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初，“国学”就因章太炎等人的提倡而兴盛一时。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学研究再次升温，甚至形成了一股“国学热”。学术界通过报刊、电视、网络等媒体对国学的属性、地位、作用、前景及其与西学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探讨，出现了不同立场、观点、方法、态度的碰撞与交锋。我们拟从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视角，对如何深化国学研究、推动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做一简要分析，以求教于国学和文化研究的同行。据考证，“国学”一词较早见于周礼“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其教育课程有礼、乐、射、御、书、数，合称“六艺”。近代以来，在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和激荡的过程中，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受到了猛烈冲击，“国学”逐渐衰落。到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认识到学习西方技术的必要性，提出了“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薛福成说：“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郑观应说：“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非孔孟之常经也。”“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虽然甲午战争用严酷的事实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