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亲密关系：是隐藏，还是公开？摘要 媒介在浪漫传播上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手机和互联网在过去二十年的发展，中国的浪漫传播研究需要考虑媒介尤其是社会化媒介的作用。本文以深度访谈和网络问卷调查为研究方法，以欧文?戈夫曼的社会拟剧理论为分析工具，旨在探讨中国高校年轻情侣如何理解用于与恋人沟通的媒介技术以及情侣所处的社会环境如何塑造了传播媒介的意义。借助于深度访谈和网络问卷内容的分析，本文发现中国高校年轻情侣对传播媒介的偏好和使用与他们在浪漫关系上感知到的信息控制有关。他们偏爱手机短信、QQ 即时通讯工具等一对一的数字化书写，因为这种传播媒介为他们提供了斡旋于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之间的手段，并且以非介入的方
2、式逾越了两个领域的界限，进而保护私人生活免受他人的打探。然而，这不表明所有的中国高校年轻情侣都偏爱不易被人觉察的沟通手段，或者他们不会随着情况发生变化而改变其偏好。也就是说，在中国高校年轻情侣浪漫传播的语境中，私密性不一定是公共性的对立面。当浪漫关系获得所在社会圈子的普遍认同时，中国高校年轻情侣就会倾向于在公开场合简约地表达爱意，以迎合社会圈子的期待。本文进一岁的研究表明，推动情侣对各种传播媒介理解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们敏锐地意识到社交圈子的监视。严密监视和过度拥挤的生活环境以及与白领父母的密切关系促成了这种意识。愿意或不愿意，中国高校年轻情侣在彼此交流时通常会考虑窃听者。因监视而产生的信息游戏
3、主要用于处理角色冲突，更确切地说，用于保住面子。隐藏、简约表达、策略性表演、选择性透露或者完全沉默都是中国高校年轻情侣应对他人监视的文化工具箱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 中国高校年轻情侣；浪漫传播；媒介使用；私密性；公共性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一、研究背景：一个不断变化的景观中国的浪漫传播 关于中国人浪漫传播的研究，记录了中国人在浪漫表达方面不断变化的信念和行为。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关于情侣之间相互交流的跨文化研究通常发现中国人在表达男女恋爱情怀上比较间接，在情感上比较漠然。美籍华裔人类学家许娘光（Francis Hsu）在中国传统婚姻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与美国夫妇相比，中
4、国配偶不太重视互惠的自我表露和强烈情感的展示。然而，学术文献中缺乏表情的中国情侣形象在过去 20 年里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对中国北方一个农村的纵向研究中，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文化人类学教授阎云翔（Yan Yunxiang）观察到 20 世纪 90年代的女性对擅长讲风流话的男性的倾向性越来越高。正如阎云翔所指出的那样，随着传统宗族的瓦解和大家庭的缩减，情侣交流的这种变化部分归因于中国家庭中爱欲的合法化。类似的变化也出现在中国的城市中。任教于日本东京上智大学的社会学家詹姆斯?法勒（JamesFerrar）在关于上海青年文化的研究中指出，那些在 20 世纪 90 年代年满 20 岁的中国青年往往比他
5、们的前辈更容易接受用言语表达爱。 中国情侣交流行为的变化暗含了中国私人生活和社会关系的转变。以往的研究认为，中国人情感的间接表达是他们集体主义价值观取向的结果。与善于用言语表达个人需求并与他人协商的个体主义社会成员不同，来自集体主义文化的社会成员往往在表达内心感受和传递信息时非常谨慎细心，喜好用隐晦的方式。在个体主义社会，成员通常认为自身有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相比之下，集体主义社会的成员内向羞涩，不擅长自我表现，常常将自身置于社会关系中，并把对配偶的外在个人感情视为对范围更广的家庭关系的破坏。正如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莱维（Robert Levy）的追随者、美国内华达大学人类学教授威廉?姜
6、维克（William Jankowiak）和托马斯?帕拉迪诺（Thomas Paladino）所言，情感表达是语境制约的进化结果。在高度重视个人感情的文化中，感情是“有意识地训练、表达和讨论的” 。否则，感情是“匿名、不明说和隐蔽的” 。中国人对用言语表达爱的态度的转变表明当前中国社会关系的变迁，即更倾向个人主义，更强调浪漫关系。 尽管中国人正经历着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但传播方面的传统信念和规范仍对情侣的传播行为有一定的影响。法勒指出，上海青年在表达爱慕之情时经常借助流行歌曲的歌词、英语或其他方言。正如法勒所说，中国青年的语言转换将浪漫表达与一般交谈区分开来，并表明了一种窘迫感。大众媒体对中国
7、年轻情侣浪漫表达的影响似乎与传统的传播观念（包括源于道家思想的怀疑主义言论） 、传达亲密信息的传统媒介物的运用并驾齐驱。 个性化的过程、日益重要的浪漫关系以及浪漫传播的新旧话语共同形成了中国年轻情侣浪漫传播的现状。然而，言语表达的讨论往往混淆了两个不同的传播概念：信息和渠道。信息可以被言说、书写和打印，而每个渠道蕴含着一种涉及信息是如何形成的修辞情境。例如在西方历史上，当情话受到严格监管时，情书非常盛行。随着手机和互联网在过去二十年的发展，不考虑大众传媒所起作用的中国浪漫传播研究将是不完整的。 二、文献探讨 （一）媒介与爱情：中国的情书 传播媒介在西方爱的历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研究发现，当面对
8、面的交流不得体或不可能时，书信、电报和在线网站等为情侣见面创造了虚拟空间。英国莱斯特大学当代传媒系教授莫妮卡.T.惠蒂（ Monica T.Whitty）指出，纵观西方社会的约会史，情侣间的求爱行为都是要受到监控的，对情侣的监督主要是通过非正式的社区控制来实现。约会情侣普遍关心的问题是谁在监视他们的活动以及谁在他们约会和结婚对象的选择上享有发言权。并且，在究竟两人是否相配这一问题上有说话权的人的身份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当择偶需要父母的批准以及约会受到社交圈子严密监控的时候，媒介技术为情侣提供了私下沟通的手段。值得一提的是，人们发现写信在近代欧洲和北美社会重构了隐私的边界。例如，情书在 19 世
9、纪的美国大量存在，而那时的美国受维多利亚时代性道德（Victorian sexual morality）的影响，严禁诸如发出叫声、身体姿势（bodily gestures）等男女恋爱情怀的公开表达。在书信和其他媒介形式中的话语实现了与当下时空的分离，让情侣进行跨越社会和物理距离的沟通成为可能。而网络则为人们的约会提供了一个潜在的更加私密的空间，在其中人们受到的监督要少于其他传统的地方。 然而，就中国来说，关于恋人之间使用媒介的情况知之甚少。尽管中国收集和流通正版私人信函的历史十分悠久，但情书在有文字可考的前近代中国生活史上非常罕见。 “情书”这个名词最先出现在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约1240 年-
10、1320 年）的笔下，起初是用来称呼“对现实情况的描述”的。据瑞士汉学家冯铁（RaoulDavid Findeisen）的考证，在明代文学家冯梦龙成书于 1627 年的文集警世恒言中，情书的概念才是“两性之间相互倾诉爱慕之情的书面记录”的意思。前近代中国缺乏有记录的情书可能与 19 世纪晚期之前民用邮政服务不发达和女性识字水平低下有关，但也说明关于爱情和公私文书的文化信仰在有文化修养的中国人中间出现了分歧。 根据美国汉学家莫林?罗伯森（Maureen Robertson）在女性的声音：中世纪和中华帝制晚期妇女所写情诗中的性别主题之解释（Voicing the feminine： constru
11、ctions of the gendered subject in lyric poetry by women of medieval and late imperial China）一文中的说法，17 世纪以前留下文学遗产的女性都是“歌妓、艺人、女道士和生活在家庭结构外的人” 。这些女性及其文学作品的流传均表明了对儒家家庭秩序的违背和混乱。20 世纪前已知的中国情书主要写于儒家家庭制度之外，尤其是青楼女与狎妓者之间的情书。例如，情书和正确逛妓院的指南一同出现在明代家庭百科全书中。在晚明的书信写作手册上，由妻子所写的书信让人联想到家庭的责任和配偶的忠贞，反之，那些被认为是由歌妓所写的书信则表现
12、出了激情和欲望。公开流传的情话与抛头露面的女性联系在一起，因而会受到道德上的质疑。缺乏记录在案的情书可以与中国帝制时期公私领域的性别化组织边界、艺人与上流女性的阶级划分相联系。 20 世纪初期，随着反对儒家家庭制度及其两性关系的五四运动的兴起，情书在公共场合的流传激增。瑞士汉学家冯铁在从文学到爱情：情书题材的繁荣与衰落 （From literature to love： Glory and decline of the love letter genre） 一文中对民国时期的情书进行了专门研究。冯铁的文章系统阐述了从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到 30 年代早期，受西方浪漫主义影响的“文学伉俪
13、”创作出版了大量的情书作品集，如鲁迅与徐广平的两地书 、徐志摩与陆小曼的爱眉小札 、郁达夫与王映霞的穷冬日记 、胡适与韦莲司（Edith Clifford Williams）的相思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今生今世 、沈从文与张兆和的从文家书 、章衣萍与吴曙天的情书一束 ，以此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李欧梵（LeoOu-fan Lee）的著作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 （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writers）记载，“章衣萍的情书一束在 1926 年出版的头两个月，就卖了三千本，并被翻译成俄文。一位朋友告诉章衣萍，在厦门几乎每个
14、女学生都读过情书一束 ”。反传统观念习俗者的情书出版彻底改变了中国人对爱情、两性关系和浪漫传播的想象，公私领域的性别边界和女性出现在公共场合的道德过失受到严重挑战。尽管作为传播媒介的书信为有文化的恋人用语言创造亲密世界提供了可能，但对作为一种传播形态的书信的应用和解释则视特定历史条件下关于爱情、性别和阶级关系的文化信仰情况而定。 （二）媒介技术与文化 中国情书简史说明了媒介技术、文化和社会关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尽管传播媒介的发展为跨越空间和时间的情感交流创造了机会，它的使用通常发生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并由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所建构。例如，印刷之类的媒介技术和电视节目之类的媒介产品可能以不同方式运
15、用于多样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传播媒介和社会关系之间这种兼具约束和授权的关系让人联想到德国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 n rgen Habermas）关于媒介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the bourgeois public sphere）的论断：当书信和期刊传播帮助创建现代主体（modern subjects）和公民批评家（citizen-critics）时，与这一转型相伴的是小家庭（conjugal family）的兴起和资产阶级对自我和他人之间纯粹、人性、真实关系的追求。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媒介、认知与传播系教授克劳斯?布鲁恩?延森（Klaus Bruhn Jensen）对媒介和文化作出了类似的论
16、断。正如延森所说，工具和技术仅仅在最初的阶段决定媒介的使用。为了理解传播媒介如何按照原貌呈现自身，人们需要知道媒介能让人们做什么以及使用者是如何把媒介的使用看作是有意义的。遵循亚里士多德关于潜能（potentiality）与现实（actuality）的二元论思想，延森认为媒介技术具有在任何特定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下能够部分实现的潜能。如同延森所说，媒介的三个层面物质（materials） 、形态（modalities）和制度（institutions） ，都拥有自己的潜能或可供性（affordance） ， “即不同物质所具有的成为媒介的潜能，而媒介则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形态中产生嬗变，并随着时
17、间的推移而积蓄动能（结构性影响） ”。正如延森所言，媒介的意义产生于媒介物质与形式的互动之中，也就是说，媒介物质转变为有意义的媒介形式。媒介物质和形式，包括身体、面部、演讲和书写，可能对于不同文化群落的使用者具有不同的意义。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传播与文化系助理教授伊兰娜?格尔森（Ilana Gershon）对美国大学生感情破裂的研究一分手 2.0 时代：通过新媒体结束关系 （The breakup 2.0：Disconnecting over new media）提供了媒介的文化意义的示例。格尔森发现，媒介使用者经常基于分手提出者的媒介选择来归结其意图。例如，人们通常认为通过手机短信
18、发送分手信息是怯懦或缺少尊重的表现，因为这种行为没有给恋人陈词的机会。台湾学者邓郁馨和王嵩音的研究探讨情侣如何通过各种不同的传播沟通工具维系关系，并检视交往时间长短、交往距离和关系满意度等情侣关系形态对正、负向关系维系行为的影响。他们发现，在情侣沟通渠道中，除了面对面的直接接触外，智能手机以及社交网站已经成为普遍的沟通桥梁。但是无论如何， “见面”仍然是最佳的沟通途径。人们的这种观念，即面对面交谈为情感及关系协商提供了一个更加民主的过程，是短信中“媒介意识形态” （mediaideology）的重要来源。正如美国爱荷华大学传播学系教授约翰?达勒姆?彼得斯（John DurhamPeters）所
19、指出的那样，尽管面对面交流不一定比媒介化交流民主，但这一观点反映了西方国家在沟通方面的文化理想，即思想的融合。“无中介” （unmediated）的面对面互动被认为是更加个性化且不易受工具理性目的操控的交流方式。个性化的意义和不带个人色彩的冷淡之间的巨大分野本身就是西方现代化的产物。正如杰夫?温特布劳（Jeff Weintraub）在区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理论和政治 （The theory andpolitics of public/private distinction）一文中所言，私人和公共领域的极化是现代生活的特征，前者被指定为“家庭、朋友圈和初级群体等具有人情味的 、感情色彩强烈的、
20、亲密的领域” ，后者是指“市场和正式制度等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非常工具理性的领域” 。因此，无中介的文化理想和公私分明的现状共同促使了媒介使用者将意义归因于传播技术和面对面交流。 三、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问题 为了理解媒介对使用者具有多大的意义，笔者将从探讨传播的文化话语和媒介使用者所处的社会关系中受益。理解了媒介与社会关系的关系之后，这项研究就中国高校年轻情侣的媒介使用情况提出如下问题：1.中国高校年轻情侣如何理解用于与恋人沟通的媒介技术？2.中国高校年轻情侣所处的社会环境如何塑造了传播媒介的意义？ （二）方法说明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笔者于 2014 年寒假在广州进行了一项深度访谈
21、。通过便利抽样法，这项研究招募了 19 名参与者。其中的 15 名是广州一所高校的校友或在读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 。其余 4 名是其他高校的毕业生。大多数（19 名参与者中的 17 名）参与者是 20 来岁的年轻人。17 名参与者的感情状况为单身、正在恋爱或刚刚恋爱。只有 2 名参与者已经结婚，年龄在 30 岁出头。 访谈是半结构化的，就参与者运用各种媒介与其恋人交流的经历提出问题。参与者谈论自己使用什么样的媒介技术与恋人交流，以及如何理解自己的媒介选择。对访谈的分析遵循了延森传播与媒介研究的双重诠释（doublehermeneutics） ，也就是，融合了媒介使用者本人和研究者的视角。其
22、中，研究者特别关注媒介选择、使用者的意义建构与传播的社会语境之间的联系。出于对访谈对象隐私的保护，研究内容部分出现的人名均用化名代替。 虽然深度访谈能够了解高校年轻情侣复杂的行为并获取相关的细节信息，但由于访谈的地域和对象有限，深度访谈得出的结果是否具备普适性还有待验证。因此，本研究在深度访谈的基础上辅之以网络问卷调查，以弥补深度访谈的缺陷。之所以选择网络问卷调查，是出于以下四个方面的考量：第一，对于高校年轻情侣而言，恋爱这种亲密行为仍属于敏感问题。采用传统的社会调查法，年轻情侣往往会有一定的压力，不愿意吐露实情，甚至予以拒绝。而网络问卷调查是以匿名的方式进行的，会减轻年轻情侣的顾虑和担心，从而增加他们参与合作的意愿，提高问卷调查的质量。第二，网络问卷调查不受时空限制，能够进行跨地域的调查，同时降低研究者和参与者的成本。依据游森期与余民宁的研究，网络问卷和传统问卷所得到的资料具有相同的心理计量特征，因此网络问卷可以是传统问卷的可行替代方案。第三，网络问卷调查符合高校年轻情侣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习惯。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 36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5 年6 月，中国互联网的普及率为 48.8%，网民规模达 6.68 亿。从性别结构
