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仁者管仲的治国典范先后担任过齐相的管仲和晏婴，向来被人们看作历史上的贤相。管仲是春秋初期的名人，正是他协助齐桓公，把中国历史导入春秋时代，晏婴则是古代智者从政的代表，成为季世之际维系国家生存的大臣榜样。相对而言，管仲的历史地位比晏婴要略高一些，事功也比晏婴突出，而晏婴的机智应变和俭约，则是管仲所不及的。后世谈到古代贤相，往往管晏并列；兼谈将相时，则管乐并列（乐指燕国大将乐毅） 。即便从为政楷模的角度看，管仲和晏婴也在管理思想史上具有相应的位置。 管仲名夷吾，字仲，春秋齐国颖上人。他是贵族后裔，从他拥有的知识、能力来看，他受过当时贵族子弟的良好训练，礼乐书数射御样样在行，尤其是射和御比较精通。
2、但到了管仲时家境已经没落，他曾经坦言自己的贫困和潦倒，为了谋生经过商，当过兵。后来在齐僖公时，管仲与鲍叔牙分别辅佐公子纠和公子小白。齐僖公死后，襄公继位，齐国内乱，管仲护送公子纠逃亡鲁国，鲍叔牙护送公子小白逃亡莒国。等到齐襄公把政局折腾得不可收拾，自己也死于非命后，齐国无君。在外的这两位公子，谁回国早谁就有可能当上新的齐君。齐国的执政大臣倾向于公子小白，派人到莒国去迎接，而鲁国则希望拥立公子纠，由鲁庄公亲自护送返国。为了阻止小白继位，鲁国派管仲带兵赶到前面阻止小白回国。管仲截住莒国护送公子小白的队伍，一箭射中了小白。谁也没想到，小白命不该绝，迎面射来的箭卡在了带钩（相当于现代的皮带扣）2上，这
3、位聪慧过人的公子应声倒下装死，躲过一劫。鲁国的队伍以为小白真的中箭身亡，放慢了行进速度，结果到了齐国，才发现上了当，小白已经登基，变身为后来大名鼎鼎的齐桓公。鲁庄公不肯罢休，武装干涉，结果不但被齐军打了回去，而且被齐军截断了鲁军的归国道路。齐国还向鲁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鲁国杀掉公子纠，交出辅佐公子纠的管仲和召忽。 “召忽、管仲雠也，请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将围鲁。 ”（史记?齐太公世家 ） 。在齐国大军的逼迫下，鲁国只好杀了公子纠，召忽自杀殉主，而管仲不肯自杀，让鲁国把自己囚禁起来，等待齐国发落。 按常理来说，管仲在齐国的政治生命就此完结。不过，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些小概率事件会改变历史。新上任的齐
4、桓公同管仲有一箭之仇，非要杀掉管仲不可。而辅佐齐桓公的鲍叔牙，与管仲的交情非同一般。齐桓公本来要任用鲍叔牙为相，鲍叔牙坦诚告诉桓公，论治国能力，他远远比不上管仲。鲍叔牙向桓公说明，自己有不如管仲的五个方面。 “若必治国家者，则其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宽惠柔民，弗若也；治国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结于百姓，弗若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弗若也；执鼓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 ”（国语?齐语）他终于说服了桓公，以“欲以戮之于群臣”的名义，把管仲从鲁国弄回齐国。一转眼，阶下囚当了相国。此后，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了春秋时期的第一代霸业，连桓公本人也尊称管仲为“仲父” 。 正因为有鲍叔牙的
5、力荐，管仲与鲍叔牙的交往成为历史上的著名典故，留下了“管鲍之交”这一成语。管仲曾经说过他与鲍叔牙的关系：“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3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史记 ? 管晏列传 ）可以说，管鲍之交不仅是管仲建功立业的基础，也为管理思想史留下了一个积累和利用社会资本、识别和评价人才的范例。 管子一书，尽管疑问很多，成书较
6、晚，但毕竟包含了管仲的基本思想。其牧民中的“国颂” ，在其他史书中都有佐证，可以确认其属于管仲的基本治国理念。全文不长，却是管仲管理思想的纲要。照录如下： “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国之度，在饰四维；顺民之经，在明鬼神，山川，敬宗庙，恭祖旧。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野芜旷则民乃菅，上无量则民乃妄。文巧不禁则民乃淫，不璋两原则刑乃繁，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山川则威令不闻，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 管仲的管理思想，首
7、先表现在价值观念上。他强调“四维”即礼义廉耻对国家的意义。对此，人们固然可以把四维看作是西周礼治的绪馀，但更要看到这种因循中的创新。管仲认为，四维是国家纲纪。由此可以看出，管仲的治国目标，外显的是国土民众和物质财富，而内含的是道4义准则和文明理念。价值观念一旦出了问题，国家就会倾危覆亡。 “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 ”作为统治者，时刻要关注四维的动态，采取对应的矫正措施，价值观念的偏失一旦累积到积重难返的地步，任何物质财富都无济于事。所以，管仲所说的“国乃灭亡” ，并不是物质意义上的亡国，而是文化意义上的亡国。四维的意义，一是保障社会秩序，二是辨别善恶正邪。 “礼不节，
8、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 ”（管子 ? 牧民 ） 需要说明的是，价值观念虽然是稳定的却不是一成不变的，表达价值观念的词语含义也会变化。管仲所说的四维，其含义在后代有所变化，不可用今义解释古义。礼在整个古代的含义变化不大，无需说明，即便如此，春秋之礼同西周之礼已经有了差异。义在秦汉时期就有了变化。所谓“义不自进”的义，是谦谦君子的贵族风度，所以当时才释为“无巧诈” 。但是随着社会的变迁，到了秦汉， “自进”就已经正当化了。汉代察举对策，就有了“自炫鬻”之风。当然，严守古训者对此并不赞赏。唐代科举，曾经有过“不求闻达科” ，
9、据唐人赵因话录载：“德宗搜访怀才抱器、不求闻达者。有人于昭应县逢一书生，奔驰入京。问求何事，答云：将应不求闻达科。 此科岂可应耶！号欺聋俗，皆此类也。”说明“不自进”仍在有些人那里被推崇。廉的古义是堂屋的侧边线，说文曰：“廉，也。 ”注曰：“堂之侧边曰廉，故从广。 ”由于其方方正正，到春秋时，其义已经引申为正直。管仲四维之廉，就是正直义项。战国以后的廉字，才逐渐有了与贪字相对的含义。耻的含义一直未5变。 说文称：“耻，辱也。 ”但是，以什么为耻，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准则，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标尺。所以，管仲所说的四维，就其内容来说，并非等于后代倡导的四维。但是不管古今词义有多少差别，管理须把价值观
10、放在首位却古今一理。正因如此，不仅在春秋以后的帝制时代，管理思想以四维为纲被普遍接受，而且直到民国年间，还能经常看到四维之说。国民政府曾经推行过新生活运动，就是以四维八德为标榜的（民国的四维八德，四维仍是礼义廉耻，八德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管仲对四维的强调，确立了中国传统管理中的基本价值取向。 正是出于对价值观念的重视，管仲特别注意治国中做到“名正言顺” 。借助周初分封时赋予齐国可以征伐其他诸侯的权力，齐国强大起来的兵力指向四邻，号令诸侯。齐桓公因为同蔡姬发生了矛盾，让蔡姬回了娘家，结果蔡国干脆把蔡姬改嫁了别人。齐桓公大为恼火，直接出兵要灭了蔡国。但这种用兵理由实在上不了
11、台面，于是，管仲把攻打蔡国的军队指向楚国（蔡紧邻楚地） ，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惩罚楚国不给周王进贡。齐国北征山戎，毫无理由地攻击一个没有危害自己的部族说不过去，正好山戎在骚扰燕国，管仲就把这次战争的理由说成推动燕国“修召公之政” ，帮助燕国恢复立国之初的开明政治。不论这些说法是不是借口，起码可以由此认定，管仲治下的齐国，特别注意自己在国际上的主持正义形象，这正是价值观领先的表现。正如今天的公司，不论赚钱的心理多么强烈，但堂而皇之的标榜总是社会责任。 就以管仲自身行为的抉择而言，也有价值取向上的衡量标准。从他对鲍叔牙的赞誉来看，与其说是赞扬鲍叔牙的美德，不如说是解释自己6行为选择的正当性。当他辅佐的
12、公子纠被杀后，同为辅佐的召忽，认为不能背叛公子纠，并选择自杀，管仲的抉择显然不同。他强调君臣关系以社稷宗庙为重。 “夷吾之为君臣也，将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庙，岂死一纠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庙灭，祭祀绝，则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则夷吾生。夷吾生则齐国利，夷吾死则齐国不利。 ”（管子?大匡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管仲强调四维，鲍叔牙、召忽也强调四维，他们在这一点上具有共识。所不同的是，三人显然对四维有不同的理解，即使理解相同也有排序上的不同。就拿忠诚来说，召忽把对公子纠个人的忠诚摆在首位，管仲则把对齐国的忠诚摆在首位，其优先次序是不一样的。但他们三个人能够互相理解，说明在当时已经有了价值观念上
13、求同存异的努力，这对于个人行为的组织化具有重要意义。在管仲的言行中，尽管资料残缺，但依然可以看到不同观念的兼容。这种价值观念上的多样化和冲突权衡，是春秋时期政治适应社会变化的思想反映，也为后来的诸子之学开了先声。 重视价值观，不等于把物质与精神割裂开来。管仲的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说明了二者的关系。所以，管仲治国，特别注意富民与强国的关系。齐国本来就是大国，立国之初太公姜尚的治国原则就是“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 （史记 ? 齐太公世家 ） 。管仲继承了这一传统， “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遂滋民，与无财，而敬百姓” （国语 ? 齐语 ） 。虽然管仲没有明
14、确对人性进行论述，但他对仓廪和礼节、衣食和荣辱的因果关系链接，说明管仲正面肯定人的需求和欲望，民富了才能国强，物质丰富了才有精神文7明，由此把各种管理措施建立在民与国的利益一致性上。这一点至关重要，正是管仲奠定了这一逻辑基础，使得后来的诸子百家各派思想，不管其观点上有多大差别，大多都吸取了这一观点。即便是不大看重物质的儒家，也同管仲的观点类似。孔子把治国顺序列为“庶之，富之，教之” （论语?子路 ） ；根本反对齐桓晋文之事的孟子，却特别强调恒产和恒心的关系，也在那里精心设计“制民之产”的井田模型，强调富民之后才能“驱而之善” 。在这方面背离管仲思想的，主要是法家学说。商鞅和韩非看到了饥饿对民众
15、的驱动力，把民与国对立起来，认为民强则国弱，民富则国贫。所以，管仲的思想与后来法家的思想有着重大差别。概要来说，管仲的逻辑，是顺应民意，谋求国家仓廪实与民众衣食足的统一，其管理措施建立在国与民的利益一致基础上；而商韩的逻辑，是国家掌握资源与生活资料以驱动民众为国尽力，其管理措施建立在国与民的利益对立基础上。可以说，法家思想相对于管仲思想，蕴含的逻辑恰好相反。当然，管仲也谈到统治者要运用生、杀、贫、富、贵、贱“六柄” ，但同后来法家十分热衷于赏罚二柄相比，管仲更多地强调要“慎用六柄” 。所以，有人称管仲为早期法家，恐怕不妥。 需要指出的是，管仲的思想并不完全一致，他也有自己的国家管制理论。然而，
16、这种国家管制，是在西周晚期逐渐出现的社会变化基础上形成的，同后来战国晚期法家主张的以国改造社会的管制理论有较大差别。管仲在齐国主持的内政改革，主要表现在推行新的组织编制措施上。“圣王之治天下也，参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为之终，而慎用其六柄焉。 ”（国语 ? 齐语 ） 8“定民之居”和“成民之事”的措施，主要内容是四民分居，这是管仲的首创。所谓四民，即士农工商。管仲在历史上最早推行了按照职业固定居住地并限制迁徙的政策。 “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其事易。 ”“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 ”即按照职业分区居住，士人居于文化教育区，手工业者居于官
17、府手工业区，商贾居于市井贸易区，农人居于田野耕作区。这种分区居住的好处是能够形成职业化环境，相关技艺可以父子相传，耳闻目染， “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子弟之学不劳而能” ，潜移默化而养成职业习惯， “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 ”（国语?齐语 ）子承父业，秩序井然，不会见异思迁。用现在的眼光看，四民分居是对自然演化的职业分工予以组织确认和强化。 以四民分居为基础，管仲在齐国“参其国而伍其鄙” 。郊之内为国，郊之外为鄙。他把国（城）分为三部分，鄙（城外之野）分为五部分，各部分相对独立管理。从管理学角度看，这种组织变革，不妨称其为古代的“事业部制” （当然也要看到它与工业化时代的事业部制具有
18、根本不同） 。国内的三部分，分为二十一个乡，其中工商之乡六，士之乡十五。“参其国”就是这十五个士之乡分别由齐桓公、贵族上卿国子、高子三人各统帅五个乡。士之乡既是行政建制又是军队建制， “军令寄诸内政” ，形成齐之三军。工商之乡则按照工三族市三乡的划分与士之乡对应。五鄙也采用与二十一乡类似的方法，加以重新编制和组织。山林川泽则理顺了管理机构，泽立三虞，山立五衡。由此，齐国形成新的组织架构。这种组织架构，军政和民政重合，族属和职业重合，承袭了西周以来的9部族统治习惯，又突出了职业分工和社会管理，带有春秋时期的新特点。齐桓公能够在春秋时期率先称霸，得益于这种国家组织体系的改造。 国内之乡的管理，主要
19、与军队和工商相关，而五鄙的管理，则主要为农业生产。在五鄙，推行的政令主要是：“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政不旅旧，则民不偷；山泽各致其时，则民不苟；陵、阜、陆、 ，井田畴均，则民不憾；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牺牲不略，则牛羊遂。 ”（国语?齐语）所谓“相地而衰征” ，就是根据土地好坏实行差别租赋，合理负担；所谓“政不旅旧” ，就是推行政令不能用旧人；所谓“山泽各致其时” ，就是管理要顺应时令；所谓“陵、阜、陆、 ，井田畴均” ，就是各种地形灌溉设施实现均衡（中国农民在土地管理历史中积累了精细的方法，如肥瘦宽窄腴瘠薄厚的搭配，其精密程度叹为观止，可为管仲管理方法的旁证） ；所谓“无夺民时” ，就是政令必
20、须同生产节令吻合；所谓“牺牲不略” ，就是不能掠夺式征收牲畜。所有这些管理措施，都蕴含着藏富于民、均平负担、不违农时、顺应自然的取向。 现代人看到四民分居和叁国伍鄙这些资料，往往会从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的角度批评这种职业的固化方式。对此，需要从古代情境的角度设身处地加以评判。以四民分居来说，在前工业时代，生活区与生产区是重合的，无论是从技术角度，还是从信息角度或者管理角度看，管仲明确按照职业划分区域，都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中国古代的国家形成路径，与欧洲相比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欧洲的古希腊罗马是在氏族社会崩溃的基础上建立了国家，而中国是在氏族社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建立了国家。所以，夏商周三代的国家有一
21、个典型特征，即部族统治。西周10的诸侯国按照族属区分“国人”和“野人” ，春秋早期的诸侯国，哪怕是大国，诸侯的实际控制范围都不过是一个本族城邦，管理的辐射范围有限，疆域随着部族的迁徙不断变化。由部族统治发展到地域统治，是中国古代国家形态升级必须走过的路径。管仲的这种四民分居的社会组织方式，既继承了西周分封制下国和鄙（都和野）区分的制度框架，又加入了时代变化后职业分工逐渐强化的管理需要，在一定意义上是从部族国家走向疆域国家的探索。 由于管仲的管理思想蕴含于其治国实践，所以，他带有明显的经验主义色彩，他特别重视因循守俗，这正是经验主义的基本特征。有一个人们熟知的典故“老马识途” ，就是来自于管仲。
22、根据韩非子的记载，当时齐国远征山戎，讨伐孤竹，春往冬返，途中在荒原上迷了路。众人不知所措，管仲曰：“老马之智可用也。 ”遂放出军中老马，任其自然行走，大军跟随其后，终于走出迷途。在国家治理中，管仲也采取了“老马识途”的做法，不忘旧例，尊重民俗。齐国从开国之初，就有顺应民俗、因势利导的治国传统。史称太公治齐的政策是“因其俗，简其礼” 。管仲的治国方针，基本上是太公政策的升级版。 “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 ”所以，管仲的政令，根本不需要采用商鞅那种徙木立信、杀人立威的高压方式，也不需要采用孔孟那种严格的内心修炼、费劲的道德教育的感化方式，而是四两拨千斤， “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 ”（史记 ? 管晏列传 ）齐桓公奢侈多欲，管仲认为并不妨碍治国。管仲自己也十分豪奢，不知节制。有人问孔子：管仲是否节俭？孔子气呼呼地回答说， “焉得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