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立”:当代记者的素质追求与伦理规范.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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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描述

1、“三立”:当代记者的素质追求与伦理规范在新闻传播和社会良性互动中媒体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新闻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时代的记录者和先进文化的生产者、传播者。因此,新闻工作者应该加强自身职业道德建设,弘扬职业精神,恪守职业道德,树立良好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特别是在自媒体时代,新闻工作者更需要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正义感,只有维护良好的职业形象,新闻媒体才能保持强大的公信力,为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服务,为人民的福祉服务。 【内容提要】当代记者在新常态下要成为时代的先锋、舆论的代表和民众的楷模,须致力于“三立”的素质追求与伦理规范,即:立德修身,德行兼备;立志为

2、国,献身社会;立言修业,业精于勤。 【关键词】 “三立” 当代记者 素质追求 伦理规范 一、记者的终生课题:立德修身 德行兼备 毫无疑问,新闻在当今世界中确实已经成为了渗透人们每一个细胞和社会每一个角落的传播系统与导向体系。一个能在这样一种体系中充分发挥作用,以自己的渊博学识、敏锐思维和犀利手笔,在广阔的社会层面上为国家的兴旺、人民的幸福,乃至人类的进步做出一定贡献的记者,自然是幸福的、自豪的,也会受到人民的普遍尊敬这也正是新闻事业之所以能够对求业者产生持久魅力与强大吸引的根本原因。 然而,要当好一名记者并非易事。在大批向往着新闻职业的年轻人之中,有不少青年往往怀揣着“无冕之王” “挥斥方遒”

3、的美梦,兴致勃勃地投身于新闻事业,结果才干上一段时间,就发现记者的工作现实,远非想象中的那般妙不可言,甚至有些枯燥乏味。从而,就因失望而产生动摇,最终只能遗憾地离去。 记者的难当,首先在于记者既是一种非常普通的社会角色,又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职业角色。记者绝不是吟诗自娱的闲散书生或埋首书斋的潜心学者,他握在手中的“三寸管” ,总是直指世情人事。因此,一名记者稍有不慎,便会出现问题。所以,记者手中的那支“大笔” ,用得好,是社会之福,用得不好,就是社会之祸。那么,如何恰到好处地用好手中之笔,以有益于社会,造福于大众,显然是一件颇费思量之事。 其次,记者每天面对着几万人、几十万人、几百万人乃至上亿人“

4、作报告” ,要使自己的“报告”具有号召力、感染力、有人听、有人信,记者自身就必须得随时在公众面前保持一个良好的形象,以得到大众的首肯与认可,致力于维护媒体及其自身的公信力与权威性。古语有云:“己身正,不令而行;己身不正,虽令不行” 。己身不正,连权势之辈令且难行,何况记者无权无势,就更不用说了。 一个记者,要做到党和政府放心、人民信任、社会敬重,必须一身正气、刚正不阿,必须清廉自守、廉洁自律,必须忠于事实、持论公正,真正做到孟子所强调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和周敦颐所欣赏的“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流而不妖” 。 当然,由于当代记者队伍之庞大,决定了其构成的多元化和成分的复杂性。要求

5、所有的新闻记者都成为“圣人” ,是不可能的,也是做不到的。尤其是当今世界个人主义泛滥,各种社会腐败现象难免要对新闻工作者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例如,我国台湾就有所谓四类记者之说,当地民众认为:一类记者是“包青天记者” 。这类记者能力强、操守好,“不吃人家嘴不软” ,他们广受大众敬重与爱戴。但是,官场政要、大老板们却往往对他们敬而远之,因为他们对那些“不宜公开”的秘密总是穷追不舍,使得阴暗的事物无所藏匿、反面的人物无所遁形,这是社会权贵、大佬们所不乐意的;二类记者是“糊涂记者” 。 “糊涂记者”空有好操守,但采访、写作、分析能力差,有理讲不清,有事讲不明,有情讲不透;三类记者是“流氓记者” 。这类

6、记者通常能力较好,能挖到精彩新闻,但操守差,常不择手段,惟恐天下不乱,权贵们对这类记者通常以金钱摆平、权位笼络;四类记者是“御用记者” 。这类记者能力和操守都差,是最等而下之的,唯一的强处是甘心情愿被权贵利用,权贵们对这类记者往往表面上充分利用,实则骨子里看不起。可见世界上新闻记者的德行也是参差不齐的。 但是,新闻事业的发展,必然会要求它的从业者在总体上保持一个相当的水平,同时,也必然要求每一个从业人员为人行事必须遵循着一定的规范。因而,在世界新闻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各国新闻界都对自己的从业人员提出了一定的道德规范,要求新闻工作者自律。 1874 年,瑞典成立了“舆论家联谊会” ,致力于维护新闻

7、事业的尊严与责任,防止新闻从业人员的腐败与失职。1908 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沃尔特?威廉姆斯为学生拟订了一个“记者守则” ,这个守则后被译成 50 多种文字,并被“世界报业协会”所采用,对中国报界影响亦很深远。此后,美国报纸编辑人协会、美国记者公会、联合国记者协会以及日本新闻界等世界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均先后制订了新闻职业道德准则。所有的新闻规章制度、准则标准,一般都要求记者应对自己所负的社会责任有着清醒的认识;要求具备为社会服务、为公众服务的意识;要求热爱国家、民族至上和促进国际交流与友谊;新闻报道要真实、正确,评价论说要公正、客观;要求保持清正廉洁,不许接受贿赂或为谋取私利

8、而发表、扣压或删改新闻;要求为军事等秘密新闻来源保密。与此同时,不得中伤、诽谤他人和侵犯个人隐私;不许抄袭,剽窃他人成果;不许细致描写色情、淫乱、暴力等有伤风化、违背道德的情节或细节等等。 在我国,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也为全国同行制定了六条职业道德准则,具体如下: 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二、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三、遵守宪法、法律和纪律 四、维护新闻的真实性 五、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 六、发扬团结协作精神 这个准则于 1991 年 1 月经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1994 年 4 月进行了第一次修订;1997 年 1 月,又作了第二次修订。应该说,这些职业道德规范都是

9、一些很基本的要求。但要条条落实,就不容易了。更何况,作为一名合格的记者,应该做到的不仅仅是这些。 事实上,记者绝不是什么“无冕之王” ,尤其是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记者,必须牢牢记住:我们永远只能是一名对社会负有特殊的导向责任、引领天职,而又无权调配公共资源、无权裁决社会事务的人民公仆。如果谁想天马行空、为所欲为,那他不仅自身当不好一名记者,甚至会葬送自己的前程,而且必将使整个新闻行业的名誉受到损害。 二、新闻记者的自觉选择:立志为国 献身社会 记者的社会角色要求他们必须诚实为人、谨慎处事。但这并不是说记者就只能谨小慎微、畏畏缩缩,像一只缩头乌龟似的,明哲保身,无所作为。相反,记者理当是人民利益和

10、社会良心的最坚定、最勇敢的守护者,是公众的良知。记者的职业特点,决定了他必须特别具有奉献精神与献身境界。 记者作为一名国家公民,他与从事其他任何一门社会职业的公民享有和承担着完全相同的法定权力和义务,也需要像一般人一样的正常生存和生活,社会并不会给予记者高人一等的地位或者说肆意指摘的特权。但是,作为舆论传播工具的直接掌握者,作为党和政府的耳目与喉舌以及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与纽带,记者又必须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评论时事,明辨是非,宣传政策,表达民意;上及庙堂之高,下至民事之微,天上地下,四面八方。记者每天都得面对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随时处在各类社会矛盾的焦点上,其社会身份无疑又是非常突

11、出的,是民意的代表、舆论的化身、民众的导师。从某种意义上看,你可以说记者也不过就是一介“匹夫” ,但他却必须担负化解各类矛盾、凝聚社会合力、共同促进社会进步的历史重任。因而,当记者就绝不能仅仅是为了“稻粱谋” ,或汲汲于物质丰裕的生活。 从一定层面上可以说,记者是不纳入国家权力、行政和司法编制系列的“国家公务员” ,而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事务,引导社会进程和舆论走向;记者必须对人民的利益、对社会的进步负责。记者所担当的社会职责,使他不能把自身工作的目标降低到或局限在仅仅使个人活得痛快且惬意的范围之内。换言之,记者的生活不纯粹属于他自己,而有一多半是属于社会。选择了记者职业,就是

12、把自己交给了社会,而自己也成为了“社会活动家” 。 一名真有社会责任感的合格记者,为了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兴旺、社会的进步、人民的幸福,他对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的事务,都必然会有着一种强烈的参与意识和传播欲望。他看到那些腐败现象、欺诈行为以及不公正问题,心里总会“砰砰跳” ,感情总是“牵着走” ,甚至拍案而起,并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想要管一管的念头,从而及时地、千方百计地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或是向党和政府反映,或是直接揭露批评。相反,他要是遇到一件突出的好人好事、好典型好经验,他也必定会激动不已,必欲即时传播之而后快。在某些特殊情况之下,他甚至会甘愿冒着个人名誉地位和利益受损的风

13、险,公然冒犯某些利益集团或权势者的威严,而去调查采访那些别人不希望你披露的事件真相。 相反,如果身为一名记者,竟然“两耳不闻窗外事” ,社会上打烂鼓也好、划烂船也好,我自岿然不动,那他就无法担当起一名记者的职责;也有一些记者老奸巨滑,明哲保身,所谓“只栽花,不栽刺” ,避重就轻,避实就虚,避难就易,吃柿子专拣软的捏,最终变成了一个混迹于交际场中的社会“油子” 。那就是记者良知的沦丧,应该说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新闻业的可怜虫。 记者的工作性质,还决定了他的生活的不安定性。世界上凡有大出息、大成就的记者,可以说没有一个是坐在办公室想出来的、呆在安乐窝里写出来的。那些有志于人类进步事业的记者们,总是

14、喜欢尝试和挑战,往往抛却优裕的社会条件和安逸的生活环境,专门往世界上最危险、最苦难的地方跑,一头扎进去搞新闻。譬如,炮火连天的海湾、科索沃和阿富汗战场,疫病流行的非洲难民营,火山爆发、地震海啸、洪水泛滥的灾难现场,无不活跃着各国记者的矫健的身影。我国优秀记者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就牺牲在美国导弹的袭击之下。在美国反恐怖主义的阿富汗战争中,也有多名西方记者在战地采访中被塔利班杀害。他们为了人类社会的正义和公理,为了世界的和平和安宁,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几乎每一年,都会发生记者以身殉职的事件,然而千百名各国记者,还是一如既往地坚守在最突出的新闻战线上,像英勇的战士一样坚守在战争的现场,及时向全世界人

15、民报道战争的进程,并努力揭示着战争背后的真相。 总之,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铁肩道义,辣手文章” ,理应成为记者的座右铭。以平民之身份,干军国之大事,执如椽之巨笔,扬正义,惩邪恶,匡时弊,开新风,这就是一名记者应有的作为。 三、新闻记者的终极追求:立言修业 业精于勤 新闻作品通常被认为是“易碎品” ,稍有不慎便成了“明日黄花” ,因而记者也就容易被认为是写“短命文章”的人。一个写“短命文章”的人,又自然会被认为“难成正果” 。因此,往往就有一些新闻工作者,尤其是年轻记者,对自己的前程感到迷茫与困惑,从而产生离队、改行的想法或思想。这些人手头虽然干着新闻工作,但并不准备把新闻工作作为自己的

16、终生事业去用心经营、执著追求,是典型的“人在曹营心在汉” 。他们或是在一时找不到更好的职业之际,无可奈何地暂借此地栖身;或是把新闻工作作为一种机会或一块跳板来利用一下,瞅准时机,左右钻营,然后通过此门道过渡到彼门道去。其实,我国新闻界向来就有所谓“记者三条道”的说法:最好的路子自然是当官;其次是经商发财;再次是当作家。 当官有权,经商有利,作家有名。自然都是比较好的归宿。一般来说,记者能够进入这些行道也无可非议。但是,如果认为记者非要进入这些行道不可,否则就会没有出息,那就大谬不然了。 终身当记者,也能成就很辉煌的业绩。中国早期的新闻事业开拓者中,就有诸如王韬、黄远生、邵飘萍等好多位取得辉煌成

17、就的以“新闻为旨趣”以“记者为职志”的终生记者。王韬的政论,黄远生的通讯,邵飘萍的新闻理论等等,都为我们耳熟能详。西方记者也普遍尊崇新闻事业和记者生涯,他们中的大多数一般都终生敬业。我们再熟悉不过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威廉?夏伊勒,以及著名的普利策奖获得者索尔滋伯里等等,就都是终生从事新闻工作,并且专以新闻工作创造业绩的典范。斯诺先生的西行漫记 、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 、尤其是索尔滋伯里 80 岁写下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都成了经久不衰的世界名著。索尔滋伯里 70 多岁来中国实地采访红军长征之路时,有些中国同行曾好奇地问:“您一辈子都是当一名记者吗?”索尔滋伯里就很自

18、豪地说:“对,我一辈子都当记者!”这一问一答,很微妙地反映了当下我国不少新闻界同行与世界著名记者之间的思维差别。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一个人舞文弄墨写一辈子新闻,而既未能当官,又没有发财,那似乎是不如意的。这既是我国几千年来的“官本位”遗风遗韵的反映,也是我国当代新闻工作者缺乏职业自尊心与自信力的表现。正是我们的这种思维和这种表现,决定了我们的思维、境界与胸怀、视角的狭隘逼仄,导致很难写出具有震撼世界之力度的经典新闻作品来,从而也就决定了我们很难成为斯诺、史沫特莱、夏伊勒和索尔滋伯里,也很难成为当代的王韬、梁启超、黄远生和邵飘萍。 记者也能兼当作家和学者,在多个方面同时取得辉煌成果。斯诺、夏伊

19、勒、索尔滋伯里、王韬、梁启超的作品,都具有国际政治学、历史学和人类社会学专业研究的深度,梁启超和邵飘萍又都是学者。至于记者兼作家的情况更是比比皆是。 毋庸置疑,记者的出息在于立言修业。考察新闻史,为民立言则是我国记者的优良传统。我国早期的报纸多以时评、社论见长,王韬、梁启超、章太炎等早期报人都是以国家复兴为己任的慷慨激昂的时评家、评论家,他们的文章启迪了民智和教育了一代、乃至几代人,特别是青年群体在他们的笔下受到了民主思想的洗礼。另外,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还把办报纸看成是“修民史” ,他认为过去的官修二十四史“不过一姓之谱牒耳” ,而只有敢于为民立言的报纸才是百姓的历史和国家的“口”(亦即后世所

20、谓“喉舌”者也) ,才能成为“国口” “民史” 。可见,新闻记者的文章,既有“易碎”的一面,也有“永固”的一面。即使是一般社会事件的报道,也有为时代存史、为后世悬镜的价值。 一个有心的记者,总能在长期的社会活动中记下许多的人物或事件,若把它真实、完整、清晰而透彻地整理出来,就可能是一部传世的史传。一名记者一辈子写出了这么一、两部史传,那么他的功业也就聊可自慰了。正如在 2000 年 11 月 9 日中国的第一个记者节上, 南方周末某著名记者所说的:“今天的历史是昨天的新闻,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我们为记录而欢欣;阳光越来越明亮,阴影越来越少,社会越来越透明,制度越来越民主,如果我们也推动了进步,我们为推动而欢欣。 ”记者的事业就建立在这种欢欣之中,记者的价值也就构建在这种成就感上。 总而言之,一个人一生时间有限,能做的事情更有限。而记者能对历史尽了一点记录之力,为社会做了一点推动之功,便没有虚度一生,可谓于愿足矣,夫复何求哉! 作者简介:施欣,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史。 编辑:赵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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