地影响到一代人。人们深信不疑地认为所有的文字与语言之间都是具有那样的符号物与被反映物的记录关系。这种理论在现代中国语言学界的几十年中也一直成为人们的统治观念。人们在表述这种理论时常常用上这样一个比喻：语言好比是脚，文字好比是靴子，脚可以穿这双鞋，也可以穿那双鞋，语言也是如此，它可以用这种文字来记录，也可以用那种文字来记录。下面是这种文字语言观的一些主要论点：在文字与语言的关系观上，认为用什么样的文字来记录、反映语言是一种充满可选行为的任意性活动。就是一种语言可以选用这种文字，也可以选用那种文字。对已经有文字的语言可以作出新的选择，对
3、不曾有过文字的语言也可以进行选择。这一观点确实能解释世界上的许多民族文字产生的过程及它们与本民族语言关系的现象。在文字的发展上，持“文字晚起说”。公认世界最早的四种古文字距今不过四千年左右，如果连在此之前未成熟的图画文字、甚至连笔画也未定型的刻符、陶符也算上的话，也不过七、八千年。而语言的起源比这早得多。人类的语言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内不依赖于文字而产生、而存在。在语言与文字对应关系的现状上，认为大量的语言不依赖于文字而存在。有资料表明，世界上现有文字近五千种，只有十分之一的语言有文字。落实到更为具体的个体人来说，丝毫不懂文字，终生没与文字结触过的文盲在现代社会中也大有人在。他们能进行正常的社会
4、活动，进行除文字以外的一切社会交际。文字类型与文字进化观。世界上的文字类型多种多样，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文字体系在世界上存在的时间有先后之差，久暂之别。它认为象形文字为第一阶段，表意文字为第二阶段，表音文字为第三阶段。最好的文字体制是记录词的语音形式，在表音文字中，最好的又是以音素为记录对象的表音文字。上面四种观点奠定了现代派学者的语言文字关系观。用这个文字理论来观汉字，也就很容易得出了汉字有悖于世界文字发展规律，落后于世界文字水平的看法。它认为汉字属于表意文字，并不脱离象形文字、图画文字的痕迹。汉字表意不表音，或是既表意也能表音，可表意不确切，表音也不确切。因此，意化的汉字必须抛弃，有悖于世
5、界拼音文字的汉字体系必须推倒重来。用“脚与靴子”的文字语言关系的普遍理论来看汉字，也存在几个至关重要的理论与实际上的疑点。其一，就是这种用来解决汉字问题的理论却恰恰是忽视了历史悠久的汉字本来面目。普通文字理论的核心是建立在西方文字的基础之上的。现有的西方文字都是表音文字，而表音文字都是在文字发展到一定阶段才演变出来的。它们距最初的文字体制都曾有过一个中断的环节。这个中断的环节使得最初的文字性质不曾保留。表音文字与文字起源之初的概念内容失去了联系，这恰恰是文字在与语言结合程度上的后退。可汉字却与汉民族的生活一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虽然汉民族的社会生活也历经颠波，政权朝廷屡遭倾覆，不同民族之间的你来
6、我往，但以汉文化为主体的社会中枢却一直绵延不断，其思想的信仰、生活的区域、道德的规范，却一直没有发生大的更替。汉字的最初本质虽然在文字的传承中经历过几次大的转移，有过刀刻火铸的甲骨金文，有过鸟虫文的大篆、刀笔的小篆，有过汉隶，有过行、楷、草书，但汉字的基本笔画和结构却虽不宛然如初，但也依稀可辨。这种深深扎根于古老的汉民族文化之中、保留几千年前的古老文字风范的汉字，它的精神与风韵显然与西方文字有着绝然相异的地方。其二，就是西方的文字社会动荡迁徙、西方文字的中断、文字由与词的内容相结合退为与词的语音形式相结合的事实，恰恰又是生活在西方语言语音结构非常灵活，语音曲折变化丰富这样一种语言环境中。西方语
7、言中，音素与音素的结合方式远远多于汉语。在基本音素的数量差不多的情况下，结合方式的灵活与否将直接决定音节数量的多少。如汉语普通话的音节有个，朝鲜语有个，俄语有个，越南语有个，日语有个，法语有个书写形式，音节只有个。英语有个书写音节，代表着个语音音节。汉语只有俄、英、法等语言音节数量的一小半。字母与音素不严格地一致，但也有着大体上的等比之差。如英文音节day 可以单用，与之字母差为的音节约有个： dab,dad,dag,dam,dan,dap,daw,bay,cay,fay,hay,jay,lay,may,nay,pay,ray,say,way,dae-,daf-,dah-,dai-,dal-,
8、dap-,dar-,dau-,kay-,tay-，（吴安其论书写音节和文字的构成形式，刊民族语文年第期）这样灵活的组合形式正好反映出它们语音形式内部结构方式的灵活性。而汉语又正好是在这方面显示出与西方语言绝然相反的一面。它的元音辅音前后有序，辅音不相迭、不重出，除个别外，前后位置不杂处。元音搭配谨严，韵头韵腹分得清清楚楚，一个音节中只有一个主要元音，“一山不容二虎”，以主要元音为核心的音节单位清晰醒目。语言结构的单一，加上单音节词的直接投入使用，使得汉语词的语音在区别词的作用上会打上很大的折扣。这种语言内部的特质也使得表音文字难以在汉语身上一显神通。其三，这种理论过于消极地看待文字对语言的反作
9、用。文字的作用不仅仅在于表达、传播语言，而且也对语言本身的进化起着极大的推动、凝固作用。在当今世界上固然有一大批语言尚无文字作为它的书面表达形式，但却可以说，当今发达的语言全都或基本上都有了文字。还没有文字的语言很难说是它们能与那些发达语言相媲美。当然这里有文化发育的原因，但谁又能说真正的文化发育能少得了文字的积累之功呢？文盲确实可以不依赖于文字与其它人一样地生活得很好，但他们是已经生活在非常发达的人类社会、语言社会中，成为亲身感受到这种发达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个个群体或个体。他们是不必依赖于文字而生活，但他们周围的生活却不能没有文字，正是靠文字才有了发达的物质与精神。对“不识一丁”的他们
10、来说，这时的语言和文字纯粹是一个运用的问题，不会使用其中的某一种工具并不会妨碍他们通过其它的许多工具和形式来领受现存的一切。而在语言理论和文字理论上来谈有没有语言或文字，却是从它们的发生学上来看问题，一旦这样来提出问题，就会发现这一理论所举出的“文盲”例子并没能触及到所要讨论问题的本质。二、 “西瓜皮与西瓜瓤”之说与汉字与汉语是“靴子与脚”的关系观的对立面，有着一种截然相反的理论，这就是“西瓜皮与西瓜瓤”之说。徐德江先生在他的词结构新探长篇论文中多次提出：“文字的字形与字音、字义之间的关系，类似蛋壳与蛋清、蛋黄之间的关系，类似果皮与果肉、果核之间的关系，结构各部分之间存在着有机的内在联系，而不
11、是外在的包装物与被包装的物体之间的关系，不是鞋与脚的关系。”（原文刊汉字文化年第期，又见汉字汉语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吉林教育出版社，年月）这个观点的提出对现存的语言文字理论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它不仅对文字，也对语言体系中最基本的单位词，特别是对书面语言中的词，将导致可能要重新作出解释的选择。在这一理论中，有这样几个主要观点：书语中的文字与词义同生并长说。认为词音只是口语词的物质外壳，形符与口语词的结合，绝不能理解为只是词音与形符的结合。形符与口语词的结合过程是个产生新事物字的质变过程。当口语词与形符结合时，口语词的物质外壳词音已失去了“物质外壳”的地位。这个地位，由字形所取代，字形是书语词的物质
12、外壳。口语词与书语词成了原料与合成物的关系，而不是平常所说的第一性与第二性的关系。书语高于口语说。口语词有词音与词义两个结构要素，而书语词有字音、字义、字形三个结构要素，比口语词的结构关系要复杂。从口语与书语两者间的关系来看，就口语本身，无法研究书语，而就书语来说，却可以大致上研究口语。不能因为书语产生于口语就认为口语是第一性的，书语是第二性的。对“词”“字”的重新定义。认为对语言最小单位的判断必须抛开那捉摸不定的意义内容，而应以它们的物质外壳为标准。口语以词音为准，书语以字形为准。书语中只要是同一个字形，不论它表示了多少个字音和字义，都应该看作是一个“字”，对它的多个意义、多个读音可以看作是
13、一字多义、一字多音。口语中只要是同一个词音，也不论它表示了多少个意义，也都应该看作是一个“词”。这样绝对地突出了词与字的物质表达形式，这个理论将书语词中形与音义的关系进行了别开生面的论述，在人们的认知世界中，大量的认知符号确实是直接与概念相结合，而不是先与语音结合再与意义结合。有的根本就不曾与语音形式结合过。如在大家都很熟悉的“铁轨的横断面”是铁道系统的符号物；“红十字”是人道主义救援系统、后来又成为卫生系统的符号物；“中国古铜钱”是中国银行的符号物；“汽车方向盘”的图案是德国产奔驰牌豪华小汽车的符号物。它们有的有读音，有的根本就没有读音。有读音的也许表示的并不是它的“词”义。但它们都依靠着一
14、种特定的、形象的、作用于人们视觉的符号形体表达着某种固定的意义所指。符号物是如此，文字也是如此，特别是表意性质的文字的汉字更是如此。正因为一个符号形体表示着一个固定的意义，那么，许许多多的概念也就造就出了许许多多的汉字。在形体的数量上看，似乎这是汉字的一个弱点，但一个图案与一个概念发生直观的、直接的联系，这却又正是汉字的一大优点。这种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在近年举行的一次汉字专题座谈会上，一位研究古文字的专家谈到，一位日本学者问他为什么汉字的生命力这样长，他答道，汉字与汉语的关系非同一般，一言以蔽之，它们是血与肉、皮与肉的关系。但从理论本身的完善程度来看，这一观点仍面临着需要进一步自圆的努力：，
15、如何更好地解释书语中的口语词与文字形符的统一过程，因为无论是从汉语的过去还是现在来看，这种统一并不是从一而终的。它有过选择，而选择也就意味着这种统一是有着随机性的。，如何解释汉语以外的语言文字关系。仅管可以说西方的文字也是同样作用于视觉的，但西方文字首先是通过对口语词的语音形式才得以反映整个“词”，这一事实却是不容怀疑的。，怎样看待大量的没有文字的语言，及有文字的语言它们在有文字之前的那样一大段的“字前期”语言状态。文字确实给语言带来了进一步完善的条件，使之跃入到语言发展的一大阶段。但这里面的发展契机与动力如何更准确地评价，仍然是值得我们深深思索的东西。三、 汉字与汉语词的互动说如果不把汉字与
16、汉语的关系穷究到发生学的程度，人们就更容易看到汉字与汉语的难分难舍。人们日益匀现，中国传统小学研究中将字与词分得不很清楚原来有着深刻的内在道理，并不像纯语言结构观的研究家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基本理论的误区。而是在汉字与汉语之间有着明显的一种“互为促动”的关系。汉字与汉语的这种密切关系，在汉语“单音词”身上各个层面都有鲜明的透映。（一）、词的原始性与字的原始性相吻合基本词汇是词汇构成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确定基本词汇的有三个原则：全民性、稳定性、极强的构词能力。用这三个原则确定下来的基本词汇却与汉字的字根有着同理的分布机制。“单体为文，合体为字”，汉字的字根具有结构单一、出现时间早、组字能力强等特点
17、。汉字的字根多表现为“单体”，而不是“合体”。汉字字根的特点与判断基本词汇的原则泾渭分明，除了“构字能力”与“构词能力”有点相似外，其它两点所谈的角度都不相同。基本词汇的“全民性”与“稳定性”是从词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来言的，汉字字根的“结构单一”“出现时间早”是从字的笔画构成和时间来说的。但最核心的基本词却与最原始的汉字字根有着天然合拍的现象。像表示人体部位的词是基本词汇中的一种类型，它们在汉字中也正是表现为“单体”的“文”。如“首”“面”“目”“足”“手”“又”“口”“耳”“肉”“爪”“血”“心”“寸”“大”“女”“牙”“止”“身”等。正像不能想象一个非基本词早于基本词一样，要想象合体字早于
18、单体字也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如“甘”要晚于“口”，“采”要晚于“爪”，“殳”要晚于“又”，“奉”要晚“手”，“眉”要晚于“目”，“走”要晚于“止”，就更无须说“吞”“咽”“吸”、“孚”“抓”“爬”、“秉”“叔”“取”、“按”“握”“扶”、“盼”“眼”“瞟”、“历”“前”“趾”就更晚了。愈是结构单一、出现时间早、组字能力强的汉字字根，在汉语的基本词汇群中就愈具有原始、初始的根词性质。（二）、立足于汉字形体之上的字本义保存了词的最初词义状态在词义的发展上，有一条很著名的规律，就是词义总是从具体义、个别义向抽象义、普遍义方面发展。这与思维上的精密化、理念化的规律是相一致的。词义与思维上的这条同理发展
19、规律却又正好折射在汉字的字形上。在一个汉字，或准确地说是在一个表达着一个单音词的汉字身上，它有着多个意义，而最初的意义总是具体的个别的意义，并又是能在字形上找到根据的那部分意义。如“深”，它可以表示思想的“深邃”、学问的“深奥”、道理的“深刻”、颜色的“深浅”、苦难的“深重”、感情的“深沉”、话意的“深长”、程度范围的“深广”、友谊的“深厚”、认识的“深化”、关心的“深切”、学习的“深造”、技艺的“深湛”、言论的“深入浅出”、思考的“深谋远滤”、环境的“幽深”、方位的“纵深”、拍摄照片上的“景深”、心灵世界的“高深莫测”。这么多的“深”有的已经非常抽象了，有的所指的范围也很单一，有的则具有明显
20、的后代转义的成分，如“景深”。那么谁是它们最初的词义呢？它们是立足于什么样的源头义发展而来的呢？“深”的字形上给了我们的启示。在说文中有从“水”从“穴”的两个深字，分别表示的是水名和方位名词。段玉裁认为它们是古今字的关系。它们都通过自己的字形来确切反映的仍是一种有着非常具体的指称对象的词义。后代的许多虚化的意义都是在它们之面发展而来的。建立在汉字以形显义基础之上的，就是汉语词汇学中的一条很有影响的诠义原则“因形求义”。汉字的字形保留了一个词的意义最初始状态，而正是这个初始的词义状态成为这个词后代词义繁衍的生长点。承认这一点，也就好象与人们都承认最早的词绝大多数都是单义词，现在语言中的词绝大多数
21、都是多义词这种客观现实一样，反映着汉语词义发展的客观事实。只是前者所揭示的语言事实更为深层罢了。它将单义词向多义词演变的这一词汇历史进化过程的内在机制清楚地坦露在人们的面前。（三）、词的繁衍与字的繁衍同步进行语言是一步一步走向精密、完善、丰富、发达的。对语言中的词汇来说，它的完善丰富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在单个词内部的意义容量不断增加，二是词语个体数量的不断增多。在词语的前一种丰富发展的途径中，总会伴随着语音形式的局部变化。而在后一种词汇丰富发展的途径中，则汉字的参与成为更为普遍的现象。汉字形体的差异清楚表示着一个个与它不同的词语。正象新词语的增加总是在旧词的基础上实现一样，汉字的增加也总是在旧
22、字的基础上形成。这里不仅仅是因为在词汇领域或文字领域中能够使用的物质材料总是有限的，还因为人们对一个新事物的认识、对一个新词的建立、对一个新字的诞生，总是以已有的认识出发点作为自己的参照系和联想点。因此，在词汇体系中的同素词、多音词、多义词，在汉字体系中的同形旁字、同声旁字，都能很轻松地显示词语之间同源同族的渊源关系。古代的一个“臧”字可以用来表示“收藏”（“足国之道，免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荀子富国）、“所收藏之物”（“出御府之臧以赡之”汉书王吉传）、“偷盗之物”（“掩贼者为臧”国语鲁语）、“内脏”（“摧臧马悲哀”焦仲卿妻）等众多意义，当这些意义还是用一个“zang”的语音形式表示时，它们显然还
23、属于一个词范围内的多个义项之间的联系。即使在读音上分出了读平声的“zang”，或读去声的“zang”，或读阳平的“cang”，这时还很难说它们就已经具备了比义项之间的联系更加疏远的词与词相区别的性质。只有在字形上区分出了“臧”、“藏”、“赃”、“脏”之后，它们独立的词语身份才算得到了确认。象汉语词汇的历史繁衍中大量出现的这种先之为词义的丰富，后之为义项分化、词语独立的现象，都是凭借着字形的介入才使得词语演化的结果得到了确认（四）、汉字对显示词语身份的参与和表达作用随着词义的发展，词形的发展在最初期或更灵便的方式，总是对原来的语音形式进行局部的声调、声母或韵母的变化，来对新产生的词义作出反应。这
24、种词形的变化有可能是作为多音多义词出现，也有可能会分化成同音词的关系。如表示生长、官长、长辈的“长”与表示长短的“长”之间它所表现出来的语音形式差异就是声母与声调的不同。又如“疑”，当它表示“不信”“不能确定”“疑问”时，用的语音形式是“yi”；当它表示“安定”“安止”“类似”时，用的语音形式是“ni”；当它表示“凝结”“约束”时，用的语音形式是“ning”；当它表示“犹豫”时，用的语音形式是读轻声的“yi”。据古今汉字多音字字典（徐长庚编，重庆出版社，年）记载，汉字多音字有个。对一个单音词来说，允许多音现象出现的容量是很有限的。汉语中的多音词绝大多数就体现为个音。个音以上的只有个。多音词只是
25、一个词对它的多个不同意义在语音形式上作出的变通之计，这对在交际中要求词语作到清晰明确是一个不小的障碍。当这个方法的变通潜力使用得差不多的时候，它就要突破一个音节的范围，通过音节与音节的灵活组合方式来实现构词的目的。两个音节前后不同位置的安排就完全有可能会产生出两个截然不同的新词。如“情爱”和“爱情”、“和平”与“平和”、“计算”与“算计”、“和蔼”和“爱河”。词汇以上的种种变化都不能离开汉字的参与。比如在单音词身上，多音词仍可能只是多义词的外部表现现象之一，但一旦多音词的差异体现在汉字字形上，这时的多义词就非常清晰地分裂成了不同的词。反过来，当没有字形参与时，多音多义词或一音多义词还很难被人看
26、作不同的词。前者如“长”，到底读zhang与chang的两个义项群算一个词还是两个词，至今未有定论。后者如“刻”，具有“雕刻”与“一刻钟”两个意义，有的权威的现代词典把它看作是一个词，有的权威语言学概论的著作把它作同音异义词的典型来分析。假如表“雕刻”与“一刻钟”两个义的“刻”在字形上略加区别的话，比如把右边表“镂”义的刀旁换成表“钟表”的“金”旁，或是为了美观再把“金”旁放到左边，这时“刻”与它们该是一个词还是两个词的争议可能早就不复存在了。至于现有的汉语中大量的同音单音词，也都是借助于字形才得以清楚地进行了区分的。如“羊”“洋”“烊”“蛘”“佯”“徉”“疡”“炀”“杨”“扬”“阳”，它们的
27、语音形式都是读阳平的“yang”。有的同一音节的单音词数量还会庞大，如“yi”光读平声的就有“衣”“噫”“铱”“依”“一”“壹”“漪”“医”“伊”“黟”“宜”等字，如果再加上其它声调的“yi”它的同音词就更多了。这么多同音单音词，如果不凭借字形，只凭语音形式，又不放在一定的语言组合中、言语使用环境中，要清楚快捷方便地使用它们是相当困难的。就是有了一定的语言组合和使用环境，仍有可能起不到区别语言单位和表义范围的作用。如“有异”与“友谊”，“奕奕”与“熠熠”，“四夷”与“四姨”，“遗失”与“宜湿”，“守义”与“手艺”，“宜食”与“宜实”，“臆病”与“疫病”，“轶材”与“异材”，“演绎”与“演义”，
28、“弈子”与“殪子”，“记忆”与“技艺”，“一亿”与“一意”，“后羿”与“后裔”，“议事”与“逸事”，“屹立”与“毅立”，“优异”与“忧悒”，“异人”与“艺人”，“溢出”与“逸出”，“仪式”与“遗室”，“成亿”与“城邑”，“奇异”与“棋艺”，“义同”、“异同”与“亦同”，“有益”与“友谊”，“两翼”与“两邑”，“特意”与“特异”，“直译”与“直诣”，“疫情”与“逸情”，“遗民”、“移民”与“彝民”，“意志”、“益智”、“异质”与“易帜”。一个语言单位在它独立存在时不能清楚地表明它自己的身份，而要凭借周围语言单位的帮衬，这种帮衬愈多，语言单位的依赖性也就愈大，它的清晰度也就要随之降低。而上面的这些音节与音节的两两相对的组合中，如果加上了汉字，用不同的汉字来体载音节，它们的明确度就立即增加了许多倍。这就是汉语词对汉字必不可少的依赖性根源之所在。通过以上四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汉字在汉语词的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必不可少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