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山西省百企千村扶贫工作中的政府行为分析【摘要】山西省百企千村工程的工作重点是通过农业产业化来达到扶贫的效果，由于农业的弱质性以及市场失灵的存在，政府的适度干预是十分必要的，但我们在古县的调研过程中发现，政府在干预过程中出现了“越位”问题、盲目性问题、形式化问题以及缺乏长远规划的问题，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明确政府的干预范围和干预程度是进行百企千村扶贫工作的当务之急。 下载 【关键词】百企千村 农业产业化 市场失灵 政府干预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扶贫开发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扶贫的过程中我国形成了六大有效的扶贫模式，其中就包括农业产业化扶贫。山西省作为典型的资源型省份，近
2、年来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实力（山西省扶贫办主任，王立伟）。但在全国新一轮的扶贫工作中，山西省依然是重点省份，目前尚有贫困人口达 412 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 17.1%。在这样的背景下，产业化扶贫无疑成为山西省扶贫工作的着重点，因此，2013年 7 月 18 日开始，山西省政府决定在全省贫困地区实施百企千村产业扶贫开发工程。在整个项目中，政府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同时也出现了一哄而上、农产品“卖难买贵”、强制推广等问题，因此，如何正确发挥政府的调控职能，避免政府干预失灵，保证农业产业化顺利进行需要我们重新思考。 二、文献综述 政府干预农业产业化的初衷主要在于：首先，农业作为弱势产业，需要政府的扶持
3、（杨德敏，2004；周柯，2006）。农业生产具有不可逆性、季节性、批量性等特征（徐大连，2004），而且生产周期长，这些问题单靠市场无法解决，只有通过政府对农业产业化经营进行有效的干预，制定有效的政策，才能促进农业产业化的进行。其次，市场失灵，要求政府进行干预和调节。这也是政府干预农业结构调整过程的主要原因（许茂林，2003）美国财政学家穆斯格雷夫说，市场机制事实上无法单独发挥全部经济职能。当一项经济活动具有外部效应、一个企业生产公共物品或者市场的竞争不完全时，人们可能发现在某些活动获利能力和社会获利能力之间存在着差异，市场可能失灵（Paul A.Samuelson，1992）。农业生产品种
4、多样化、小规模，缺乏权威市场信息的支持，易受市场冲击，种植品种和规模稳定性差，容易产生供过于求或供不应求现象，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也十分有限（黄曦，2006）。而市场失灵在农业结构调整中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农民想调却不敢调，或不知如何调（高韧和邢安刚，2009）。二是部分农民盲目跟着别人调（杨德敏，2004）。综合看来，政府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既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客观需要，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林元旦，2004）。 尽管政府的初衷是好的，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此产生的问题也越来越多。2002 年 1 月 8 日，河北阜城县农民曹连升政府苦心栽培的种菇大户，因种植双孢菇赔了本钱，
5、到县委大院将一把木板刀刺入自己的腹部，差一点送了性命。2005 年，新疆奇台县老奇台镇二畦村 4 组村民金德松在接受采访时摇头叹息哪怕政府给我再多优惠政策我也不种亚麻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需要政府的干预，但干预又往往是无效的，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学者大多是从理论的高度来阐述的，很少有人从微观方面进行实地调研找出问题的根源。因此本文针对已有研究的局限性利用在山西省古县的访谈数据来探讨政府在农业产业化进程中干预失灵的原因。 三、调查地点概况 我们的调研主要集中在古县岳阳镇、旧县镇、石壁乡的 5 个行政村，以及古县的 7 个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调研主要采用访谈的形式。 四、古县
6、政府行为分析 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发现，古县政府在干预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政策扶持方面，但同时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很多：（一）政府行为的“越位”现象 古县政府在对桃源核桃生物有限公司进行干预时，并没有过多的与公司的负责人进行意见征询，仅仅是通过自己的一手“操办”，为了达成自己的指标采取简单粗暴的命令方式，企业迫于政府的压力只能顺从。企业根据市场的需要来进行调节经营，政府只能扮演引导者的角色，但对于桃源核桃生物有限公司来说，县政府却是幕后的实际操控者，这种“政府包办”的现象最终导致了该厂破产，挫伤了经营主体的积极性，也使农民的利益受到了伤害。一些学者也指出政府在农业产业化中
7、，仍然沿用计划经济的手段和方式（周珂，2006），没有从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思想观念中解放出来，往往愿意包揽一切，给出过多的行政干预（王绍芳，2010），从而造成政府“越位”的现象成为普遍。 （二）政府干预的盲目性 县政府对桃源核桃生物有限公司干预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在下达行政命令之前并没有进行深入的市场调研，在核桃产业过剩的情况下仍然要求企业扩大规模，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失败。脱离市场的农业产业化注定是行不通的，县政府领导仅仅在办公室想当然，搞“拉郎配”，最后导致农业产业化产品“趋同”，部分产业过剩，出现“卖难”、“买贵”的不良现象，严重的甚至会导致企业之间的不良竞争。 （三）政府干预缺乏长远规
8、划 在访谈中该厂负责人提到了政府在让他们扩大规模后，就再没有出现过。县政府在完成了眼前的指标后，就对企业的长远发展置之不理，仅仅为了搞形象工程，盲目追求农业产业化规模，对于企业的后期发展不管不顾，使得整个农业产业化存在很大的主观性和盲目性。 （四）政策形式化、口号化 农业产业化应该首先来自市场的压力，然后来自农民的需求，古县政府既没有进行市场调研，甚至在当地农民连是什么都没搞清楚的情况下，就把工作给做了，不管最后结果如何，农业产业化的主体之一农民是肯定没有从中获益的，这样的工作又有什么意义，仅仅是迫于上级政府的压力和应付检查，为完成指标而做工作。这样形式化的政策只留在了红头文件上，并没有真正落
9、到实处。 五、结论 山西百企千村项目初衷是好的，想通过农业产业化来帮助农民增加收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地方政府的干预也是必要的，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对其干预的范围和干预程度提出了要求，政府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牢记干预的初衷是为了农民和龙头企业的切实利益，摆脱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常用的那一套，政府发挥调节农业结构的职能，要以市场失灵为限度。 注释 1王金涛.发展产业化，力避瞎指挥，人民网 http：/李润文.政府越位带来了什么？.http：/参考文献 胡晓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业保护政策J.管理世界，1995（5）：5-21. 杨德敏.论农业结构调整中的政府干预J.经济师，2004（10）：188-189. 周柯.论农业发展和结构调整中的政府职能J.经济经纬，2006（4）：120-122. 洪蔚兴.农业结构调整中政府职能的充分发挥浅析J.中国科技信息，2005（12）：19. 作者简介：陈荣（1992-），女，山西省晋城市，山西师范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管理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