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农业科研体系演变、绩效与未来发展摘要：农业科研体系构建与发展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和保障。中国的农业科技体制化肇始于戊戌变法，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逐步健全的过程。农业科研体系为中国农业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动力，中国农业增长就是现代生产要素逐步替代传统生产要素的过程。在土地稀缺的刚性制约下，中国农业技术发展应继续走“集约经营” 、 “精耕细作”的道路。 关键词：农业科教体系；制度演变；绩效考查 一、晚清以来中国农业科研体系演变 （一）晚清时期农业科研体系的创立 农业科技体制化的标志主要表现为农业管理的组织化、专门化和制度化。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化肇始于戊戌变法，1898 年清政府设立农工商总局，
2、“中国向本重农，惟尚无专董其事者，不为倡导，不足以鼓舞振兴”。1903 年“新政”实施后，复设农工商部，下设四司，各省则设劝业道。以筹划发展农业为旨归之机构的设立，为农业政策的贯彻和农业改良提供了制度和组织保证。 创办农业科研机构是实现农业近代化的根本性措施。1898 年，上海成立育蚕试验场，是中国第一家近代农业科学试验机构。1903 年 11 月，商部正式奏准设立试验场，在政府积极倡导下，至 1911 年，除西藏、宁夏、青海、蒙古外，全国主要农业省份均设立了省县级农业实验场，建制、规模、经费来源多种多样。 （二）民国时期农业科研体系的变迁 20 世纪 30 年代，农业技术创新的技术供给源逐渐
3、形成，中华农学会、中央农业实验所及农科大学构成了国家农业科研体系的主体。 从 20 世纪初期开始，一些农科大学开始从事近代农业科学研究，通过研究、改良和引进先进技术、优良品种和农机器具， “意在劝农，先为之考土质，办物宜，求嘉种，审肥料” ，有力推动了传统经验农业向近代实验农业的转变。20 年代末到 30 年代，在留学归国人员的推动下，政府开始效仿美国，推行教学、科研与推广相辅相成的农业教育体制，加强农业技术推广力度，有效改善了教育、科研与生产严重脱节的局面。1932 年 1 月，中央农业实验所正式成立于南京，主管全国农业研究改良与推广，使得中国农业科研开始步入正规化，具有里程碑意义。 然而，
4、由于缺少一个通盘考虑的规划，民国农业科研体系对农业发展的贡献并不大。一方面， “农业教育制度及农业建设制度之分离” ，即中央与省方之农学院隶属于教育部，农业研究机关则隶属于农林部。另一方面，整个国家用于农业的人力财力有限，且十分分散，尤其是科研人员散处各地，终不免孤陋寡闻， “此对于研究工作之损失，难以补偿” 。（三）建国以来农业科研体系的发展 建国以来，农业科研体系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传统农业科研体系的形成时期（19491966） ，在科研机构建立、人才培养、学科设置、科技成果推广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为现代农业科学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第二阶段，农业科研体系的削弱和停
5、滞时期（19661976 ） ，除个别领域和项目取得了一定成就外，整个农业科学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科研人员流失严重。第三阶段，恢复和建设时期（19761985） ，农业科研事业得到迅速恢复和重建，科研机构由1978 年的 597 家增加到 1985 年的 1428 家。第四阶段，商业化和拨款方式革新时期（19851998 年） 。自 1985 年起，对高度集中、弊病丛生的行政性科研体制进行改革，允许科研部门从事商业化创收活动并创新科研拨款方式。第五阶段，科研单位转制和企业投资萌芽时期（1999 年至今） ，启动了新一轮较大规模的科研体制改革，推行科研机构转制、分类管理及企业投资农业科研等政
6、策。 目前，通过多轮体制与机制改革、科研资源整合及农业前沿和关键领域的学科体系建设，形成了学科门类较为齐全的农业科研体系，主要包括三个子系统：一是以中国农业科学院为中心，从中央到地方的多层次、全门类的三级农业科研体系；二是中国科学院下属农业科研子系统，重点从事农业基础理论研究；三是农业高等院校，主要从事农业教育、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同时，农业科研体系的人才规模逐步壮大，整体素质明显提升，2011 年全国共有农业科研人才 27 万人，其中高级职称占 19.6%。 二、农业科研体系对农业增长的贡献 近代以来，科技、教育与生产三者之间呈现两种发展趋势：一方面，三者不断分化，各自独立发展；另一方面
7、，三者的结合日趋加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是一个技术、社会和制度变革相互交织的过程，而科研和教育起着最为关键的作用。现代农业的根本特征在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但传统农业地区几乎没有新的农业技术可资利用。因此， “为了加快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需要向这些地区推广新的和更具生产效益的农业技术” 。舒尔茨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国家农业产出大幅度增长依赖于三个主要根源，即以教育和改善农民健康状况为特征的人力资本投资、物质资本的投资和高产作物的采用。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传统农业实现了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的统一，不断推动农业专业化和社会化分工，从而实现农业劳动生产
8、率、土地产出率的不断提高和农业的持续发展。 20 世纪上半叶，美国农业出现的两次技术革命，使其基本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农产品高度商品化，在这个过程中，农业院校发挥了重要作用。1821 年，缅因州建立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所农业学校，到 1861 年美国内战爆发前夕，大多数州已建立了农学院。19291972 年，科技进步对美国农业产量增长的贡献率为 81%，对生产效率的贡献率也达到了71%。日本现代农业的发展也充分地说明这一点：19501978 年，日本水稻种植面积由 288 万公顷减少到 247 万公顷，但产量却从 941 万吨增加到 1254 万吨，自给率由 89%增长到 111%，这主要得益于化
9、肥、农药和良种的推广使用。 农业科研也为中国农业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动力，显著提升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结束了主要农产品长期短缺的历史。科技进步对农业的贡献率在“一五”期间仅为 20%， “五五”期间增加到 27%，到“十一五”末期已达到 52%。19492002 年，全国共培育作物良种计 41 类，7570 多个，使粮、棉、油等主要农作物品种在全国范围内更新 35 次，良种覆盖率达到 85%95%。1949 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只有 11 318 万吨，人均产量仅为 208.9 公斤；2012 年，粮食总产量达到 58 957 万吨，人均 435.4 公斤，与 1949 年比较，总产量增长 5.
10、2 倍，人均产量增加108%。对中国而言， “可以断言，中国农业增长的过程，就是现代物质生产要素替代传统生产要素的过程” 。19651988 年，传统要素投入对农业总产出的贡献份额由 27.16%下降为 5. 64%，而现代要素投入对农业总产出的贡献份额则由 72.84%上升为 94.36%。其中，化肥、农药和农机等现代要素投入的增加占主要地位，其投入弹性逐渐增大，如化肥的投入弹性由 19651978 年的 0.20 上升到 19841988 年的 0.28，而传统要素的投入弹性却不断下降，如劳动力的弹性由 0.33 降为 0.22。 三、中国农业技术体系变迁的路径选择 根据“速水-拉坦诱致创
11、新理论” ，资源状况是影响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只要存在比较完善的市场体系，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业技术类型就会被市场需求自发地诱导为与农业资源禀赋情况相适应。受一国资源条件和经济发展阶段的约束，农业吸收资本、技术等现代要素可以分为两种模式：生物化学（土地节约）技术模式和机械（劳动节约）技术模式：前者是土地资源短缺条件下的一种路径选择，即通过增加化肥、农药和薄膜等要素的使用量来提高单位生产效率；后者则是土地资源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背景下的一种发展模式，即依靠增加机械动力投入来提高农业生产率。 从制度经济学看来，当强制性变迁的因素变弱或不再成为制度变迁的主导因素时，诱致性制度变迁就会悄悄地起作用，随着
12、影响强制性变迁因素越来越弱，制度和技术变迁逐渐表现为诱致性。从内在机制看，导致诱致性变迁的主要因素是相对价格的变动，如果农业生产要素比例的变化可以解释为相对价格变动的结果，那么从要素禀赋制约或要素比例变化就可以推断出制度和技术变迁是被诱导的结果。事实上，建国以后的农业制度和技术变迁完全验证了这个结论。 从集体耕作制下的农业技术变迁看，在不变的约束条件下，技术变迁依然朝着禀赋约束的方向发展。林毅夫对集体耕作制下矮杆水稻普遍推广和种植的研究验证了这一结论。王思明进一步指出，未来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仍然是土地而不是劳动力，因此中国农业技术发展的方向也应当是以相对丰裕的要素替代稀缺的要素，继续走
13、强化“集约经营” 、 “精耕细作”的道路。与传统农业不同的是，这里的“集约经营”不是多劳集约，而是更强调知识和技术的集约，在更大规模和程度上以科学技术替代稀缺资源和要素。1978 年以后，大机械化农场经营方式并没有被中国选择，原因是单纯依靠机械化经营是一种土地密集型的技术战略，这种经济制度不符合我国地少人多的禀赋条件。 参考文献： 1任鸿隽.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2罗伯特 D.史蒂文斯，凯瑟 L.杰勃勒.农业发展原理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2. 3王振锁.日本农业现代化的途径M.天津：天津社科出版社，1991. 4顾焕章，张景顺，宋俊东等.中国农业增长的源泉与技术进步J.农业技术经济，1991（01）. 5王荣，王培志.农业制度、技术因素对中国农业增长的影响分析J.农业现代化研究，1993（06）. 6弗农?拉坦.诱致性变迁理论A.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7王思明.中美农业发展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9. *本文受国家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项目（课题编号：GYHY201306064）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编号：11ZWB001）共同资助。 （作者单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