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产学研结合的影响因素研究.doc

1、1我国产学研结合的影响因素研究摘 要： 笔者根据我国各省的面板数据，利用系统 GMM 两步法对产学研结合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长期来看，企业对自身创新能力的重视、政府对研发的直接资助以及过去的合作经历均有利于产学研结合。此外，研究机构和高校两方与企业结合的影响因素有显著差异，科研机构与企业的结合主要而受到企业对短期市场利润重视程度的正向影响；高校与企业的结合则受到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的正向影响，受到企业对短期市场利润重视程度的负向影响。 关键词：科技资源；产学研结合；影响因素；系统 GMM 两步法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评述 科技资源是一国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的基础。我国于 2006 年提出

2、了“加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把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作为突破口，加速实现我国企业技术升级。然而，我国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拥有的科技创新资源仍然存在封闭、分散、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利用产学研结合有效整合我国技术创新资源就自然成为当前推进我国自主创新和创新型国家建设所需要高度重视和必须解决的任务。那么，什么因素影响了我国产学研的结合？研究机构与高校作为两大公共科技部门，与企业结合的影响因2素是否相同？弄清这些问题对理解产学研结合背后的机制以及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都至关重要。本文将试图在

3、理论上分析影响产学研结合的决定因素，并利用动态面板模型进行相应的实证检验，以期能就进一步促进我国产学研的有效结合提供一些思路。 目前，国外学者对产学研结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案例研究与实证研究上。Este 等（2007） 通过对大量英国研究人员的调查问卷分析发现，高校研究人员与企业的合作需要通过多种渠道进行。Abramo 等（2009） 对意大利大学与企业的合作创新行为进行计量分析，发现多数的合作研究发生于医药行业和化工行业。此外，大学研究人员在与企业的合作研究绩效要优于其与公共部门的合作表现。Giuliani 等利用智利和意大利葡萄酒行业的数据发现，一个公司的知识储备是促进产学研结合的一个关键驱

4、动力。另外，具有较高或较低科研水平的高校比较倾向于同企业进行研发合作，即高校科研能力与产学研合作概率呈现“U 型”关系。Eom 等 （2010） 利用韩国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企业的规模及其研发强度并不是促进产学研结合的主要因素，企业对国家大型研究计划的参与程度才是驱动产学研结合的关键因素。 我国关于产学研结合的研究起步比较晚。在产学研结合机制方面，刘力（2002） 、朱桂龙等（2003）分别提出了“三合一”的体制化运行机制和产学研联合创新网络组织运行机制。关于产学研合作模式方面，吴树山等（2000）认为应该为市场需求牵引型合作模式、政府宏观指引型合作模式 ；申学武（2001）提出了产学研联合最

5、优化模式构想，认为应建立产学研联合的 D-M 模式。樊霞等（2010）根据中小企业的特征和其3渐进性技术创新的特点，把中小企业分为边际型创新企业和适应性创新企业，并据此提出不同的合作模式。崔旭等（2010）等从机制和制度层面定性研究了产学研合作模式的制约因素，并从政府、企业和高校三方提出了改进措施和建议。近年也涌现了一些运用博弈论作为工具来分析产学研合作机制的研究。张千帆等（2007）基于创新能力成熟度提出的产学研合作创新模式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刘和东（2008）分析学研方和企业的合作创新方式及合作对象选择的影响因素而建立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由上可见，国内已有研究集中于探讨产学研结合的机

6、制与合作模式上，并没有涉及对产学研结合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对这一不足的有益补充正是本文试图创新之所在。 二、我国产学研结合的变动趋势与理论分析假设 （一）我国产学研结合的变动趋势 我国产学研结合紧密程度不仅受到自身利益取向的影响，还受到政府政策环境、历史等因素的影响。改革开放前，我国高校、研发机构与企业之间沟通合作机会少。高校和研发机构主要依靠财政拨款，而企业创新力量主要来自于自身，只有在一些大型工程和大型项目上才会较少出现产学研的合作和交流。因此，国家的创新能力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随着改革的深化，高校、研发机构和企业的自主性不断增强，产学研之间的合作障碍逐渐被打破，结合程度日趋紧密。 在本文

7、中，我们利用相关各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高校和研发机构科技活动经费筹集中来自企业的资金来衡量产学研结合程度。选择该4指标的合理性在于，随着政府拨款的减少，公共研究机构和高校被给予了自主销售技术成果的权利，企业方则为寻求学研方的技术支持而将部分研发活动外包给学研方。一般认为，企业提供给学研方的研发资金量可以反映产学研之间结合的紧密程度，即企业提供给学研方的资金越多，则他们之间结合的紧密程度越深，反之亦然。 图 1 反映了研究机构科技活动经费中来自企业的资金。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数，表现出了一致的规律。1998 年科研机构来自于企业的资金数额最大，所占比重达到 15%，1999 年大幅下降，其后缓慢

8、回升至 7%，而 2001 年出现小幅降低，之后呈现了先回升再下降的趋势，目前该比重基本处于在 3%左右的水平。图 2 反映了我国高校科技活动经费中来自企业的资金。从绝对数量上看，1998 年2008 年间逐年增加，2009 年出现回落，2010 年再次增加。从企业资金所占高校科技经费总额的比例来看，1999 年达到最高，一度占到高校科技经费的 52%，2000 年出现较大幅度下降，至 2001 年开始该比例一直处于比较稳定的态势，基本处于 3.5%左右的水平。 从图 1、图 2 中容易发现我国科研机构和高校来自于企业的资金很少，反映出产学研的结合程度还不够紧密。什么因素影响了产学研结合？这些

9、因素是如何影响的？下面将对此进行理论分析。 图 1 1998 年2010 年研究机构科技活动经费总额中企业资金数额及其所占比例 资料来源：根据 1999 年2011 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 （二）产学研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与假设 51.企业吸收能力与公共科技部门的技术转移 根据 Cohen 等（1989） 提出的吸收能力假说，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强弱将直接影响到研究机构和高校科技知识的转移和产业化水平。若企业技术吸收能力强，就有足够的能力将学研方转移过来的技术商业化；若企业技术吸收能力弱，学研方将很难找到能将其技术商业化的企业。基于此，我们提出第一个假设 图 2 1998 年2010 年高

10、校科技活动经费总额中企业资金数额及其所占比例 资料来源：根据 1999 年2011 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 假设 1：企业吸收能力的提升会促进产学研的结合。 2.累积创新与企业研发活动 在理想的产学研分工协作下，学研方为企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援，尤其是基础性的上游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共性技术，企业则根据市场需求灵活地选择开发一些更具商业价值的新技术（邢斐 等，2009） 。当然，企业为了增强技术开发能力以及上述的自身吸收能力，除了进行“近市场”的技术开发，也可能从事一些接近上游的基础性技术研究。由此可以认为，企业从事基础性研究越多，则越重视自身长期创新能力的培养，加强与学研方的联系就更加必要

11、。而企业从事新产品的开发对产学研结合的影响方向则不确定，因为企业开发新技术一方面需要得到学研方的上游技术支持，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过多注重短期市场利润而削弱与学研方的结合。为此，有以下假设： 6假设 2：企业越重视基础性研究，则与学研方的结合将更加紧密；而企业越重视短期贴近市场型的新产品开发会产生两种相反效应，一方面重视短期利润而忽视研发活动，另一方面需要来自学研方对其上游技术的支持，因此对产学研结合的总影响不确定。 3.私人研发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的促进作用 由于技术溢出以及研发上游基础性技术的高投入高风险性，阻碍了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也使得企业对下游应用技术的开发失去技术基础，这就需要政府干

12、预来矫正市场失灵。政府一般通过对企业提供补贴（包括政府合同）和税收优惠来解决私人研发活动中的市场失灵。其中，税收优惠政策不会改变企业研发活动的结构，即企业仍继续从事私人研发活动（Guellec et al，2003） ，而政府的直接资助方式可通过附加特定的条件而引导企业与研究机构或高校联合对市场无法提供的技术进行共同研究开发。因此，我们提出第三个假设： 假设 3：政府对企业的直接资助政策会促进产学研的结合。 三、产学研结合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估计方法选择与模型的初步设定 由于产学研之间的联系具有自增强作用，企业更换合作伙伴的搜寻和调整成本很高。为此，在模型设定中将构造能区分长、短期作用的

13、动态结构，通过引入滞后变量来反映各种因素作用的长、短期系数。相对于短期影响系数，我们更关注长期影响系数。这是因为在科学技术的开发以及最终成熟应用到产品生产从而进入消费品市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非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因此，长期影响系数更能够反映产学研的关7系和相互影响的结果。基于这些考虑，本文选择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设定形式如下 模型（1）为企业与研究机构结合程度影响因素模型。其中 outpri为研发机构资金筹集中来自企业的资金，衡量产研之间的结合度；rd 为企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衡量企业吸收能力；ratio 为企业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占全部技术开发人员人数的比例，衡量企业对创新能力的重视程度；

14、stnew 为新产品开发经费，衡量企业对短期市场利润的重视度；govfund 为政府资助企业的经费，衡量政府资助政策的促进作用。由于西藏部分统计资料缺失，故下标 i 表示我国其余 30 个省区，t 表示从 1998年至 2010 年的 13 个年份，i 为不可观察的各截面的个体差异，it为随机扰动项。 模型（2）为企业与高等院校结合程度影响因素模型，其中 outuni表示高校资金筹集中来自企业资金的数额，其余各项与模型（1）所表示的意义相同。模型（1）和模型（2）中各个系数为短期影响系数，将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进行回归，通过求解，把其滞后一期剔除即为长期影响系数，也就是说，长期影响系数由短期影响

15、系数之和除以（1-）得到。另外，为了确定合适的模型（1）和模型（2）滞后项，我们采取了以下方法：残差不存在序列相关，即拒绝 AR（1）的原假设，接受AR（2）的原假设；选择工具变量有效，即 Sargan 检验值较小。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数据来源于 1999 年2011 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各地区大8中型工业企业相应指标值，并对除 ratio 以外的各项均按 1998 年不变价进行平减同时，还借鉴了朱平芳等（2003）研发价格指数的计算方法，赋予消费物价指数的权重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权重分别为 0.45 和0.55。 （三）模型的估计与结果 本文采用了相对于差分广义矩估计更为有效的系

16、统广义矩估计，并借鉴了 Windmeijer（2005）的方法对系统广义距估计两步法标准误进行了矫正；采用了 stata10.0 软件，运用 xtabond2 命令，估计结果及检验情况见表 1。模型（1）和模型（2）中，AR（1）检验和 AR（2）检验的原假设 H0 为不存在自相关，Sargan 检验的原假设 H0 为工具变量的选择是有效的。模型（1）中，AR（1）的检验拒绝原假设，AR（2）检验接受原假设，说明了模型（1）的残差不存在序列相关；Sargan 统计量不显著，说明接受原假设，即工具变量选择是有效的。 通过模型（1） 、 （2）的结果可以看出，部分变量如lnrd、lnstnew、l

17、ngovfund 存在前一期与前两期“反转”的现象。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前一期与前两期存在共线性，从而在前一期作用更强的情况下，导致前两期反转。然而，即便是出现了“反转” ，也没有影响到本文所重点关注的长期影响系数的经济意义。下面，我们将分别联系实际对两个模型进行解释。 根据模型（1） ，上一期研究机构和企业的合作对当期的结合有着显著正向的影响，促进了各方长期的协作关系。前一期 lnrd 的短期影响系数显著为负，前两期 lnrd 的短期影响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其总的长期影响则不显著，这与假设 1 预测9的吸收能力的正向影响有出入。可能的原因之一是研发投入的两面性造成企业在上一期的研发投入

18、形成了当期创新能力的提升，这使企业可以依靠内部的技术资源解决技术难题，结果表现出负向影响，而前两期的研发投入则更多地表现为吸收能力的提升，因而表现出正向影响。另一原因是，科研机构从事的研究与企业应用型研发活动难以衔接，企业在技术能力提高的情况下只能更多依靠自身力量开发专有技术。前一期的ratio 项显著为正，前两期的 ratio 项不显著，其长期影响显著为正，这与假设 2 符合，即企业越重视自身长期创新能力的培养，与研究机构进行合作的动机越强烈。前一期 lnstnew 项显著为正，前两期 lnstnew 项显著为负，这可能意味着，当企业新产品开发的需求上升时，其寻求与研究机构合作的意愿也提高，

19、但这种意愿并没有一下子迸发出来，可能会先通过增加新产品研发费用的方式更加清晰明确自身对科技开发的需求，使得下期研发机构中来自企业的资金并没有增加；lnstnew 项的长期影响显著为正表明企业对新产品的开发总体上强化了企业与研究机构的合作。lngovfund 的前一期项显著为正而前两期项显著为负，长期影响显著为正，表明政府旨在加强产学研合作的资助计划并没有在所有时期收到预期的效果，但总体上仍然促进了产业与研究机构的结合，这与假设3 是契合的。 根据模型（2） ，lnoutuniit-1 显著为正表明高校与企业在以往期的合作降低了双方的交易成本，促进了当期双方的结合关系。前一期 lnrd的短期影响

20、系数显著为正，前两期 lnrd 的短期影响系数显著为负，其总的长期影响则显著为正，表明假设 1 所揭示的企业吸收能力可促进产学10研结合的关系在长期成立。前一期的 ratio 项为正但不显著，前两期的ratio 项显著为正，其长期影响显著为正，这与假设 2 符合，企业越重视自身长期创新能力，与高校进行合作的动机越强烈。前一期 lnstnew 项为正但不显著，前两期 lnstnew 项显著为负，长期影响显著为负，这与模型（1）的结果正好相反，意味着企业对新产品的开发总体上弱化了企业与高校方的合作。主要原因在于，现实中高校办企业的现象仍然存在，由于高校与产业界在应用技术和产品上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

21、导致企业对新产品的开发反而不利于与高校的科技合作。lngovfund 的前一期项显著为负而前两期项显著为正，长期影响显著为正，反映出政府的直接资助政策在短期没有完全实现促进产学研结合的目标，但从长期效果看直接资助仍然有利于促进产业与高校方的科研合作，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假设 3 的成立。 综上所述，企业在分别选择与科研机构和高校合作时，背后起作用的影响因素有一致之处：企业与学研方的结合受到了传统合作关系的正向“惯性”影响；企业对自身长期技术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视程度强化了企业寻求与学研方的合作；政府的科技资助政策促进了产学研的合作。当然，本文的分析结果也表明，企业在与科研机构或高校合作的影响因素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的提升促进了其与高校的合作，却没有促进其与科研机构的结合；开发新产品的活动削弱了企业与高校的结合，而促进了企业与科研院所的结合。产生这种区别的原因可能在于，由于高校办企业依然尚存，高校与产业界竞争关系没有得到改变，使得企业对新产品的开发很难依靠完全高校的技术力量。企业技术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