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技术选择指数.doc

1、1关于技术选择指数的测量与计算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展战略组No. C2002003 2002 年 3 月 7 日2关于技术选择指数的测量与计算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展战略研究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展战略组 1一、测算的基本思想和方法（一）基本思想从资本积累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居于核心地位，的角度看因为在这个理论所假设的各个国家所面对的是给定的、相同的技术的条件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的差别就表现在人均资本拥有量的差别上， 。但是从经济的长期发展来说，无论是发达国家为了达到持续增长的目标，还是发展中国家要摆脱二元经济的格局，均要依赖快速的技术进步。因为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资本的边际报酬

2、会趋于递减，所以如何引致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水平提高的关键。林毅夫及其合作者（1994，1996，1998，1999，20012）从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迁的基本逻辑关系入手，对此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他认为，在一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两个最重要的外生变量，一个是在任何一个时点上对任何微观的决策者，包括政府和企业，都是不可改变的、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 2另一个是政府可以主观选择的发展战略，和禀赋结构 3，其他变量，如宏观政策环境、宏观稳定性、市场的有效性、经济的开放程度、金融结构、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积累率、增长速度、产业结构、金融结构、1 组长：林毅夫。组员：刘明兴、刘培林、章

3、奇。我们感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林毅夫，组员刘明兴、章奇、刘培林。我们感谢姚洋教授在研究工作中所提出的宝贵意见，另外胡书东同学和岳昌君给予了我们许多帮助，在此一并致谢。文中疏误概由笔者负责。2 要素禀赋结构对于微观决策者来受，不管是企业或是政府，在任何一个决策时点上都是给定的、不可改变的。但就整个经济来说，要素禀赋结构是可以改变的，而且要素禀赋结构提高的速度决定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绩效。3 当然,就政治领导人来说,发展战略也是内生变量,内生决定于给定的国际、国内环境和政治决策者的主观意图。发展战略一决定以后，就成为一个给定的条件。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和社会经济现象就内生决定于给定的要素

4、禀赋结构和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但就我们所要分析的经济政策和制度来说,发展战略可以视为外生变量,要素禀赋则就任意时点的决策来说是外生给定的。3收入分配、企业预算约束的硬化程度和其他一系列的社会、经济现象等均内生决定于这两个变量在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下，政府主观的发展战略的选择。 4 1、一国最具竞争能力的产业/技术结构（或者说产业区段 5）是由其禀赋结构所决定的（对于一个成本极小化的厂商） ，因为不同的产品和技术结构必然与相应的投入结构相一致，而投入要素的相对价格则主要受制于本国的禀赋结构。遵循比较优势，特别是按照本国的禀赋结构来选择相应的产业、产品、技术结构，会使该国的产业企业最具市场竞争力，经

5、济剩余最大，资本积累最多 6，要素禀赋提升最快，技术水平也就相应得以迅速提升。因此，如何更好地利用本国的比较优势是经济持续增长和工业化水平持续提高的关键，任何人为的扭曲性干预均会造成效率和福利的损失。2、对于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有两个途径，一是 R&D，二是引进技术。由于资本密集度远低于发达国家，所以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在资本投入极大、风险极高的高技术领域和发达国家竞争，而在已经现成的中间技术上搞 R&D 则不如靠引进来得合算。所以技术进步大多并不依赖高成本、高风险、密集资本投入的 R&D，而是依赖低成本、低风险、低资本投入的技术引进 7。当然，成熟的产业，例如家电，其产品也要不断推陈出新，所以，

6、发展中国家也应当进行必要的研究开发或者人力资本积累，但所有这些均应围绕着自身的比较优势和低成本的技术学习来展开，而不是和发达国家在资金投入和风险巨大的最尖端技术上的竞争。3、发展战略这个概念是对政府的经济政策行为进行的高度抽象。我们从产业/技术结构和禀赋结构的吻合程度出发，假定一国在发展战略的制订过程中，存在两种选择：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和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Comparative Advantage Following & Comparative Advantage Defying） 。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选择又可以分成：对技术赶超类行业的保护，和对技术落后产业的保护。前者主要是针对发展

7、中国家，4 当然,就政治领导人来说,发展战略也是内生变量,但就我们所要分析的经济政策和制度来说,发展战略可以视为外生变量,要素禀赋则就任意时点的决策来说是外生给定的、不可改变的。5 注意，同一个产业中，不同的厂商在产品、产业区段的选择和生产该种产品的技术结构和资金密度上可能会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在 IT 产业上，至少可分为资金极端密集的研发、资金相当密集的芯片生产、劳动较为密集的零部件生产和劳动极为密集的组装四个产业区段。6 当一个经济系统的发展遵循比较优势的时候，厂商的生产处于利润极大化的状态，可供积累的经济剩余也就最多。同时，由于要素价格正确地反映了要素的稀缺性，在资本相对稀缺的状况下，资

8、金的相对价格高，极大地调动了居民的储蓄意愿，从而使积累率和人均积累水平均能满足持续经济增长的需要。7 注意，类似这样的技术进步往往隐含在引进的资本设备投资中，而不是简单的中性技术进步。另外，技术学习不应被简单地认为是贸易的技术外溢作用。将技术进步或外溢直接与某些可为政府控制的内生变量相联系的新增长理论，会直接鼓励出口导向型的赶超，也会鼓励在 R&D 上的赶超，而忽略了技术进步的成本。4后者主要出现在发达国家，有些国家的政府，例如日本，曾试图在同一时期内对两类产业均进行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往往只看到了先进技术的重要性，而忽视了技术进步的禀赋约束，进而在工业部门中实施技术赶超。这里，我们称对技术

9、赶超类行业的保护行为为赶超战略。4、一个企业的自生能力(即一个正常管理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不需要政府保护和补贴而能赚取市场可接受的预期利润水平的能力)决定于在一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要素相对价格的条件下，其选择的产品和技术所在的产业区段是否符合于 达到最低成本的水平其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在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的经济中，一个企业只有选择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区段和技术，才会具有自生能力（林毅夫 2002） 。为了推行资本过度密集的赶超战略，建立不具起来的企业不具自生能力，在竞争性的市场中将会有亏损，的企业，由于这些作为国家发展战略载体的企业，其产业和技术选择是由于国家

10、的战略决定的，企业会把这种亏损视为一种政策性负担，政府必须给与优惠、补贴来弥补这些亏损，在实施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由于需要的补贴量很大，难于经由明的税收和财政转移支付来进行，通常政府会进行一系列的利率、汇率等价格扭曲和市场准入的干预来进行暗补，这些扭曲和市场干预，会使原本在企业治理上就难于解决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更难于克服，结果企业往往承担了沉重的政策性负担， 从而造成了企业治理中信息传递的扭曲，企业会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把经营性的亏损也归咎于政策性负担，在政府必须为企业的政策性负担负起责任的情况下，就会产生了普遍的预算软约束的问题（Lin and Tan 1999） 。其实际弊病是多方面的：增

11、长速度放慢，工业化进程被抑制（资金集中在少数几个行业，且效率低下） ，企业生产效率低下（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 ，收入分配不均（尤其是城乡差距加大） ，金融压制及结构扭曲，经济的开放度低下，以及外部账户失衡等等。5、发展中国家采取比较优势战略会对收入增长、产业结构、技术进步、收入分配、金融效率、国际贸易与投资等多个方面产生广泛的积极影响。中国在 1979 年的改革之后，之所以在工业化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并实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政府逐步放弃了传统的赶超战略，而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结构和产业区段。（二）计算公式那么，怎么来衡量一个经集济体（一国、一省或是一个

12、地区）各省发挥禀赋比较5优势和依据这种优势实行生产的程度呢？传统的方法是先衡量一个经济体国相对于主要贸易伙伴的禀赋差异，然后计算各省经济体进出口商品的要素含量，最后看出口的商品密集使用的要素是否是该省经济体相对于出口商品的目的国经济体更充裕的要素，进口的商品密集使用的要素是否是该省经济体相对于进口商品的输出经济体国更稀缺的要素。我们在实证分析中并未采用这种基于经典贸易理论的检验方法，原因有两方面：即使某国一经济体在进出口的结构上完全符合所谓“显性比较优势指标”的测度，仍然未见得采取了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比如该国长期推行“进口替代战略” 。更直接的讲就是，贸易的结构不见得与产业的结构相符（详

13、细讨论见附录） 。 （明兴：为什麽不见得请加以较详细的说明） 。在本文中我们将构建一个技术选择指数（Technology Choice Index，TCI）并以实际的 TCI 和理论上最优的 TCI 的比值来度量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战略。 8图 1：产业和技术选择如图 1 所示，我们假定一个经济体只有两种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并可配置到I，J，K 三种产业的某种产品的生产上。每个产业的等产值线上的每一个点都代表以一8 该方法的首次提出参见林毅夫和姚洋（1999）和林毅夫（2002） 。6定的资本和劳动的比例所生产的一种该产业中的特定产品。 9当这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中劳动相对较多而资本相对较少时

14、，由这种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等成本线将会是如图中的 C 线而不是 D 线，反之，如果这个经济体的资本较丰富而劳动变为相对稀缺，则其等成本线将会是如 D 线而不是如 C 线。当等成本线是 C 时，这个经济中的企业只有选择 I 和 J 产业，并以 I1和 J1所代表的资本劳动比例来生产 I1和 J1点上所代表的I 和 J 产业上的特定产品才会有自生能力。其它点上所代表的产品/技术都会增加成本，将使企业在竞争性的市场中无法获得可以接受的预期利润，从而布局自生能力。从上述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经济体中的政府如果推行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则每个企业、每个产业进而整个制造业的资本和劳动的比例是都是内生决

15、定于这个经济体的要素的相对价格，而后者又内生决定于该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我们可以把这个关系以函数式表示如下： )1(.*LKGwrFLKm其中 Km 和 Lm 分别代表整个制造业的资本和劳动， r 和 w 分别代表这个经济体中利率和工资水平，K 和 L 则分别代表这个经济体中的资本和劳动禀赋的量。如果，这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下的等成本线是 C，而政府为了赶超，推行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鼓励企业去生产资本比较密集的 K 产业中的 K1产品和 J 产业中的 J1产品是，其整个制造业的资本劳动比会高于由（1）式所决定的最优资本劳动比。反之，如果这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下的等成本线是 D

16、，企业只有选择 J和 K 产业，并以 J2和 K1所代表的资本劳动比例来生产 J2和 K1点上所代表的 J 和 K 产业上的特定产品才会有自生能力，而政府为了保护就业，推行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鼓励企业去生产劳动比较密集的 J 产业中的 J1产品和 I 产业中的 I1产品时，其整个制造业的资本劳动比会低于由（1）式所决定的最优资本劳动比。为了度量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战略对于比较优势战略的偏离程度，我们首先定义一个制造业实际技术选择的指数 TCI，该指数的具体含义是一个经济体的制造业的实际资本劳动比率，除以整个经济体的资本劳动禀赋量比率。即： )2.(.)/(LKTCIm接下来我们定义制造业的最优

17、的技术选择指数 。将（1）式在 K/L=0 处进行*TCI一阶泰勒展开，并忽略余项，我们可以得到： )3(.*Lm9 每个产业实际上都有许多不同的产品，每个产品都可用许多不同资本和劳动的比例不同的技术来生产，一个产业的等产值线实际上是这个产业中各种不同产品的等产值线的包络线（林毅夫 2002） 。7上面式子中的 是一个常数，表示在（1）式在 K/L=0 处的导函数的取值 10。显然，资本/ 劳动禀赋比例结构越高的经济，其制造业的最优的资本 /劳动投入量之比也越高。也就是说 0。至此我们定义最优技术选择指数 为：*TCI)4.(.)/(*LKTCIi就是给定一个经济体要素禀赋结构条件下的最优 。

18、 11I我们可以采取如下的两种定义，间接地度量政府的实际发展战略对于比较优势战略的偏离： )5.(./*TCIIDS或是 6.*在第一种定义方式下，如果政府采取了按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TCI=TCI *，则DS=1，如果政府采取了背离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则 DS1,如果是为了保护就业而偏离了比较优势则 DS1,保护就业时，DS1。在林毅夫和刘培林（2002）一文中，采用的是第二种定义方式。当然，不管是采用第一种或第二种定义方式，都是不可直接观测到的，所以，DS 也是不可直接观测的。不过在以计量经济学的方式来分析现实的经验资料中发展战略的影响时，我们经常可以只用可观察到的 TCI，而不需要直接观察

19、 。有关的实际运用的例子请见林毅夫（）和林毅夫、刘培林（） 。很显然以上述高度简化的指标来衡量发展战略也有其局限性，上面的指标以制造业资本密集度为基础，并不代表发展战略的全部图景。例如政府可能只支持若干产业，而不是全部制造业；或者它可能仅仅支持某一个产业中的一些大企业，而不是这个产业中的所有企业。而且，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各种产业的技术发展可能具有不同的复杂性，就是在同一产业内部也存在技术的异质性，因此，可能不是唯一的。另外，要 素 禀 赋 的 测 度 是 不 完 备 的 ， 特 别 是 无 法 分 开 熟 练 劳 动 和 非 熟 练 劳 动 ， 而 且 ， 各 个 经 济的 自 然 资 源

20、禀 赋 的 差 异 也 被 忽 略 了 。 那 些 是 将 来 需 要 研 究 的 课 题 。如果一个地区是依照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原则实行生产，那么可以预测的是其所有产业生产所用要素投入比例的加权值（权值为该产业的产值占总产出的比例） ，会相对于没有按禀赋比较优势生产前的所有产业要素投入比例的加权值，更接近其禀赋的要素比例。因为如果一个地区趋向于符合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的生产，那么更多运用10 K/L=0，意味着一个经济体的生产要素禀赋结构中没有任何资本存量。显然，此时制造业最优的资本劳动比率必定是 0。也就是说（1）式是从原点出发的一条曲线。 是该曲线在原点之处的斜率。11 TCI*除了决定于

21、要素禀赋结构之外，还受到发展阶段和自然资源丰裕程度的影响。我们这里不考虑这些因素。8其丰裕要素的产业的产出会增加，这些产出的要素投入比例的权值就会增加，而这些行业的要素投入比例显然较更多运用其稀缺要素的产业更接近禀赋的要素比例。假定技术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存在稳定的函数关系，则我们可以将某一行业的要素投入结构和所在地区的禀赋结构之比称为技术选择指数（Technology Choice Index，TCI ） 12。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假定只有两种投入劳动和资本，人均资本即为要素密集度或禀赋结构。设 kitR 和 Iit* 分别是某地区的人均资本存量和该地区某行业的最优资本密集度，下标 i 和 t

22、代表地区和时间。设 Iit* 是 kitR的函数，（1）)(*tI这里， I(.)是一个增函数。简单起见，假定函数关系是线性的，（2）Rititkc*该行业对本地区比较优势的吻合程度可以被表示为该行业实际资本劳动比 kitE,和 Iit*之间的比值（3）*/cIkCititEit其中， cit 是 kitE 和 kitR间的比值。显然在实际经济中， Cit和 是不可观测的，*c而且 是不唯一的，因为各个产业的技术发展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就是在同一产业内*部也存在技术的异质性。我们在下文中将可以观测的 kitE 和 kitR间的比值 cit称为技术选择指数，并通过 cit在区域和时域上的特性来分析

23、技术选择和技术结构的变化。当然实证测量中，一旦限定了 cit的计算范围，比如说整体工业部门或者某个工业行业，也就等同是假定在该范围内技术具有了同质性。这无疑是一个高度简化的做法。假定政府的政策干预在两个层次上展开：一个是为了实现快速的工业化，而将更多国民收入投入到工业部门，即工业部门存在过度积累；另一种可能性是，给定工业部门的积累，将资金密集地集中到少数几个部门或者少数的（国有）大型企业。由此，在实际的经验研究时，我们计算技术选择指数 TCI 至少有三种方式，一是将整体工业（或制造业）的资金密度比上本地区的资金密度；二是计算各工业行业的资金密度，然后按照产出（总产值或增加值）加权，再比上本地的

24、资金密度；三是充分考虑厂商规模和个数的分布，以此来控制住政府可能对某些大企业的扶持。当然第三种情况最为合理，但却受制于数据的可得性。下文中，我们利用中国的省级数据样本和跨国数据样本对前两种方式进行全面的验证。12 该方法的首次提出参见林毅夫和姚洋（1999） 。9二、中国各省工业部门的技术选择指数我们首先按照上述思想计算了中国 28 个省总体工业部门和国有工业部门的技术选择指数，该指标也可以近似作为一省整体经济结构的技术选择指数。当然这种近似并不严格，原则上应当按照工业、农业、建筑业等来加权计算技术选择指数，但由于统计数据的限制，我们只能将分析的重点放在工业部门上。（一）计算方法我们大致上将总

25、体工业部门技术选择指数计算的计算步骤分成如下几个部分：1、对于固定资本形成数据的整理。我们利用固定资产形成的数据估算了中国各省的固定资本存量，并以之作为计算禀赋结构的依据。固定资本形成的原始数据主要是取自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和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固定资本形成的平减指数主要按照“1952-1995”一书中给出的固定资本形成指数值计算得来。1996-1999 年，所有省份的指数值均不存在，因此固定资本形成按照各省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平减。在上述数据中，天津缺少全部的指数值（1995 年以前） ，因此我们只有使用天津市区的 RPI 来近似作为固定资本形成的平减指数。江

26、西缺乏所有 1952-1978 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数据，但并不缺少固定资本形成指数。我们按照积累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乘以1.3，即资本形成占 GDP 支出的比重高于前者的程度，再乘以江西每年的 GDP，以得到资本形成的估计值。假定固定资产投资占资本形成的比例一定，则 1978-80 的比例为0.86，以此值乘以 1952-1977 的资本形成估计值，得到固定资本形成的估计值。广东缺少 1952-1977 年所有数据（固定资本形成及其指数值） ，因此只好按照江西的做法估算投资数据，且按照 RPI 进行平减。2、基于对固定资本形成数据的整理，我们计算了各省的实际资本存量，具体方法是：先按照分省的固定资

27、本形成平减指数将固定资本形成统一折算到 1978 年不变价的数据。然后，按照折旧率 10累计计算固定资本存量，所以资本存量均按照 1978 年不变价计算。各省人均资本存量是按照劳动力总数计算出来的 13。注意这一简化做法的最大问题是忽略了移民或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为劳动力总数的官方统计一般没能包13 注意，对于一个地区的资金密度可以有两种方式衡量，一个是计算该地区的固定资本存量再比上该地区的劳动力数量，第二个是将滞后平均的人均 GDP 作为近似替代。我们在本文中以前者为准。10含外来打工的人数，这会使类似广东等省的按本省劳动力数估计的资本密集度大大高于其实际值。3、中国工业的总体统计数据中，从

28、业人数和职工人数差异巨大。且在 1995 年以前的数据中，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的职工人数与中国统计年鉴中的职工人数，及从业人数均不相同，大致上介于两者之间。由此，我们在计算技术选择指数时，分别按照职工人数和从业人数进行了两次计算。其中，职工人数的数据全部来源于中国工业交通能源 50 年统计资料汇编 1949-1999 。中国各省的工业从业人数 1985 年以后采用了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但 1978-1984 年间，缺少从业人数统计。因此，我们将改革开放 17 年来的中国经济中的“第二产业从业人数”数据，按其和“工业从业人数”在 1985-1987 年的差异比例的平均值，再乘以“第二产业从业

29、人数”1978-1984 年的数据，以估算出所缺损的工业从业人数数据。4、我们利用各省的工业部门固定资产原值、从业人数和职工人数，计算了工业部门的资本密集度。其中，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交通能源 50 年统计资料汇编 1949-1999 ，并用固定资本形成平减指数统一折算到 1978 年不变价数值。将该资本密集度的数值再和滞后一期的全省总的实际资本密集度相除，即得到总体工业部门的技术选择指数 14。表 1 中汇报了按照从业人数计算的 TCI 数值。5、国有工业企业技术选择指数的计算也基本上遵循了上述过程。国有工业企业的资本密集度是用其固定资产原值（按固定资本形成平减指数折算到 1

30、978 年不变价）除以职工人数得来的。将国有工业资本密集度比上滞后一期的禀赋结构值（各省的实际资本存量除以相应省份的劳动力总数） ，就得到了国有工业企业的 TCI 数值（见表 2） 。14 林毅夫和姚洋（1999）计算了中国农村乡镇企业的技术选择指数，其基本方法与本文类似，即将乡镇企业的资本密度比上各省农村人均资本存量。不过，在具体处理细节上与本文有所区别。其中，农村资本存量是乡镇企业净固定资本、农村集体净生产性固定资本与农民的储蓄存款之和。由于农民的储蓄作为一个存量有相当一部分已经贷给了乡镇企业，并形成了资本存量，因此上述资本存量的估计显然偏高。如果假定乡镇企业难以通过银行从城市储蓄中获得资金，那么该估计值就应当是农村生产性资本存量的上限（或者说是乡镇企业可获得的生产资本总额） 。该文中亦将乡镇企业的可得资本定义为从银行中获取的贷款，以之看作可得资本的下限，并在计量中同时考虑了这两种测度方式，但在估计结果方面没有太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