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方方活动探析 1949 年华南分局内迁【摘 要】1949 年 4 月，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改称华南分局。根据中央的指示，5 月下旬，方方带领华南分局机关内迁粤东解放区。7 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召开赣州会议，要求方方立即动身前往赣州。方方带领华南分局机关在敌人包围阻隔的情况下，仅用半个月的时间即从梅州赶到赣州。随后，新的华南分局成立，方方成为叶剑英的主要助手，他们一同南下主政广东。华南分局从香港迁到广州这半年里，方方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 【关键词】方方；华南分局；广东解放 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大势已去。1949 年 4 月 21 日，李宗仁拒绝签字，和谈破裂，解放大军南下已成必然。为了加强对华
2、南地区党组织和军队的领导，中共中央指示华南分局内迁广东，以建立稳固的华南解放区，做好迎接大军南下的准备。5 月下旬，方方率领华南分局机关分批内迁粤东解放区。受战争因素影响，华南分局内迁过程并不顺利，由于数次面临严峻敌情，不得不变更迁移路线。即便如此，方方领导的华南分局依然能够如期参加赣州会议。这从侧面反映了华南党组织长期坚持游击斗争的艰辛和不易。但长期以来，华南分局内迁过程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本文尝试以方方的活动为视角，根据当事人的日记和相关文件，回溯分局内迁的过程，重新考察这段历史。 一、内撤粤东解放区，准备迎接大军南下 为加强对华南地区党组织的领导，恢复和发展游击战争，发展爱国民主统一
3、战线，配合全国解放战争，中共中央于 1946 年 11 月对南方各省作出恢复和发展武装斗争的指示，先后派方方、章汉夫等到香港开展工作。不久，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成立，方方任书记。1949 年 2 月，中共中央调整长江以南中央派出机构，将香港分局改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直属中央领导，统一领导华南各地党组织工作。4 月 8 日，香港分局正式改为华南分局，领导班子不变，方方仍任书记。 渡江战役在 4 月下旬打响，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已经指示华南分局内迁广东，以领导华南地区的武装斗争，做好迎接大军南下的准备。于是华南分局决定在 5 月下旬分批内迁粤东解放区。经过近三个月的准备，1949 年 5 月 26 日晨
4、，方方和李嘉人等人乘船秘密离港，于 27 日晚11 点 30 分到达陆丰甲子港。负责接应分局内撤的是刘永生率领的闽粤赣边纵队。随后，方方等人经过葵潭、鲤湖，在 5 月 31 日当天到达大北山地区之揭阳灰寨。 方方在灰寨住了 18 天，在这期间，他听取了闽粤赣边区党委、边纵和潮汕地委、支队领导人的工作汇报后，代表华南分局对闽粤赣边区的目前任务作了新的部署。其中最主要的是要求继续完成分局在 4 月初的决定，即要做好策反工作，开展武装斗争，将闽粤赣边区和粤赣湘边区打通，建立华南解放的总基地。指示要“将东、韩江打成一片之决议。一切军事行动，应在此指导下部署工作。要保护整个战略地区之完整巩固，并更好扩展
5、。那时南下大军到达，将有广大地面作为他的休息及攻击的出发地。 ”经过一个月的斗争，方方的部署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到6 月底， “粤赣湘边纵队与闽粤赣边纵队在起义部队的配合下，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将东江、韩江之间的广大地区的蒋伪残余大部消灭。东江、韩江之间的二、三十县，已经有梅县、兴宁、大埔、五华、丰顺、蕉岭、平远、龙川、和平、惠来、紫金十二个县完整解放，将要全部解放的县城或大部分已经解放的县份尚有饶平、普宁、潮阳、揭阳、海丰、陆丰、河源、连平等县。因此，解放广东全省，解放全华南的战略总基地，已经形成了。 ”同时，针对新兵、起义士兵较多的情况，方方强调，部队要加强纪律和政策的教育，以作解放大城市的准
6、备工作。这些成绩得到毛泽东的肯定。 由于肩负着培训干部、巩固根据地以迎接大军南下的使命，方方不得不很快便迁往梅县。还在香港的时候，方方就明确内迁大北山根据地是为了前往梅县训干，以为后来接管城市之备。随着形势的发展，解放军南下的步伐大大超出了中共中央的预想，如何准备干部接管新解放区成为政治工作重心。5 月底，中央发出指示，称“七省所需干部原来没有放在今年筹派计划之内，但依据军事形势，今年又有可能和必要去占领上述七省。由粤桂滇三省的党及游击区自筹三省所需的大批干部。 ”仅仅十几天之后，中共中央对这一指示作出更为具体的补充，要求准备三万八千名干部以应对解放上述七省之需。粤、桂、滇三省约需干部一万七千
7、人，这三省的党及游击区承担着自筹五千个老干部的任务。 华南分局作为粤桂滇边区党组织的领导机关，此时面临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培训干部，总结城市接管经验。考虑到训干需要安稳的环境、学校、生员等条件，潮梅地委所在地梅县是办学的首选。6 月 18 日，方方和华南分局工作人员在闽粤赣边纵第二支队司令员刘向东率领的武装队伍护送下离开灰寨，旋即到河婆，后经横江、黄竹坑，在 28 日当天到达梅县。在方方一行迁往梅县的途中，中共中央向分局下达了更为具体的训干指示。指示明确了分局当前的主要职责，提出“接管全省的工作干部主要地应由你们负责准备” 。 为执行中央关于培养干部接管全省的指示，分局原计划是在梅县住两个月，集中
8、力量办一个三、四千人的梅州公学，同时开办约千人的党的工作训练班。但是，情势突变，国民党军胡琏部经赣南向平远、蕉岭、梅县流窜，准备直下汕头、厦门。而此时闽粤赣边纵主力仍在潮汕展开斗争，准备攻取饶平、普宁，以与尹林平攻海陆丰相配合。远水救不了近火，为了安全起见，华南分局只能撤出梅县。胡琏军南下显然出乎方方等人的意料。受此影响，华南分局不得已调整培养干部计划，具体安排如下： 一、责成美南、焕秋在潮汕公学一千学生中准备抽出三百学生；责成松坚、文俞在东江公学五百学生中准备抽出一百学生，分局直接帮助梅州公学在一千学生中抽出二百学生，共六百人，以为基础。这些学生都要具备会听广州话或普通话的条件，待梅县一收复
9、，即将此批学生调回来，训练成华南公学学生学习组长，招足五千初中以上学生，训练一月至二月，以便使用。 二、责成港工委、城委在惠阳解放时，立即将在港之广州研究组数十人及输送党内外干部一千名到东江受训。 三、责成和帮助华南文工团在惠州解放时，由一百人发展到五百人，进广州作文化工作。 总之，江西敌军南窜打乱了华南分局在梅州训干的计划，方方等人自撤出梅县之后一直往东北方向走，一路上险象环生，数次与敌军擦肩而过。敌情紧张加上三伏天的影响，许多机关人员在行军过程中出现身体不适的状况。胡琏军受迫南窜预示大军很快即将南下，迎接大军成为华南分局的当务之急。中共中央接连几次发出华南分局与南下大军会师的新指示，打消了
10、分局迁往闽西的念头，方方不得不重新分析形势，执行中央的命令，改道北上。 二、摆脱敌军围堵，北上赣州参加会议 方方等人迫不得已撤出梅县，重新过着游击生活。此时迎接南下大军的任务十分紧迫，会师成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分局面临的困难是“往何处去”的问题，中共中央对此有了新的部署。 如果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五六月份的精力主要在指导解放军渡江后的作战的话，那么，到了 7 月中旬，解放华南的作战计划、解放后的人员安排以及配合大军的支前工作等问题已经十分紧迫。根据 7 月 17 日四野报告陈赓、邓华兵团准备进军广东的情况，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于 21日对解放广东作出部署：同意分两路入粤的计划，从东江和北江两路攻广州
11、，但需与华南分局会合，商定整个部署并配备干部。第二天，中共中央作出了更加具体的安排。据杜襟南日记所载，7 月 22 日这一天中央发来了三个电报：第一个是准备成立广东军区，把闽西、赣南割归闽赣两省去，这表示闽粤赣这种边区割据的形式即将终止；第二个是除了叶飞兵团外，又加上陈赓、邓华两兵团分由湘南、赣南下广东，军委已把路线及攻占韶、惠，休整一月，再攻广州的部署发来了，故着令我们即迁南雄；第三是关于电台联络的指示。这三份电报改变了华南分局的行军方向，即不能继续往闽西前进，中央指示方方要在南雄与南下大军会合。同时确定叶剑英主政广东，要求华南分局与叶剑英、陈赓、邓华还有叶飞等联络。不过，此时中央尚未有召开
12、赣州会议的指示，赣州也还没有解放。 同日，华南分局给各区党委下达加紧准备迎接大军南下工作的指示。在军事方面，要求各纵队主力必须在原来活动地区部署机动地点，一面领导各地方支队继续歼敌，肃清地反，保护夏收；一面准备随时可以调动配合大军南下作战。在群众工作方面，要求各级党委动员全党与广大群众进行迎接大军的准备工作，如健全区、乡政权，以便将群众编整为运输、担架、侦查、慰劳等各种参战队伍；坚决执行“二五”减租，迅速征收公粮，并存储于安全地区；动员全体党内外干部学习中央总政策及分局在潮汕研究总结的三十个文件，作为总施政的基础。此外，华南分局还指示香港工委立即与庄世平、许渠清通过暹罗华侨党，动员潮汕华侨，准
13、备于汕头解放后运来暹米五百万斤至一千万斤。这一阶段的准备工作为 10 月中旬大军进入广东作战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考虑到南方特殊的天气特征，而陈赓、邓华兵团的士兵多为北方人，行军途中多有不适等因素，中央军委不得不调整大军南下的时间，同意“陈赓、邓华两兵团南进时间推迟至三伏天以后” ，并决定“华南分局方方及由北平南下之叶剑英、张云逸等同志必须到达赣州举行会议，在会上决定解决占领广东的若干重要问题” 。直到 7 月 24 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才决定召开赣州会议。导致中央作出这个决定的是四野关于部队疾病情形的严重报告。此前一天，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联名给中央报告，称“目前正值三伏季节，主力部队决
14、在三伏天内不作大的行动，各部将进至指定地点休整。 ”由于大军南进的时间推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才决定召开赣州会议，商讨解放华南的各项事宜。此时方方领导的华南分局机关还陷于国民党军胡琏部的分割阻隔中，而粤北又多山，仅用一个多月时间经南雄进入赣州不大可能。 受胡琏部队所困，方方领导的华南分局一直在待在大埔附近的大塘而无法行军。8 月初，南下大军的先头部队已达赣南地区，形势越来越紧迫，方方遂向中央请示“主力是否适当给我策应，我们则可以集中力量打击平远、蕉岭之敌，北上与主力会合” 。但是，分局这种主张很快就遭到否定。11 日，中共中央复电方方，对他进行批评：“我们很早就通知你九月五日到赣州开会，你却到现
15、在还在韩江以东没有动身，却要求主力向你靠拢，打开道路，而不是你向主力靠拢，经过会议决定方针，再向粤敌进攻。 ”同时提出两个方案供方方选择，一是走五华兴宁或走寻邬会昌道路，争取于九月五日到达赣州开会。如不可能，则于九月十日或十五日到达亦可。二是根本不到赣州会议。即动身向广州方向前进，在广州附近迎接解放军。总之，中共中央态度明确，要么立即动身前往赣州，要么干脆不用去。同在这一天，叶剑英乘火车离开北平赴华南工作。 经中央这一表态，方方此时已经没有犹豫的余地，他决定排除万难北上赣州参加会议。方方在 14 日闽粤赣边区举行的送别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领导责任，指出“回来后对形势估计错误，对敌人残兵动
16、向估计不足，因而在布置上犯了错误，并且很虚心诚恳做了反省” 。这一讲话，收效极大，不仅仅消除了自离河婆、梅县以来干部中普遍的不满和抱怨，而且大大教育了干部。恰好就在这一天，十五兵团四十八军占领了赣州。而叶剑英在此前一天夜里已抵达汉口。 赣州解放后，大量国民党军沿平远、兴宁一线逃窜，分局机关西进路线受阻，不得不调整行军方向，改道北上。经方方与魏金水等人商量，华南分局决定调闽粤赣边纵主力护送，取道上杭、武平及瑞金、会昌之间，相机前往赣州。8 月 18 日，方方与华南分局工作人员离开住了足有一个月的大塘，往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地区行军，此时黄松坚带领粤赣湘边纵北二支队已经在大庾与南下主力会师。方方一行经
17、大埔、武平美杭到平远差干，8 月底到达寻邬之吉潭圩，在这里首次遇到十五兵团的部队。9 月 3 日，华南分局到达会昌县城，受到四野十五兵团四十八军的盛情招待，县城甚至打出“向闽粤赣边纵学习”的标语。休息一天后，华南分局工作人员分几批乘汽车出发，方方在 9 月 6 日到达赣州，与叶剑英、陈赓、邓华等人胜利会师。至此，方方领导的华南分局完成中共中央下达的内迁使命。以叶剑英为第一书记的新的华南分局随即成立。按照中共中央的安排，新的华南分局以叶剑英为第一书记，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此时张云逸在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实际上方方成了叶剑英的主要助手。 三、赣州会议与广东解放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
18、1949 年 9 月 7 日至 24 日，叶剑英在赣州分别主持了广东作战会议、三次分局扩大会议和高级干部会议，史称“赣州会议” 。会议研究和部署解放广东和华南的作战计划，解决党政军各级领导机构的组成和干部配备、支前工作，以及接管城市的政策、外交方针和对付帝国主义封锁等问题。赣州会议的胜利召开在广东党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会议正确评价了华南党组织的工作，促进了干部队伍的团结，为解放广东和华南统一了认识，部署了具体的军事行动，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进程。 因为史学界对赣州会议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所以笔者不再详细介绍这次会议，而是着重介绍方方在这次会议上的活动和贡献。团结会师是中共中央决定召开赣州会议的初衷。
19、当时准备入粤的干部从四面八方汇合到赣州，既有外来与本地干部，也有军队与地方干部，团结问题特别重要。如何看待华南党组织的历史地位，直接关乎广东解放后的干部关系。对此，中央军委在 9 月 8 日致电叶剑英、方方等的时候提到“方方等同志领导的华南分局及华南各地党委和人民武装有很大的成绩，新的华南分局及即将进入华南的人民解放军主力，应对此种成绩有足够而适当的估计，使两方面的同志团结融洽，互相学习，互相取长补短，以利争取伟大的胜利”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方方代表华南分局在高级干部会议上介绍广东情况。方方着重介绍了广东的具体省情、革命传统、三年游击战争以及党组织和军事武装状况，对华南党组织领导人民群众的
20、斗争作出符合实际的评价，同时也指出存在的一些问题，充分肯定南下大军的作用，强调若没有南下干部来充实，我们仍担负不了解放广东的重任。 1949 年 10 月 2 日，广东战役正式打响。10 月中旬，叶剑英和方方、邓华、赖传珠带领华南分局和十五兵团机关从赣州乘汽车出发前往广州。21 日晚，叶剑英等人抵达广州。第二天，叶剑英主持召开华南分局会议，听取广州接管情况汇报，作出今后的工作部署。会后，叶剑英和方方联名致电华中局并报中央，报告广州情况及分局的工作安排。此后，新的华南分局在广州的工作逐渐步入正轨。 总之，从 1949 年 4 月到 10 月下旬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恰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时期，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经历了内迁潮梅、赣州重组和南下广州三个阶段。华南分局内迁是解放广东的关键性前奏，当然，战争形势往往难以把握，内迁的过程也并不顺利。围绕着如何参加赣州会议，中共中央对方方产生了一些误解和不满，在建国后更加密切的工作联系中，这些情绪或多或少会有所影响。 （作者系中央党校在读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