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体制改革绩效评价：不同经济理论分析与现实理论假说 周小亮 孔令军（福州大学 经济管理研究所 福建 福州 350002）摘要：我国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近年来党中央提出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设想与体制改革新阶段的实践情况已经对现有的体制改革绩效评价模式提出了改进诉求。因此，本文在对国内外关于体制改革绩效评价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实际情况，以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为依据，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生产方式三者的互动角度出发分析体制改革绩效评价问题，将体制改革绩效评价标准划分为效率绩效、发展绩效、和谐绩效和制度绩效。并力图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一个能较好符合我
2、国经济现实的理论假说。关键词：体制改革绩效评价 评价标准 理论假说导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肇始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经过 30 年的改革，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效应，如单纯追求 GDP 增长，过于强调效率的重要性和物质财富增长，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社会公平问题，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日益拉大，这使得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逐步显露。面对这一问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要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妥善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了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
3、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要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为发展提供良好社会环境。显然，近年来党中央提出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设想与体制改革新阶段的实践情况，已经对现有的体制改革绩效评价模式提出了改进诉求。因此，本文拟在对国内外关于体制改革绩效评价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实际情况，以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为依据，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生产方式的互动角度出发分析体制改革绩效评价问题，将体制改革绩效评价标
4、准划分为效率绩效、发展绩效、和谐绩效和制度绩效。并力图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初步构建一个能较好符合我国经济现实的理论假说，以期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当前体制改革。一、关于体制改革绩效评价的不同理论分析关于体制改革绩效评价的思想源远流长，这一思想不仅集中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的相关理论中，也体现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派的关于制度评价的理论之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主要是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原理来说明制度变迁，对于体制改革绩效评价问题，主要采用的是生产力标准（包括生产率标准）与发展绩效标准，同时依据唯物史观提出制度标准；西方主流经济学派则侧重于从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来分析体制改革绩效评价问题，主
5、要采用的是效率评价标准。二者相互补充、相互借鉴，通过对相关理论的回顾，可以为我们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体制改革绩效评价理论，构建一个能较好符合我国经济现实的理论假说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体制改革绩效评价的理论分析（1）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立足于唯物史观对体制改革绩效评价的理论分析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07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和谐社会构建中体制改革绩效评价问题研究（07BJL001）的阶段性成果。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原理用于对制度变迁的分析，认为制度变迁表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生产力是一种社会制度变革的根本动因
6、。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充分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之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1即只有当一种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已经不能在其可调节范围内适应生产力水平的发展时，社会制度才会发生变迁。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视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简称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私有制已消灭，因而“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私有制的消灭与个人
7、的自由发展是互为条件的。他们把“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思想置于唯物史观的基础上，使之由空想变为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自由人联合体”和谐社会设想。同时，马克思明确指出:“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马克思,中译本,1995)。因此，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经济结构变革有双重内容：一是生产的物质条件即物质生产方式方面发生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所指明的变革,二是生产的社会形式与社会关
8、系及其政治制度等方面只能用科学的逻辑分析所指明的变革。对社会经济变革的评价方法也应当是双重的:对于前者可以而且应当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等定量分析的数学方法；对于后者,则只能运用定性分析的逻辑方法。因此，对于体制改革绩效的评价,不能采取只强调实现其目标而不顾体制改革过程中发展绩效的片面分析方法,也不能采取只重视体制改革过程中的发展绩效而忽视实现其目标的短期分析方法,而是要采取把体制改革过程中经济发展的短期绩效与实现变革、促进发展的长期绩效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综合分析方法。对于体制改革绩效评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采用的是生产力标准（包括生产率标准）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来不抽象地评价哪种制度更有效
9、率或更先进，评价制度是否先进的唯一标准是生产力标准。马克思主义认为先进的制度应该是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度，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只有符合或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创新或制度变迁才会带来经济效率的提高，从而可以刺激经济增长，并在此基础上带来更大的社会公平。反之，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变迁会阻碍技术进步以及经济的增长。 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产力的标准用来评价既存的制度，也用来评价制度变革过程和变革后的制度。此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注重制度绩效和发展绩效，后者以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最高标准,这一点体现在“自由人的联合体” 这一思想上。（2）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立足于改革实践对体制改革绩效评价的理论分
10、析对于未来社会的宏观制度结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只是勾勒出大致的理论设想，他们不可能对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现实制度问题提供具体的指导。因此，我们在进行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不能照抄马克思主义的体制改革绩效评价理论。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为代表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领导我国进行体制改革的实践过程中，根据不同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对社会发展战略进行适当的调整。从某种意义来看，这些发展战略可以看作是体制改革绩效的评价标准。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政府制定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 “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最终带动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战略。这一时期， “效
11、率”的提高，经济总量的增长，就成为了我国体制改革绩效评价的主要甚至是唯一3标准。接着，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改革开放中一切工作是非成败的标准，这可以认为是当时体制改革绩效的评价标准，而“三个有利于”标准实质上是偏重于“效率优先”的评价标准。然而，随着体制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随着体制改革由改革之初的增量、体制外改革转向存量、体制内改革，体制改革的内在矛盾逐渐显现出来，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日益凸显，这就迫使我国政府对社会发展战略进行适当的调整。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了“要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从解决关系
12、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入手，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加快发展社会事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党的十七大也明确提出“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 。我们可以看出，体制改革绩效的评价标准已经开始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逐步向“效率与公平并重” ，甚至更侧重于公平、和谐和稳定的方向转变。总的来看，中国三代领导集体立足于中国主义建设与改革的实践，对和谐社会构建中如何判断、提升体制改革绩效，从社
13、会主义本质、 “三个有利于” 、 “三个代表”等方面，提出了原则性的评价思想与准则，强调改革方向和思路的确立、改革效果的评价与分析都应当把是否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作为目标和检验标准。此外，许多国内经济学者也对体制改革绩效评价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吴敬琏（2003）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转轨不是单纯资源配置方式的转换,也不是表层的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而是一场全面而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是整个社会经济形态的重新构造。社会主义经济转轨不是一个经济自发演进一定能够导致的过程,而是一种社会制度结构的重新安排，因此对体制改革绩效的评价还要考虑到社会制度结构的安排。于金富（2006
14、）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分析方法,即“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分析方法对社会主义经济转轨进行深入而系统的分析。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转轨实质上是社会经济结构即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变革,这一变革的根源在于传统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内在矛盾,这一变革的趋势必然是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社会主义模式。总的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立足于唯物史观，对社会制度变革进行全面而又深入的分析，不仅从生产力标准和发展绩效标准来衡量社会制度改革的效果，而且提出了制度绩效标准。具体到我国现有改革情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对于社会主义经济转轨的评价,不仅要从其物质生产方式即生产要素投入、生产技术水平以及生产函数、资源配
15、置效率等生产的物质条件方面的变革的单一视角来评价,而且也要从生产要素所有制形式等社会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变革的新的视角来进行评价。2.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对体制改革绩效评价的理论分析（1）西方和谐经济理论对体制改革绩效评价的理论分析西方和谐理论路线历经了巴斯夏经济和谐论凯里利益调和论帕累托最大化原理克拉克边际生产力分配论马歇尔“四位一体”公式，力图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和谐和分配的公正性。西方和谐主线经济理论大致可分为传统的西方和谐经济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理论。19 世纪法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认为，人类社会表面上看来是每人都为一己私利而奔波，但只要是自由的社会，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社会就是和谐的。虽然
16、交换是在个人利益的驱动下满足自己要求的行为，但在实现个人利益的同时，也在推进社会的整体利益。 “自由地做一切不损害公正的事，自由地生活、发展、自我完善，自由地施展才能、自由地交换” 。 3这样一来，社会所得到的“只能是秩序、和谐、善良、美好、更美好” 。 4只4要有自由，人民各自的利益就会自动地实现和谐，而且社会的公正和平等也得以增长。美国经济学家亨利凯里提出了“经济利益调和论”，论证资本家与工人利益是调和的。凯里认为，社会生产的每个进步，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产品总额在增加，劳动者在社会产品中的份额，无论是绝对量还是相对量都增加，而资本家的份额在绝对量上增加，而在相对量上减少，所以这两个阶级
17、日益趋向于平等。凯里认为，收入平等的趋势“就是支配劳动产品分配的规律，这是一切科学书籍中所记载的最美好的规律，因为由它建立了人类各阶级之间一个真实利益的完善的调和”。法国经济学家萨伊继承并发扬了亚当斯密关于市场交易与自由竞争可以实现利益协调的观点，试图证明资本主义发展不会造成各阶级的利益对立，而是会使他们之间的利益趋于协调。萨伊否定劳动价值论，创立效用价值论，并在效用价值论基础上，提出构建分配理论。在他看来，效用（即价值和财富）是三要素协力合作的结果，它们都必须取得收入。即劳动取得工资，资本取得利息，土地取得地租。这也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萨伊三位一体公式。在萨伊的理论分析中，虽然提到过劳资双方存
18、在一定的利益冲突，并承认工人在订立工资合同时是处于不利地位，但从其理论的实质，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制度下各阶级之间的利益是和谐一致的。克拉克则通过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的分析，认为在自由竞争条件下，分配自然规律充分发挥作用，生产要素创造的财富与社会集团得到的财富相等，劳动者与资本家各得其所，不存在任何剥削，因而社会利益关系是和谐的。马歇尔认为国民收入是土地、劳动、资本、组织四种生产要素 5共同创造，在他看来，社会分配是其生产原理的自然延伸，各种要素协同生产了财富和价值，也就有权共同占有和分配这种财富和价值，分配的法则就是市场运行的一般的供求法则，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供应了分配制度的公平合理性，说明了阶级关
19、系的和谐。他虽然承认一般资本和一般劳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竞争关系，资本会排斥劳动，但是它们“在创造国民收益上是相互合作的，并按照他们各自的（边际）效率从国民收益中收取报酬。它们的相互依存是极其密切的；没有劳动的资本，是僵死的资本；不借助于他自己或别人的资本，则劳动者势必不能久存。哪里的劳动奋发有力，则哪里资本的报酬就高，资本的增殖也很快。 ”（马歇尔，下卷，P215）另一方面，由于马歇尔处于产业革命深化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贫富分化、劳资关系等社会各种矛盾和冲突有所加剧。为此，他主张要在保持私有制自由市场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对财富分配不均问题进行谨慎的改良。他主张对物质财富的积累可以
20、运用适当的税收制度等办法加以“轻微和暂时的遏制” 。但是，他又强调，分配不公与贫富分化问题的产生是自由竞争法则没有完全得到贯彻所致，补救之道在于继续发展和完善自由竞争制度。总的来看，以上传统的西方和谐经济经济学家都是侧重于从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来评价经济制度绩效，力图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和谐和分配的公正性，但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经济体制的多样性与体制绩效评价的多维性。福利经济学派主要是从帕累托标准及其相关理论来对体制改革绩效进行评价，帕累托（1906）在政治经济学教程中指出，一个社会的制度中的生产资源配置是否已经达到最优的状态，从而社会效用是否已经达到极大值，可以按照如下标准来检验：在一种经济状况下
21、，如果没有一种方法能在不使任何其他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某些人的境况变得更好，这就意味着一个社会在既定的生产技术和既定的每个消费者偏好的函数条件下，生产资源配置情况已达到最优状况。 “帕累托最优”状态本质上反映的是资源最优配置状态的含义。但“帕累托最优”通常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为了在帕累托法则的基础上扩大福利经济5学的适用范围， “卡尔多改善”应运而生。 “卡尔多改善”即卡尔多希克斯改进标准（Kalder_-Hicks Criterion） 。卡尔多认为，现实中的改革对社会的每个成员来说，都具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改革使社会每个成员的处境都得到改善；第二种可能性是改革使得社会中的某些利益集
22、团的福利得到改进，而另外一些利益集团的福利受到损害；第三种可能性是社会所有成员的福利都受到损害。很明显，第一种可能性改革会得到社会所有成员的支持，因而推行起来会比较容易；第三种可能性则由于改革损害了社会所有成员的利益，改革推行起来将非常困难。与前两者相比，第二种可能性就复杂得多。在这种可能性中，改革使得某些社会利益集团的福利得到改进，另一些社会利益集团的福利受到损害。很明显，福利得到改进的社会利益集团将支持改革，福利受到损害的社会利益集团将会反对改革。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力量的对比将是改革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卡尔多希克斯改进的提出就是为了考虑在第二种可能性条件下如何使得改革继续下去并获得社会的支
23、持。在现实的改革过程中，在不损害其既得利益的前提下，改革的受益者应当对相对利益受损者进行足够的补偿。尽管新制度安排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但另外一部分人因此获得的利益大于受损者的损失，改革还是合算的。关键问题在于这种补偿是不是能够足以弥补利益相对受损者的损失。此外，阿马蒂亚 森将经济学与道德伦理学结合起来研究制度的形成与变迁的理论维度、价值判断和道德基础，并从财富效用以外的福利角度，研究制度改革绩效的评价标准。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的“导论”第一段提出了如下的出发点： “本书论证，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聚焦于人类自由发展于更狭隘的发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狭隘的发
24、展观包括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长、或个人收入提高、或工业化、或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等等的观点。 ”我们可以把体制改革看作是森所提到的发展内容的一部分。森把发展的目标看作是等同于判定社会上所有人的福利状态的价值标准，人们固然可以将财富、收入、技术进步和社会现代化等看作是追求的目标，但它们只是工具性的范畴，是为人的发展、人的福利服务的。综上所述，福利经济学派主要是从效率评价标准来衡量体制改革绩效，为了弥补“帕累托标准”在改革实践中的不完善性，卡尔多提出了“卡尔多改进 ”标准，以便更好地解释经济现实。应当指出的是，上述学者只是从经济效率角度对体制改革进行分析，没有考虑从物质财富之外的福利
25、角度研究体制改革绩效评价标准，这无疑是有所欠缺的。阿玛蒂亚森在以能力这一概念为核心的自由观之下将发展的不同侧面概括在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中，在此基础上，将体制改革绩效评价的标准多元化，而不仅限于经济效率层面，这无疑为我们对体制改革绩效评价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理论参考。（2）制度经济学对体制改革绩效评价的理论分析当代制度经济学体系可分成三大理论分支：其一是演化经济学动态进化分析框架下的以凡勃伦和哈耶克为代表的传统制度经济学；其二是新古典经济学静态均衡分析框架下的以科斯及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其三是从权力利益关系角度分析的新政治经济学框架下的以康芒斯及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 6以凡
26、勃伦和哈耶克为代表的传统的制度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种演进主义经济学。在他们看来，制度在本质上是一个自发的动态进化与演进的过程。凡勃伦运用了“历史演进” 、“历史趋势”和“历史起源方法”研究经济中制度的各种形态及其历史进化过程，说明这些制度的变化同其所处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而考察当前社会经济制度的优劣及其变动趋势。制度变迁的绩效的评价是以能否通过制度演化或变革提高市场运行效率与维护自由市场秩序为标准的。然而该学派片面强调意识形态在制度变迁中的基础性作用，忽视了社会生产方式对于制度变迁所起到的物质基础与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也忽视了目的性的人类行为在制度变迁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作用；并且对制度
27、变迁的分析也没有涉及6到制度变迁中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冲突和权力结构变化等核心问题，从而不能更深入地探寻到制度变迁的根本决定因素，使得对制度变迁绩效的衡量与评价单纯局限在市场运行效率这个标准上。以科斯、诺思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当制度变迁所获的预期收益大于制度变迁所需要的成本时，就会诱致对制度变迁的需求，制度变迁才会发生。而在衡量一种制度变迁的绩效时，科斯强调个体经济利益核算以及制度变迁的效率评价。他使用了交易成本工具来衡量，他认为，如果制度的变迁能使得交易成本最小化，那么这种制度变迁就是有效率的。诺思等新制度经济学家对制度及其变迁的效率评价，仍然是以交易成本的减
28、少为评价标准，而且将这种交易成本的评价具体到了制度变迁的各个方面和变迁过程的各个环节或阶段上。 7第一，在他看来，无论是正式规则，还是非正式规则，其变迁是否有效，都要看是否降低了交易成本，即使意识形态的改变也是如此。第二，无论是个人创新，还是自愿安排或政府创新，都有成本，且成本耗费的构成不一样。人们需要进行成本和收益的比较。第三，制度变迁的具体方案和组织实施，也要有交易成本意识。交易成本低的方案和实施方法才是有效的。第四，制度变迁的时间也纳入了交易成本之中，成为评价制度变迁是否有效的内容之一。第五，制度变迁的每个阶段上都有交易成本，因而，都要从交易成本的高低来评价每一阶段的效率。“交易成本”范
29、畴被新制度经济学派运用于制度变迁绩效的评价，对于深化产权以及制度问题的分析具有创新的价值，也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学术基础。然而，这种对制度变迁绩效的评价理论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首先它强调个体经济利益核算，忽视社会利益关系和权力关系变化对制度变迁的决定性作用；第二，只关注制度变迁的效率评价，忽视了制度变迁的利益分配合理性变化与社会评价；第三，依据交易费用单一标准，强调财产安排原子化将导致经济效率，制度变迁的原则和方向就是要实现完全私有的财产制度，从而它忽视了制度变迁评价标准的多元化和产权结构效率的多元化；第四，依据帕累托改进标准，认为制度变迁必然要产生净收益，其累进结果将收敛于帕累托均衡，忽视了制
30、度变迁结局的发散性、逆向性、曲折性和多样性。 8 新政治经济学框架下的制度经济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为康芒斯和加尔布雷斯，康芒斯侧重从利益冲突、权力体系对比和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等角度分析制度变迁。他认为“制度是调解经济利益冲突的产物” ，制度变迁就是要通过法律、权力体系的变革，为利益冲突各方创造一种集体行动的“行动规则” ，从而使交易各方处于协调状态中。由于资源的 “稀缺性”导致了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相互冲突和相互依赖，所以制度存在是必要的。而且制度必须是具有“可行性”的，即制度必须是富有效率并能够促进利益协调的。但是无效率和不公正仍有可能在制度内存在，这就要求对制度进行变革，从而产生了制度变迁
31、。由此可见，康芒斯对于制度变迁绩效的评价采用的是效率与秩序标准，认为只有能使各方的利益处于协调状态的制度才是有效率的。加尔布雷斯在其著作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一书中，强调制度与结构因素的重要性，主张在经济学分析中不要过分地使用数量分析和纯粹抽象的理论研究。他认为自己的研究是所谓“结构改革” ，而不是“量的增减” ；他不考虑所谓“经济增长” ，更关心社会“公共目标” ，认为对“结构”的研究比对“增长率”的研究更符合实际，制度方面的目标比“增长率”的目标更为重要。康芒斯、加尔布雷斯等制度经济学家强调要将效率标准与秩序标准统一起来评价制度变迁绩效，认为制度结构调整与社会改革要关注人们的生活与“公共目标”
32、。在此分析范式的基础上，蒂特瑞特、科勒德克等当代新政治经济学家，从权利体系的状态与演进、利益集团的结构以及利益分配关系等角度去探索、评价制度变迁的本质特征和绩效。他们对制7度变迁绩效的评价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但是他们没有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及其由此形成的社会结构的制约中认识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和权力体系之间的对比变化，将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归于个人和组织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追求，对现存规则结构的改进只将评价的重点放在权利机构上，忽视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制度变迁的评价，至于如何实现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与不同集团利益兼容发展，也没有予以详细的分析，这正是其理论缺陷所在，使其评价标准缺乏
33、唯物史观的基础。总的来看，制度经济学派的三大理论分支都主要从市场运行效率和自由市场秩序标准来衡量体制改革绩效，但其分析的侧重点和角度有所区别。传统制度经济学将制度看作是一个自发的动态演进的过程，强调意识形态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没有看到社会生产方式对制度变迁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进而没有深入探究影响制度变迁的决定性因素；新制度经济学侧重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来分析，因而评价制度变革的标准在于降低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但同样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新政治经济学框架下的制度经济学派将效率标准与秩序标准统一起来评价制度变迁绩效，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但没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及其由此形成的社会结构的
34、制约中认识制度变迁的本质，其评价标准没有立足于唯物史观，但为深入研究体制改革绩效评价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与启示。（3）转型经济学对体制改革绩效评价的理论分析热若尔罗兰将国际转型经济学进行了综合的概括与研究。他认为，关于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改革，国际转型经济学存在两种观点，即“华盛顿共识”与渐进制度观点。9“华盛顿共识”推崇激进式的改革，他们认为，既然计划体制低效率运行所导致的供给普遍短缺已经令人无法忍受，而市场体制已被证明更有利于增加产出和福利，体制的转轨必然会体现为绩效的改善。如果未来的绩效增进是可知的，转轨过程经历的时间越短便越能节省成本、减少痛苦，通过严厉的需求紧缩、放松管制、贸易自由
35、化和私有化，就可以推动经济的增长。他们包括稳定化、私有化、自由化和制度化等四个部分的内容，主张要用经济市场化与经济自由化程度来评价体制改革绩效。 “华盛顿共识”只关心市场运作理论，而不关心市场发展理论，它抽象掉了时间、制度以及政治和文化等重要因素的作用，因而无法对制度变迁的复杂过程做出系统的解释，而将复杂的制度变迁问题简化成了资源配置方式问题，这使得他们对制度变迁绩效的评价局限在对资源配置效率的评价，忽视或低估改革过程中的社会成本的付出和利益冲突给社会带来的不稳定，因而不能对制度变迁的绩效做出系统全面的评价。 10渐进制度观点根植于现代微观经济学所提供的制度观点、经济学非合作博弈与演进方法的理
36、论与方法以及哲学上的怀疑论等知识基础，认为市场化转型的结果在总体上具有不确定性，他们强调市场的制度基础及其可能对市场成长速度和企业家活动产生的影响，为此，他们特别强调订立合同的一般环境、最低限度的法律环境、产权的安全与执法、政治稳定等。他们将重点放在全民对改革的持续的、不断增长的支持上，强调改革的渐进方式，依靠实验的灵活性，以适当的顺序开展改革。科尔奈（2000）提出了“体制的特殊品性”理论，该理论运用了“政治经济”的关联分析方法,以是否进行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变为核心来对不同国家的转轨过程及其结果进行分析和判断。根据这一理论,“政治力量特征” 、 “产权的分配特征”和“协调机制特征”是一定经济
37、体制的基础性特征,经济机制方面的特征则是其非基础性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经济转轨过程中,只有基础性特征的变革取得成功,特别是以“政治力量特征”为核心的政治转轨取得成功,经济转轨才能取得成功。 11这种分析方法虽然指出了政治变革对于经济转轨的重要作用,但它既颠倒了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把前者说成是“基础性因素”而把后者说成是“非基础性因素”,同时也没有说明上层建筑变革的根源在于经济基础的变革，产权制度和政治制度变革的根据在于经8济运行机制的转换。近年来，罗兰、莫纳高斯等教授对转型经济学做了综合性研究。特别是约翰莫纳高斯构造和比较分析了五种不同的转轨经济理论模型，即 “休克疗法” 的转轨模型；
38、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渐进模型；后凯恩斯主义的转轨模型和社会主义转轨模型（其中又可分为政治多元化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型和中国式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型） 。并用比较成本法，比较各种转轨模型的社会福利与绩效差异。他认为发展市场经济关系是各种转轨模型的“最大公约数” 。其研究从经济运行机制置换层面，为界定和评价经济转轨的中心内容和绩效搭建了一个理论平台，但他们却没有从经济转轨的特殊制度品行，以及经济转轨中的社会和谐与利益结构合理调整层面去评价经济转轨的绩效。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都对体制改革绩效评价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前者的评价标准除了包括生产力标准，同时也内含基于一定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价值
39、判断；后者的评价标准主要是对经济效率的中性判断，很少涉及关于道德伦理方面的价值取向。前者侧重于规范标准与实证标准相结合；后者主要侧重于实证标准。前者从唯物史观，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多元化标准出发评价体制改革绩效；后者大都仅仅从效率标准来评价体制改革绩效。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比，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体制改革绩效评价的分析显然有所欠缺。中国经济转轨的实践经验也充分证明:经济转轨绝不是单纯的资源配置方式或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而是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全面而深刻的变革。因此，为了更全面地对体制改革绩效评价问题进行研究，在对两大学派进行理论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我们不仅要从其物质生产方式的变
40、革的单一视角来评价,而且也要从生产要素所有制形式等社会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变革的新的视角来进行评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较为通彻地理解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绩效问题。二、体制改革绩效评价模式理论假说：从单一维度标准到多元化标准“绩效”一词来源于英文中的Performance，牛津现代高级词典对此的解释是“执行，履行，表现，成绩”。可以看出，绩效一词涵盖的范围很广，既涉及“行为”和“履行”这样的过程性行为，同时也包括“表现”和“成绩”这样的结果。有学者认为绩效体现了效率、产品与服务质量及数量、机构所作的贡献与质量，有节约，效益和效率的含义（普雷姆詹德，2002）；也有学者认为绩效不是行为的后果或结果，它
41、本身是在个体控制下的与目标相关的动作（Campell,1970）；还有学者认为实际上是一项活动实施的结果，既包括实施这项活动所投入资源与获得效果的对比关系，也包括投入资源的合理性和结果的有效性（陆庆平，2003）。一般都认同节约，效率和效益这一核心思想，认为绩效是一种基于预期目标而实施活动的有效性（丛树海等，2005），并且强调过程与结果两方面。绩效评价模式是建立在绩效原则基础上，绩效原则应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准则。这种准则表示，应该根据个人的绩效来分配社会机遇，这些社会机遇包括收入、财产、社会地位、权力及声望。 12体制改革的绩效评价思想与模式并没被理论界明确提出过, 但是相关分析实际上一直在进
42、行。最初的思考方式是: 计划体制低效率运行所导致的供给普遍短缺已经令人无法忍受, 既然市场体制已被证明更有利于增加产出和福利, 体制改革必然会体现为绩效的改善。如果未来的绩效增进是可知的, 体制改革过程经历的时间越短便越能节省成本、减少痛苦。因此西方主流派大都倾向于采取激进的转轨方式, 而不看好渐进的制度变革。与这种思想不同的是, 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把改革开放作为手段, 提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改革绩效不以私有产权实现程度评价, 而以发展绩效来体现。比如1992 年对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阐述是,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43、。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被同时强调的中国特色是, “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9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将这两个方面同时提出, 告诫当政者“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允许和提倡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 与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之间如何协调?如何把握阶段性的变化? 如何选择可行的实施路径? 始终是体制改革过程中重大而尖锐的理论课题和实践课题。其中的中心环节, 正是绩效评价思想及模式的界定问题。（吕炜，2005）基于上述考虑，笔者认为，我国体制改革目前普遍面临的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利益格局的不均衡以及由此产生
44、的社会矛盾加剧的现象已经对我国现有体制改革绩效评价模式提出了改进诉求。为此，本文对体制改革绩效评价问题提出了一个理论假说：我国体制改革不应全搬照抄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观点，单纯地以经济效率的提高、市场化程度的高低，即单纯以效率绩效这一单一维度标准衡量体制改革的效果，而是以多元化标准效率绩效、发展绩效、和谐绩效与制度绩效来衡量体制改革。同时，要对体制改革进行真正到位的分析，而不仅仅是流于形式，或只是片面地看待问题，我们应当从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分析方法出发，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社会生产方式之间的互动关系来看待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阐明了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三者之间的关系。生产方式是生产力诸要
45、素的结合形式与作用方式,生产力是生产方式的物质基础。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着生产方式的性质,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方式是生产关系形成的基础,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产物与结果,生产关系由生产方式所产生并与之相适应。马家驹(1980) 作了系统的科学阐述:“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同生产力的关系是异常密切的。它直接由生产力发展的水平首先是由劳动资料的性质和状况所决定的。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又是同生产关系密切联系着的。可以说,生产关系就体现在生产的社会形式当中,生产采取什么样的社会形式也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而生产关系是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本文认为，生产方式是
46、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有机结合，是具有社会历史性的资源配置方式, 其核心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正是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生产方式对体制改革绩效评价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生产力通过技术创新，对社会效率和经济效率起到了积极作用；生产关系则通过制度创新，通过对所有制结构、社会阶层结构以及利益分配关系这三大结构关系的调整与变革，引出了发展绩效、和谐绩效以及制度绩效标准，从而最终推导出了一个更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理论假说。1. 体制改革绩效评价标准之一：效率绩效毋庸置疑，效率绩效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都承认的评价制度优劣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重视生产力标准，从宏
47、观角度来看，技术创新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衡量体制改革绩效的标准是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对效率这一标准的实现机制解读不尽相同，如西方和谐主线经济学派认为市场经济能够自动地实现效率的最大化，无需外界力量的参与，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现实经济活动中存在交易成本，交易参与主体必须尽量降低交易成本，以有利于交易的顺利进行。但有一点是达成共识的，即市场经济通过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最终达到“帕累托有效” 。现有的体制改革绩效评价模式把体制变迁的实质看作是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和宪政体系的部分或全面变革，片面地强调效率，没有对所谓的效率产生的背景和基础作深入的科学分析。目前政府所提
48、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 “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的提法都颇值得全面科学的分析，应当批判地看待这些提法。我们应当对效率的含义进行更为全面的分析，效率不仅包括我们经常提到的经济效率，诸如GDP的增长率、市场化程度的高低等，而且包括社会效率。经济效率可分为两个不同层次，即企业生产效率和要素资源配置的效率，从企业生产效率来看，可细分为劳动效率、管理效率、资源利用效率与科技进步效率等。 （卫兴华，2007）要素资源配置效率是指效率10在要素资源的配置方面的表现，也就是各要素通过合理配置达到最佳的经济效果。从而提高经济发展的速度，增加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程度，以及改善国民收入状况等。所
49、谓社会效率，是指效率在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方面的表现，具体而言，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社会成员受惠的范围与程度大大提高，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潜在条件和后继条件逐渐具备，人们的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得以完善，并实现社会成员的政治与经济参与能力的逐步提高。2. 体制改革绩效评价标准之二：发展绩效对于发展绩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视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简称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私有制已消灭，因而“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私有制的消灭与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互为条件的。马克思注重发展绩效，即以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最高标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也对如何界定发展的涵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刘易斯认为，发展是以储蓄和投资的增加为引擎，以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占经济中的比重发生重大变化为基本特征的经济结构的转变过程，他认为判断发展的首要标准是人均国民收入。佩鲁认为，发展是“思想结构和社会习俗的改变，这种变革不但能够促使实际总产值增长，而且能够使个别领域的进步变成整个社会的进步。 ”古雷特认为，发展包括生存、自尊和自由三个基本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