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钢的城”走向黄昏很多钢铁企业在洗牌和嬗变之后将浴火重生，但大型国企的那个充满温情的社会结构，慢慢地将会成为一种独特的回忆。 当武汉、成都、鞍山、抚顺、马鞍山等地，不时地有穿着钢铁工人劳保服的中年男女在劳动力市场上，带着迷茫的眼神徘徊时，一个散布于全国、很有年代感的“封闭社会” ，已经快走到了它的终点。 这是一个由大型国企的生活区、厂区所构成的小社会。经济、社会、政治职能在这里高度融合，自成一体。这样一个相对独立的熟人社会，和由一个个社会原子所构成的“主流”社会结构判然有别。这些年来，我们几乎遗忘了它的存在，直到“去产能”开始，我们全社会才去留意，钢铁企业已步入寒冬。 从去年开始， “钢铁还不
2、如白菜价”的消息频频传来。今年 2 月 29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钢铁和煤炭两个行业化解产能过剩大约共涉及到 180 万职工的分流安置，其中，钢铁系统 50 万人。 新一波国企职工的分流来临。 经济指标下行，必然传导到国企的那个社会结构。经历了 20 世纪 90年代第一波“下岗潮” （也是最大规模的一波） ，以及 21 世纪 00 年代的第二波“下岗潮”后，这一次，无论是从社会心理上，还是从社会构成上，将是对这个社会结构的彻底改变。 很多钢铁企业在洗牌和嬗变之后将浴火重生，但大型国企的那个充满温情的社会结构，慢慢地将会成为一种忧伤的回忆。它的演变逻辑，犹如
3、国企职工的命运浮沉一样，被中国社会的变化所裹挟，命中注定。 走出这座“钢的城” ，我们的双眼望着不知道会有什么出现的前方，但一步三回头，久久不愿离去。 存在 为什么包括中国大型国企尤其是钢企（为了不分散主题，下面以“钢企”概括“国企” ） ，几乎都有一个相对独立于地方的封闭的社会结构？过去很多年，这样的一种现象，被指控为“企业办社会” ，视为企业的沉重负担，并一再地对之荡涤。但是，它的内在逻辑和其中的合理性，很多人并不愿意去了解。 从新疆到上海，从黑龙江到云南，从内蒙古到广东，无论是在大城市还是在偏僻的山里，我们都可以观察到这样的一个现象，有年代感的钢企的生活区和厂区几乎是一体的，或者连在一起
4、，或者厂区虽然离生活区远，但生活区构成一个独立的体系。 这种空间的布局，实际上是“工业地理经济学”的一种理性选择，或者极大地减少了职工上下班的交通量，或者通过群体的统一行动可以保证职工到岗的效率。这是近代以来工业体系把生产和生活融在一起，至少是拉近距离的一种谋划，本来并没什么稀奇的。高度“市场化”和让工人原子化的沿海地区的私企也是这样干，比如富士康就十分典型。 不同的是，富士康等私企遵循的只是纯粹的管理-效率逻辑，因此哪怕其有一个所谓的“生活区” ，也不提供各种对于人来说完整的生活功能：比如家庭氛围、社区氛围、教育条件，更别说让人对在这里生活一生有任何预期了。在这种逻辑眼中，工人只是一种纯粹的
5、生产元素，不具备政治人、社会人的功能，让他们有一个娱乐的地方，更多的是出于“劳动力再生产”的考虑。 但钢企形成那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结构，完全不是这样。 摄影/郭思瑜 我们从新中国成立后，大型钢企的最初建立看，去参与建设的，毕业后分配去的，几乎来自全国各地。这点看上去和现在任何一家企业没什么两样。但在那样一个时代，参与建设国企，分散居住根本不可能，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它也不符合“工业地理经济学”的原则。钢企职工比较多，所以必然有一个和厂区距离尽可能拉得最近的生活区体系。这是钢企封闭的那个社会结构所必需的物质载体。这是符合逻辑的。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具有身份、地理空间上的
6、区隔性，而不是像现在是以阶层作为区隔来构成在这个区隔之下，微观的熟人社会已经解体，连小区也变成了陌生人社会。 那个时候著名的城乡二元体系就不说了，由于几乎没有什么“市场”来提供人们的生活体系，即使是在城市内部，每一家单位，每一个社区也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熟人社会。就是说，在微观的意义上，那个时候是熟人社会，只是当所有这些熟人社会，通过地理空间连在一起时，才构成宏观上的陌生人社会。诞生和发展于其中的钢企，无论是从政治职能、社会职能，还是经济职能看，都很自然的是一个熟人社会。 钢企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需要政治整合（因此政治化、行政化）;它也需要社会整合，以便职工能够有整体的凝聚力，具有政治、社会认同
7、，而不是仅仅把职工当成一种“此时不赶紧压榨以后恐怕就没机会了”的纯粹的生产元素。这两点使它与现在的私企根本地区别开来，也使它必须对职工提供完整的生活配套，在福利等方面构成一个庇护，形成大家扎根在国企里一生的生活预期。换句话说，钢企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结构，并不是非理性的，而所谓的“企业办社会” ，从逻辑上也是基于钢企的政治、社会职能和企业长远发展的需要。它产生的问题是一回事，但发生逻辑，又是另一回事。 观察很多钢企，我们不难发现， “企二代” 、 “企三代”是很多的。这肯定又会被指责。但它的合理性也不难找到：技能的延续所必需。我们可以把它解释为是通过“身份再产生”的方式来完成技术的升级换代。只是
8、，由于体制弊病，很多时候它是失败的。 情结 南风窗记者参观、采访过贵州、云南的一些钢企、铝企，及一些分散在山里的“三线企业” ，发现，所有现在已经成为明日黄花的国企，都有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在私企，当一个员工没有了“利润价值”后，是可以扔掉的。扔给谁？扔给“市场” 、 “社会” 。但在当年，你不会看到一个好像已经没有“利润价值”的钢企职工被扔掉。而且，钢企构成一个独立而封闭的政治、社会、经济单位，其对职工负有天然的庇护义务。所以，凡是钢企，只要有钱，都会有一套提供给职工的福利体系。它可以是免费的，也可以是象征性地收费。 这些体系很多人已经熟悉了：大型钢企，几乎都有学校（从幼儿园到中学，更大型的
9、甚至会有大学） 、医院、球场、福利房、游泳馆、公园、影剧院、电视台、公安这个封闭的社会具有一种“自我治理”的机构配套和能力。同时，在生活福利方面，如很多人所温馨回忆的，发放米、油、衣服等是家常便饭。 在一个市场的发育不足以支撑很多人正常的生活，或不足以让很多人过上美好生活的时代里，钢企作为政治、社会、经济单位，有能力让自己的职工过上好的生活。当初工人的地位相对较高，市场化改革还未深入，以及钢企有一定的盈利能力的时代环境，共同促成了钢企相对于社会中别的群体（比如农民） ，甚至某些政府部门的优越性。 更值得重视的是，生活在这个独立的社会结构里的人际氛围。所有在钢企呆过的人，或是出生在钢企职工家庭的
10、人，一定对此终生难忘。 摄影/郭思瑜 正如农村的聚群而居，其功能原本就是要构成熟人社会一样，钢企生活区的形成，也是为构成熟人社会而准备的。前面已经暗示过，一个原子化的陌生人社会不可能完成钢企的政治、社会、经济职能。它以邻居、老乡、车间、部门、分厂等为细分单位，组成一个最大限度地把认识的人串起来的熟人社会网络，并整合到对钢企的共同认同中。这一共同认同有多种方式，比如内部电视台，比如各种活动，比如大家穿共同的衣服，比如各种福利的发放。所有人感觉到在心理上和生活上，都和企业粘在一起，自然地，他也会感到自己和别人粘在一起。 这个熟人社会，因此在人与人之间建构了一种基本的信任，以及相互帮忙的热情。人性的
11、各种复杂和阴暗面当然存在，但整体氛围是温馨的，人与人之间在心理上的关系，与市场社会中的人际关系，使国企职工和其他群体像是不同的心理物种。我们甚至可以下一个断言：如果说国企的经济职能或许是有问题或是失败的，但它所建构的那个封闭的社会结构，相对是成功的，和农村、宗族组织等不一样，它的确在现代性的背景下，建构了一种人际关系的温情。中国的社会结构演化到现在，整体上，我们已经很难寻觅这种温情了。 南风窗记者接触过一些早已不在国企的“三线子弟” ，以及一些现在仍在国企的“企一代” ，他们对国企的体制弊病有种种说辞，甚至不满，但在讲到国企那个独立的社会结构时往往眼睛流露出珍惜和眷恋。这座“钢的城” ，似乎已
12、经是越来越属于过去的东西，但它作为一种情结，挥之不去。 剥离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中国和国际宏观环境的变化，影响着钢企、钢企工人的命运浮沉。这些变化，从政治、社会、经济层面到文化层面，是全方位的。 市场化改革之后，尽管钢企仍然在上世纪 80 年代甚至 90 年代有过辉煌， “钢的城”还吸引着无数人想跻身进去，但地基其实已经动摇了。那些从来不缺乏安全感的工人，在优越感之中，并没有去注意背景的变化。 一个大的变化就是“国企改革”的逻辑。在以前，钢企和政府部门等权力机构，都是体制的一部分，且工人地位高，因此钢企相对于政府部门来说，无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不处于下风，甚至在生活福利上更好。所
13、以才有很多政府部门的官员也想往钢企挤的现象出现。但“国企改革”启动以后就不一样了。 眼下，权力机构相对于钢企，在体制内已经处于一个优势地位。当笼统的有如一家人的“政企关系”被重新定位时，一个结果出现了：这些权力机构本身就是体制，而钢企则被还原成只是体制的亲缘群体。这个逻辑的变化虽然不是突然之间产生，但影响是相当大的，带来了政府部门和钢企在相对地位上的变化。它预示出：在受体制庇护这一块上，政府部门将地位上升，而钢企的地位将下降。 这一变化，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那波“下岗潮”中，实际上已经成为醒目的现实无数人挤破了头也要当公务员，而谁都知道进工厂意味着什么。在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钢企自身举
14、步维艰，工人很难再受到以前那样的庇护，而只能被还原成“市场人” ，走向市场和社会。 摄影/郭思瑜 即使有的钢企还在过好日子，但这一事实也早已清楚：支撑工人在“钢的城”里的优越性的，不再是背后的抽象体制的强大力量，而仅仅是自己所在的企业的赢利能力。一旦企业陷入困境，这座城就只能走向衰败。 钢企政治重要性下降，而同时又仍然承担各种政治职能，其对经济指标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国企改革”还有一个逻辑，即暗示出国企本身的一些存在就是弊端，需要改革。除了体制、机制等，它的那个封闭的社会结构和福利体系也被盯上，被称之为“企业办社会” 。在经济层面上，它被认为造成了国企的沉重负担。事实也确实如此。于是， “
15、改革”的路径，就是把这一切给剥离，交给政府，交给市场。这个思路，对钢企的那个社会结构造成了极大的冲击。钢铁工人和企业的关系，在这个思路中，逐渐被还原成跟私企差不太多的“纯粹的打工关系” 。而当个人跟企业的关系变了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变化。钢企生活区在逐渐向城市的居民小区演变，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演变。这是在微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还有一个现象对“钢的城”的认同构成了破坏。在国企改革的过程中，管理层和职工的薪资有了非常明显的差异它几乎是按照权力等级来划分的。而在每一次的“分流” 、 “下岗”中，埋单的几乎只是工人。如果说政治重要性的下降、市场化改革对国企生存的威胁还只是外部影响的话，那么，这种现象，等于是宣告大家最多是一个生存共同体，而不是一个认同共同体。一旦如此，不安全感、不公平感将自然地在人的心理世界中出现，并剥去那个封闭的社会结构的底色。 到这个时候，其实只要加一把火，就可以把工人从钢企的社会结构里剥离出来，变成市场和社会的一个原子，可以把那个已经衰败、正在瓦解的封闭的社会结构变成城市的居民小区。这把火我们都看到了，就是从去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可能还有一长段时间后的钢铁企业的过剩产能危机。 逝去的已经不可逆，只能在回忆里重温;仍然存在的残留物，也难以修复如初。但“钢的城”的命运变幻，可以让所有人去看到社会结构，还有生活更多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