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五章新的社会矛盾的探索第一节 “双百方针 ”前后文艺界的思想冲突一、 “双百 ”的方针的提出。 “双百 ”方针最早酝酿于 1956年 4 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陆定一、陈伯达提出了在科学和文艺事业上应实施将政治问题和学术、技术性质的问题分开的方针的建议中，有 “百花齐放 ”、 “百家争鸣 ”的提法，并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在同年 5 月 2 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将这一方针公开提出。 5 月 26日，在中共中央于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会议上，中宣部长陆定一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代表中共中央对这一方针作了权威性的阐述，标志着 “双百方针 ”正式实施的开始。 二、 “
2、双百 ”方针提出的历史背景。 从国内来看，对阶级斗争状况的估计，对中国面临的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历史性任务的理解，以及对知识分子政治态度和思想状况评价的变化，是 “双百方针 ”提出的重要依据和条件。就国际形势来看， 50年代中期苏联和东欧发生了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也是 “双百方针 ”政策产生的重要背景。 1956年 2 月苏共二十大的召开，随之而来的匈牙利、波兰等国家所发生的群众性事件，推动了中国决策者们加强了冲破苏联模式的立场，逐步形成了反对教条主义，以自由讨论和独立思考来繁荣科学和文化事业，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来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 ”的思路。文学艺术领域中，苏联文艺政策的调整和文艺思潮的变
3、动对中国也产生了影响。斯大林时代结束后， “解冻文学 ”思潮随之兴起，苏联文坛企图 “复活 ”俄苏近、现代文学被掩埋、忘却的传统的努力，激发了中国作家对 “五四 ”新文学的启蒙主义传统的重新认识。 三、 “ 双百 ” 方针的尝试性。 “ 双百方针 ” 的提出，体现了国家最高决策者对社会主义文化政策的一种新的尝试，包含了对科技学术和文艺创作自由的倡导的努力，但它的表达方式却是 “ 含混的诗意化 ” 的，其本身就包含了政策制定者的暧昧、犹疑心态。 具体表现在： 一 、 “ 双百方针” 从一开始 形成就包含了多种解释和自我防御的成份。例如其实施范围为： “ 只有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
4、” 。这就意味着如果某人一旦被判定为 “ 人民的敌人 ” ，他们的言行也就会被认定为来自敌对阵营的 “ 猖狂进攻 ” ，但确定敌我阵营界线的标准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 二 、 倡导 “ 双百方针 ” 一开始，对于学术问题的具体争论都是在最高决策者的干预和控制下进行的，并非所有的学术问题都是可以随便争鸣的。三 、 “ 双百方针 ” 的落实一直处于摇摆不定之中。方针提出之初， “ 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 是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典型心态。代表国家意志的舆论也一直左右摇摆，特别是 1956年底到 1957年初的一段时间里，情势让人捉摸不定， 1957年 1 月，陈其通等人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
5、被人视作 “ 收 ” 的信号，但毛泽东否定了这种左的倾向，使文艺界的挑战声扩展到整个知识界。四、双百方针的影响和后果。 初步贯彻 “ 双百方针” 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国家意志的统制似乎有所松动，与知识分子传统间的紧张关系也有所缓和，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和社会批判的热情也空前高涨起来。 文艺界的贯彻 “双百方针 ”的成果主要表现在：第一 、鼓舞了一大批来自 “五四 ”新文学传统下的老作家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自第一次文代会以来，在五四新文学传统和解放区文学传统间无形中形成的隔阂。许多跨时代的作家都相继发表文章或作品，许多老作家和袁可嘉等外国文学的翻译研究者，都以不同的方式对中国当代文学传统
6、资源的相对狭隘提出了质疑和批评第二 ，在理论方面提出了反对教条主义，提倡现实主义的 “广阔道路论 ”，提倡文学写人性，恢复人道主义传统。另一方面，钱谷融、巴人、王淑明等人对文学中的人性和人道主义的阐发，又与有关典型、形象思维等问题的讨论一起，从另一个角度对文学创作中的教条主义和公式化倾向提出了批评。 第三 ，出现了一批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创作。与文艺理论和批评相对应，在文学创作中最能显示出 “双百方针 ” 的巨大精神 力量的是青年作家王蒙、刘宾雁、宗璞、李国文、陆文夫、从维熙等人的小说和流沙河、邵燕祥、公刘等人的诗歌，这是自 “ 五四 ” 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为民请命的启蒙主义传统在新时代的
7、再生。另一批作品如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宗璞的红豆等则涉及了以往社会主义文学不敢轻易描写的爱情生活题材，揭示了人物丰富的情感世界，从而折射出时代历史的变迁。 文艺界的这一新气象的出现，一方面是来自对 “ 五四 ” 精神的复活，提倡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和对现实生活的积极干预，提倡写人性，都是来自 “ 为人生的文学 ”、 “ 人道主义文学 ” 的 “ 五四 ” 新文学主题；另一方面，揭示社会主义矛盾的文学创作，和反对教条主义的理论斗争，依然是延安时代王实味、丁玲等一部分知识分子反省、批判革命阵营内部不良倾向的思想延续。 五、对 5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战争文化规范下的审美原则和教条主义的批评。首先 是对教条主
8、义的直接声讨。 其次 是对 5 年代初期文艺现状和成果的反思与再评价。最为尖锐的话题，是如何正确认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新体制下的指导作用的问题，从中可以看出，挑战性的作家来自各种不同的传统，实际上是文艺界又一次对文艺创作和批评领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公式化现象的挑战。六、文艺界的反右斗争。 1957年夏季，政治形势突然发生了逆转， “百家争鸣 ”变成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 “两家 ”的政治斗争， “双百方针 ”被曲解为 “引蛇出洞，聚而歼之 ”的政治斗争手段，一场反右风暴很快地结束了这一繁荣局面。 七、政治形势的逆转的恶果。 刚刚受到一些抵制的官僚主义和政治上的极左路线又得到恶性发展，随后在经
9、济建设领域出现了不顾实 际的 “大跃进 ” ，大刮所谓 “ 共产风 ” ，反映在文学创作中便是发动 “ 新民歌运动 ” 。此这时，来自共产党外的知识分子的批评力量几乎丧失殆尽。不过，那些受难的知识分子仍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思考。已经被残酷政治和思想斗争无情地置于敌对地位和社会底层的作家，如绿原、曾卓、张中晓等，只能以地下创作或私人写作的方式来表达对个人遭遇和时代命运的思考 .八、几种矛盾的现象。 那些被时代潮流所摒弃的作家，并无办法完全超越时代的共名；而在现实矛盾面前闭着眼睛高唱赞歌的人，内心也未必没有惶惑和愧疚。更多的情况是作家既想使自己作品回荡着时代的主旋律，又要努力在时代的大合唱中发出个人的声音，两者之间的对峙，往往导致知识分子的内心矛盾。诗人穆旦在 1957年的葬歌中就表达了个人面对时代的复杂感受；以 “战士 ”自诩的郭小川，并没有满足于传达时代的声音，而完全取消自我 .根据独特的体验和思考，他开始了对个人意识与历史潮流的复杂的离合现象的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