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东南文化 1992 年 第二期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五四新文化启蒙王荣国“五四”前后的新文化启蒙（以下简称“五四”新文化启蒙）是中华民族空前觉醒的表征。其波及面之广，声势之大，都是以往任何时期的启蒙思潮所无法企及的。陶行知这一时期的教育思想与文化启蒙密切关联。对此进行探讨，既有助于了解新文化运动，更有助于了解陶行知的思想。一、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反省资产阶级革命派把“民主共和”视为救国良方。然而，辛亥革命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国家并没有真正富，民族并没有真正强，人民更没有享受到真正的民主。相反，袁世凯窃国，尊孔读经，帝制复辟， “中国的情况比满清统治时期更为险恶。 ”1对此，陶行知感慨万端：“吾国民主告成
2、，以迄至今，生民之涂炭，产业之凋敝，干戈之连结，经济之衰颓，外患之濒临，不特无术防御，抑且视昔加甚。 ”2中国不但没有走向民主，反而， “专制横威，民气雌状” 。 3显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巨匠们的见解相一致。陈独秀说，自民国建立以来， “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 ”4李大钊说， “革命（按，指辛亥革命）以前，吾民之患在一专制君主；革命以后，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所谓民权者，皆为此辈猎取之以自恣，于吾民乎何与也？” 5面对这种局面，有人对前景心灰意冷，有人则执着追随时代，不懈探求。陈独秀于 1916 年在青年杂志上撰文指出：“自经此次实验（按，指辛亥革命建立民国的政治尝试） ，国
3、中贤者，宝爱共和之心，因以勃发，厌弃专制之心，因以明确。 ”6陶行知正是属于“宝爱共和”的热血青年。他对祖国有着深厚的爱。中学时代，他就在学校卧室的墙上写下：“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 ”7表达了自己的志向，可以说，他此后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实践这一诺言，直至生命的终结；大学时代，正是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建立之时，他受到极大的鼓舞，同时也受到民主思想的大洗礼，服膺孙中山的学说。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民国政府北迁，黄兴主持南京留守机构，袁世凯为了削弱革命党人势力，对其实行经济封锁。为帮助南京留守机构解决财政困难，陶行知约苏州东吴大学学生来宁合开运动会，售1 黄兴集 ，第 363 页。
4、2 陶行知全集1 ，第 43 页。3 陶行知全集1 ，第 43 页。4 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 ，第 19 页。5 李大钊文集上第 56 页。6 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 ，第 19 页。7 陶行知全集1 ，第 672 页。东南文化 1992 年 第二期票集资以充“国民捐” 。1914 年，他撰写了共和精义毕业论文，说理透彻，论据充分，肯定了民主制度优越于专制制度，并表达自己对民主共和的执着追求。反省与失败总是相伴的。民国初年，民主共和制度试验的失败，使一批热血青年陷入沉思。陶行知在共和精义中指出：“专制人民，不能一跃而至共和。其间有一定之顺序。不可强求，不可速长。 ”8我国的封建专
5、制长达二千余年，造成了民众习惯于服从，缺乏独立意识。这就决定了民主建设不可急于求成。陶行知又说：“吾国共和初建，人民莫不以为成功之速，超越全球，不及三载，福利未享，而纲纪瓦裂殆尽，民生日趋艰窘。非共和之不足求国，发动太过之咎耳！” 9应该指出，辛亥革命的爆发是有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原因，并非某几个人一时心血来潮所致陶行知把它视为某些人的“强求” 、 “过早” ，是欠妥当的。然而，若从启蒙的角度来理解，不能不说有某些合现性，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启蒙工作不足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这是不可讳言的。新文化运动巨匠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都作如是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面对民国初年“共和立宪”令
6、人沮丧的政治实践，痛感形式上摹仿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不可能将中国引上民主(P.15)之路，富强之途，意识到政治尝试失败的深层的思想文化根源。陈独秀说， “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10因此，陈独秀等人点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炬，揭起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向封建文化进行了空前勇猛的进击。“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是时代的产物。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只是反映了新文化运动前已在知识青年中孕育着的思潮的涌动。1913 年是中华民国迅速蜕化的一年。这年，金陵大学学
7、生组织“中国能够建立民国”问题的辩论会，陶行知参加辩论并获胜。表明他和同学们对民主共和的关注与思索。他的共和精义一文，写于新文化运动的前一年，文中明显表露对国民进行思想启蒙的希望。同年夏，他赴美留学，先入伊利诺大学攻读市政，因感学市政只能当官，不能救国，而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认为教育可以启蒙国民，救国救民。年夏，归国即投身教育。当时抱这种志向的又何止陶行知一人。 “文化启蒙”是当时有识青年的普遍认识。二、教育是建设共和国最要之手续近代中国，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认为民主立宪能否实行与民智状况相关，都没有否认当时国民民智低下的事实。 “五四”新文化时期的陶行知亦作如是观。他说，民主共和
8、“有必经之阶级，必施8 陶行知全集1 ，第 53 页。9 陶行知全集1 ，第 53 页。10 独秀文存卷 1，第 151 页。东南文化 1992 年 第二期之培植，必运之心力。时机未到，共和不得成熟。 ”11在他看来，民主共和国的构成有两大要素：一是要有正当的领袖，一是要有健全的公民。专制政体需要君主，民主共和政体决不是不要领袖。陶行知认为，“为政重领袖，为共和政尤重领袖。 ”那种以为共和政治是“愚民政治”的看法是荒谬的。共和政治之成败利钝， “在于领袖之智愚、仁暴” 。 “领袖愚劣，斯政治愚劣；领袖仁知，斯政治仁智。 ”12所谓“正当之领袖” ，是怎样的呢？是“英才俊质”的“先知先觉”者，他
9、们能够“楷则蒸黎，导斯民于轨范之中，进社会于缉熙之域。 ”陶行知所说的“先知先觉”是指高出一般人而富有远见卓识的卓越人物。当时中华民族处于沉沦之际，需要这样的政治领袖为民树立楷模，将之引上新的轨道，把社会推向光明之境。另一方面，陶行知认为，当今“社会日进，庶业綦繁；国事良窳，断非少数之国民领袖所克左右” ，如果仅有正当的领袖，没有多数健全的公民， “则有倡无和，事卒不举” 13，而且，公民不健全，无从辨别领袖的真伪。所谓“健全之公民” ，则是指，能“利害洞彻，时势明了，取鉴先觉，各尽其职责。 ”14即明了时势，洞察利弊得失，能够与正当领袖相配，尽公民应尽之职责。他又说， “好国民”与“愚民”的
10、最大区别在于“国民会替国家想，愚民不会替国家想。 ”15人民是社会的主体， “群之良窳惟民是视，民苟愚劣，社会绝对不能兴盛。 ”16当时有人说， “吾国无国民” 、陶行知认为，这话未免过份，但细想，实则有国民的资格的确是不多 17。这正是我们的社会、国家不能兴盛，民主不能建成的原因所在。因此，他指出，要“有完美之人才教育，始能产正当之国民领袖。非然者，不胎求子，庸有济乎？”此外， “又当以普遍教育为根本，以造成健全之公民。 ”18以“一种新的国民教育，拿来引导他们，造就他们，使他们晓得怎样才能做成一个共和国民，适合于现在的世界。19中国的封建社会特别漫长，主要是在外部压力下，在西方近代文化冲击
11、下，被迫开始近代文化历程。长期的封建小农经济只能孕育散漫的小农意识，而不是近代团体意识。封建社会，农民由于与地主之间土地的租佃关系而成人身依附关系，没有独立社会地位，加上封建专制统治要求民众服从，造成民众缺乏自主意识。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二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对于在长期封建专制下生活的绝大多数民众来说，他们还是适应于过去的旧规范，不知民主政体下的权利义务为何物？意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观念一经形成，要改变它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必然要经历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作为制度方面的皇帝被推翻了，但是人们观念中的皇帝并没有完全被抹去。更何况，中国是农业11 陶行知全集1 ，第 43 页。12
12、 陶行知全集1 ，第 49 页。13 陶行知全集1 ，第 65 页。14 陶行知全集1 ，第 65 页。15 陶行知全集1 ，第 504 页。16 陶行知全集1 ，第 47 页。17 陶行知全集1 ，第 166 页。18 陶行知全集1 ，第 65 页。19 陶行知全集1 ，第 122 页。东南文化 1992 年 第二期大国，辛亥革命没有触及农村，封建专制主义仍有广阔的深厚的土壤。因此，演出了袁世凯复辟，尊孔复古等一系列丑剧。所以，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提出建政三序即先由军政，继入训政，最后达到宪政的主张，不能说在当时没有合理性。(P.16)陶行知非常赞同孙中山的上述主张，在他看来，孙中山的构想
13、中，从军政到宪政路程有太平洋遥远，风浪也有太平洋汹涌，不坐“训政船” ，怎能渡得过？陶行知说孙中山所说的“训政的使命是要造中华国民，要叫五族四万万人个个都做成真正的中华国民。他的具体方案是强迫的儿童教育，强迫的成人教育。”20近代从维新派开始就注意民智与民权的关系，认为有一分智就有一分权，呼吁“开民智” 。资产阶级革命派也不否认开民智的重要性。由于教育所起的作用缓慢，一个人从幼儿培养到成才，要费二十几年，在革命派看来，救国救民如燃眉之急，不允许在课堂上从容论道。应该首先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武器的批判”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先生提出要通过“训政” ，通过办教育，提高国民素质，过渡到民主宪政，实
14、际是上试图对此前思想启蒙不足的“补课” 。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让位于袁世凯后，决心兴办实业，兴办教育，与上述设想不无关系。应该指出，陶行知通过教育启蒙民众的思想是承维新以来的思想传统，特别是试图实现孙中山先生未能完成的遗愿。在陶行知看来，实施民主共和政治有四大障碍即“四大险象”：一是国民程度不足。国民程度高低决定其政府之良窳。国民程度不足，不能产生良政府。二是伪领袖。伪领袖有二，一种是“媚民政客” ，一种是谋私利的“选举理事” 。前者因贤能者不愿出任领袖，乘机利用“和顺温柔”手段取媚选举机关以窃取权势；后者利用手中握有人民所托之权“约束选举” ，与前者“暗结，左右政局” 。使“稗政难除，善政难兴
15、；公共福利不能谋，公共进化不可期。 ”三是“党祸” 。资产阶级民主往往与多党政治相联系。政党之为祸于共和政体亦随之而来，如政党间的妒嫉倾轧，互相攻讦，阻碍政策实施等等。四是“多数之横暴” 。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政治的组织原则，事实上“人数之多寡，不能定理由之曲直” ，多数人的主张，未必尽合于“天理” ， “服从多数说”也易为伪领袖利用 “多数横暴之最凶险者，是为乌合之众伪领袖攘臂一呼，和者万人。 ”21可见，陶行知对资产阶级多党政治，多数原则等并非盲目赞赏，而是保持冷静的头脑。在中西文化激烈冲突的“五四”时期，对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政治文化能取这种态度是非常可贵的。在陶行知看来，上述“四大险象”总
16、根源是“国民程度不足 。那么如何克服上述四大险象呢？陶行知认为，戒险防险，关键在于教育， “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教育良，则伪领袖不期消而消，真领袖不期出而出。而多数之横暴，亦消于无形。 ”总而言之“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即建亦必终归于劣败。 ”“教育实建设共和之最要手续。 ”2220 陶行知全集1 ，第 583 页。21 陶行知全集1 ，第 4851 页。22 陶行知全集1 ，第 4851 页。东南文化 1992 年 第二期领袖与国民是民主共和的长城，而这一长城所赖以建造的是“教育” ， “舍教育吾奚属哉！” 23陶行知指出，教育家的天职就在于为民主共和国
17、建筑“长城” ，呼吁教育家们好好研究教育， “大家努力，共建此共和之长城。 ”24三、创立新教育，培养新国民文化是人创造的，而文化又塑造着人。教育对文化具有选择、传递、创造、更新的功能，又是文化塑造人的一种途径。 “五四”新文化巨子们试图利用教育的上述功能，把握社会文化发展取向，构建新文化，塑造新青年。陈独秀批评我国近代模仿西方新创办的学校教育，不是教中国腐旧的经史文学，就是死读几本外国文理科教科书，教的人和学的人都不知教育为何物，实则与科举毫无二致，不过把学校毕业当作“科举出身” 。言外之意，骨子里头仍是封建教育。陈独秀指出， “此等教育有不如无” 25。他从“以人民为主义，以执政为公仆”的
18、民主思想出发，提出教育的“惟民主义” 26，呼吁对广大民众施行教育。这与他政治上主张学习西方近代民主制度，思想文化上主张“科学与民主”的启蒙互为表里。同样，在陶行知看来，当时中国的教育并没有完成封建社会的传统教育向资本主义的“现代教育”的转化。最突出的弊端是教育与社会相隔绝，即与当时政治上反对封建主义争取民主共和，发展科学、发展生产使民族富强的现实相脱离。他提出创立一种与社会密切联系的“新教育” 。这种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一方面有利用自然界的能力，中国西方在物质文明的差别即在利用自然界能力的强弱上；另一方面，谋共同幸福，既对群界要讲共和主义，使人人都能自由守着自己的本分，去做各种事业。他又
19、说：“新教育的课程，从社会方面讲，要合乎世界潮流，合乎共和精神，从个性方面讲，要注意兼顾每个学生（P.17）的个性，个人爱好与特长的发挥，不可以为了一个人，去牺牲九十九个人，也不可以为了九十九个人，去牺牲那一个人。 ”27这不就是新文化运动提出的科学与民主，以及发展个性的体现么？陶行知又说，新教育就是要养成自主、自立、自动的共和国民所谓“自主”就是既要做自然界的主人，又要做“群界即社会、国家的主人；所谓自立的人，就是在自然界与群界之中，不求靠别人，能够自衣自食；所谓“自动”的人，就是对共和国要能够自动、自觉服从总之，培养的是有别于封建教育所造成的唯命是从，服服贴贴的臣民，而是有独立思想，有判断
20、是非能力，能自食其力的主人翁。显然，这不过是资产阶级进步知识分子纯真的理想而已。陶行知所主张的新教育与社会关系紧密，他说， “学校是小的社会，社会是大的学校” 。 “要使学校成23 陶行知全集1 ，第 65 页。24 陶行知全集1 ，第 68 页。25 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 ，第 42 页。26 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 ，见新青年1 卷 2 期，1915 年 10 月。27 陶行知全集1第 129 页。东南文化 1992 年 第二期为一个小共和国” ，须把社会上的事，拣选主要的，一件一件训练，使学生在学校内、外不至于判若两人。在身体、道德、政治诸方面，凡国民不可不晓得者都要使之晓得， “
21、那才是共和国社会里的真学校” 。的确，教育的主要社会功能是使个人社会化。在特定的社会中，个人发展自我观念、学习该社会的行为规范，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担负相应的社会角色，都与教育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我们认为，陶行知上述主张源于乃师杜威的“生活教育”理论。必须指出，不能一说到杜威就谈虎色变，从而否认其理论在当时中国具有反封建的意义。杜威身前社交面广，各行业、各阶层都结交， “他对一般贫苦大众有很大的同情心，从而慢慢形成他以教育和民主来救人救世的宏愿。 ”28正由于如此，杜威思想与当时还在谋求资产阶级民主的中国社会一拍即合，造成较大的影响。在新文化启蒙巨子看来，西方的教育是“训练全身的教育” ，而中
22、国封建的教育是片面的教育，读书人“痴痴呆呆的歪着头，弓着背、勾着腰，斜着肩膀，面孔又黄又瘦，耳目手脚无一件灵动中用” 。此话虽不免偏颇，却道出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即中国过去的教育不是全面的教育。他提出教育要象西方那样“训练全身” 。这种见解在当时具有普遍性。陶行知还认为，新的教育要注意“全面发育”即德、智、体全面发展。 “身体和精神要全体顾到，不可偏于一面” 。其一，关于德育。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矛头主要对准以封建纲常为核心的旧伦理道德，使民族最后觉悟即“伦理之觉悟” 。反映在教育领域就是道德教育。翻阅陶行知五四时期的论著，可以发现他很强调伦理道德。在他看来，一个合格的国民必须有完美的道德修
23、养， “公德和私德，都不可欠缺。 ”29就公德而言，陶行知说：“共和国立国的要素，在国民有共同的目的，共同的了解，谋共同的利益。 ”如果国民不能够团结互助，同心同德，就不能谋共同利益，实现共同的口的。而要“养成互助，团结、同情等好习惯和共同了解的机会，那就全靠教育。 30如果在学校中不能共同做事，走上社会也是不能的，所以要国民有共和的精神，先要学生有共和的精神，要学生有共和的精神，先要使他有共同的生活，有互助的力量” 31。从教育与社会的关系看，从个人的社会化的角度看，陶行知的见解合乎学理。至于私德，陶行知特别注重个人人格的完善。民国初年，政治舞台一片黑暗，袁世凯窃取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又以军警
24、监视，流氓包围，饿肚皮三大“法宝” ，逼迫国会议员投票选他为正式大总统。袁死后，北洋政府更是贿选成风。陶行知认为，选举卖票一事，卖与不卖，关键取决于选举人，如果能够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人家有什么法子对付他呢？ 32他感慨道：“近今国人气节，销磨殆尽，最堪痛心。 ”认为应该尽快进行道德拯救，人格修复。 “倘不赶早在本身、后辈身上培植一种不可屈挠的精神，将何以为国? ”33如何培植呢？陶行知在南京安徽公学创学旨趣中强调培养一种“大丈夫精神” 。在他看来，所谓28 吴森杜威思想与中国文化 ，见五四研究论文集 。29 陶行知全集1 ，第 125 页。30 陶行知全集1 ，第 166 页。31
25、 陶行知全集1 ，第 124 页。32 陶行知全集1 ，第 123 页。33 陶行知全集1 ，第 502-503 页。东南文化 1992 年 第二期“大丈夫精神”由三部分构成：第一， “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 ；第二，推已及人的恕道；第三，大公无我的容量 34。显然这些都来自中国传统文化，陶行知特别强调第一点，还指出真正确立起这一精神的不可动摇的基础是独立的意志，独立的思想，独立的生计和耐劳的筋骨，耐饿的体肤，耐困乏的身体。可见陶行知的这一构想实际上是对民国初年选举丑闻作理性思考，并试图以构建新道德来防止这类丑剧重演。其设想固然幼稚，但旨在争取“真民主” “真共和” ，其愿望还是
26、良好的。另方面，上述构想也是融合中西，铸造一种即中即西的人格的尝试性思考。其二，关于智育。 “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的思想家认为，西方近代教育所重（P.18）的是世俗日用的知识，重直观自然界的现象，而中国传统教育所重的是神圣无用的幻想，重记忆先贤先圣的遗文。总之， “东方人连吃饭穿衣走路的知识本领也没有，专门天天想做大学者、大书箱、大圣贤、大仙大佛。 ”这些东西只能误国，不能救国，要使中国富强，只有取法西洋， “弃神而重人，弃神圣的经典与幻想，而重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技能。 ”35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主体，释道等为辅的多元一体化文化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科学往往被斥为“奇技淫巧” ，无法充
27、分发展，造成中国古代缺乏系统的科学理论，出现科学的贫血症。陶行知认为，依我看，西洋文化中“运用科学改造天然环境”这一点可作为中国文化的“补充” 。他又说，在智育方面，既要使学生自知，又要使学生“能够利用天然界的事物。 ”36他多次强调使学生能“运用科学，征服自然” ，教学内容要充分体现这一点，而且提出要“选择有科学天才之儿童，加以特别训练” 。同时，陶行知认为国民必须“自立” ，在生计方面能够独立，主张要对学生“灌输经济学识，俾人民明了经济学之基本原理，以应付现代之劳资问题。 ”37这显然是出于发展民族资本的需要，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培养产业大军，而不仅仅是“自立” 。新的教育必须有新的方法。
28、陶行知认为，中国近代以来兴办西式教育“形式上虽不无可观” ，但教育并没有真正振兴，原因在于“教育进化之根本方法”无人过问，主张讲求科学方法。认为至今所通用的方法是赫尔巴特的五段教授法，其缺陷是偏重形式，对学生严峻管束，不适合培养新国民，主张采用试验的教学法即杜威思想分析的“五步法” ，认为“五步方法是科学的方法。 ”38能养成学生独立思想的能力。”“是改造国民应有的手续，他的目的在使普通国民，得了一种精神方法，能够随时，随地，随事去做发明的工夫。 ”39陶行知说，这种科学的试验方法， “施之教育而教育新，施之万事而万事新。未始非新国新民之大计也。 ”40“五四”新文化运动讲求科学，既指自然科学
29、，更指认识事物的科学法则而科学法则在教育领域主要体现为“启发”式教授法 41。可见陶行知的主张与新文化启蒙所提倡的“科学”的精神34 陶行知全集1 ，第 502-503 页。35 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 ，第 19，41-42，43 页。36 陶行知全集1 ，第 125 页。37 陶行知全集1 ，第 555-556 页。38 陶行知全集1 ，第 291 页。39 陶行知全集1 ，第 112 页。40 陶行知全集1 ，第 95 页。41 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 ，第 42 页。东南文化 1992 年 第二期相一致，目的都在于培养能独立思考的，有自主意识的新国民。其三，关于体育。陶行知
30、主张使学生耳目口鼻手足都健全 42。在他看来，国民是国家的主人，应该为国家生利，对社会有贡献，没有独立的职业，连自已的生活都成问题还谈得上为国家生利。他很鄙视那种依靠他人的人，认为这种人的生活不是独立的，只能算是他人生活的一部分 43。提倡“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先都不算好汉。 ”44中国封建社会是个农业宗法社会，宗族、家族的延续与兴盛被视为至关重要的事，因此，长好往往为其后代作久长计，造成了依赖长辈、依赖祖先的观念。而宗法社会又恰恰是封建文化生存的土壤与温床，陶行知上述主张显然与封建主义对立；再者，中国封建社会的读书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31、还鄙视劳动者，陶行知要学生自食其力，同样与封建教育对立。要自食其力，要谋一份独立的职业，没有健康的身体是不行的，身体好， “可以在物质环境里站个稳固。 ”可见，重视体育在陶行知的思想中，同样具有反封建的意义。总之，在陶行知的思想中，新国民必须是德、智、体全面受教育，受训练，只有这样才能成为“自主” 、 “自立” 、 “自动”的国民正是基于这一思考，陶行知投身平民教育以及与此相关的师范教育。当时中国有两亿多文盲，而绝大多数又属于农村人口，因此，他十分关注乡村教育。提出“以乡村学校为改造乡村生活之中心，乡村教员为改造乡村生活之灵魂。 ”下决心“要筹募一百万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
32、改造一百万个乡村。 ”45“叫中国一个个的乡村都有充分的新生命，合起来造成中华民国的伟大的新生命。 ”46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众多，但是，近代自戊戌维新、辛亥革命都没有把目光投向农村，都没有意识到对农民启蒙的重要性。新文化运动之初，启蒙思想家也没有引为重视，只是到了“五四”运动之后，才开始引起部分人的重视，陶行知正是其中有卓识的一员。正由于如此，他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赞扬。因为农民是新民主义革命的生力军，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动员与唤起了农民。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中，要办平民教育决非易事。陶行知和他的同行们绞尽了脑汁，他们除了办平民学校，还根据实际设平民读书处，平民
33、问字处。本着用最少的钱，最短的时间去教一般人民读好书，做好人，他们编写平民千字课 ，试图让平民通过学习，养成“自主的精神” 、 “互助的精神” 、“涵养的精神” 、 “改进的精神” 47，多明白些“对于人类和国家应尽之责任， （P.19）应享权利。 ”48在陶行知看来，平民都有了“权利”与“责任”意识， “真民主”的实现就如水到渠成。四、结 语42 陶行知全集1 ，第 125 页。43 陶行知全集1 ，第 594 页。44 陶行知全集1 ，第 595 页。45 陶行知全集1 ，第 646 页。46 陶行知全集1 ，第 654 页。47 陶行知全集1 ，第 491 页。48 陶行知全集1 ，第
34、488 页。东南文化 1992 年 第二期“五四”前后，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新文化启蒙声息相通，他主张以教育为手段，立足于以学校为主的教育领地，向民众灌输民主与科学意识，培养新国民，争取“真共和”达到救国之目的，其思想最为可贵之处是目光投向广大农民，比其他进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具卓识，反映了新文化启蒙向深广方面发展。由于近代中国的国情决定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救不了中国，陶行知以教育为手段争取资产阶级“真共和” ，以达救国目的之思想也只能流于空谈。以马克思主义传播为标志，新文化启蒙运动出现分流，陈独秀、李大钊等由传播马克思主义走向无产阶级革命，陶行知虽仍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其时各种“主义”纷呈沓来，尽管他“不喜欢空谈什么主义” 49，但不象胡适那样反对马克思主义。对待各种主义，他有自己的方法，采取象对待“生客”一样的态度， “得要问个明白，想个透彻” 50。然后决定接待与否。这是一种谨慎的态度。正是这一不同于胡适对待“主义”的态度和他对人民大众深沉的“爱” ，陶行知能够与时代同步，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位“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成为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独裁，争取人民民主的斗士。49 陶行知全集1 ，第 568 页。50 陶行知全集1 ，第 504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